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晚期陶俑除建国前在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外，建国后出土的陶俑有：山东济南无影山乐舞、杂技、宴饮陶俑；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陶俑；河北邯郸彭家寨陶俑；河南洛阳西汉墓彩绘陶俑。
西汉中晚期陶俑由于关中地区尚未发掘出帝王贵族陵墓，未见大量的陪葬兵马俑坑，所以在数量上远不及早期，但从传世及解放前后出土的陶俑中，我们仍可发现其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市重心的东移。这一时期的陶俑，出土最多、制造水平最高的，是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仅就现状而言，关中地区此一时期的陶俑尚待发掘）。洛阳在西汉时期处于陪都位置，其繁荣程度仅次于西安而居于次席。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使许多达官显贵，趋之若骛。死后厚葬此地，自然促进陶俑制造业的兴盛。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墓葬中陶俑的出土，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是陶俑题材的日趋广泛。西汉早期的陶俑，除兵马俑外，以女侍俑为常见，其他俑种较为罕见。进入中晚期，伴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人们更注重将日常现实生活的场景，如实搬入地下。住宅由大门、仓库、阙、正房、厨房、厕所、猪圈等组成。墓室结构，便是墓主人真正的住宅。汉代墓室平面基本上由东西耳室、东西侧室、主室组成，东西耳室一为马厩，一为仓房；东西侧室则为置放罐、壶、盆、碗的餐室和放置歌舞乐俑以助兴的客厅。后室则为墓主人棺床之室。它完全仿照世间现实生活而造，适应这一需要的各种俑，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些俑中，乐舞、杂技俑最常见，最引人注目。西汉中期以后，受西域诸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乐舞、百戏盛行于中原，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元封二年长安演出百戏时，300里外的乡民都入京城观看。这种状况在达官显贵那里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宴宴都有歌舞、杂技相伴，以助酒兴，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三是追求神韵的塑造。此期陶俑，从五官、身体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早期那样写实，符合人身解剖结构，但其却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与刻划，如那些身穿长袖短衣、下着肥大喇叭形裤的杂技俑，动作、姿势极其夸张，为突出鼓舞之步伐，塑造者可以随意增加人物下肢的长度，使其超出人们惯常的想象，肥大的裤腿犹如长裙，被双腿带动，恰如生风。而为了表现杂技的惊险，又适当的缩短双腿的长度，以增加其动作的稳定性。或许是为了适应乐舞、杂技俑特性，这一时期的俑，总给人以强烈的动感。以面部五官而言，已逐渐脱离兵马俑面部神情严肃之束缚，表情开始生动活泼起来。
汉俑与汉代社会
两汉是其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强盛时期。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称雄天下，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止，共420余年。
汉代社会风气，是促成汉俑艺术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
两汉时期的俑，是在秦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秦俑是高度君主集权专制统治下的产物，统一、单纯、威严是其主要特征。汉俑同秦俑相比，气魄不足，但在题材多样、类型众多，反映社会风貌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是汉代社会风气所致。艺术是时代风貌的折射，汉初经过文帝、景帝的励精图治，至武帝时已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汉武帝南平百越，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东讨鲜卑，男儿以立功边陲为时尚，表现出汉民族强大、自信之心。经济的发达，一方面生时穷奢极欲，纵情享乐；另一方面死时厚藏。《汉书·成帝纪》：“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骑毂，设钟鼓，备女乐。”外戚王凤及其家族“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童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汉书·元后传》）。
他们以厚藏为德，薄终为鄙，有的甚至倾家荡产，为了“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这一目的，汉朝统治者们不惜将全国收入的1/3，用于陵墓建设，其厚藏风气盛行，可见一斑。汉俑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