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民间说书。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说：“明代已有《三国》、《水浒》等成书，晚期并有《三言》等成书。所以明代的说书，大抵是根据文学作品再加发挥的”，“到了清初，《水浒》、《三国》、《说岳》、《西游记》等渊源于说话的长篇小说，《三言》等渊源于说话的短篇小说，早已广泛流传；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出版后，《红楼梦》也接着问世。这些，都为说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P614）既然民间说书多以古代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那么它们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与推广，就必然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古代通俗小说的普及得力于民间说书的传播
二、民间说书对古代通俗小说名著的宣传与推广
清代民间说书更为盛行，尤其是扬州、苏州一带，民间说书可谓盛况空前。康熙时费轩《扬州梦香词》即说：“扬州好，评话晚开场，略说从前增感慨，未知去后费思量，野史记兴亡。”并具体记述：“评话每于午后登场，设高座，列茶具，先打引子，说杂家小说一段，开场者为之敛钱。然后敷说如《列国志》、《封神榜》、《东西汉》、《南北宋》、《五代》、《说唐》、《西游记》、《金瓶梅》种种，各有专家，名曰正书。煞尾每云：‘未知去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8]（P81）可见，当时扬州评话多以小说作为敷衍对象。乾隆初，董伟业《扬州竹枝词》说扬州地区是：“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9]（P188）诸明斋《生涯百咏》卷三《说书》也说：“一声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9]（P193）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则更具体地记载了乾隆时扬州的说书情形：
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云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蛇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
在这些著名的说书艺人中，吴天绪演说的《三国》独占鳌头。李斗还举例说：“吴天绪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惟张口努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这种以形传神的表演技法，真让人匪夷所思。
与李斗大约同时的清凉道人，在《听雨轩笔记》卷三《余纪评话》中，也对浙江杭州地区流行的评话有所评介：
小说所以敷衍正史，而评话又以敷衍小说。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评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如《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残唐》、《飞龙》、《金枪》、《精忠》、《英烈传》之类是已。
据此可知，评话《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残唐》、《飞龙》、《金枪》、《精忠》、《英烈传》等，皆由“敷衍小说”而来。评话与小说之不同在于，“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评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
与南方评话艺人遥相呼应，北方的评书艺人也爱说《三国》、《水浒》等小说名著。清代北京说《三国》的艺人，已知最早者当推康熙、雍正年间的王鸿兴。清末张岚溪，曾专在皇宫内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三国》，在评书界甚有影响。后来，吴阔瀛在鼓楼市场说《三国》，长于变口，如摹拟关羽时用山西口音，摹拟司马懿说话时用河南口音等，皆饶有情趣。[10]（P92）说《水浒》的著名艺人，则有双厚坪、高胜泉、徐坪玉、蒋坪芳等。双厚坪长于说“武（松）十回”，能够巧妙地传达人物神韵，对原著情节多有丰富、发展。其说书沉稳细腻，一段“挑帘裁衣”，即可说上半个月，仅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的所谓“十分光”就能说两天。[10]（P673）安太和为评书界说《西游记》的掌门，因学孙猴儿惟妙惟肖，故有“猴儿安”之称。其弟子恒永通，“每演《西游》，不论大小场口，坐客满堂，真有追着听的座儿”，[11]（P155）其演说猪八戒最佳，当时观众有“见者如观真猪八戒”的评价。
由此可见，正是借助于民间说书的传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名著才得以家喻户晓，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曾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裳’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12]（P7）其实，如果了解《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下等社会的传播途经，那么就不难明白“小说”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实际上是与民间说书的大力推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的。
三、民间说书对古代通俗小说名著的充实与加工
说书艺人在演说古代小说名著时一般都不会照本宣科。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就说：“他们说的书和本儿上要是一样，听书的主儿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花几角钱在书局里买一本书，几天能够看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谁还去天天听书，听两个月呀？”[13]（P267）因而，有经验的说书艺人往往都会结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理解，在演说的书目中融入丰富的生活细节、风俗民情和民众的爱憎情感，从而使其所讲的人物故事活灵活现。大致说来，他们对古代小说名著的充实加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三，说书艺人还喜欢在演说小说名著时加入当地的风俗民情。如扬州评话《水浒》演说的武松、宋江等人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北方，但是艺人却有意以扬州的市井小民为对象，描绘和塑造书中当时当地的各色小人物，诸如衙役、书吏、丫环、使女、贩夫、走卒、堂倌、屠夫等等，无不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另外，它在描绘书中环境时，也大量地插入当时扬州的建筑设施、民风习俗，赋予书目内容以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苏州评话艺人说《水浒》，也在有关回目中敷衍了江南的人物风情，《武十回》中王婆、乔郓哥、何九等，均被描绘成苏州式的市井小人物；《宋十回初会牡丹亭》中对琵琶亭、浔阳江的描写都体现了江南园林建筑的景色。这样做，显然容易让当地听众倍感熟悉亲切，恍若身临其境；同时，也可以赋予书目以生活实感和时代意义，使书目常说常新。
其五，说书艺人在演说小说原著时，还存在一个如何将小说原著的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话语的问题。因为故事主要是讲给复杂而众多的听众听的，书面语尤其像《三国演义》那样“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听起来不容易接受，所以说书艺人就不能不把书面语转换成听众所熟悉、了解、欢迎的口语甚至是方言俚语来讲，这样才能保证不识字的文盲也能听得懂。如此一来，改编本的口语化色彩就要比原著浓厚得多。例如，扬州评话《三国》就是以口语方言讲述的，甚至还经常活用当地流行的俗话、歇后语，频繁地使用语气词、象声词（常见的就有：啊、噢、嗯、哎、呔、嚯、、喳、嘘、啊哟、嘿嘿、嗨嗨、嗯咳、呜呜、哦哦、咦喂、噗咚、咕噜噜、哗啦啦、嚓嚓嚓、咚咚咚咚、哈哈哈哈等），故而当地群众听来就亲切易懂。这也可以说是说唱文学区别于原著的一个重要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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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祭灶寄托着中国劳动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向往，祈求神明保佑新年合家平安，吉祥如意，岁岁平安。
2、祭灶日，也称祀灶日，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古时中国民间传说这一天灶王爷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功过，辞灶便是送灶王爷起程。故中国民间对这位居家之神，平日态度很虔诚，且很尊重。
3、起源：中国民间祭祀灶神之日。上古祀灶在夏日。后相传汉宣帝时有阴子方，于腊日晨炊，见灶神出现，遂以黄羊祭祀而获巨富，因以腊日为祀灶日。
1、正月初三又称小年朝，也称赤狗日，作为古老的中国传统节日，相传这一天女娲娘娘创造出了猪。
2、中国民间传说初三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所以一般人家都早早熄灯睡觉，以免骚乱了鼠辈（也有人说入夜提早熄灯是为了让老鼠看不见，无法娶亲，以减少其繁殖的速度），并在屋角洒落一些米粒、糕饼，供老鼠食用，称为老鼠分钱，表示和老鼠共享一年的丰收。中国民间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一天祝祭祈年，且禁食米饭。
历史钟馗正常死亡。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逐邪之神。民间传说他系唐初终南山人，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丑；然而却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风流人物，平素为人刚直，不惧邪祟。
在唐玄宗登基那年（唐先天元年八月初四，712年9月9日），他赴长安应试，钟馗作《瀛州待宴》五篇，被主考官誉称“奇才”，取为贡士之首。可是殿试时，奸相卢杞竟以貌取人，迭进谗言，从而使其状元落选。钟馗一怒之下，头撞殿柱而死，震惊朝野。遍行天下“斩妖驱邪”；并用状元官职殡葬。传说唐明皇睡梦中见一小鬼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唐明皇的玉笛，绕殿而奔，大鬼捉住小鬼后，把他吃了。大鬼相貌奇丑无比，头戴破纱帽，身穿蓝袍、角带、足踏朝靴。自称是终南山落第进士，因科举不中，撞死于阶前。他对唐明皇说：“誓与陛下除尽天下之妖孽。”唐明皇惊醒后得病。病愈后下诏画师吴道子按照梦境绘成《钟馗捉鬼图》批告天下，以祛邪魅。吴道子挥笔而就，原来吴道子也做了个同样的梦，所以“恍若有睹”，因而一蹴而就。
七巧节，中国传统节日，又称七夕节、七姐节、女儿节、乞巧节、七娘会、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节由星宿崇拜衍化而来，为传统意义上的七姐诞，因拜祭“七姐”活动在七月七晩上举行，故名“七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