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会史（初稿）》介绍，在1953年上半年将文管会文物图书分别划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之后，至1958年9月份止，又接管图书共达221455册之多。当然，这之中主要是普通图书为主，但也包括了不少的“善本和珍贵善本”；又有一些藏书家如金山高氏、金山姚氏、海宁朱氏、平湖金氏、吴江薛氏和刘晦之、柳亚子先生等等先后捐赠藏书于文管会。这些书中，不少都是罕见的抄本、刻本、校本和稿本，共计30批次、26342册；当时文管会收购的各类善本又有1311种6266册。所有这些珍贵的图书、拓本等，后来大都又拨交给了上海图书馆，但仍有一些留存于上海博物馆中，如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刻杭州雷峰塔出《陀罗尼经咒》、明清以来各家诗翰数千通等。当时又以上海文管会名义先后影印元郭畀《客杭日记》、清初刻本《赵定宇书目》等，使得这些珍贵文献化身千百，不虞放失。这些都反映出包括徐森老在内的文管会、博物馆领导对于文献的重视。
徐森老个人对于上博的文献建设方面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身体力行参与文献的征集，一是在其逝后其家属将其家中所藏文献全部捐献于上博。
当时上海请客最好的地方是红房子，赵说：‘在红房子。不过有一件事情，《王文公文集》要拿到北京去，徐森老，你一直是北京图书馆的保护神，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给北京图书馆。’以前，徐森玉与赵万里的关系非常好，赵是学生辈的人物，比徐森老差一辈。听了这话，徐森老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你放屁，你只知道把什么都弄到北京去，你做梦，绝对不行。’谢公（稚柳）就在边上打圆场说：‘八字还没一撇，你们闹什么，森老，你坐下来。’徐森玉坐了下来。赵万里跑到徐森玉身边，也坐下来，用手摸摸徐森老的光头，就说‘：平平气，平平气，以后再谈。’徐森玉说‘：没什么好谈的。’赵万里同徐森玉的关系非同一般，从来没有人敢在徐森老的头上摸。然后四个人就一同到红房子吃饭。这也表现老一辈人对文物的热爱，都有着志在必得的决心，但彼此间的人情味很浓。”这些例证，都可以反映徐森老对上海博物馆文献建设方面的贡献，而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王文公文集》这部海内孤本，终于在森老逝后十余年后，也入藏了上海博物馆。
总而言之，正是在徐、汪等为代表的几代上博人的努力之下，上海博物馆的古籍、碑帖收藏，逐渐为世人所瞩目。2005年2月7日，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吴格教授曾在深入调研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古籍收藏之后，撰写了《关于敏求图书馆古籍工作的调查与建议》一文，其中就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评价到：“本馆古籍藏书，具有门类齐全、特色明显、利于研究之特点；（1）门类齐全，指四部典籍（含线装及影印本）基本配备；（2）特色明显，如金石类、艺术类、图谱类典籍搜罗丰富；（3）利于研究，指目录、版本、检索类工具书收藏较完备；（4）馆藏文献中未刊稿本、抄本具有整理影印价值者不少；（5）利用以上文献资源，具备发展为研究型图书馆之条件；”吴先生的这一评价，准确地反映了自徐森老以来，几代上博古籍工作者多年的辛勤耕耘成果，也成为我们继承森老等先辈的遗志、在今后继续努力和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因为如此，上海博物馆才于2008年成功入选为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在上博同仁的努力之下，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重镇。
小文方撰毕，惊闻森老幼子文堪先生在缠绵病榻数年后，又不幸身染恶疫，转阳三周后辞世。文堪先生家学渊源，温文尔雅，于我每次请教，皆不以为烦，至今思之，不禁腹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