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任乃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
任乃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教育家。他一生涉猎颇广，在农学、地理学、教育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其是康藏研究，成为他毕生致力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开创了我国康藏研究的一个时代。先生自己曾说：“余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其成果不仅卓著，而且影响深远，遗惠后人。
一、著书立说，铺垫了康藏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学术造旨方面，正如四川康藏研究中心撰写的《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中所说的那样，先生在康藏研究中首创的就有：
1.他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开拓者与研究者……
2.他首次对康藏地区的地文地理、政区沿革、社会文化、民族民俗进行了科学地全面地考察，纠驳了前人的众多谬说，使国内外第一次客观地真实地了解康藏地区的面貌和康藏问题的症结……
3.他在康藏研究领域内创立了大量新说，其中不少至今仍被国内外广泛引用……
4.他使用现代圆锥投影、经纬度定位、汉藏英三种文字对照，绘制成了我国第一张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康分县地图……
5.他第一个将历史地理学方法用于康藏地区资源开发的研究……
6.他还是川藏公路线路最初的选定者……
任乃强与夫人罗哲青措
先生对于《格萨尔》研究方面的贡献，决不仅仅是迄今为止我国《格萨尔》史诗最早的汉译者，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国开掘《格萨尔》史诗学的理论基础”。正如2002年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格萨尔》创作千年纪念?任乃强学术研究会”上的贺词中所言：
1.他对这部史诗的属性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对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2.对史诗的部本和传承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好的认识……这些成绩是以后《格萨尔》学者展开工作的基础。
3.他提出了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凡如史诗主人公的真实性问题？史诗产生的年代问题？等等……不论这个观点正确与否，但他的开拓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4.他澄清了《格萨尔》史诗的一些错误观点……
5.他还对史诗的艺术价值和特色，从语言审美、艺术想象、巧妙构思，到史诗的教育意义、民俗知识都作了剖析，使史诗的各种价值尤其是美学价值无疑地得到了突出的显现……
6.最宝贵的是，任乃强先生探讨我国史诗的求实精神……他强调利用中国本身的材料来论证和探讨史诗的求实精神，在中国《格萨尔》史诗学的理论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生关于康藏研究的成果，除了已知的专著和论文外，还在其他著作中也有所体现，诸如《四川州县历史沿革图说》、《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史新探》、《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等，都程度不同地在有关章节、注释中涉及到康藏史地。尤其是在《华阳国志注补图注》的卷三《蜀志》中，对四川西部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述正文，作了独到的订正，用大量的史料和调查材料作注释，纠驳了前人的一些讹误，成为后来四川民族史志研究工作的重要借鉴。
二、建社团、办月刊，繁荣康藏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任先生虽身在蓉城，但他对康藏之情十分笃重，对康藏研究一如既往。1946年10月6日，由任乃强先生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与刘伯量、谢国安、刘立千及任先生的夫人罗哲青措等人共同发起，并在藩暑街36号（任先生私邸）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康藏研究社”。该社的成立，标志着在我国第一个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应当说，该研究社的成立和后来开展的实质性的学术活动，是先生康藏研究学术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先生作为康藏研究社的理事会的理事长兼创办的学术刊物——《康藏研究月刊》的研究部主任，从草拟章程、发展社员、编辑出版《康藏研究月刊》，身先士卒，事必恭亲。
（一）学会章程：康藏研究社成立时，任先生便草拟了该社社章。章程的宗旨和工作范围在社发刊小词和社章第二章中得到了体现：“目前如东北、如外蒙、如西北诸问题，已渐入解决阶段，惟兹西陲，机隍未定，光昌前路，亟待人谋。同仁等，为协力之责任故。”至于该社的工作范围，则在该社章程中的第二章中作了明确说明：
二、本社为康藏未认汉文语人士游历内地之便起见，附设招待所，住宿免费，并义务承担翻译与向导工作……
三、本社除前二条工作外，并得办理下列各事：
甲、翻译藏文典籍及有关康藏西文图书。
乙、编纂汉藏字汇及藏文教本。
丙、绘制康藏地图及汉、藏、西文之对照表。
丁、征集康藏文物与图片，随时公开展览。
戊、内地人初习藏文，及旅蓉藏胞补习汉文。
己、解答内地人士关于康藏，与康藏人士关于内地之一切询问。
庚、接受政府及各社团之委托，拟具开发康藏之计划。
辛、其他属于沟通汉藏工作之诸事宜。
（二）聚集人才：在任先生的多方努力下，康藏研究社社员发展到130多人,其中不乏国内外著名学者和汉藏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学者如蒙文通、冯汉骥、顾颉刚、张怡茹、马长寿、祝维汉、郭和卿、黄奋生、刘立千等；汉藏等社会知名人士如胡子昂、法尊、谢国安、卢子鹤、邵明权、马鹤天、格桑悦西、邦达多吉、夏格刀登、麻翁倾真、刘家驹、桑登、王光壁、何伯康等。上述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加入，真可谓人才济济，无疑对康藏研究社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三、学以致用，图康藏社会进步与发展
任先生对康藏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在著书立说方面，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力图去解决康区社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而维护康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关于这点，大致可以划分出两个时段，一是以任先生首次入康的1929年算起，至1950年3月康区解放前夕；二是1950年3月康区解放至1989年先生仙逝为止。在两个时段中，先生所作的实事都比较多，在此不可能一一详叙，只可能各例举一二说明之。
（一）关于《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
（二）发起牧站联运，废除压在康藏民众身上的繁重“乌拉”差役
（三）为和平解放西藏，赶绘十八军进藏路线图
1950年春，成都解放，我党我军正着手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首长得知任先生多年从事康藏研究，不仅深黯康藏问题，而且曾从事康藏地图的绘制，其特长十分突出，加之他兼具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求实、执着的优良品质，决定委以他重任，赶绘十八军进藏路线图。在以贺龙司令员为首的西南军政领导与任先生的会见座谈中，他尽其所知，向首长汇报西藏社会的历史与现况；评述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施政之得失；介绍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及进军西藏应注意的问题；在谈到解放军进军路线时，任先生更是侃侃而谈，向首长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会后，贺龙司令员即决定让任先生立即组织班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十八军进藏路线图绘制任务。先生以饱满的热情，带领原四川测绘局的40多位专业人员，连续奋战18个昼夜，在原十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的基础上，赶绘了以十八军进藏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康藏全图，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康藏情结，真情有佳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任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所挚爱的康藏及其他方面研究工作，报国之心一直没有泯灭，康藏之情依然深深藏在心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与其他学者一样，积蓄多年的报国之情又重新焕发。1977年，他驾轻就熟地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及长期在康藏地区考察的田野经验，撰写了《青藏高原采金刍议》和《四川黄金开发史》，以响应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先生此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嘉奖，被国家黄金管理局特聘为黄金顾问，王震同志亲笔写信给先生，赞扬和肯定他学以致用，为开发青藏高原黄金资源所作出的贡献。
任乃强先生手稿
先生对康藏事业的挚爱还充分体现在一些看似极为平常的事例之中。记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先生仙逝前，我有幸多次与先生见面，聆听他的教悔。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康藏地方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不利，如果实施“塑料农业”技术，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状况。当时由于我年轻，知识贫乏，不仅对“塑料农业”一无所知，更是体会不到先生对高原的一往情深之情和超前的真知灼见。直到后来，“地膜复盖”技术和“大棚”技术已在各地广泛推广后，我才恍然大悟。先生对后学总是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厚爱，先生常常勉励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多作贡献。记得1978年，先生重操墨宝，将自己七十三岁时自作的一首诗馈赠于我，诗云：
"乡音无改鬓毛衰，七三光阴去苦心；朝从封建山头出，暮在马列国畔行。新受真经能立儒，旧遗故纸合覆蔽；乐山乐水皆自得，毋意毋必应谨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盛世修志在全国开展，由于先生对康藏史地和民族文化的深厚功底和造诣，甘孜州许多县的地方志工作者，都到成都拜见任先生，他总是在百忙中，不分亲疏，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凡有书信求教，尽其所为。先生当时虽已是九十多高龄的老寿星了，但他对于康藏地区的大凡小事，总是热情满怀，关照备至。从1929年首次入康时所燃起的康藏情怀之火，随着岁月的流失，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旺盛。
1989年3月30日，先生以他那一生笔耕不缀，奋斗不已的壮怀，走完了他人生的96个里程。时至今时，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20个年头。在他的一生中，以他的睿智和执着，为现代康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我国涉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了许多实质性的贡献。作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学术风范，仍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和借鉴；他为人师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青松挺直的高尚品格和乐观主义精神，今天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作者：杨嘉铭，西南民族大学教授，2009年8月。
任乃强小传
任乃强先生（1894—1989年），字筱庄，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农经学家。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四川社科院研究员，在藏学、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古籍整理，以及农经、教育、文艺、民俗、测绘、交通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的成就，尤其在康藏研究与西南史地研究方面建树卓越，蜚声国内外，被誉为中国“康藏研究的开创者”、“格萨尔研究的奠基人”和“地理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