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博物馆学史的基础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学史基本文献资料。为梳理中国博物馆学历史与现状，我于2002年申请了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项目，为首个博物馆学史研究方向的国家课题。课题结项时的主要成果，一是编辑了《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二是编写了《中国博物馆学大事记》，三是撰写了《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报告》。在结题报告中，曾提出将编辑《中国博物馆学文献选编》，现在也已经出版四辑。这些工作，如申报国家科研课题，编辑文献目录和学科基本文献，均是为了确认作为一门学科——博物馆学的学术要件。
博物馆是西方思想的产物，中日两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发展历程也相似。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缘由，当我看到青木先生主编的”日本博物馆学史基本文献集成”丛书时，便提议将中译本纳入湖南博物院”博物馆学史译丛”出版。蒙青木先生及出版方嘉惠应允，湖南博物院大力推进，深感欣慰。
前文不惜篇幅追溯汉语和日语中“博物馆”一词的产生与流传，是想借此指出，中日两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发展之所以是相似的，恐怕不只是“一衣带水，两襦咫尺”的地利之便，更有所谓“同文同种”的文化渊源。我们知道，博物馆学的核心概念和知识体系是由一系列专业词汇构成的。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形态的博物馆，仅是对这种事物的命名，就是一个不断用本土文化经验进行翻译、诠释和表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一词语的创造者、借用者和翻译者，还包括不断加入的阅读者、实践者，都会将他们对这个事物与观念的理解加入其中。在“museum”的通用译名产生之前，中日两国分别用初级描述的词汇如“博古院”“画阁”“万种园”“万兽园”“集宝楼”“集奇馆”和“百物馆”“究理之馆”“乌畜园”等等来称呼海外的各类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认知与表达的过程。而“博物馆”成为专有名词后，其所指代事物的来由与功用、内容与本质等便成为观察与思考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由此而发端。
马丁·普洛斯勒（MartinPrsler）在《博物馆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全世界的博物馆连同一些国际博物馆组织和博物馆学学科一起，构成了当今全球网络的一角，这一角的编织始于15、16世纪的博物馆运动滥觞之际。第一批博物馆在当时欧洲的重要城市佛罗伦萨、马德里、巴黎与伦敦建立。在现代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历史资本主义”呈波状扩散，随着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博物馆于18、19世纪向“欧洲周边国家”及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渐次扩展。事实上，博物馆在全球的扩张与欧洲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紧密相连。同处东北亚的中日两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中迎来了博物馆这一新观念和新事物。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MatthewC．Perry）准将率领军舰闯进江户湾浦贺港时，日本对外部世界还知之甚少。兴盛一时的“兰学”似乎也没有带来荷兰人早在1778年即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建立了博物馆的消息。可以顺带提及的是，佩里此行特地从中国请来了SamuelWellsWilliams也就是英汉字典《英华韵府历阶》的作者卫三畏担任汉语和日语翻译，波特曼（AntonL.C．Portman）担任荷兰语翻译。史称“黑船来航”的这一事件终于敲开了日本紧锁的国门，在“佐幕开国”和“尊王攘夷”的矛盾中“恶战苦斗”（坂野润治语）的幕府末期的日本以此为契机向“开国”的方向趋步。与战败于鸦片战争的中国不同，当代日本历史学家三谷博认为日本“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遇毁灭的最后机会”。从万延元年（1860）开始，幕府先后六次向欧美派出使节团，明治政府甫一成立也迅即派出了使节团访问美欧，并组团参加1873年维也纳万国博览会。走出去的日本人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就包括了博物馆等诸多现代社会机构。
据伊藤寿朗《博物馆概论》一书记载，明治五年（1872）3月，文部省博物局在东京汤岛圣堂大成殿举办了以古器旧物为中心的博览会。金山喜昭介绍说，这届博览会目的之一是为参加翌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从全国各地征集日本各种物产品，同时也是贯彻上一年太政官签发的《古器旧物保存法》关于保护文物的精神。博览会展品分为天造物品和人造物品两大类，合计约六百件，包括皇室用品、进贡品、古代遗物、书画、铜制品、武器武具、日用家具、日用杂物、乐器、衣物等古董文物类和矿物、化石等天然物产等。博览会面向大众展出48天，观众人数达到19万余人，平均每天高达4000人次。与此前举办的“物产会”不同的是，这届博览会闭会后，文部省博物局将展场大成殿选定为博物馆的固定陈列场所，在每月逢一和逢六的日子继续面向大众开放。伊藤寿朗据此认为，这就是日本最初的常设馆——西欧型博物馆的开端。
最后，我还想指出，本书原编者和中文版编译者已经做了很好的编注工作，除极少数章节外，全书读来一无障碍。本文不过是试图为读者更多了解日本博物馆诞生和博物馆学学科发展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当然，从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梳理学科发展参与者的理论贡献是更重要的工作，只是主编青木丰教授已经做了非常精辟的提炼与总结，无需赘述。再者，对日本博物馆学从学科体系进行全面讨论似可放在研读完本丛书各个时期的文献之后进行。在此，仅就在反复阅读译稿过程中感受很深的几点再略作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