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内对此的讨论却经常会忽视掉，成功的改革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对于改革的目标有共识；而关于目标的共识又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得能够说明白“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它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倘若国家的自我意识很含混，则根本说不清它的改革目标是什么。
“自我意识”是通过对于“他者”的确认，而反向获得确认的；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
面对中国，如何能够保障自身的独立性呢？越南只有参与到另一个强大的秩序、也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当中，才能化解内在焦虑。而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是一种“普世秩序”。
对越南来说，其他的意识形态都是其实现民族主义追求的手段；而只要是手段，往往可以为目标让步。越南政治改革步子迈的大，其背后的根源也正在这里。
这一期的正文发送一段书摘，是我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溢出》当中的一节，讨论了越南对自身的历史叙事与其民族主义本能之间的关系。
自我身份通常包含两部分—基于过去的“我是谁”和朝向未来的“我想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更准确地说，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就是：用政治理念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观，即“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用历史叙事讲述“我是谁”，进而表明“我如何理解那个样子”以及“我为什么想要成为那个样子”。
现代越南在自我身份上的政治表达是三个词—独立、自由、幸福。越南政府会在各种场合强调这三个词，甚至小学生写请假条时，都要先在抬头位置写上“独立、自由、幸福”，然后才进入正文，“阮小七同学生病了，要请假”。
那么，越南这个国家是如何理解这三个词的呢？这就要看它的历史叙事了。
01
越南民族主义叙事的困境：如何看待中国
图|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我们能从博物馆的策展思路中一眼看出，它是北圻的人设计的，因为中圻和南圻的历史在其中都是作为补充性的外围内容出现的，真正贯穿性的主线索是围绕北圻历史展开的。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博物馆里第一个展区讲述的是石器时代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在整个展览中的占比异乎寻常地大，远远超过我在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中看到的占比。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叙事策略。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让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强烈自豪感的话，通常都会追溯到一个很古远的传统上去。而且，这个传统必须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化。只有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这个国家应该独立自主的理由才充分，而古远悠长的历史会带来某种神圣感，自带正当性。
对越南来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于中国王朝的统治，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有文字记录以前的时期，也就是石器时代，强调这才是越南历史真正的本源。而之后的历史，只不过是自身独立性的某种中断而已。因此，它当然要多加叙述那个“真正”的本源，让“独立”的说法成立。
图|二征起义图册，二征夫人被越南人看做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02
摆脱身份困境的策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
越南的这样一种历史叙事策略并不是孤例，就后发国家而言，几乎是个通例。典型的例子是土耳其在一战之后由其“国父”凯末尔主导制定的历史叙事策略。
凯末尔构想的国家目标是，努力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的束缚，然后全面西化，迅速进行现代转型，重获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但问题是，土耳其是从奥斯曼帝国脱胎而来的，而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与伊斯兰教紧紧捆绑在一起。拒斥了伊斯兰教，就意味着拒斥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那土耳其的历史根基何在？说不清这个问题，就无法打造国族的政治认同，国家会陷入内在的精神分裂，进而带来不断的动荡，西化、现代化就只能是个梦。
通过这样一套历史叙事，土耳其的身份认同困境就解开了，伊斯兰教也从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属性转化为一种附属性的身份属性。有了这种新的身份共识，现代化的政策才能相对顺利地推展开。
在这套叙事中，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亚这一点，就当时的历史研究而言，并不是无稽之谈，但起源于中亚的文明和当时小亚细亚的这个人群的关联，基本上就只是通过一种历史叙事建立起来的。它是不是一种历史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种政治真实，就是一种共享的历史身份被打造出来了。共同体身份便随即形成，而凯末尔的核心目的就在这里。
这种历史叙事的价值与意义，完全不适合用学术标准来评价。任何一个政治体要想成立，打造共同体身份都是第一步，因为它是后续所有价值追求、制度设计的基础前提。没有共同体身份，其他东西都无法找到自己的现实载体。土耳其在今天是伊斯兰世界里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凯末尔的目标基本达到了。以此为标准来评判，他所构造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成功的。
图|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03
三个“独立宣言”塑造了越南的自我意识
再回到越南。它先是通过石器时代的历史，证明自己有独立自主的起源。然后，把西汉到宋初的“北属时期”表达为独立自主的越南被北方强邻统治但不断反抗的一段历史。这1000年间，在中国王朝天下大乱、无力直接统治北圻地区的间歇期，就是越南反抗的短暂成功阶段；没多久，中国王朝恢复稳定，重新统治了北圻地区，越南就进入继续反抗的阶段。
北圻地区在唐末一度脱离了中国王朝的统治。等北宋一统中原之后，又试图重新征服越南，一共发生过两次战争。第二次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熙宁战争（1075—1076年），宋军一路南下，连战连捷。就在越南士气低沉快要崩溃的时候，其大将李常杰作了名为《南国山河》的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据说越南上下受此诗鼓舞，士气大振，奋力反击，最终击败了大宋的军队。中国王朝从此基本放弃了直接统治北圻的想法，越南第一次获得了持久的独立。
《南国山河》因此被称作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宣言，被翻译成越南现代语写入越南七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中，后来还被配上音乐，由越南歌手演唱。《南国山河》构成了现代越南人自我意识的一个基本范型，也是“独立”从理念成为现实的第一个标志性意象。
之后的历史叙事就是越南君主带领人民不断反抗北方强邻威胁，保障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特别有意思的是，展览中有一幅亚欧大陆的地图，展示的是蒙古帝国崛起之后，蒙古骑兵征服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从图示来看，蒙古大军朝各个方向全都是锐不可当的箭头，代表蒙古大军所向披靡，但唯独在越南遭遇了牢固的一堵墙—蒙古铁骑在这里失败了。姑且不去管蒙古大军在各个方向的征战过程实际上是怎样的，仅就这两种区别化的图示而言，毫无疑问是很容易激起越南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的。
在元朝之后，越南又经历了明代初年一段短暂的北属时期—明成祖朱棣征服了北圻，将其纳入明朝的直接统治。二十几年之后，越南人再次赶走了明朝的军队，建立了后黎朝。后黎朝的开国君主发布了《平吴大诰》—因为明朝征服北圻之际仍定都南京，所以越南称其为“吴”。文中说道，大越“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意思是大越自视为与中国王朝平起平坐的“南帝”。
图|《平吴大诰》书影
之后不久，明清易代，此时周边几个儒教国家都面临一个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
“中国”原本是指天下的中心，内在包含着文明的中心的意涵。在儒家文化中，中原有着一种虽未明言却心照不宣的特殊地位—只有占据中原的政权才会被默认为文明的中心，也就是“中国”。但是清朝入关，曾经的“蛮夷”占据了中原，这让周边的儒教国家陷入一种观念困境。它们直觉上会认为，“蛮夷”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承认是文明的中心，大清也就不应被称为“中国”，否则，它们就堕落为比“蛮夷”还不如了。但大清毕竟占据着中原，按照那心照不宣的共识，这已经被视作“中国”的代名词，不承认也说不过去。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这几个外围儒教国家发展出一种策略。虽然中原的特殊地位是心照不宣的，但儒教经典中毕竟未曾明言，那干脆就不再认这个没有明言的心照不宣，只从抽象的文明角度来理解何谓“中国”。既然中原已经被“蛮夷”统治，那么占据中原的政权也不再自动拥有“中国”的身份，谁能保持文明，谁才是“中国”。日本由此发展出“华夷变态论”，主张统治中原的王朝已经变为“夷狄”，今后的日本才是“中国”。
越南也发展起类似的观念。博物馆中有一幅越南人在18世纪画的《外国图》。图的核心位置是“中国”，周边围绕着一系列前来朝贡的外藩，比如高丽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爪哇国、暹罗国、浡泥国、吕宋国、哈密国等，以及穿胸国、女人国等《山海经》中描写的国度。但它们投奔而来的“中国”，实际上是越南。因为越南人认为，在明清易代之后，越南才是文明的担当者，进而是天下的中心，是“中国”。
这样一种观念反映出越南北圻地区对于儒教秩序的深刻信念，这在河内的文庙中也有清晰的表达。文庙建于11世纪，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中式建筑。我们走过若干进院之后，来到大成殿。殿正中供着孔子，两边配享着四大圣人，也就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和亚圣孟子，格局与中国一模一样。从大门到殿内，到处都是中文对联，大殿正中的主联更是气象非凡—上联是“一元磅礴周流天地所生天地小”，下联是“万代褒封尊敬帝王而后帝王师”。对联的意思是，帝王只不过是世间权力的载体，他们也必须服从于文明的秩序，一介布衣，倘能养成磅礴浩然之气，便可为天下范。在儒家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体超脱于简单暴力、达于文明的根本表现。越南认可这种理想，并认为自己在努力实践这种理想。反过来，它认为大清是以力取胜，所以自己更有资格成为“中国”。
参观博物馆的展览时，我时时可以感受到，越南不断以中国作为他者来确认自身，表达着很强的主体性意识。在谁是“中国”无从质疑的时候，越南的主体性表现在对“独立”的强烈追求上；在谁是“中国”似乎可以争议的时候，这种主体性甚至表达为越南要自封为“中国”。
可以说，文化上的“中国”理念给了越南较强的主体性追求；而现实中有了中国这个强大的他者，又让越南的主体性追求只能表现为对“独立”的追求。现代越南所表达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古代表达的重释而已。
如何成功推翻两座大山呢？越南人民必须自主地组织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去发动群众，尤其是底层群众。要发动群众就需要一系列新的理念，西方所提供的民族主义理念因此成了越南人重要的思想武器；西方还提供了另一种更高效的底层动员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共产主义。最终，正是共产主义革命把君主统治者、殖民统治者（包括后来接替法国人的美国人）都推翻了，从而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
由此，越南的历史叙事就可以无缝对接到它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段历程。也因此，越南人有了他们的第三个独立宣言，就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于1945年在河内发布的《独立宣言》。
从《南国山河》到《平吴大诰》，再到《独立宣言》，这三个“独立宣言”接续下来，越南就打造出一个自己不断反抗强邻和殖民者、追求自主的千年历史，而“独立、自由、幸福”这三个观念，作为现代越南的自我意识，也在其历史叙事中（古代越南反抗北方强邻，近代越南反抗殖民帝国）不断被现实化、被直观化，在方方面面渗透到现代越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图|胡志明市街景
04
越南改革的核心诉求是民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独立、自由、幸福”这三位一体的观念里，占第一位的是独立。独立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也就是我相对于谁独立。这个对象肯定是身边的强者。越南作为一个中等规模国家，身边永远会有强者，也就永远会有能够清晰识别出来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越南从古到今的所有努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努力，其他的观念都只是用来达成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
手段是可以为了目标让步的。如果想要改革，更好地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目标，手段是不会对改革构成实质性阻碍的，最多只会构成一些需要处理的技术性问题。所以，越南在改革中的弹性和自由度都相对较大，这也是它在最近几年能够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重要原因。
第一，越南通过历史叙事，打造出了一个有着较强自尊心和独立意识的民族。第二，现实的国际处境让越南的各种政治追求在根本上都是一种民族主义追求，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帮助它实现民族主义追求的外衣，所以它在改革问题上、在观念层面有更大的灵活度、自由度。第三，强大的独立意识让越南在二战后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但这个过程也锻造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强大军队，从而带来了东南亚国家中最强的国家能力。第四，强大的国家能力，再配合越南庞大的人口数量、年轻的人口结构、优秀的人口质量，以及儒家文明较强的入世取向，都促使越南在机会来临时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能够把握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