摘要：博物馆基本业务随博物馆行业发展而被确定。具有服从和支撑博物馆定位，受博物馆定位制约，及逻辑关系形态多样的特点。博物馆基本业务逻辑是对基本业务的关系及业务进展方向的认知，影响博物馆业务内涵和业务重点的判定。通过对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传播、陈列等多项业务形态的分析，建议博物馆构建以“知识”为核心的“知识构建、管理与体验”的业务逻辑及业务支撑体系，增强公众对博物馆的利用，用知识服务社会和增进民众发展能力。
博物馆业务是博物馆实践层面日常开展的专业工作，博物馆基本业务是博物馆学层面对博物馆专业性节点业务性质及内容的描述。
博物馆基本业务是以分工为标准，对发生在博物馆机构内部的为实现博物馆组织目标的业务活动进行分析，根据业务对象、技能和手段的特性，确定博物馆业务过程的边界和产出形态，用表现该项具体业务产出及工作特性的词语指称该业务。
博物馆基本业务涵盖了博物馆的基本业务范畴，体现博物馆基本功能，体现博物馆作为社会活动实体的工作意义和社会价值，也表明博物馆与相邻社会活动实体的界线。
博物馆基本业务体系
博物馆基本业务是随博物馆行业发展而被确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情状。
博物馆基本业务受博物馆社会责任和机构目的的制约，不同类型和不同业态的博物馆其基本业务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是具有个性的，但基本业务的节点特性和核心内容是一致的。随着博物馆行业自主独立及自洽状态的形成完善，博物馆基本业务的种类逐渐明确且增加。
国际博协在“博物馆”历次定义中对博物馆业务的描述，清晰反映出对博物馆基本业务的认识过程。
1951年国际博协定义中只明确提出“展出”一项业务，1969年则提出“保护、陈列”两项业务，1974年定义扩充为“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等五项业务，这一表述沿用至今。在具有不同博物馆工作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其博物馆基本业务也具有地域特色，如英国博物馆与美术馆委员会1984年博物馆定义列举的“收集、记录、保护、陈列、阐释”，英国博物馆协会2002年《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申明的“搜集、保护、利用”；美国博物馆协会1962年发布的博物馆定义中指出博物馆业务包括了“保存、保护、研究、阐释、收集、陈列”。“收藏、保护、研究、传播、陈列”是博物馆作为独立社会行业后对行业特色的归纳。近代公共博物馆曾作为科学研究支撑系统，也曾作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也曾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物，这些社会需求和社会责任都在博物馆业务中留下印记。
博物馆基本业务是博物馆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博物馆成为独立社会行业的基石。
博物馆基本业务与“博物馆功能”概念有密切的关联，但也存在明确不同，博物馆基本业务概念侧重于描述博物馆业务的实践操作活动，博物馆功能概念侧重于博物馆与特定社会需求关系的反应。
博物馆功能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意义和价值方式的形式，多与博物馆本体相联系，是博物馆本体能力的表达，博物馆常常具有多项功能，其相互关系是分离的，多为并置的，且没有孰轻孰重的层阶之分，没有孰先孰后的次第关系。
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是博物馆学概念，反映作为实存的博物馆结构的构成形态和关键节点。
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由博物馆业务所处理质料的形变状态决定，博物馆业务工作质料从原初状态变形为最终产出所需要经历的处置环节。
博物馆业务工作质料是业务活动所处理的对象，包括处理对象的实物本体和业务活动涉及的非实物性内容，其形变包括实物本体属性及状态的变化，也包括其非实物内容的属性及可量化内容的变化。如博物馆藏品的征集业务，一个物件从最初的“原生态”物件到博物馆藏品，会根据博物馆藏品标准和博物馆藏品保存标准进行处理，并根据博物馆藏品信息管理标准进行数据采集，经过处理的博物馆藏品，尽管外观形态基本未变，但该物品的性质已从外在于博物馆的“物”转变为博物馆藏品，成为此后博物馆各项业务的工作对象或工作载体，从非博物馆状态转换为“博物馆要素”。
位于博物馆藏品征集业务之后的各项业务，都是基于藏品征集业务的工作成果而开展，与博物馆藏品征集业务构成因果关系。
博物馆基本业务受到博物馆工作目的的约束，受到博物馆工作传统的影响。近代公共博物馆的业务活动在工业化社会条件下，为提高博物馆工作效率和效益，将达成博物馆目的的活动人为切分为若干部分，切分的条件是区间工作的性质和目标，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规则、标准和评价因素，以及近代组织层阶管理模式下对工作人员的管理要求。
随着博物馆专业化进展，博物馆基本业务分工与岗位管理更紧密结合，博物馆专业人员身份逐渐成为基本业务的“代名词”，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强化固化了对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的认知，深化了不同基本业务节点的区隔，突出了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与博物馆组织的关联，淡化了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间的联系。
近年来博物馆学对博物馆本质特点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着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的内容，重构着博物馆基本业务的内容及关联状态。
博物馆基本业务逻辑
博物馆基本业务逻辑是在对博物馆目标达成路径和主要业务性质认识的基础上，对基本业务的关系以及业务进展方向的认知，这影响到对博物馆业务内涵和业务重点的判定。
二十世纪中期，我国博物馆工作者强调“博物馆最大目的，为辅助教育”，博物馆主要业务要为实现博物馆教育目标服务，博物馆主要业务包括收藏、保存、研究、教育①。抗日战争期间，曾昭燏提出博物馆工作还应包括“战时工作”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博物馆确定了保护文物和宣传教育两大任务，博物馆主要业务活动也体现了达成这两大任务的需要，包括搜集、保管、陈列、群众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藏品搜集工作对其它业务起保障作用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博物馆与国际博物馆界广泛交流，认同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服务社会和社会发展”的定义，参考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职能的阐述，指出博物馆“是对文物标本进行收集、保藏、研究、陈列，传播文化科学信息，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主要业务包括藏品征集、藏品管理、藏品保护、陈列、教育与服务、科学研究等④。
上述关于博物馆业务的论述，多侧重介绍各项业务工作的对象、内容、任务、目的，但没有进一步论述各项业务的联系和逻辑关系。那么，各项业务的表述顺序表达了怎样的意思呢，是业务的重要性，还是业务的前后次序，还是业务的递进或因果的逻辑关系？这些意思，可能只有靠读者自行揣摩和理解了。
综合前述国内外博物馆基本业务，可以归纳出博物馆基本业务的特点。
其一，博物馆业务要服从和支撑博物馆定位。
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和博物馆学的归纳总结，博物馆业务形成了比较一致的业务形态，即以物在博物馆语境中的意义转变为线索，将物纳入博物馆结构中，实现物对博物馆意义构成和组织目的达成的作用。但是，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条件下运营，需要根据社会环境和行业竞争制定博物馆发展战略，彰显博物馆机构特点。
博物馆定位即博物馆治理机构在对本馆特质、社会条件、社群构成、目标观众、资源保障、发展战略等关键因素综合评估基础上，对博物馆组织身份、组织形象、运营理念、工作重点和产出内容的战略性规定。
其二，受博物馆定位制约，博物馆业务性质及工作重点采取不同取向和工作路径。
大致可区分为
藏品、教育、信息传播
等类型。以藏品为业务对象，博物馆基本业务多依循物品的识别、管理、物品研究、研究成果发表、成果转化的路径。
博物馆业务工作对象是数据和数据库，工作路径符合数据、信息管理及利用流程，业务节点包括信息提取、整理、数据库建设与管理、数据再现、数据利用等。博物馆藏品成为信息携带者和信息真实性的验证者，成为信息呈现和被解读的文本，藏品实物被抽象为“符号”，成为原始信息的“档案”。
其三，博物馆基本业务的逻辑关系呈现多种形态。
由于博物馆定位和工作目的的不同，对博物馆业务的工作对象性质认知的差异，对博物馆藏品在业务中作用的理解不同，博物馆基本业务节点间的关系可表现为递进、因果、包含、并置等形态。
递进关系是业务链环环相扣，且前一环节的工作成果是下一环节的工作内容，例如藏品管理要以征集实物的基础上编制藏品档案，藏品及其档案资料成为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递进关系业务链常出现在以研究或藏品保藏为目标的博物馆中；因果关系是前一工作环节遇到的问题成为下一环节的工作重点，例如博物馆藏品的腐蚀蜕变问题成为博物馆藏品保存工作的主要处理对象，又如藏品信息的科学管理成为藏品登记部门的主要内容。
因果关系在博物馆业务链上有时呈现反向状态，处在业务链后端的业务需求成为前段业务的工作对象，如博物馆陈列对实物展品的需求；包含关系是特定业务的内容及要求涵盖了其它业务，例如博物馆展陈工作要涉及藏品管理、博物馆教育、展陈制作等多项业务；并置关系是两个或多个博物馆业务有自己的完整的业务内容，不依托或较少依托其他业务的输出。例如博物馆的数字业务更多依托数字化内容，其业务手段和输出与传统实物性业务有显著区分。
此种形态的业务逻辑关系多出现在以产出为焦点的博物馆中，如教育定位或传播定位的博物馆，其主要业务活动与藏品管理业务常表现为并置状态。
分析博物馆基本业务、博物馆业务产出与博物馆定位的关系，笔者注意到博物馆基本业务链存在薄弱环节，甚至存在着错位或断裂。
“博物馆藏品”曾经作为博物馆业务的贯穿要素，作为博物馆一切业务的物质基础，这一解读突出了博物馆业务的“物”的特点，各项业务在博物馆“物”的支撑下完成自身的业务内容，例如博物馆藏品管理只要把“博物馆藏品”管理好就基本达成工作目的，并实现博物馆的文物“保藏”功能。
以博物馆“物”为业务平台不能说明各项业务的相互关系，也无法说明各业务的工作主轴。
此外，以博物馆“物”为博物馆业务平台，是一种内向内聚的业务体制，将博物馆观众和公众排除在博物馆业务之外，使得观众难以进入博物馆基本业务系统。博物馆与观众或公众的交流活动被置于“次生”或“衍生”的位置。博物馆业务与观众的脱节，且博物馆业务以“物”为平台，也会造成“物”成为博物馆与观众的纽带，观众来博物馆只能看到“物”。
“知识构建、管理与体验”
的业务逻辑及业务体系
如何将博物馆基本业务通过贯通性的内在因素联系起来，如何让贯通性因素成为联结且推进博物馆基本业务的动力，如何将博物馆观众或公众纳入博物馆业务领域，如何让博物馆既有因本馆定位制约的业务焦点又不脱离普遍性的博物馆业务属性？笔者建议构建“知识构建、管理与体验”的业务逻辑及业务支撑体系。“知识构建、管理与体验”业务逻辑是公共博物馆历史发展的必然，贯穿公共博物馆发展过程，且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社会机构的内在支撑。
近现代公共博物馆的出现是为了达成构建理性实证知识体系的目标，博物馆是继自然知识、宗教知识之后的新知识形态的标志。
近现代公共博物馆的直接源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者的“书斋”，其是学者构建理性实证知识的工作室，而不仅仅是写作的书房。博物馆活动是获取、积聚和整理客观存在的未知物品，通过客观的描述、分析和抽象思辨，将博物馆收集的物品纳入特定知识范畴，并通过这些物品证实研究者的命题及其论证结果的客观真实和普适性。
近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意义就在于为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发展提供了真实素材，为科学研究提供实物支持，并为深入研究提供原始素材资料。博物馆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播和传承机构，在博物馆中人们可以沉浸在科研资料中，了解具体科研成果的起因过程和成果，学习不同门类科学知识，认同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养成科学信念和态度。
以“知识构建和传播”为主轴的基本业务，在博物馆发展历程中，随着业务工作量和观众的增长，业务形态逐步细分为“收藏、保护、研究、传播、陈列”等多项业务，业务人员也由典藏管理员（curator）为主演变为多个专业，这让原本统一的业务状态转变为由多个业务部门构成的业务链或业务树。一些业务部门为建树自己的专业领域和专业形象，将本专业从博物馆业务链中“脱颖而出”，并基于部门业务特点及目标重新解释或重构博物馆业务系统，这也导致“知识构建与传播”的业务主轴被肢解被淡忘。
“知识构建、管理与体验”业务逻辑的核心是“知识”，是知识的构建、积聚、验证和传播。“知识构建与体验”业务体制注意到现实中多部门分工的实际状态，将博物馆一贯坚持的“知识构建与传播”的工作意义与业务分工相结合，基于理性实证知识的构建与传播过程，明确各基本业务节点在“知识构建、管理与体验”过程中的阶段性意义和价值。
博物馆“收藏”
是将客观存在以物的形态纳入博物馆知识研究系统，这些物或来自物质世界，或作为文化现象的记录物，或是人类行为过程的物化载体。
博物馆“保护”
博物馆“研究”
博物馆“陈列”
博物馆“教育”
是在博物馆场景中应用现代教学方法进行知识教学和技能养成，以及对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培育和提升。近代公共博物馆最早出现在大学中，且常常与图书馆相伴，这应该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博物馆作为知识传授机构的体现。学校制度是现代社会进行知识传授的高效路径，其教授的知识是现代新知识系统，其教学方法也适应现代知识的特质，将实验实证方法移植到学校教学中，实物教学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
博物馆是开展实物教学的最佳场所，知识语境中的实物成为教授和学习知识的最佳工具。博物馆中的学习也是学习者体验知识构建过程和方法的最好机会，看到各样实物，接触到碎片化的数据，从数据整理中寻求可能的解释，结合博物馆呈现的知识验证自己的认知，对博物馆知识进行批判性思辨。博物馆实物为多元解读提供了可能，这也促使学习者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比较，融会贯通。
博物馆教育培养学习者对知识的积极态度，认识到知识构建是持续的过程，知识内容是持续优化重构的，知识方法会不断创新，知识解读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知识需要一代代人持续接力，每一代人都要有探索未知的勇气，有创新知识的勇气。
博物馆“传播”
是博物馆利用传播媒介在馆内外传播知识，并在传播互动中鼓励公众参与博物馆知识构建。博物馆传播是让知识走出博物馆，走出学术象牙塔的重要途径。
博物馆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知识，但传播受众却是社会公众，是有着不同知识结构、知识水准、知识需求且学习偏好的不同人群，博物馆传播需要根据媒介形态、使用偏好和受众群体特点对知识内容进行改编，选择最适传播方法，让知识触及惠及更多人。近年来，博物馆“传播”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更成为鼓励更多人参与博物馆知识构建与体验的重要渠道。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很多社会人士利用博物馆发布的数据，形成博物馆知识构建和体验的“次生中心”，并将知识构建成果反馈给博物馆，这极大扩展了博物馆知识构建共同体，从博物馆传播角度看，这也让更多人接触博物馆知识构建的模式及方法。
博物馆“知识构建与体验”业务体系中的各项基本业务，业务专业人员的具体工作内容尽管不同，但工作的目标是知识，且各基本业务的成果都是某种形态的知识，并作为其它业务的知识性输入和知识构建工作支持。
作为整体性的博物馆“知识构建与体验”业务体系，整合各基本业务的专业性，凝聚为知识构建的合力，加强博物馆知识构建的能力，在知识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博物馆“知识构建与体验”业务体系也有利于公众对博物馆的利用，有助于公众形成合理的博物馆预期，当观众进入博物馆，可以感受到“知识”的无处不在，既感知到前人构建知识的智慧，也激励自身智能参与知识的构建，体会到“知识”不是用来记忆的，而是用来点燃智慧的火花。
余论
博物馆“识构建与体验”基本业务体系的形成是博物馆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标志。
基于现代知识的开放性、科学性、民主性的特质，博物馆基本业务也具有协同性、知识性、包容性的特点，博物馆的知识构建和体验工作体系既要保障自身业务的正确方向，也是与其他知识构建机构业务活动的联结点，是对公众知识体验和智识能力提升诉求的回应。
博物馆“知识构建与体验”基本业务体系建设需要相应业务体制机制和专业队伍的支持，需要博物馆业务制度的保障。博物馆要对业务工作统筹安排，将知识构建作为业务体系主轴和基础，明确各项基本业务的知识构建或知识体验的责任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