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让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处于“封闭与开放”的双重节奏中，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碎片化的文化事象，而是有着与中国社会文化延续同步的体系性。基于此，笔者梳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并借用“文化中国”的概念，展示出“国家”叙事如何通过历史、地缘和文化的表述，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被延续、解构和重构。与此同时，本文也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复兴，对于当代构建“国家”叙事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朱伟(1983-)，男，河北青县人，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广东广州，510075)
列维-斯特劳斯将“封闭与开放”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存在与繁衍的双重节奏，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正是这一现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新时代的“田园牧歌”，它已经走向世界舞台，逐渐成为中国话语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借用了中国文化的符号。“开放”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之相应的，在当前情势下如何梳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叙事，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如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如何在“封闭与开放”的双重节奏中自由切换？这些问题需要以一种“遥远的目光”的整体性思维来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寻灵感，从而重新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叙事体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叙事体系
从杜、李两位先生的叙述中，或许为反观文化政策的实效提供了一定的切入点。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文化传统”的重构与永续发展，但是记录账目式的方式，结果往往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和政治化的。就国家所认定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对于个体的意义往往掩盖了群体文化的特性，而价值认定又冲淡了其中的家国情怀。当然，如果撇开国家行政话语体系的影响，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现出文化上的关联性，已经勾勒出一个文化体系上的中国。诸如在具象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地域性的口头文学、民间祭典和仪式活动等，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中原情结”往往成为最为深刻的人文背景，而“从周边看中心”的学术视角则为我们建构“文化中国”系统提供了最直接的切入点，华南地区在其中具有典型意义。
二、岭南非遗中的家国叙事
在岭南地区，民间的“中原”“王朝”等表述往往被等同于对国家的叙述，而家族主义盛行则将“家”与“国”杂糅起来，家族的绵延与王朝的兴衰同步，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体系。广府地区关于珠玑巷人南迁的传说尤为兴盛，不仅各姓氏族谱中多记载先祖经珠玑巷南迁而来，民间还有各种关于祖居地和先祖迁徙的传说，不少人也到珠玑巷寻根问祖。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关于珠玑巷的得名，黄淑娉先生记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源于唐代张氏家族七世同居，得赐珠玑绦环以旌之；其二是宋南渡诸朝臣到南雄时称其地为珠玑巷以志故乡之思。她认为“都与北方汉人南迁的历史事实相联系”。不单如此，在珠三角地区关于族群历史的记述中，珠玑巷传说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缩影，成为了中原历史与岭南地区开发史的衔接点。
在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诸如此类叙事举不胜举。特别是关于南宋与崖山等的历史叙述，在江门地区有“崖门海战流传故事”，在深圳、东莞等地的“大盆菜”习俗，相传其起源与流亡广东的南宋少帝有着密切关系，潮州单枞茶中最负盛名的“宋种”，更是传说自南宋少帝赵昺饮后才广泛种植。龚佩华先生调查的台山浮石赵氏，自认为其开基始祖“浮石宗远公是逊崖公(赵必次)的嫡长曾孙，是赵氏宗族逊崖先祖的合法继承人。逊崖是最早来到广东的，是赵匡胤家族的宗室后裔，是太宗皇帝的十一世孙，是以宗室身份扈从端宗由江南至闽入广的。”珠海斗门延续着赵氏家族的祭礼活动，在当地人心目中具有某种神圣感；东莞千角灯的起源与皇姑赵美容(传说为赵匡胤之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据传有其亲手绣制的“二十四孝”图灯带，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对于传统文化事项起源的叙述，与华南地区家族族谱中的历史建构异曲同工，宋代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分界，这与岭南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开发大致是同期的。
当然，不管是祖先南迁的传说，还是宋帝岭南蒙难的历史叙述，其中不难发现广东各族群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常言“礼失而求诸野”，这对于岭南地区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瘴疠之地留存着正统的文化，让许多人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如西江流域的“高要春社”和“加冠命字”，保留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社稷坛崇拜和“冠礼”，或许存续这些在中原文化已失去的事象，正是对应“中心”的“野”的存在意义。此外，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仍旧保留着农耕文明的基因和儒家的影响，其中心仍是向着中原的文明。对华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与叙述中，麻国庆先生曾多次谈及这种“中心向北”的叙事结构，并且将“跨区域社会的文化表达”归结为文化中国。当然，华南只是文化“差序格局”的一环，但却是最为特殊的一环。由此延伸，东南亚地区、海外华人华侨，都将被纳入“文化中国”的体系——这也是“作为方法的华南”所代表的意义之一。
三、“家国天下”叙事传统的断裂
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这是传统中国对于世界的观照与认知，这里的家、国、天下并非实体，而是文化概念的集合，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盛行，中国的“家”已向着具象化的“家庭”转变，而“国”也一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弹性概念，至于“天下”则被现代技术的发展所解构。其实，“家国天下”所代表的，正是文化上、观念上的中国。如果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为核心，重构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与延续的脉络，不难发现传统中国对于“家”“国”与“天下”的观照，正随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而发生着断裂与解构。
其实，如今国家所认定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已经缺乏了传统仪式的体系性特征——“最直接的体现是传统官祭仪式和官方祀典的整体性消亡，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祀典的秩序性与地域性”。李零先生称，“四海一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并认为这是国家的统治术。这一观点带有明显的权力主义解读，但却必须承认其合理性。以祭祀南海的波罗诞为例，官方祭祀南海的仪式可上溯至隋代，历代王朝更迭也未曾断绝，其背后隐藏着关于“四海”的观念。如今，波罗诞仍是华南地区最为盛大的民俗活动之一，其水上庆会、四乡会景、化妆巡游、龙狮相会、飘色表演、大戏杂耍、龙舟盛会、文人雅集、花朝节等活动精彩纷呈，波罗鸡、波罗符、波罗粽等带有鲜明民俗风情的事物仍在民间具有广阔的市场，“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不只是一句民俗谚语，更表达了人们对波罗诞的态度。虽然新时期波罗诞迎来了传统复兴，但不得不说，与民间祭祀相对应的，对南海神的国家祭祀已经不再，地方政府虽然不断进行仪式的重新建构，但却局限在这一文化事项本身，缺乏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观照。
表一:礼乐龙舟与里坊、村落对照表
正如在岭南诸多民俗活动中所看到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尚在，而其对于“天下”与“国家”的观照却缺乏必要的传承；加之国家化的仪式体系多已不复存在，其或被历史过程所解构，或隐藏于某些特定的仪式环节、民间叙述的背后。“家国天下”在传统文化所建构的话语中，已然被肢解为一个个单独的概念，现实语境中如何重构“文化中国”的体系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文化中国的现实观照
笔者探讨过“社会主义新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成型与发展过程，认为“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建立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上的，传统与革命、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化与国家化等各种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交融、博弈，有摒弃、有再造、有濡化、有复兴，且随着社会形势变迁其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延伸，不管是从何种角度，文化的“中国”一直都在，甚至成为当代诸多非遗赖以存续和复兴的根本力量源泉。李亦园先生对于“文化中国”与“小传统”的论述，对于“文化中国”叙述框架下的非遗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其解析却无法抛开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大传统”。
过去汉学界普遍强调中国社会的“儒家”特质，但是革命以来特别是近百年的社会转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发生着何种变化？由此而来，当代中国对于国家化仪式传统的重构过程，乃至于当前对于“一带一路”的建构，如果简单认为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原，那么在新的中国能否重建“天下”的观念与秩序？如果要将这一重构过程解释为现实条件下的文化再生产，那就必须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着中国国际化的文化视野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以及新形势下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构，有别于传统的“文化中国”已经在逐渐成型。
（原载《文化遗产》2018年0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建议使用360极速、Chrome、Firefox浏览器，最佳分辨率1920×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