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陶瓷历史或许可以讲很久，但是单拿出瓷器来讲，无论怎么算都只是有500多年的历史。相较中国在东汉时代就出现了真正的青瓷，日本的瓷器历史可以说非常短。关于日本瓷器的开端，我们可以把故事讲的很感性。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当年奉承秀吉对高丽的出兵。在丰臣秀吉的时代，或许是因为厌倦了战乱，武将之间开始流行饮茶。日本茶道的鼻祖千利休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茶道文化并将它完全民族化，利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茶的本身，扩大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有所谓的“利休馒头”、“利休牡丹”、“利休豆腐”、“利休头巾”、“利休木屐”、“利休扇子”、“利休缎子”等等无处不在。可见这个人对当时日本国民审美的巨大影响。这个人在茶道中最偏爱的是当时的“高丽茶碗”。奉承秀吉早年对茶道相当痴迷，和千利休的关系相当紧密。“高丽茶碗”不只引发了国民的推崇，也引发了丰臣秀吉对出产地朝鲜的极大关心。不久之后他就出兵朝鲜，回国之时带回了上千名朝鲜陶工。事实证明他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在这些人一个叫做“李参平”的人在1616年，开启了日本的瓷器历史。转于陶瓷商务信息网。当时的佐贺藩主把他从朝鲜掠走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对日本瓷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参平最初是在佐贺县炼胚烧制瓷器，当时当地土质并不适合生产。他开始在全日本的范围内寻找瓷土，终于在有田的泉山发现了优良的瓷石，这一年是1616年。以此处为中心，周边窑炉兴盛，制瓷业急速的发展起来。到了江户初期，日本首次烧制出了白瓷。这便是代表着日本瓷器的“有田烧”，李参平因此也被尊称为白瓷的鼻祖。从此日本的瓷器结束了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
但是当时的白瓷就真的只是白瓷，没有彩色装饰。之后酒井田喜三右卫门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在正保三年(1646)应用赤绘技术成功烧制出第一件彩绘瓷器。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喜三右卫门付出了三十年的心血，这位初代“柿右卫门”和他开创的“柿右卫门”彩绘瓷器一起被载入了日本陶瓷的史册。在大片的余白上，用青蓝色或者红色，描绘上艳丽的图案，是其特点。色彩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既明亮鲜艳又典雅脱俗的感觉，关键在于表层的独特白色，那种独特的温和的白色。经过大概40小时，1300度的高温烧制下，才会产生出了那种柔和的白色，烧制后产生的白色称之为“浊手”所谓的浊，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淘米水，画出瓷器所独有的精致图案，然后第三次放进窑里，于是，浊手之白上，各色颜料尽显其魅力。仿如在纯白的画纸上描绘水彩画一样，充满透明感。柿右卫门的特色，便是在浊白的瓷器上，活灵活现的表现出鲜艳的色彩。
日本陶器始于7世纪后半期，这时出现的是以绿釉陶为代表的施釉陶器。这是日本受到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的结果。奈良平安时代(公元538年至公元794年)的陶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三彩和绿釉的低温铅釉陶，一类是高温灰釉陶器。前一种是中国唐三彩和朝鲜半岛绿釉陶器影响下的产物，主要有以正仓院三彩为代表的奈良三彩和绿釉陶器等彩釉陶。文献记载它们在当时被称作“瓷”、“瓷器”或者“青瓷”。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虽然被称为瓷器，但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古朴vs金银璀璨
九谷窑的瓷器大都色彩华丽，气派较大，符合当时贵族的消费心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中国瓷器也用金，但是都非常少量的的装饰，比如杯口、壶钮等位置常出现，而且一般都出现在通体素色的器物只上，给予点睛的作用。但是九谷窑就金则是非常大规模的使用，并配以精细的、色彩鲜艳的图案描绘九谷窑的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一种厚重的审美情趣。
九谷烧的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
它们是日本中世窑业的中心，是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烧造施釉陶的窑口。从镰仓时代后期到市町时代，茶汤文化勃兴，世人追崇从中国进口的所谓“唐物”。以此为背景，从14世纪开始，濑户窑模仿中国陶瓷器大量生产天目茶碗(黑釉茶碗)和茶叶罐等茶具陶器(这一点将在后文更加详细的介绍)。进入15世纪，濑户系施釉陶器的生产中心转移至岐阜县的东美浓地区。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美浓窑一度模仿中国陶瓷生产的态势陡然一变，开始烧造以濑户黑和黄濑户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产品。前者是半筒形的茶碗，釉色漆黑为其特征。后者用黄釉，有时也用叫做“胆矾”的绿釉。釉色有独特的胎土映衬，再配以端正的造型，别具一格。这类器物产生的背景依旧是茶文化的兴起与流行，以及人们对唐物的喜爱追崇。那时，在京都等地方，闲寂茶文化盛行于市井阶层之间，因此茶具的需要也更多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的“高丽茶碗”等从朝鲜半岛进口的陶瓷器也十分流行，对日本的和物茶具产生了影响。
续“高丽茶碗”之后的另一个古朴风格的陶器窑是唐津。
唐津陶器诞生于天正年间(公元1573年至1592年)，推断的依据是一件带有天正20年(公元1592年)铭文的遗物以及各地的考古发掘调查结果。文禄、庆长年间(公元1592年至公元1614年)，不少朝鲜的陶工从朝鲜半岛迁居到佐贺县、长崎县一带的备前地方，刺激了当地的制陶产业。同时这种日本从未有过的窑炉也开始向美浓等地乃至日本全国传播开来。拥有这样的技术背景，唐津的产品开始大量在国内流通，一跃成为著名的陶瓷产地。产品的面貌体现出来自朝鲜半岛和美浓的影响。高级品多是茶道用具，有模仿高丽茶碗的产品，还有净水罐、花瓶、小碟等。到后来这里生产的一般餐具也超过美浓，占领了国内市场。代表器物有铁锈花釉下彩绘陶和挂有长石釉的“绘唐津”。从此以后，在西日本，唐津逐渐演变成为陶瓷的代名词。
中国vs本土化
日本瓷器的开端并不是本土自我演变的结果，当时中国的瓷器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日本相当于是在这种嫁接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青花瓷的发展。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日本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就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如今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就是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当时青花瓷依旧在日本迅速的发展出了很多的自我特点，比如常见日本青花瓷喜欢把蓝色和红色一起使用，通常器物通体都有花纹装饰，且比较繁密。这种风格在中国并不典型。
其实在级别较低的古董交易之中我们常见的一种日本瓷器是，看上去与中国某名窑风格有相似之处，但是你又觉得这种相似之中还有一股子别扭劲，那么你翻过来看底下的题款，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几个写的歪斜的中国字。歪斜的程度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中国人写出来的。这很有可能是就日本当年仿造的中国名窑瓷器。当年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追捧。但供不应求，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有观点认为：“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
来华学习瓷艺，当时应该是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他们中间的成功者大抵如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这样。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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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到昭和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烧瓷行业在不断地发展，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有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日本瓷的釉色有青釉、白釉、大红釉、蓝釉、金色釉、珊瑚釉等，釉料在加工的过程中比较纯净，釉面和胎体结合得比较紧密，施釉薄而均匀，有光亮感。胎质坚硬细密。
在历史上，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制瓷业也不例外，有些造型与中国瓷器相仿相近，但也有明显的日本民族风格。日本的瓷瓶类主要包括米酒瓶、棱口兽耳瓶、梅瓶、灯笼瓶、花瓶、人物花瓶背壶式扁瓶、葫芦瓶。米酒瓶腹大、口小、颈短，瓶身画有树枝，枝上有两把与草相似的线条下垂，这种瓶型和纹饰都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棱口兽耳瓶的兽耳衔环是椭圆形的，而中国的兽耳衔环是圆形的。日本的人物花瓶在中国称鱼篓尊或罐。日本讲究茶道，因此日本的茶壶自然有自己的特色，日本茶壶包括葡萄酒壶、京都茶壶、咖啡壶端把壶、桶子壶和提梁壶等造型。日本罐的造型与中国罐区别不大，但画法与中国不同，比较有特点的是日本罐两侧有系，大口圆盖，施满彩；日本水罐造型多为桶形；日本的茶叶罐有的罐体上心形开光，罐盖顶部也有六角形开光图案。日本的大缸与中国有很多不同，日本缸的口部有平沿的、圆沿的，内壁往里抠，呈逗号形，不仅用来当容器，还用来做取暖器。日本的隔盒有圆形的、方形的，有三层的，也有多层的，在造型上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隔盒小，日本的隔盒大，在盒与盒的连接处，日本的隔盒是外口的，中国的隔盒是里口的，两者正好相反。
日本瓷器图案和画面颜色比较明快，多大红大绿、黑白相间，同时日本的茶杯、酒杯、碗、碟子等食用器边沿多有金色釉。
日本瓷器的艺术特色日本是一个由群岛组成的岛国，瓷土资源匮乏，因此，陶瓷品种主要为陶质材料制作的陶器。现在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瓷器的艺术特色”。
目前日本传统瓷器生产有有田及九谷两处。九谷烧瓷器的历史可以追述到1655年。日本江户时代。加贺之藩大圣寺藩的第一代藩主前田利志，以从其藩属内九谷村金山发现了磁土矿为契机。派遣其原在金山炼金的后藤才次郎前往肥前有田学习制瓷技术。后来引进技术开始在九谷建窑，生产瓷器。从此，九谷窑诞生。
到1730年，不知何因九谷窑曾经一度停烧，原因迄今不明。后来将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称之为“古九谷瓷”。古九谷瓷器由于造型气势恢弘，彩绘纹样富丽等特色，被誉为日本彩绘瓷器的代表。古九谷瓷废窑之后80年，春日山窑在金泽诞生。这样进入了一个九谷瓷器再次复兴的时代。形成了春日山窑流行不木风；吉田屋窑倡导恢复古九谷瓷风格；官本窑则以红彩精细描画见长；永乐窑则草创出金斓手手瓷器等流派。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今天的九谷瓷秉承各个时代的彩绘传统技艺，精益求精，进入一个新的辉煌时期。
九谷烧瓷器艺术风格高雅、技艺独特，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现代九谷瓷器，在色彩种类方面更加用色大胆，色彩扩展到红、黄、绿、褐、紫、金、银等色。
红彩彩绘。多在瓷胎上涂红色，然后描绘人物纹样。有时与青花彩绘结合一起。金彩。在金色上涂红抹绿，然后彩绘纹样。表现出昂贵、绚烂的气氛。
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作品的品格与个性，可以体现出一种寂静感，具有一种深厚的情趣。
九谷烧彩瓷艺术，善于从古代文化艺术精髓中汲取营养。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他们将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与祝愿，完美地注入进瓷器绘画作品中。
九谷瓷器彩绘特色
在调色完成后，再进行添色。在彩绘之后，让其充分干燥，然后入窑在800-1000℃内的窑炉中进行彩烧。图案上的色料随着温度升高逐渐熔入釉上。形成玻璃釉面上的透明膜。同时呈现出严厉的色泽。形成九谷烧厚重、丰富、艳丽等独特的彩瓷风格。目前已经形成了古九谷风、饭田屋风、永乐风、庄三风、吉田屋风、釉里金彩、釉彩、银彩、金彩、深绿等艺术装饰品种。
古九谷瓷器的装饰风格为：一般图案使用蓝、黄、紫色，以花草山水为主。历史上有木米、仁清、乾山等三位名家，对九谷瓷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饭田屋艺术流派：
深受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生动地描绘中国风俗图案。在以红色细线描绘出的画面上再随处作金彩彩绘。
永乐流派：
在金色上以红涂满整个器皿，然后以金色描绘图案表现豪华的风格花、鸟、鱼、虫纹样均一笔构成。
庄三风流派：
出现于明治时期。吸收了从古九谷到复兴时期的所有技法，人物山水画表现了彩色金镧中的细致、绚烂等气氛。
吉田屋流派：
在继承古九谷基础上，不使用红色。但多使用黄、绿、紫、深蓝等色，因此作品风格异常凝重。
釉里金彩：
首先在瓷器上贴金或涂以金粉，然后施透明釉，经过烧制即可。釉里金彩通过透明釉面，好象金色在泛起，形成一种深厚的色泽。
釉彩装饰：
为九谷烧传统技法。颜色主要使用绿、黄、红、紫、深蓝色等进行彩绘。有时通过两种以上的色彩绘画。在彩绘方面表现出微妙变化。
银彩装饰：
在银箔上涂上透明釉色，或是颜色釉。银彩坚牢，不会掉落与生锈。釉子使银彩浮起，使画面格调显得富丽、华贵、柔和。
深绿彩装饰：
是九谷烧一大特征。在具有透明感的深蓝色、绿色、黄色的下面绘出纹样。如描绘通过树缝洒落下的阳光及闪烁着灿烂光芒的太阳，均以金色表现出来。
总之，日本九谷瓷器艺术是世界名瓷的一大品种，风格独特、华贵富丽，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我们应该重视对其了解、研究和借鉴。其中一些装饰技法以及艺术特色可供我们开发新产品时作参考。
景德镇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窑炉，除了龙窑、马蹄窑、葫芦窑、景德镇窑这些主要窑型之外，还出现过槎窑、色窑、等窑型，因为贯穿整个景德镇制瓷历史的窑型还是以主要窑型为主，所以今天小编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主要窑型在景德镇制瓷历史中的演变过程。
晚唐—南宋时期
龙窑多建筑与江南地区坡地上，最早发现于浙江上虞，为商代窑址。窑呈长条形，依山坡所建，自上而下，如龙似蛇，故名龙窑，亦称蛇目窑、蜈蚣窑。窑室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因建在山坡上，火焰抽力大、升温快、同时装烧面积大、产量高，故自商代至明清时期南方地区多有砌筑。
龙窑结构简单，一般以、茅草、树枝等为燃料。造价低装烧量大、火焰抽力大，可形成烧造青瓷、影青瓷的还原气氛。龙窑为景德镇宋代瓷业的兴盛作出了杰出贡献。
龙窑由于依山而建，所以具备一定的坡度，如何选择坡度是建窑的关键。龙窑窑身起烟囱作用，自身产生的抽力把空气从窑头以及投柴孔吸入窑内，并且与燃料进行燃烧，坡度越小抽力越小反之越大。
龙窑的长度一般没有规定，一般根据需要加长窑炉，窑炉越长，容积越大可以多烧产品。但窑的长短决定烧成周期，越短的窑烧成周期越短反之亦然。
龙窑的宽度则应该和匣钵尺寸相配合，这样可以控制窑内的阻力和气氛。
烟囱是龙窑的关键，主要作用是产生抽力使燃料充分燃烧，烟囱的高度决定抽力的大小，烟囱越高，抽力越大。窑内负压也越重，只有增加投柴量才能维持还原气氛。
元代
马蹄窑的出现很多研究学者都认为是由于南北交流，北方工匠将技术传承到了景德镇，由馒头形窑炉演变为马蹄形窑炉，按照这一说法，五代出现马蹄形窑就不足为奇，因为在唐代北方的馒头窑就是其主要窑炉形式，并主要分散在河南、河北、陕西并且向南方辐射，虽然发现了马蹄窑的遗迹，但是马蹄窑真正发扬兴盛的时期是元代，是元代主要烧制瓷器的窑炉。
马蹄窑因形如马蹄而得名，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东汉时技术成熟，至元代兴盛于景德镇，随后因制瓷技术的进步而逐渐消亡。在景德镇珠山遗址和湖田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大量马蹄窑的遗存。
马蹄窑设窑门一个，供装开窑使用。烧成时则须将窑门封闭，留出火口供添加燃料。旁侧有深达5米的苕井，供掏煤渣及通风透火使用。后面有两个烟囱将烟排出。窑炉内部有火膛供烧煤加热升温。用作摆放与烧成产品处叫牙台，牙台呈前高后低状。窑内后壁下部有两个巨大的吸焰孔。窑顶的透火孔称作天眼。窑顶底部周围有5-6个麻眼，用于烧成中调节焰气与观察火情。窑内均采用手工特制耐火砖砌筑。站在窑内观看，窑内牙台（亦称产品室）略呈方形，而窑顶浑然为圆球形。
元末—明代
葫芦窑为景德镇特有的葫芦形柴烧瓷窑，最早出现于元末明初，直到清初出现了蛋形窑（镇窑）后才逐渐停止使用。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景德镇的葫芦窑有专门的文字记载，并配有插图。明代葫芦窑兼备了宋元时期龙窑和馒头窑的优点，烧成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整个明代景德镇制瓷业发展和清代镇窑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葫芦窑的结构早期跟龙窑相似，斜长较龙窑短些，火膛较为深大，窑体左右两壁外弧，窑壁近火膛出微微内缩，尾部呈圆弧形且没有龙窑常见的排烟孔等设施。
葫芦窑的结构是结合了龙窑和馒头窑的优点而成，这种窑形腰部内折，分前后两室，窑前有火膛、灰坑，窑后室设烟囱。葫芦形窑前后两室又宛如两个“馒头”，运用了马蹄窑半倒焰的技术，排烟孔在后壁，并有独立的烟囱，由于烟囱的抽力作用，使窑内压力基本处于零压或负压，窑内的温度和气氛都比较容易控制，便于窑火热能有效利用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根据景德镇窑址发掘报告，我们从元末到明朝中晚期出土的葫芦窑能看出葫芦窑窑型有一个演变过程。
从图中我们看出，葫芦窑主体结构是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这两室就如同两个馒头窑，整体又是一个倒地后置烟囱的龙窑。元代末期，葫芦窑形态还未摆脱龙窑形态，前后室都非常不明显，这时的葫芦窑可能还是以龙窑为基础，想在龙窑上做些改变。到了明代初期慢慢把窑炉束腰前移，初步把馒头窑和龙窑进行结合。明代中期窑型已经成熟，窑炉葫芦形制体现的很透彻。所以葫芦窑的出现是结合了龙窑和马蹄窑，并且不断改进的新型窑炉，也是龙窑和马蹄窑发展的结果。
明末—清代中期
这个时期是景德镇瓷器的巅峰时期，全世界都知道名瓷出自景德镇，当然这一时期也是景德镇制瓷古窑炉的巅峰时期，出现了一个基本囊括主要类型窑炉的优点的新型窑炉——镇窑。至今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还有一座全世界唯一的大型镇窑，自清朝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建立，全长18米，最高处5.6米，最宽处4.6米，窑体高高拱起，犹如一枚巨蛋，，全窑容积达两百六十立方米，一次可烧制大小瓷器两万余件。整个烧窑过程中满窑、卡火、测温等均需要人工操作，最高温度将达1320度。
镇窑的结构是前部高而宽，后部低而窄紧接窑尾末端设有一与窑长相等的烟囱，窑身两侧用窑砖围成一护窑墙，与窑身之间有0.2-0.3m的空隙。作为空气隔热层，以减少内热损失，并缓冲薄壁窑墙和窑顶胀缩而引起的开裂。蛋形窑有一个砌筑技术高超的薄壁烟囱，壁厚仅0.1-0.12m,上口截面在2米左右，烟囱断面亦似蛋形，大头方向指向窑前，囱壁前方垂直，后方向上收缩倾斜，顶部呈钢笔尖形，尖端倾向窑头。我国早在三百年前就能利用空隙隔热层的方法砌砖，并能砌筑这样高水平的烟囱，是窑炉史上了不起的的事情。明末清初，景德镇能集我国历代南北瓷器的大成，成就我国历史上瓷器百花齐放的盛旺时代，是和这种窑分不开的。
在景德镇制瓷历史长河中所有新型窑炉都不是凭空而来，每样新的科技成果都结合无数人的智慧和努力，例如景德镇的葫芦窑，就是结合龙窑和马蹄窑的优点孕育而生，形成的半倒焰窑。而镇窑就是在葫芦窑的基础上形成的窑炉，相对于葫芦窑，它的成品率更高，产品数量更多。
景德镇陶瓷始于汉而盛于唐，其制瓷史已有1000多年了。因受交通条件的限制，陶瓷企业的布局是因矿（瓷土矿）有瓷，因水（水力作为动力和交通运输）设窑，因窑设市（市场）的。因此早期的陶瓷产地分布在景德镇东面的瑶里、鹅湖一带（瑶里、鹅湖有高岭土，东河连接昌江便于运输）。
因陶瓷的生产过程中需经过1100℃以上的高温烧制，而马尾松富含油脂，燃烧火力高，聪明的祖先于是便选用马尾松做首选燃料，农闲时农民上山砍伐松木并把它劈成块状码好晒干，来年雨季山洪爆发时，把窑柴抛于溪水中，由山洪把窑柴冲到东河边装船再运到窑厂。当时有句民谚叫“一里窑，十里焦”，这句民谚既形容那时这些地方陶瓷生产有一定规模，也说明了当时瓷窑消耗松柴的程度很高。
大量砍伐松柴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方面，发展陶瓷生产势必消耗大量的松木，对森林造成一定的破坏；另一方面，如果不发展马尾松林，陶瓷生产会因为缺乏燃料而秃废，智慧的景德镇人民便总结出一套培育马尾松的经验，他们知道松树是速生树种，繁殖力很强，有“飞籽成林”之说。他们把杂草和杂柴砍掉，松籽掉在地上很容易附着泥土，来年春暖种子发芽、长高、成林。他们采伐一座山培育一座山。在景德镇山区，祖祖辈辈都有个习惯，松木一般只做窑柴用途，舍不得作为他用，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景德镇陶瓷工业用煤代柴为止。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陶瓷工业注入了现代工业的元素，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松木柴窑的用量剧增，那时景德镇松木窑柴的采购已经接近福建，窑改之前的大跃进时期，为了满足陶瓷工业的需要，曾组织大批人员以连、排建制上山砍伐松木。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的陶瓷工业所需要的燃料，通过农村的森林来提供，那就不是“一里窑，十里焦”，而是“一里窑，百里焦，千里焦”。渐渐地，景德镇人认识到了如果继续用松木作为陶瓷工业燃料已满足不了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需求，另外生态环境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景德镇人果断地对陶瓷工业窑炉进行第一次改造，即柴窑改为煤窑。
柴窑改为煤窑，在当时来说是新技术。经过实验发现，煤窑的温度比柴窑的温度高，煤窑最高温度可达1300℃以上，而柴窑的温度是1200℃左右。煤窑烧出的瓷器色泽和亮度不如柴窑，尤其是煤烧的颜色釉质量明显不如柴窑。
柴窑改煤窑，这一改，改出了景德镇陶瓷工业的生产效率，使周边地区的森林得到了休养生息。
一、吸收中国文化的仿制品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体现的是全盘吸收，有时则是部分地将中国文化韵味融入到日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去，使之以一种和谐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作为陶瓷文化的输入日本，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上述两种因素。由于技术传承性质的不同，这种吸收文化的过程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即从弥生时代到17世纪以前，中国陶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辘轳的使用、拉坯成型到入窑烧制等全部过程。17世纪以后则侧重社会科学方面，即装饰艺术和题材等方面的移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陶器文化的传承自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而瓷器文化的影响则在稍晚的时期才出现。有人认为，远在弥生时代的须惠器，就已在造型和釉色等方面留下了中国原始青瓷的影子，但真正能从器物本身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影响痕迹的，是日本制作的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在奈良时期，受这种文化心理的趋使，日本人还仿制了许多中国的青瓷，一部分还刻有相同的暗花，常见的器型有罐、瓶、壶和碗等。主要供居住京都皇室和贵族作为中国陶瓷的代用品使用。
二、具有牟利性质的造假作伪。
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珍爱。收藏中国瓷器，也是日本一些民众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瓷器的价值也随之增长。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尤其是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然后饰以中国式的包装，并在封面书以“中国龙泉”、“万历五彩”、“明代德化白瓷”等标签，几经反复以后，重新带回日本，并以中国瓷器的面目被日本各界广泛收藏和珍视。至今为止，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日本收藏界视为“唐物”而买卖、珍藏。
从上述事实得知，以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的瓷器，促进了中国瓷器文化的传播，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以牟利性质的作伪活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至今为止，该类瓷器的鉴定仍然困扰着许多收藏家和爱好者。辽宁省现庋藏数件这种类型的日本仿古器，其中仿制的对象有唐代的三彩器，宋代的龙泉，明代五彩、青花、建窑白瓷。现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特征，以及和中国瓷器的细微区别：
３、日本所仿的青花器以罐、瓶、盘、碗等常见，模仿的对象也以嘉万时期为主。青花色调柔和，不似嘉、万时期的色泽，或蓝中泛紫；或晕散灰暗。器物胎体处理干净平整，没有明显的对按痕迹。画笔纤细，具有不可掩饰的日本工艺风格。所仿万历款识，几乎可以乱真，但内涵日本书道风韵，青花色泽较为鲜亮和浓艳。
综上所述，日本模仿中国瓷器之风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后果一方面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负面影响。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尽管不能作为国内学者鉴定的主要目标，但正确认识其本来面目，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瓷器文化的内涵是大有益处的。清代瓷器上的龙纹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古代封建社会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精神根基之一。自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始进行器物装饰的创作，以龙形象或龙文化为纹样的历史就正式开启。龙纹最早出现的对象是石器，随着发展又蔓延到陶器和青铜器上，紧接着玉器上也出现了龙纹装饰。
陶器发展到后来出现瓷器，瓷器也就成为了龙纹出现的主要器物之一。尤其是制瓷业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最高峰，瓷器上的龙纹运用也就达到最兴盛的阶段。清代瓷器上的龙纹装饰虽说已经是两汉以后基本定型的龙纹式样，但是由于社会风貌的不同，清代瓷器上的龙纹在每一朝代几乎都有一定变化。
在封建社会的观念中，龙的形象属于皇家权威，早期民间器物是不能未得允许而私自装饰龙纹的，但是在清代瓷器上装饰龙纹已经得到允许。这是因为发展到后来，龙纹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皇权，更多的是一种吉祥寓意或者说对于统治者的崇拜。只要不逾矩，不论官窑瓷还是民窑瓷，龙纹都可以装饰。
到了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政权铁锻，社会局面相对稳定。这个时期的龙纹普遍反映出龙生猛的一面，尤其是官窑瓷，凸显一种具有狂放意味的生劲。这时瓷器上的龙纹一般刻画成额头高起、长须短鬣、身曲而四肢伸展有力的状态，多三四爪而少五爪。民窑瓷器则另有一种吉祥龙纹题材装饰，龙纹形态虽然强悍，但更多着重展现一种忠诚、吉祥。
雍正时期，瓷器上的龙纹多偏向体态肥硕，中规中矩，鬣毛整齐上飘，龙角光滑，颚平齐有力，四肢粗壮灵动，五爪精美。到了乾隆，瓷器上的龙纹在官、民界限上没有严苛的界限，因此龙纹形态甚众。官窑瓷最典型的龙纹是在雍正龙纹的基础上更加神完气足，皇家气度更加高贵。
嘉庆以后，瓷器上的龙纹开始逐步丧失政治权威性，大多沿用前朝的龙纹式样，但是在神态上多少都缺乏神灵之气，显得呆板，而清晚期瓷器龙纹则流行一种以空间美感均衡著称的“过墙龙”纹样。
细数日本陶瓷发展之路
陶瓷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是人们征服水、火、土的艺术结晶。千万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先民抟土成金，造就出风采各异、精美绝伦的无数陶瓷佳作，它们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永不腐朽，历久弥新，犹如一部厚重的人类文明史诗，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远古到现代的人文精神与自然情怀。
一、汲取邻国陶瓷文化营养
世界陶瓷艺术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陶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公元前7000年产生以来，创造出众多令世人惊叹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灿烂星光，不仅光耀中华大地，也照亮了周边诸国，辐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陶瓷的起源和发展，其每一步历史进程都深受中国和朝鲜的影响，所以有人把朝鲜比做日本陶瓷之母，中国则是日本陶瓷之父。
1.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陶器釉药的使用比中国晚二千多年，瓷器的起源也比中国晚一千年以上，然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好学生”，日本陶瓷亦是在华夏文化沃土之上成长起来的。公元五世纪，中国辘轳成型和高温烧成技术，经朝鲜传入日本，促使其成功地烧制出了须惠器，日本就此从土器时代跨入了陶器时代；公元八世纪，中国陶瓷史上诞生了著名的唐三彩，这颗璀璨的明珠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生产工艺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海外西亚的波斯烧出了“波斯三彩”，朝鲜半岛烧出了“新罗三彩”，在中国陶工的参与下，日本的奈良宫廷烧制出了“奈良三彩”。虽然不如唐三彩工艺精湛，但日本第一次生产出了人工釉料，结束了陶瓷色泽灰暗的历史；公元十二世纪，在中国宋代白瓷、青瓷以及铁釉陶器的影响下，濑户窑烧制出了独具特色的古濑户；公元十七世纪，有田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以中国明末清初的釉上红彩为范本，始创日本彩绘瓷器。毫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陶瓷文化完全是在中国的“传授”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中国，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进度要晚几千年；如果没有中国，日本更毫无传统工艺美术可言。
中国制陶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流向日本。因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而逃亡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移民，其中一些便是以制陶为生的陶工，他们是中国制陶技术最早的传播者。隋唐以后，日本向中国不断派遣学习先进技术的使臣，陶瓷技艺便连同军事、医学、绘画、书法、印刷等文化一同传入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吉备真备，曾作为遣唐使两次来到中国，并将中国陶工带回日本传授技艺，为日本陶瓷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宋和明末，加藤四郎和伊藤五良太甫先后到中国学习，学成归国后，为“濑户天目”和“祥瑞手”两种日本著名陶瓷的创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朝鲜陶瓷文化对日本的贡献
如果说用泥土制陶是人类的远古创造，那么瓷器却无可争辩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日本是东亚地区瓷器产生最晚的国家，朝鲜半岛的瓷文化，促进了日本瓷器时代的到来。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关系，汉文化呈占领性输入，所以早在公元918年，朝鲜还处于高丽时代就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经过朝鲜人民的艰辛探索，形成了朝鲜半岛独特的制瓷风格，如“象嵌”手法，就是在中国陶瓷技艺的基础上，做了装饰上的创新。1592年至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战争中日本从朝鲜掠夺了大批陶工，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陶瓷战争”。仅以岛津义弘出征朝鲜回国时为例，被掳回的朝鲜陶工就有22姓80余人，这些被当做“战利品”的陶工纷纷在日本定居下来，并开窑延续制陶技能。其中被锅岛藩主带回的李参平，于1616年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瓷土，并成功地烧制出白瓷和青瓷，开启了日本的瓷器时代。
正是中国和朝鲜对日本“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与贡献，才使得日本进入了瓷器的大发展时代，陶瓷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期。
二、根植民族传统文化土壤
任何艺术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又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文化生态是陶瓷艺术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是陶瓷艺术生命的根基。日本陶瓷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中国和朝鲜的深刻烙印，但古代的“汉风”和近代的“欧化”思潮，都不能完全取代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本土思想仍然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从古至今，日本陶艺家们在深度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坚定地保持着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格调和艺术品味，进行借鉴、融合、转化和创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陶瓷文化体系，形成了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列岛风格与个性。
1.崇尚自然的禅宗意境
2.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
纵观中国的陶瓷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完美无瑕艺术品的官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有些民窑也生产精品，但它们从未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主流。在官窑的高雅艺术绝技逐渐失传的今天，民用陶瓷也仅能满足百姓吃饭喝水的基本需求，探求陶瓷独有的审美价值只有依靠古董陶瓷了。而日本却是世界上将陶瓷艺术融入生活最为出色的民族，其陶瓷文化致力于追求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和谐统一。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精致和民用互不矛盾，功能与美感融为一体。亲切柔和，颇具人间烟火的艺术气息，不会让人产生高不可攀的距离与隔阂，所以品质优良的茶碗、水罐、花器等实用器皿在日本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在现代陶瓷的创作设计中，西方陶艺已经发展为纯粹的造型艺术，而日本依然坚持功能效用和艺术表现力相结合的道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陶瓷文化精华的同时，坚定地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理念。
3.三大文化形式的展示传承
4.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日本有一种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源，那就是极具奉献精神和视质量为生命的劳动者。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日本人在工艺技术方面从不含糊，所坚持的高标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对一切产品的任何细节，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许多欧美国家流行的质量“宽容度”，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协同作业的团队意识、严格遵守的操作流程、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深植于每一位陶艺家的思想，并带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中，从而铸就了日本陶瓷在设计和工艺上的超高水准。
三、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
日本能够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让陶瓷之美深入人心。人们制作陶瓷、使用陶瓷、推销陶瓷，在赢得全世界的赞誉之后，又激发人们更加热爱本民族的陶瓷艺术，进而购买更多的陶瓷用品。日本的陶瓷文化最终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
1.广泛的民众基础
世界上只有日本人还在使用四百年前的茶碗。日本民众对陶瓷的热爱和痴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陶瓷艺术不仅造就了众多艺术家，更陶冶和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在日本，瓷土和釉料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除专业人士外，很多陶瓷爱好者在家里也备置电窑，亲手烧制陶瓷作品。一个家庭拥有瓷器的多少，还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情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日本虽然承袭的是东方文化，但在饮食器皿上的礼数比西方国家有过之无不及，每个家庭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陶瓷餐具的样式和品种。
日本是一个团体意识极强的国家，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陶瓷社团百花齐放，为专业陶艺家和非专业陶瓷爱好者，提供了共同交流信息、切磋技艺的平台。同时，日本不仅在大专院校开设陶瓷课程，而且各类陶瓷培训机构也遍布国内外，他们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学生们的实际操作经验。
2.陶艺家的乐园
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以靠卖作品维持生计的陶艺家寥寥无几，但日本却为陶艺家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陶瓷流派繁多，到了近现代，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常被认定为“人间国宝”，其作品价值自然不菲；而普通陶艺家的作品，因为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很抢手。因为日本陶艺家们在实现艺术梦想的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和广泛的社会尊重，所以日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技艺最为精湛的陶艺从业者。例如，日本第79任首相细川护熙在离开政坛之后，便做起了陶艺师，可见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3.政府的大力支持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开始踊跃参加欧美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使日本的陶瓷艺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73年，日本参加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精心选拔具有各种技能的24名研修生，其中包括有田和京都的3名陶工；1876年，又参加了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日本政府极力鼓励私人参展，并给予优惠政策，承担所有参展商的交通费和展品的运输费。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方媒体好评如潮，萨摩烧、有田烧等众多作品荣获奖项。博览会效应，不仅提升了日本陶瓷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而且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也为日本陶瓷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机械化生产成为现实。日本陶瓷的出口额，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扩大了一千多万倍。
4.立法及保护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最先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的影响。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提出了保护，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立法中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大法。从1954年开始，日本每年举办一次“日本传统工艺展”，该展览代表全国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又确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的认定制度，俗称“人间国宝”。这项最高荣誉的设立，不仅推动了日本民族工艺水平的全面发展，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尊重。
陶瓷的诞生，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千万年来，人类是陶瓷艺术长河中永不疲倦的跋涉者，艰辛寻求的不仅仅是水、火、土凝结成器后的实用和观赏价值，更多的是享受在创造过程中融入的情感、智慧和企盼的欢愉。人类在大自然中不断追求精神与技艺的自我完善，也许就是陶瓷文化绵延万年、经久不衰的真正魅力所在。日本民族在发展陶瓷文化的道路上，兼容并蓄地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文化永续发展的精神，以及锲而不舍地挑战世界巅峰的决心和勇气，对世界各国陶瓷文化的发展都是一种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寿州窑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时代最早的一个窑口，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茶经》中，唐人陆羽将寿州窑列在当时名窑的第六位，居江西洪州窑之前，并指出：寿州瓷黄，以出产黄釉瓷而闻名。建国以来，唐代陆羽《茶经》记载的名窑相继被发现，而瓷黄、茶色紫的寿州窑，一直不知所在，发现这座窑场的窑址成为一个重要课题。1954年洪水后，在千里治淮工地上发现了大量唐代黄釉瓷器，考古专家不知其产自何处。上世纪50年代末期，淮南市博物馆周墨兵先生在上窑镇地区收集了大量窑址标本并做了初步考查。1960年2月，周墨兵和古陶瓷专家胡悦谦先生在上窑镇一带进行了深入调查，埋藏了一千多年的一代名窑寿州窑终于被发现和确定。
安徽省博物院隋寿州窑青瓷盘口六系莲瓣纹壶
周口市博物馆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瓷豆
安徽省博物馆藏唐寿州窑黄釉执壶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寿州窑黄釉褐彩四系罐
唐代时期，寿州窑和越、邢二窑齐名。有资料记载，在它历经的350余年间窑火不断，窑品普及大江南北。寿州窑文化的光芒曾照耀华夏大地，使淮河文化、汉唐文化流传深远。古寿州窑产品胎釉选用本地原料，由明火烧造而成。其器件厚重，胎质坚硬，色彩丰富而造型朴拙，以生活用品居多，兼具审美与实用价值。寿州窑到唐末以后渐趋衰落，烧制生产工艺也逐渐失传。
寿州窑黄釉四系罐
根据窑址出土遗物判明，寿州窑是一处较早的青瓷系统瓷窑。从南朝开始就烧造出了胎质坚硬、釉色莹亮的青瓷，此后一直延烧至隋。陶瓷研究者将这一阶段所产青瓷称为该窑的早期产品。从整体上看，早期产品器型比较单调，主要有瓶、罐、豆、碗、盏等生活用品；产品胎色普遍青灰，胎质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黑色斑点，胎泥由于未经淘洗，含有细小的砂粒；釉为透明的玻璃质，青色釉层因厚薄不同而有浓有淡，或青中带绿、或青中带黄，积釉处还有紫翠色的窑变釉；装饰技法主要有模印、堆贴、刻划，纹饰流行富有佛教色彩的莲花、忍冬纹等，这一切都表明了寿州窑早期产品的特征。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器型方面还是在胎釉及纹饰方面，均与同时期的北方青瓷特征相同，而与南方青瓷造型秀气、胎质致密、气孔细小、釉色青绿发翠的风格迥然不同。如烧制的盘口瓶，为长颈、鼓腹、平底，肩设两对复式耳，与山东枣庄同类器完全一样。碗的造型及腹上刻划的莲瓣纹，与山东淄博寨里窑所产同类器极其相似，因此，寿州窑早期产品属于北方青瓷系统。
寿州窑黄釉枕隋唐大运河出土
根据多次出土的器物标本，初步将寿州窑分为五个时期：南北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器物的南方因素偏重，另亦蕴含中原北方文化因素，其造型与装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色彩；隋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于南北朝，器物的文化内涵南北参半，产品种类增多；唐早期寿州窑生产规模明显扩大，瓷器有了自己的独特制作方法，它摆脱了南北朝文化束缚，形成了成熟的地方文化。其产品类别有了新的增加，工艺类型形制均小，工艺水平不高，但造型粗犷古朴，颇具神韵；唐中期是寿州窑烧瓷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大于唐早期，产品种类更多，器物釉色纯正，造型浑厚大方，线条流畅，轮廓丰满，很有神韵；唐晚期生产规模较中期偏小，窑厂较为集中，但釉色却与中期明显不同，产品制作工艺不精。寿州窑瓷器的胎、釉都比较粗，因而普遍使用化妆土，并在未施釉以前先经过素烧提高质量。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五代寿州窑黄釉水盂
寿州窑由青瓷向黄瓷的转变，在中国陶瓷工艺的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继北朝晚期白瓷出现以后，在单色釉方面兴起的又一新的品种，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寿州窑黄釉瓷之所以闻名，主要是以釉色取胜。唐代，如果白瓷以北方的邢窑最负盛名，南方的越窑青瓷代表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那么黄釉则以寿州窑最佳，并以其独特的风格跻身于唐代七大名窑之列。往往新的品种一经出现，便产生很大的诱惑力，很快便被其它瓷窑仿制。安徽萧县白土窑、河北曲阳窑、河南密县窑、鹤壁窑、陕西铜川玉华宫窑、山西浑源窑和湖南长沙窑等，也多受其影响而生产黄釉瓷器。唐代瓷器生产的成就，与寿州窑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寿州窑作为隋唐时期的民间瓷窑之一，三百多年间，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唐代名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寿州窑黄釉葫芦瓶隋唐大运河出土
全国各地的主要博物馆均收藏有寿州窑瓷器。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等的陈列中都有显示。香港收藏家一次性捐赠给广州越王墓博物馆的200件瓷枕中就有10件是寿州窑产品。收藏比较集中的有安徽省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寿县博物馆等数十家收藏机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沿岸地区。建国以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是1999年淮北柳孜大运河发掘的数百件寿州窑瓷器。在扬州唐城遗址、大运河工地、无为县隋代砖室墓、合肥隋代开皇三年墓、芜湖市唐墓、六安苏南乡唐墓、巢湖唐墓、长丰大柿园唐墓等都有寿州窑瓷器出土。
中国的青花瓷在十四世纪中成熟后，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以后，青花技术也渐流入诸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烧出了以模仿中国瓷为主的青花瓷。
日本将青花称为染付，所用钴料称为“吴须”或“唐吴须”，一般认为，青花技术由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至日本。１５９２－１５９８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和陶工，被称为“陶器战争”，从战争中带回的陶工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重要作用。
江户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末）的产品以日用器为主，纹样多是简约的松、竹、梅、柳、葡萄、卷草等植物纹，青花呈色灰蓝，较暗。纹样采用双勾填色的笔法，和中国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风格上很接近。
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青花已显示出浓烈的本土文化特色。一些十八世纪初（相当于中国乾隆时代）的作品构图严谨，绘画工致，淡雅而端丽。这时生产的青花碗很受民众欢迎。日本的陶都濑户烧制陶胎的“青花器皿”手制成型，胎体厚重，呈扁平的长方形，纹饰有野鸟、野兔、人物、花草等，稚拙古朴。
江户后期（相当于中国的道光、咸丰、同治）青花瓷制作已很普遍，有瓷胎青花也有半陶半瓷的青花。很多青花都配套生产，如茶道用具水指、茶入、茶碗、香盒、香炉等。纹样受中国清代青花影响，色调艳丽，称“青华手”。
日本青花中可称为官窑的是锅岛烧。锅岛烧是江户时代锅岛藩的御用窑，创建于１６２８年（中国崇祯元年），从作品看，十八世纪的产品（中国的康熙、雍正年间）最为成熟。锅岛烧有青瓷、五彩和青花三大系列，都非常成功。
锅岛烧的青花呈色纯净，有浓淡色阶，和康熙后期青花相似。绘画时一丝不苟，注重写实，植物的筋脉、枯叶、虫洞都真实地反映出来。有些作品采用留白处用青釉渲染的方法，还有些采用加绘五彩的方法，都显得华丽端庄，有一种皇家气息。造型以盘为主，另有碗、瓶、壶、釜等。胎质细腻，扣之声音清脆，具有日本瓷的特征。
古代日本陶瓷生产遍及各岛，有不少窑址烧制青花，伊万里烧是当时的青花名窑。
伊万里烧青花的主要成就是烧制具有异国风格的器物，在伊万里烧中，很有特点的是模仿中国外销瓷的“芙蓉手”。“芙蓉手”指明晚期采用分格开光装饰的青花盘，因盘边的分格很象芙蓉花瓣，因此用之来命名。这些日本生产的青花盘和中国产品非常像，远销到欧洲，西方人很难分清。有些伊万里青花上还题“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年号款和“富贵长春”等吉祥款，这种出于商业利益的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反映了日本青花和中国青花的渊源关系。
日本瓷尤其是日本青花瓷在中国流传的数量可观，大多数人或不识或轻视，对于藏家来说，失之交臂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