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国家；东西方文化；差异；电影片名；翻译；策略
电影可以说是当前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普及方式，在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可以说是属于跨文化交际活动，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是不相同的，那么如何让输入国家的受众接受电影的片名，这是作为翻译者需要注重的问题。在电影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习俗、民族文化等特征，可以说电影翻译能够被当作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程中，随着我国电影与世界电影文化交流频繁，不只是电影的内容，就连电影片名的翻译都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一部优秀的电影有着吸引力十足的名字，能够激发观众的观看热情，而劣质的翻译名称能够降低受众的观看欲望。但是基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等多个方面影响，东西方文化也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让电影能够更容易获得潜在观众的认可与欢迎。本文立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通过研究差异来解读对英美电影片名翻译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些使用的翻译策略。
一、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
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指的是社会中人们能够具有的共同的传统、民族信仰与价值观的总和。而其中最主要的三大要素，也就是价值观、规范和符号。我们在文化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用自己民族文化的标准来看待与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当两种民族文化在交流中接触时，就难免由于两者的差异而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加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事件等因素，让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
（一）人们的等级观和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主张建立以家庭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以人们等级观念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孔子主张“礼治”与“德治”，在礼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礼治的。在德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德治的，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人治的。人们受到等级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多重影响，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十分谦虚谨慎，为了顾及人情在交流中表达得十分委婉。在个人价值观念中也更加倾向于对社会与国家的共享，因此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集体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人们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其他人与社会负责。
但是在西方国家是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文化构成的，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能够对国家的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西方国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在西方国家人们信奉个人尊严，崇尚个人的独立思考与判断以及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利益。
（二）人们的伦理观与道德观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伦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通过礼为仁的体现形式，将伦理道德与修身济世相联系起来，对人们的伦理道德的自觉性与社会功能进行强调。中国民族文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坚持诚信、忠诚等道德伦理准则，并且根据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每个人都要坚守礼数，尽到自己的职责。
但是在西方国家会更加注重依法治国，多种法律都可以说涉及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在这个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法治国家中，人们的平等让每个人的等级观念与地位变得十分淡薄。以西方国家的家庭为例，人们认为父母与孩子之间只是感情关系，而不是道德义务的关系。孩子们在成年之后就会离开家庭独自生活，在父母年迈之后，孩子也没有赡养的义务。
（三）社会文字符号的差异
二、文化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西电影的发行数量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较多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能够体现。
第一，价值观念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体现。冯小刚的著名贺岁影片《大腕》，这部电影被翻译为BigShotsFuneral，我们翻译回来是《大腕的葬礼》。由于中西方人的思想有着基本的分歧，东方人注重综合与归纳，而西方人注重细微与曲折。“大腕”这个词已经能够暗示出电影的主题，而在翻译成英文中也补充出来“葬礼”，能够方便西方观众更加明白电影的内容。我们再来看美国电影Shrek，电影名称中只给出了男主角的名字，却不对他做出任何的评价，但是中文却没有音译成为《史莱克》，而是翻译成为《怪物史莱克》，这样可以看出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更加注重对于影片的归纳与综合，让人与事物更加形象与具体化。
中西方两者的差异导致双方在思维模式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国人具有的传统思维形式更加单一与抽象，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显得更加部分与具体。
第二，伦理观念的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体现。中国电影《霸王别姬》的名称能够映射出主人公的关系与最后的结局，因此名称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但是英文翻译成为Farewell，Myconcubine，我们翻译回来就是《再见，我的爱妾》，只有了别姬，却忽视了霸王，这是由于西方人的等级观念薄弱，因此反映出对电影内涵与主题的理解。
西方电影Meettheparents的名称翻译成为《拜见岳父大人》，可以说美国人讲究自由与平等，因此尊卑观念淡薄，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拜见”与“大人”两个词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三、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与原则
（一）直译法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文化差异的电影名称最佳的翻译方式，可以说音译法也是直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电影依靠这种翻译方式，例如BeautyandBeats——《美女与野兽》，BraveHeart——《勇敢的心》，RomanHoliday——《罗马假日》等。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名称是人名或者地名时，就可以采用音译方法。例如Ryan——《瑞恩》，Romeoand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二）意译法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当遇到直译方法已经难以准确表现出电影内涵的时候，如果一些电影名称涉及跨文化差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就需要根据电影内容来对原有的名称进行意译。在进行意译过程中，我们同时要考虑到英语的表达习惯与中国受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例如，电影Seven讲述的是天主教中的七种死罪，而接着出现了一场离奇的连环杀人案，死者都是死于这七种罪中的一种。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为《七》，那么就会让观众感到空洞，甚至难以体会到这个名称的含义。如果我们翻译为《七宗罪》，那么就避免了我国观众对于西方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缺乏与地方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SleepinSeattle——《西雅图不眠之夜》，TheNet——《网络情缘》等。
（三）换译法
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直译与意译都难以充分地表现出电影名称的内容与意图，那么我们采取换译的方式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彻底地改变原来电影的民称，根据电影的内容与内涵通过不同的名称来代替，例如TopGun——《壮志凌云》等。
四、结语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结合的艺术，对于片名的翻译影响到观众对于电影主题的理解与体会，甚至可以称之为翻译艺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是各国之间信息传播的载体与纽带。电影的片名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简单切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充分体现。我们在翻译中不能忽视文化差异的影响，要真正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创造性的融合，这才是实现正确翻译的基础。我们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注重，要努力克服电影翻译过程中语言的阻碍，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翻译电影片名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注意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2]冯学民，王珍.电影语言中的歧义现象解读[J].电影文学，2007（08）.
[3]杨胡宏，徐丽娜.浅谈影片名的几种翻译方法[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10）.
[4]刘利艾.从目的论析电影字幕翻译[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2）.
[5]佟磊，沈秋敏.浅谈西方文化与西方电影片名翻译[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9（04）.
[6]陈亚明.《卧虎藏龙》字幕翻译策略探析[J].电影文学，2007（15）.
[7]苏远芸.关联理论对西方影视剧字幕翻译的阐释[J].电影文学，2010（04）.
【关键词】山鹿素行；武士道；尊皇尚武
武士道，作为日本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吸引每一个对日本这个尊皇尚武之国有浓厚兴趣的人。但是许多人提起武士道，却只有草席俯伏，鞠躬行礼，象征忠勇名誉的佩刀，郑重如仪式一般的切腹之刑等等影象；武士道代表武士的忠勇，然曾经的封建锁国令，也使世人对武士的愚忠褒贬不一。
一、简述武士道精神
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有深刻领悟的日本教育家。我们对他有所耳闻，大多是源于其代表著作《武士道》。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刚刚经历过中日、日俄之战，世界对日本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误解与偏见加剧战争的激烈程度，不能知己知彼使得国与国的交涉困难重重。战争当事人疑惑，局外人也充满疑惑。新渡户稻造自幼亲受武士道教育，他这样解释武士道：“自从我对形成我的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正是武士道是这些观念沁入我的脑海。”[1]
武士道是一种职责，一种精神，它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道德行为规范的作用，关乎日本道德教育，一部日本人内心的律法，每个拥有武士情怀的日本人心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甚至会近乎神话般的重要意义。
武士道的特征有很多，“忠”，武士道的特征之一，也为大多数人所闻。无论是“武士忠勇的体现”，还是“侍从对领主的愚忠”，抑或“一种理想境界”，这些都是“忠”的体现方式。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封建道德与作为武士道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的“忠”的根本意义体现为――忠诚的服从于长上。封建时代，日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封建武士阶级，处于当时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四个世袭等级――士、农、工、商之首，但是虽有地位、特权，但是绝不是毫无约束。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伴之以来的必定是重大的责任，所以武士也同样“需要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正如医生考职业上的礼法抑制彼此之间的竞争…”[2]“忠”，便是众多准则中的一种。
二、山鹿兵学“忠”思想的主要特点
“忠”概念由来已久，德川时代就有很多学者对“忠”的内涵进行考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其内容亦有“…臣民亦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国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矣。”[3]“忠”不仅象征武士的德行，而是种不论是何年代都为日本人所崇敬一种为人处世的品格。作为自古传承的德行，“忠”早已沁入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明治维新解开了日本近代文化的新篇章，使日本打破闭关封建的状态走向世界，但是“漫长的锁国时期，日本闭关自守，几乎与世隔绝，这虽是它失去了吸取海外先进文化的良机，但是也使它得以摆脱对外来文化的依赖心理，开始独立思考…”[4]，这样的闭关锁国为鲜明的日本民族特征提供了奠定深厚基础的机会。即便锁国令解除，外来文化传入，深厚的基础也不至于完全动摇，也使得日本文化在于其他文化相碰撞时，除了吸收外来文化外，依旧能很好的保有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保有自身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存亡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兵家所强调的“忠”的思想为典型，无论是日本战国时期还是德川时代，尊皇崇武忠君爱国的思想都隐流其中。山鹿素行（1622-1685）名高佑，号素行，以“山鹿派兵学”为人所知，宣扬武士道“尊王忠君”思想。众多兵家思想家中，山鹿素行有大量住著作留世，虽然是德川前期的兵学家，但是其忠武思想还是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吉田松阴、赤穗义士都是对山鹿兵学的传承。
（一）自然观
山鹿兵学“忠”符合日本传统自然观。日本的这种自然观是一种赞叹的、不得已的、感应的、神秘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强调人的直观体验，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日本神话中没有关于创世的情节，日本的神没有创造世界仅仅造了日本国土，即说，万事万物的生息轮转都包含于自然之中。“所谓‘自然’就像‘自然生产’一样，可以一直无穷下去…具有‘无限’而接近生生不息的涵义…”。[5]既是无限，那末对于有限的人来说，对自然只能怀有崇敬之心，寄情于自然然而，对于自然的奥秘赞叹却无以表达解释，自然是超越的，是灵妙不可思议的，充满宗教神性的。“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面对如此浩然无穷的“自然”，只有赞叹、歌咏、感通。[6]
文笔清新好寄情于大自然的富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德富芦花（1868-1927）在《自然与人生》一书中写道“自然界的春天宛若慈母。人同自然融合一体，投身在自然的怀抱，哀怨有限的人生，仰慕无限的永恒……（《春天的悲哀》）”[7]，在这篇短文中，德富芦花所表达的正是一种饱含人世唏嘘感叹的自然观。日本人似乎更偏重于感性经验，而不是理性思考。在“不可知”的“天”下，“人”因与生俱来的卑微，从而只能去忠心的奉祀。
出于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的敬畏感，人们的生活中就难免会遵从对自然保持沉默，“存而不议”，“不得已为之”的态度。山鹿素行对此有言，“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待造作安排，唯不得已之自然。”[8]这其中“不得已”，即不得不然，承自然之意，非人工而为。作为自然中的人，必当顺其自然。
遵循自然，自然便是天然的法，不容人相悖而为。对政治哲学研究颇有心得、受过儒学、兵学教育的加藤弘之（1836-1916）在其封笔之作《自然与伦理》序言中写到，“宇宙是唯一的自然，自然是唯一的宇宙……社会学必定是研究社会的自然法，伦理学必定是研究伦理的自然法……”“……所有学问均不外乎是自然法的研究。如果将自然法置之度外而研究超自然法…决不是学问……”[9]概括而言，日本这种传统自然观的特点有：自然富有神性，万事万物尽包含于其中；遇事见理，万事万物遵从自然之法，不容有悖；人对浩然之自然能做的只有用直观体验、内在精神去对其有所感悟，而不可能跳出自然，于自然之外看待自然；人对自然的认识方式停留在感官、精神上的。
（二）尊皇攘夷
“忠”思想之所以包涵日本这种自然观的体现。第一，日本的“忠”，渊源于对神武天皇的尊崇。“武道根源，系渊源于神武天皇等，神武天皇是日本神话中的首位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最早建立大和王权的人，日本的开国之祖。日本天皇，即代表神的后裔，山鹿兵学这种尊皇武士道思想把这种“绝对的、永恒的、不带功利性质的‘忠’，这种‘绝对的忠’，高于现实一切的主从关系，是把对天祖（天照大神）的尊崇移于天祖子孙的现世天皇而加以尊奉。”[10]
然尊皇必将斥外。日本的“忠”思想，还体现在“斥外”。而这种“斥外”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自古日本常言武道者对我国，对儒家思想的排斥。虽说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也对日本思想史有所影响，但是也阻碍不了尊皇尚武的兵家学者的“斥外”思想。近现代日本人称我国为“支那”就是受兵学思想的影响。其中“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就是典型的…自称日本为‘中朝’，师承山鹿兵学的幕末志士吉田松阴，在其著作中例称日本为‘神州’、‘皇国’，中国为‘汉土’、‘支那’…”。[11]《中朝事实》乃山鹿素行晚年之作，其斥外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其在书中肆言“盖，‘中’有天之中，有地之中，有水土之中，有时宜之中。故外朝（案；中国）有服于土中之说……”[12]由此可见，日本传统思想中，就有荒谬自立为“中”的思想，且以其自然观思想，自诩其为“中”，他国为“外”的偏激情感。但这般自信坚定的言论却又“自然而然的”彻底违背了日本所宣扬的“谦卑自然观”。
在日本，“忠”思想源于自然，“尊皇攘夷”即被兵学家认为是不可不为。即对主君尽“忠”是理所应当的职责，哪怕主君的命令并不明智。关于这一点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二战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存在就源自这“不可不为”。我们称之为愚忠，但在日本传统思想中，这是被当做理所当然的常理。在日本世袭制度之下，所遵循的是“君臣绝对观”，如同仆主契约一般。君对臣有恩，“君恩的形成是每个武士出生之前已经成立了，故君恩高于一切，出仕做官也只必定做自己属藩的官……”[13]关于这一点吉田松阴可谓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吉田松阴在其著述中说道，“…事君而不遇之时，谏死可也，幽囚可也，饥饿可也……和主人死生同休戚，绝不云弃主之道。”[14]其意味，即便遇到不明智的君主，也只能以不同的方式向君主提出规劝，如谏死、幽囚、饥饿等等，但无论如何，哪怕君主无视也绝不可弃其之而去。这使得“忠”思想充满“献身精神。”日本从不乏这样吉田松阴这般极端的“忠义之人”。在他们看来，主君就是全部，就是生存的意义，这种极端的“忠诚”不仅深化了“忠”的不可违背的神圣性。
结语
多年以来歌舞伎剧目《忠臣藏》――赤穗义士事件――所讲述的为主复仇的故事都为人所称赞，久久不衰。忠诚的履行自己职责却被指冲撞军队而被责令“切腹谢罪”泷善三郎。日本人的处事风格自古以来都更看重实践，1701年赤穗地区城主浅野，因遭奸人吉良人欺诈，被命切腹，但是吉良得以活存。浅野家臣大石内藏助，闻之痛心疾首，召集人誓为主人报仇。1703年四十七名义士复仇成功，以奸人吉良之首祭主，之后束手任幕府差人拘禁关押，最后出一人外全部切腹。自此赤穗义士一直是忠臣典范。事件中家臣对主人尽忠尽职，主人死而牢记仇恨，誓要斩灭奸人，复仇之后又直面所犯罪行，坦诚赴死。这样的“忠”，的确很震撼人心。武士们践行“忠”的理念，血腥而极端，仇恨、复仇、认罪、切腹，在日本武士那里诚然变的一种高尚的荣耀，而这荣耀只为守护那份精神深处，神圣不可侵犯的忠诚。也印证的学者佐藤一斋的那句“知是行之主宰，乾道也；行是知之流行，坤道也。合以成躯体，则知行是二而一，一而二。”[15]
关于“忠”思想的讨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流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忠”一字，不仅是一个字，也象征一类人，一种精神，代表了一方水土，诉说了一个民族。条件有限，因此对于“忠”的这点泛泛而谈，的确不足以说清言明一个“忠”字。但也或许，面对“究竟何为‘忠’”这样的问题，谁都说不清。何况，今天关于“忠”的讨论早已不再是局限于一方，在不同的人心中，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说不定也为“忠”增添了更多值得我们探究内涵了。
【参考文献】
[1][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3.
【关键词】丰田生产方式;丰田企业文化;精益文化;文化建设;传统
文化丰田汽车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秘诀之一就是其独创的丰田生产方式。如今提起丰田生产方式，人们想到的往往是“看板管理”、“目视化管理”等外在的管理手段，却忽略了丰田背后的企业文化的力量。事实上，就像张瑞敏先生说的那样，“丰田生产方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更变成了一种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简述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建立的为企业员工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思想理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总和。按照企业文化结构“四层次”理论，企业文化由外及内被分解为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核心层。物质层是企业文化的外溢，包括企业的形象、名称、商标、产品等。行为层以人的行为为形态，包括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氛围、员工关系等，它是企业价值观和精神的反映。制度层表现在企业的各项制度安排组织结构。核心层则是企业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它包括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为大多数员工认同并遵循的基本信念。
二、丰田生产方式与丰田文化的关系
三、丰田生产方式简述
四、丰田生产方式中的文化精髓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丰田文化的核心是精益文化，包括以人文本的理念，团队协作精神和探索钻研精神。为什么可以把丰田文化的核心简单地归结为“精益”二字呢何谓精益抛开精益生产的概念，单从文字层面，“精益”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更好”，这是丰田的追求，也与丰田的基本理念契合。丰田的基本理念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这里的更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高的质量，二是更满意的价格。另外，“精益”的内涵与丰田公司“持续改善”的思想相重合，持续改善的过程本身就是追求更好的过程。可以说，“精益”是丰田的价值追求和管理理念的双重体现。而在“精益”的实现过程中，有三种企业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是与以物为本相对应的一种理念，是把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的一种管理理念。具体到企业中就是把人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尊重人和发展人。尊重人，指尊重人性，把人看成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绪，有自我追求的人，而不是像科学管理那样致力于将人训练成一种“高级工具”。丰田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员工可以发现问题，提出改善措施，甚至可以参与到公司的决策过程中。发展人，指重视员工在企业中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丰田始终致力于员工的长期培训，希望在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的同时也能使员工实现其个人价值最大化。
第二，团队协作的精神。
团队协作精神贯穿于丰田生产方式的始终，大野耐一曾用排球等团体运动来论证个人技能与团队合作之间的关系，从而喊出“团队协作高于一切”的口号，并且用“交接棒区”、“不要人为地设置孤岛”等理念来体现丰田内部的协作氛围。
第三，探索钻研的精神。
丰田生产方式是通过杜绝浪费来提高效率进而降低成本。关于效率的问题，福特一世的回答是“所谓效率，说来也非常简单，就是抛弃笨拙的方法，用我们已知的最好的方法去工作。”丰田是认可这一说法的，也一直按照这样的想法去做事。放弃笨方法，寻找最好的方法的过程就是持续改善的过程，这需要员工持续的探索和钻研，它要求人们能够打破常规，从“习以为常”的现象或“约定俗成”的做法中发现不合理因素，从不断的尝试、摸索、钻研中寻求最好的方法。探索钻研的精神从丰田诞生之时就有，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者和发明家，丰田一直倡导要反复问5个“为什么”也是探索钻研精神的最好体现。
五、丰田企业文化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同日本相比，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远远落后。虽然企业文化是基于社会背景建立的，具有不可复制性，但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却是可以学习和借鉴。通过对丰田企业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从传统文化中寻源。
管理应植根于社会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源头。丰田企业文化大多都能从日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例如追求精益可以从日本自古就有的危机意识中溯源，团结精神来自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对企业的忠诚可以寻源于武士道精神和儒家思想。相对于日本而言，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进行文化建设时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企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最重要的性质之一就是营利性，因此绩效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企业文化应切实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通过作用于员工提升个体的工作效率进而在组织内部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提升整个组织的绩效水平。
(3)企业文化需要制度保障。
企业文化不是几句口号，它需要落到实处，真正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而企业文化的落实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作为保障。企业的任何行为都需要制度支撑，企业文化的建设也应与企业制度的完善同步进行。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企业文化起源于日本，形成于美国，最先应用到企业管理实践中也是在日本，而丰田无疑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先者。对于丰田公司，我们在认识丰田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要注意挖掘其中蕴含的企业文化，为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1］金一林．精益生产方式下的丰田文化［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9(7)
［2］权锡鉴，王宁．企业文化的多角度认识和比较［J］．商业经济，2005(01)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书画艺术逐渐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促使了中国书画装裱技艺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的书画形式需装裱成合适的品式，其中主要的装裱品式有挂轴、册页、条屏、手卷等。同时书画艺术的不同表现方式也对展观方式的选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同品式的书画作品也需采用适合的展出与欣赏方式。
1手卷形式的起源和基本形制
1.1手卷形式的起源
手卷的历史最为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纸帛还没有被发明，人们在木板或竹片上记录文字，统称为简牍（竹制为简，木制为牍）。编连成册的简牍由左向右卷起，以便收藏及日后书写或查阅，书写和查阅时，则由右向左展开，自上而下书写，这种顺序影响并成为日后中国书画书写的方式。
手卷基本形制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两汉时期，与简牍并存的另一种载体是缣帛，一般称为帛书，作为记录文字和绘画的材料。相比简牍，缣帛不仅柔软轻便，而且幅面平整宽广利于绘画。东汉时期，蔡伦改进并提高了造纸工艺，纸作为书写绘画的新材料，成为简牍、缣帛的有力竞争者。到晋代，纸得到了普遍使用，而缣帛基本上只作为文书、书法以及绘画的写绘材料，如我们熟悉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等近似于今日连环画形式的卷轴绘画，使用的都是丝织品的材料。
1.2手卷的装裱形制
自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大幅的绢帛作品多是作为屏风或壁画而绘制的，没有挂轴这一品式，只有手卷，这使得手卷的装裱技术得到发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装裱工艺。到了宋代，由于几位皇帝都喜好书画，绘画创作空前繁荣，装裱工艺也因此越来越精湛。因宋徽宗宣和年号（1119—1125）而得名，所以这种装裱形制被称为“宣和装”（图1），其规定的手卷标准格式依次为天头、前隔水、画心、后隔水和拖尾。
明代时期，由于书画的繁荣发展，装裱技术也得到了改进和完善，手卷形式在原有的基本格式上又添加了“引首”。如今，我们采用的就是明代流传下来的品式，由右至左依次是别子、扎带、天杆、包首、天头、隔水、引首、隔水、画心、隔水、拖尾和卷杆（图2）。手卷的品式有撞边、转边、套边三种，根据画心的长短高低，手卷的长度短的有9米，长的有20米左右，宽度多在26到40厘米之间。在传统的书画装裱中，手卷的尺幅最长，结构也最为复杂，这种特殊的形制赢得了许多文人雅士的喜爱。
2手卷的私人性展观方式
2.1“一放一收”的观赏方式
早期的文献、佛教经文或壁画手稿多以手卷的形式传承，魏晋以后，许多描绘历史人物故事、后宫妃嫔生活以及表现神话故事的绘画作品，因其题材的特殊性、故事内容的连贯性使得横长的手卷成为最合适的表现方式，因此手卷绘画的观赏也沿袭了经卷和简牍的阅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卷绘画的题材越来越丰富，除了人物画外，还有表现文人情怀的花鸟画《四梅图》，反映儒家思想的《孝经图》，展现各阶层人物生活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清明上河图》，寄情于山水的《富春山居图》《鹊华秋色图》等。手卷形式绘画的繁荣发展伴随着手卷装裱技术的不断完善，许多文人雅士或是收藏爱好者热衷于收藏手卷名作，手卷的文化功用除文献传承外更多地用于私人案头的把玩和欣赏，这也使得欣赏手卷逐渐成为一种私密的观赏方式。
2.2文人品读手卷
观赏手卷是一个人与作品互动的过程，欣赏时，人应该坐着，将手卷置于桌案上，右手执手卷的天杆，左手握住手卷，慢慢展开约双肩的宽度，看过一截后，右手徐徐向左卷起，左手再放松，继续向左展开，以此类推，一截一截地细细欣赏，直至看完整幅作品。这是一种持续性的观赏，从引首到画心，再到题跋，画面一段段地展开在眼前，又一段段地消失，正好契合了我国古代文人不喜直白、含蓄内敛的心理，如若有三五知己围坐案前，静观细评，则趣味无穷。
在艺术欣赏中，除了耳闻、目视，最为重要的审美体验是通过心的领会，而观赏手卷则是一个心随手动的体验过程。当展开一幅手卷画作时，伴随着手中画卷的一展一卷、一松一紧，人与画的心理距离便在互动的过程中，在品味画作的过程中渐渐消逝，人似乎是进入画中的时空一般，可以去体会作者的心境，直至内心与画作内在生命产生共鸣。《四梅图》（图3）是南宋扬无咎的代表作，画面中是四枝梅花，第一枝花朵含苞待放，第二枝的梅花开了一半，第三枝的花全部绽放，第四枝有些花瓣已经飘落，有些仅剩花蕊。缓缓看完这四枝梅花，便经历了梅花由开放到凋零的全过程，人的内心似乎也经历了由殷切的期待到完全的欣喜，再到淡淡的忧伤和感怀，这几种不同的情思，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物我相融的审美境界。欣赏到画卷末尾，是作者自己书写的行楷《柳梢青》咏梅词四首，笔画清逸秀丽，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情怀。正如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所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观画、读词、赏书，情趣幽深，引人思绪万千。
3手卷的公共性展览方式
3.1博物馆藏手卷作品的展览方式
到了现代，虽然一部分人仍然可以采用私密的方式来观赏手卷，但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更多地使用了公众性的展览方式。一些书画大家的手卷作品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欣赏到，有部分也会出现在拍卖会的预展中，它的展示方式与挂轴等书画作品的展示方式相似，都是将整幅作品展现出来，挂轴挂在墙上，而手卷多是横放在玻璃柜中。这就是目前手卷公共性展览的主流方式，也是现代博物馆手卷展示唯一可行的办法。有些博物馆投入了较多的资金，许多手卷的陈列都设计得精美典雅，甚至会为了个别展览特制适合手卷摆放的展柜。例如，苏州博物馆为沈周的个人作品展中手卷配置的展柜（图5），用透明玻璃短尺压住手卷的上下端以及使用特制的装置上下固定手卷的卷起部分，并配以安全和柔和的感应灯光，不仅便于观者仔细欣赏到作品的细节，也更为科学地对作品进行了保护。目前，在公共性的展览中，传统的手卷观赏方式只能无奈地被“抛弃”，哪怕是最优秀的博物馆，也只能使用这种平铺静止的一次性展示。
在博物馆欣赏手卷时，由于手卷都放置于玻璃柜中，原有的亲密感和互动过程已经消失，人们试图按照画家创作的顺序，从右向左缓步移动，细细观赏，以便像传统手卷阅读方式一样产生视觉期待和视觉记忆，重新经历作者的想象过程。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尚未走近手卷展柜，便对作品的全部内容一览无余，尤其是画面较短的手卷作品，还未品读作品的第一节，作品的全部景色便出现在人的视觉范围内，设色淡雅还是浓艳，布局舒朗还是紧密，都一目了然，从右至左的观卷顺序被消解了，传统展卷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好奇、期待、猜测、回忆、想象等趣味也都没有了。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展览，如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手卷展柜前人群非常拥挤，还未仔细欣赏好一段内容，便被后面的人不断地向前挤，以至于草草浏览一遍后便结束了，让人甚是无奈，欣赏手卷时所要求的私密、安静、雅致的气氛也无法感受。
3.2手卷形式于多媒体中的新运用
将手卷的形式美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则需要其与科技的相结合。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幅长达147米，宽27米的卷轴缓缓展开，使亿万观众为之震惊。不同于传统的材质，这是一个巨大的LED屏幕，同时运用了3D和数字特效等技术，将手卷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就此展开，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中国书画品式的充分肯定。两年之后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高6.3米，长约130米的《清明上河图》卷以动态的形式向世界人民展示。整幅活动画面4分钟为一个周期，展现了城市的昼夜风景，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做生意的商人，有看街景的士人，有骑马的官宦……人会走，水在流，非常引人入胜。如此古代历史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使手卷在当代的运用空间更为广阔。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卷于博物馆中的公共性展览方式似乎可以有新的突破。现在许多博物馆都增加了多媒体项目，馆厅内也有放置人机互动的触摸式的设备，供参观者体验学习，如若把这些互动的设备与手卷的观赏相联系起来，加以改进和完善，制作成模拟传统手卷展开、收起的观赏方式，观者可以自己选择录入设备中的作品，控制观赏的进度，可快可慢，可进可退，即可充分体验以传统方式阅读手卷的乐趣。如果条件允许，博物馆还可以专门开辟一间手卷互动展示厅，控制进入的人数，模拟安静而又雅致的私人环境，尝试适当地恢复传统欣赏模式。倘若这种手卷观赏设备得到普遍使用，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