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策展人史明理（ClarissavonSpee）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进行了半年的学术交流。她被西湖的美景和浓厚的文化魅力所深深吸引。八年后，她把江南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带到了美国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MuseumofArt），打造了一场“人间天堂：中国江南珍宝展”（China’sSouthernParadise:TreasuresfromtheLowerYangziDelta，又译“中国的南方天堂：来自江南的宝藏展”）。这次展览集结了240件来自中国、日本、及欧洲、北美的艺术品，是西方首次全面展现江南历史和文化的大型展览。
“人间天堂:中国江南珍宝展”展览现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2023年China’sSouthernParadise:TreasuresfromtheLowerYangziDelta,September10,2023–January7,2024.TheClevelandMuseumofArt.PhotographyTheClevelandMuseumofArt
对于“江南”，学术研究和大众媒体的讨论一直都很活跃，但其定义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通过自然条件、行政区划、文献考释去界定“江南”的地域范围；同时，也有人认为“江南”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意象。“人间天堂”展览将江南的地域指向和文化意涵结合，既将江南落到了实处，聚焦在长江三角区域的山水、农田、城市；同时，也以图像和艺术品为出发点，以“兰亭集”“桃花源”“耕织图”等多个切片，体现江南文化的多维意象。
从刀耕火耨到人间天堂
“玉器、丝绸与稻米：新石器时代的瑰宝”以制作精良的玉璧、玉琮以及稻米化石等文物，直观体现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成就。“诗歌、书法与绘画：艺术的形成”则以六朝时期作为历史的分界点，晋朝时衣冠南渡，南方成为北方战乱时汉人文化的庇护所。由此开始，江南成为历史上能够与北方抗衡的文化存在。这一部分以在南方活跃的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在诗、书、画的文化影响作为亮点，展出了包括来自普林斯顿的王羲之《行穰帖》、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仿顾恺之《洛神赋图》等精品。
米友仁，《云山图》，1130年,南宋。手卷，绢本设色，画心尺寸43.7x192.6厘米；全卷尺寸45.5x646.8厘米。ClevelandMuseumofArt,PurchasefromtheJ.H.WadeFund1933.220
“人间天堂：江南的自然、农业与艺术”主要聚焦南宋时期至元时期。在金人的进攻下，宋代政权逃往南方，偏居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苏杭一带文化兴盛，经济发展，成为范成大笔下的“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一部分大量展示克利夫兰馆藏的精品宋画，不仅有展现烟雾缭绕的南方山水的米友仁《云山图》，也有体现风俗民情的李嵩《婴戏货郎图》。
仇英，《莲溪渔隐图》，明代，画心尺寸127.5x66.5厘米，故宫博物院
“城市、园林、农田与江畔：文人审美与城市生活”聚焦明代及明清交替之际的江南本土画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故宫博物院藏仇英《莲溪渔隐图》为例的明代画作中，农田开始大量出现，不仅体现出农业对江南山水的改造，也说明中国山水画对现实的敏锐反映。“江南制造：能工巧匠与消费文化”展示了明清时期包括织绣品、漆器、陶瓷、竹制品、苏州版画等繁多种类的江南精美工艺品。“皇家赞助与文化交流”通过南巡和艺术赞助探究江南对于清代政治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体现江南地区制造的外销品和西方世界的交流。这里尤其值得一看的是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美术馆的《康熙南巡图》，它长达22米多，记录了康熙从无锡到苏州的一段南巡之旅。
展览现场的《康熙南巡图》长卷，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2023年China’sSouthernParadise:TreasuresfromtheLowerYangziDelta,September10,2023–January7,2024.TheClevelandMuseumofArt.PhotographyTheClevelandMuseumofArt
王翬及助手，《康熙南巡图，卷七，从无锡到苏州》细节，清代，手卷，绢本设色，画心67.7x2220厘米；全卷68.8x2932.4厘米。MactaggartArtCollection,UniversityofAlbertaMuseums,GiftofSandyandCécileMactaggart,2004.19.75.1.
展览注重展现与江南有关的图像流变。以“兰亭修禊”为例，它源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会稽山阴（今绍兴）的兰亭举行的雅集。王羲之泼墨写下《兰亭集序》，成为蜚声古今的“天下第一行书”。展览选取哈佛美术馆藏1592年版兰亭图卷石刻的明清拓本，沿袭宋代李公麟对这一题材的处理。这件拓本和同在展览中的清代樊沂所作《兰亭修禊图》遥相呼应，体现兰亭图像由早期人物为主、背景简化、略微僵硬的构图，到将人物与更加写实的背景有机融合的演变过程。樊沂的画作作于1671年，正值明清更朝换代之后，他选择兰亭修禊作为主题，可能也是借六朝名士风流表达对旧朝的怀念。
《兰亭图卷》细节，1592年石刻，明清拓本。纸本，高36.3厘米。HarvardArtMuseums/ArthurM.SacklerMuseum,BequestoftheHoferCollectionoftheArtsofAsia,1985.700.PhotoPresidentandFellowsofHarvardCollege
樊沂，《兰亭修禊图》，1671年，清代。手卷，绢本设色。画心尺寸28.4x392.8厘米；全卷尺寸29.8x763.3厘米。ClevelandMuseumofArt,GiftofMrs.Wai-kamHoandtheWomensCouncilofTheClevelandMuseumofArt1977.47
美国中西部的中国艺术瑰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展览集结了来自中国、日本及欧洲、北美的珍藏。特别是通过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从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安徽博物院七家国内机构借展三十余件艺术精品，标志着疫情以来中美文化的成功合作。正如策展人史明理所说:“这次展览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举行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我们合作的六家中国博物馆认为，我们可以借艺术为桥梁，通过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这可能是自李雪曼（ShermanE.Lee）任职以来，克利夫兰举办的最大的中国展览。”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ClevelandMuseumofArt
成立于1916年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位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藏有大量珍贵的中国古代绘画和艺术品，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MET)、弗利尔（FreerGalleryofArt）、波士顿美术馆（MuseumofFineArts,Boston）、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rt）齐名。建立起核心中国馆藏的关键人物，正是李雪曼。他于1952年进入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东方部主任，1958年至1983年担任馆长。由于他对中国绘画的热爱和理解，克利夫兰得以购入大量中国古画。李雪曼任期中，与来自中国的学者何惠鉴密切合作。何惠鉴史学功底深厚，曾在陈寅恪门下学习。在他们的合作下，克利夫兰的中国书画收藏，成为美国中西部闪亮的明珠。
竹林七贤细节，现代拓本，南京博物院
本次展览中的中国借展藏品亮点丰富，涉及书画、拓本、织绣、玉器、陶瓷、金银器等多种门类。不仅展现了江南艺术的最高成就，也表达了策展人对江南历史的深入理解和独特视角。其中来自南京博物院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拓片，取自1960年发现于南京的一座南朝大墓的砖画。七贤原本活跃于北方的山阳（今河南境内），但到了东晋时期，他们的名声开始在南方士人之间广为传颂。因此，在南京墓中发现的竹林七贤砖画，也是衣冠南渡之后，汉人文化由北向南转移的体现。
素罗单衣，1274年，宋代，长：120cm；通袖长：140cm，中国丝绸博物馆
顾绣，《东山图》（细节），董其昌题跋，1632年，明代，手卷，画面尺寸79.5x27.1厘米，题跋尺寸127.6x27.1厘米，上海博物馆
素罗单衣勾勒出一位女性的个人生活，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顾绣《东山图》则展现出女性在艺术上的独特成就。得益于董其昌1632年的题跋，这件作品被确认为现存最早的顾绣实物，同时也是众多以册页和画轴为主的顾绣中，仅存的一件手卷。它融合了绘画与绣工，讲述了《晋书·谢安传》中记载的东晋名士谢安的故事。谢安在淝水之战时隐居东山（今绍兴境内），但暗中排兵布阵，最后以少胜多。画卷描绘了他在东山下棋时，有使者骑马来报胜利喜讯，但谢安不动声色，继续下棋。卷末有董其昌题跋，表达他通过这件精美的顾绣和东山再起的故事，激励他的好友程绍再次入朝为官的心愿。顾绣源于晚明上海露香园主顾名世长子之妾缪氏的绣品，后被顾氏女眷争相模仿，成为士大夫间千金难买的艺术品。
董其昌，《西湖莲社》，燕吴八景图册之一，明代，册页，26.1×24.8厘米。上海博物馆
在中国借展藏品中，还有一些作品生动地体现出根植于江南的审美记忆如何延伸到了北方。来自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早期作品《西湖莲社》，是《燕吴八景》图册中的一页，描绘北京西山一处名为“西湖”的景点。这幅画细腻地展现了初夏时分的湖景：郁葱的树木，蜿蜒的小径，秀丽的远山，湖面上点点荷叶。董其昌在题词中提到，北京西山的西湖因其媲美杭州西湖的美景而得名。在北方的雄伟山水中，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董其昌发现了一个让他想起江南秀丽景色的地方，这一定是一个可以慰藉思乡之苦的愉快惊喜。
展览现场克利夫兰与故宫博物院的玉杯遥相呼应，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2023年，图片由作者拍摄
策展人史明理致力于在中国借展藏品和克利夫兰馆藏之间寻求呼应和对话。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双仙人玉杯，杯身浮雕群仙祝寿的吉祥图案，双耳是扒着杯沿的仕女形象。它与克利夫兰的清代玉杯在外观上高度相似，仅有微小的差异。在清代，苏州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在文化艺术方面独领风骚，苏州玉雕更是备受乾隆赏识。故宫和克利夫兰的玉杯都是苏州玉匠所作。故宫玉杯底部刻有“大清乾隆仿古”，而克利夫兰的玉杯底部无款，说明故宫玉杯为宫廷所作，而克利夫兰的玉杯则可能为江南的藏家所作。两件玉杯的一同展出，不仅直观说明这款玉杯设计在清代的流行，更体现皇家品位和江南文化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