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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30甘肃
四川博物院，这座承载着西南地区丰富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始建于1941年，坐落于风景如画的四川省成都市浣花南路251号。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它在全国公共博物馆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经岁月的洗礼，四川博物院在2009年迎来了新馆的落成，也正式更名为“四川博物院”，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四川博物院的建筑风格独特，古朴典雅，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走进博物院，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古代世界。
在这里，珍藏着数以万计的文物，它们见证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截止到2023年10月，四川博物院已经拥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更是高达7万余件。
这些文物包括了各种历史时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书画等，每一件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和三星堆青铜器了。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了博物院的一大亮点。这些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将古代佛教文化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幅壁画都仿佛是一个故事，引领着观众走进那个神秘而遥远的时代。
而三星堆青铜器则是四川博物院的另一大镇馆之宝。
这些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代表了古代巴蜀地区的高度文明。它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让人们得以窥见古代巴蜀文化的辉煌与灿烂。
除了珍贵的文物外，四川博物院还拥有一支专业的研究团队。这些专职、兼职研究员们，凭借着对历史的热爱和对文化的执着，致力于对博物院藏品的深入研究和挖掘。
他们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四川博物院藏〈格萨尔〉唐卡研究》、《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研究》、《馆藏书画精品集》等，为学术界和公众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精神食粮。
此外，四川博物院还积极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2011年，“四川博物院修复能力提升”项目更是被国家文物局确立为全国两个试点项目之一，这标志着四川博物院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2012年10月，四川博物院更是荣获了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殊荣。这一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博物院多年来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其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博物馆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的认可。
走进四川博物院，仿佛走进了一个历史的长廊。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印记上，每一个展品都诉说着一段传奇的故事。这里不仅有历史的厚重感，更有文化的深沉内涵。它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在四川博物院的展览中，你还可以看到各种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这些展览不仅展示了四川地区的独特文化，还涵盖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通过这些展览，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感受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此外，四川博物院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和体验。在博物院内，设有多个互动体验区，让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到文物的鉴赏和研究中来。这些互动体验项目不仅增加了参观的趣味性，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文物的背后故事。
除了实体展览外，四川博物院还积极开展线上活动，通过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向更多的人展示其丰富的藏品和研究成果。这些线上活动不仅拓宽了博物院的传播渠道，也让更多的人能够随时随地地了解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总的来说，四川博物院是一座集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它以其丰富的藏品、专业的研究团队和独特的展览形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
在这里，人们可以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深沉。
四川博物院不仅是西南地区的文化地标，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了解四川、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我们先来看看四川博物院13大镇馆之宝都是哪些神秘文物，它们又承载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中唐时期，一位伎乐天菩萨的绢本画像在榆林15窟前室窟顶被发现。这幅画像是张大千精心临摹的，每一个细节都显得生动而真实。画中的菩萨面像丰腴，神态安祥，宛如真人一般。她身着一袭华美的长巾，随着她的动作飘转，仿佛带着仙气。菩萨一手握着琴，一手轻轻拨弦，动作自然流畅，仿佛正在演奏一曲天籁之音。这幅画像不仅展现了中唐时期绘画艺术的精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伎乐天菩萨的神秘与美丽。
《腊梅双禽图》是一幅纵25.8厘米，横26.1厘米的绢本设色画作。画中，一枝腊梅巧妙地穿插于郁郁常青的柏枝间，显得生机盎然。两只山雀，一前一后，顾盼有情地鸣于枝头，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赵佶以细腻的笔法，将交叠生长的柏稍与腊梅描绘得栩栩如生。梅枝上，一对山雀相视而鸣，白梅点缀其间，春意微露，令人心旷神怡。山雀的眼睛以生漆点绘，神采奕奕，这正是赵佶擅长的点睛之笔。画面右下角题有“天下一人”四字，其上钤有“御书”葫芦形印，显示了这幅画的尊贵身份。左下角则钤有清代鉴定家“于腾私印”，证明了这幅画的历史价值。整幅画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展现出了春天的美好与希望。
在遥远的唐代，一件奇特而精美的瓷俑在1978年的重庆万州驸马乡被发掘出来。这件瓷俑高达9.2厘米，底长7.8厘米，底宽6.3厘米，灰白胎上覆盖着青黄釉，显得既古朴又典雅。瓷俑的上半身是人的形态，而下半身则巧妙地化身为一只雄鸡。它俯卧在长方形座上，人头梳着整齐的发髻，脸庞丰盈，双目微合，仿佛沉浸在某种思绪中。鸡胸高昂，鸡尾高翘，双翅展开，双脚张爪并列前伸，整个姿态仿佛即将飞翔，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这件瓷俑造型别致，极富想象力，无疑是唐代瓷器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救八难绿度母唐卡，一幅凝聚了康巴地区十九世纪艺术精华的瑰宝。这幅唐卡构图精妙，虽繁复却丝毫不显杂乱，色彩缤纷且不俗气，展现出画师的高超技艺。它融合了新勉派和司徒画派的技法，独具一格。这幅唐卡是众多度母法类中较为罕见的一种，它根据度母救度八位佛教论师脱离八种灾难的事迹绘制而成。画面以本生图的形式，巧妙地将八个故事融入一张唐卡之中，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度母慈悲救度的伟大事迹。
在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五代前蜀帝王建墓中，一件珍贵的文物——玉谥宝，重见天日。这件国家一级文物，长11.7厘米，宽10.7厘米，高11.4厘米，白玉质地，中部略厚，微微凸起。其钮雕龙形，龙头有角，身腹均刻麟甲，尾部卷曲于右侧，麟甲之上，原本贴有金箔，更显华贵。玉谥宝前面阴刻着展翅飞翔的凤纹，左右两侧则是龙纹，后面则刻有一兽，奔腾于祥云中，寓意着帝王的威武与神圣。谥宝下方正面阴刻着篆书谥号：“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共十四字，刀法流畅，字体匀称，彰显出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深厚文化底蕴。
梁普通四年，一位技艺高超的匠人精心雕琢了一尊释迦造像龛。这尊龛采用青砂石材质，圆雕小巧，充满神韵。正面浮雕上，释迦佛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面带微笑，慈眉善目。四菩萨四弟子二天王分列两侧，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座下一排伎乐，吹奏着美妙的音乐，仿佛为释迦佛的庄严法相增添了几分神韵。龛的背面上部，浮雕着礼佛图和经变故事图，讲述着释迦佛的传奇故事。下部则是长方形碑状题记，竖排11行，共65字，字迹清晰，记录了造像的历史和寓意。龛的两面还镌刻有天王像和力士像，威武雄壮，守护着释迦佛的圣地。这尊梁普通四年的释迦造像龛，不仅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更是古代人们虔诚信仰和精湛技艺的结晶。
龙鸣剑回国护照，是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它的尺寸为长39.5厘米，宽28厘米，显得庄重而大气。这份护照制作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即1908年，是历史的见证者。护照采用十六开纸石印而成，边框为淡雅的蓝色，文字则深沉的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填写内容使用的是毛笔黑墨，字迹清晰流畅，从右至左竖式排列，显得古朴典雅。而“护照”二字则采用横排方式，从右至左书写，凸显出独特的时代特色。这份护照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也是研究当时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的重要资料。
在古老的战国时期，有一种特殊的货币——西周圜钱。它的直径约为2.5厘米，小巧而精致。它的形状是圆穿圆形，圆边略显不规则，仿佛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正面以篆书清晰地刻着“西周”二字，字迹古朴而庄重，有内外廓作为装饰，更显其独特韵味。而背面则平素无华，简洁大方。这枚西周圜钱，不仅是当时经济交易的重要媒介，更是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的珍贵见证。
东汉时期，一块近正方形的杂技舞乐画像砖，经过精心模制，以浅浮雕的形式展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杂技舞乐场景。在画像砖的右上方，一位赤膊男子左肘“跳瓶”，右手执剑“跳丸”，技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其左侧，另一位赤膊男子也在表演“跳丸”，双手舞弄七丸，技艺娴熟，令人目不暇接。右下方，一位女子手执长巾，翩翩起舞，身姿曼妙，如诗如画。在画面的左侧，一人右手执棒欲击鼓半奏，另一旁，两位乐人手捧排箫吹奏，悠扬的乐声与激昂的鼓点交织在一起，营造出热烈而欢乐的氛围。而在画像砖的右上方，男女二人身着冠服席地而坐，他们正在专注地观看这场精彩的表演，脸上洋溢着愉悦和赞赏的笑容。这块东汉杂技舞乐画像砖，不仅生动再现了当时杂技舞乐的盛况，也展现了东汉时期人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邵之食鼎，一件闪耀着历史光辉的青铜器。鼎盖之上，龙形纽栩栩如生，仿佛随时准备腾飞。盖子内部，铸有“邵之食鼎”四字铭文，字体独特，充满了战国时期楚地的风情。邵，这个在战国时期楚国显赫一时的大姓，它的后裔曾铸造了这尊鼎。然而，历史的洪流中，这尊鼎或许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或许作为赏赐流转于权贵之手，又或许通过商贸的途径，最终流传到了成都。这一切，都见证了蜀国与楚国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