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艺术博物馆的性质，即了解艺术博物馆的身份、归属、角色、功能、管制模式。从而对艺术博物馆进行准确的定位，是在中国的艺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现阶段面对并正待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我们对中国艺术所出现的问题（体系、机构、市场等）有任何意见，甚至我们对中国传统交化的继承与当代文化的发展有任何意见，一切都根源于中国社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众、我们的文化与艺术从业者）没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认清楚艺术博物馆的性质及其在整个艺术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人类生态等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对艺术博物馆的性质足够明确确，才能保证艺术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中国艺术体系才能有望完善，众所期盼的政府对艺术发展的优惠政策出台才能够成为可能。
社会和文化的持久性
艺术博物馆是社会文化传播、传承与建设载体，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艺术来说，风格样式、技法与材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是拥有样式、技法等条件，并不代表就已臻至艺境了。最重要的应该是背后的概念与理想。就如同科学技术一样，这些概念与理想都根植于国家、时代精神与世界观之上。作品能够根植于这些概念之上，才最具真实性。27”因此可以说，艺术博物馆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最高的价值与真理，一个民族、国家、城市的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的性格，正是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城市的性格。
民主性、公共性、多元性和非营利性
“博物馆是民主的接生婆。”（弗兰西斯·亨利·泰勒）从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封建君主制消亡作为政治背景，以平等精神作为思想基础，以皇家私家（贵族、教会、神殿）内藏对公众开放作为诞生标志，博物馆曾代表着一种以物品为中心的、更广泛的认识世界的新方法，代表着一种人类民主与文明的力量，成为了人类迈进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视觉艺术所追求的主要特性，既使得艺术与博物馆的结合成为天作之美，也充分地塑造了艺术博物馆的民主性特征，因此使得艺术博物馆成为一个公共性与多元化的平台。
（2）艺术的包容性使艺术博物馆可以成为公众的平台。艺术是追求差异性的工作，艺术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不否定人的差异性，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艺术将持不同观点的人连结起来，成为了不同意见交流的平台”。“艺术引进社会，意味着社会包容更广义、更丰富的价值观。”“作为市民机构，艺术博物馆成为了一种罕有的公共空间，能同时满足社会顶尖精英特权阶层和更边缘化弱势群体的兴趣和需求”。“保证穷人能同富人一样得到艺术品的慰藉”，并将“将贫富两个阶层的人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艺术的包容性使艺术博物馆成为多元化文化、多元社会融合的公共空间，也使得“公共艺术博物馆是，而且必须是，向多层次的公众负责的机构”。“让观众拥有同样的欣赏机会，博物馆就能让一个多元的社会团结得更紧密。”
（3）现代博物馆在模塑的过程中对于“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咸宜”（PidansatdeMairobert）的选择，针对“所有人开放”（MinistredeI’interieurRoland）的性质，给予任何人欣赏它的权利，直接促成了博物馆“公众普世性”（李辉）的生成。“公共性产生于当代社会对于个性的承认”，并由此导向了“通达性”（accessibility）”——这种通达性不仅指向物理建筑的，也指向精神产品的（具体内容）。
正是因为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化、公共化、多元化特质越来越明确，1974年，世界博物馆协会在修订他们1963年给博物馆的定义时，对“向公众开放”、“服务社会和社会发展”以及“不追求营利”进行了特别强调。博物馆是非营利组织，作为博物馆一个类别的艺术博物馆也是非营利组织，这一点在世界上早已达成共识。
非营利组织泛指在政府、企业等实体以外，经由合法的方式筹组而成的机构或组织。非营利组织以谋求社会、大众的共有福利为前提，它不以私人营利和利润追求为目的。美国约翰—霍金普大学（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M.Salarmon）教授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这被作为国际流行的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标准。非营利组织是随着民主社会的不断健全而茁壮成长的。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非营利组织的角色还微不足道，处于边缘地带。到20世纪90年代，非营利组织已处于美国社会的中心位置，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人们意识到非营利组织不仅对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公民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承载着美国社会和传统的价值观。非营利组织不仅成为美国社会的公民社会，赋予并增强个人履行公民义务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非营利组织还被视作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标志。
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艺术博物馆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单位。当然，作为非营利组织的艺术博物馆，并不排除盈利行为的必要存在，只是艺术博物馆严禁将其所剩余的收入与利润，分配给组织拥有者或特定的受益对象。在西方国家，以“免税”（尤其是“同额免税”）为核心，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艺术社会化运行体制。激励慈善、捐赠捐助活动，为各类基金会的成立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保障了非营利组织的运营资金与自身独立性。本书中，我们将结合中国的艺术博物馆发展现状进行具体的阐述。
图表1:非营利性组织的艺术博物馆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
独立性与中立性
直到19世纪，艺术的概念才逐渐定位于今天“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方向。走过中世纪，历经政治的混乱、宗教的钳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争、贫穷和苦闷之后，伴随着“反封建、反教会、反专制”的呼声和“民主、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的智性光芒，“艺术”与“博物馆”几乎与启蒙运动同时期诞生、成长。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宗教与政治的中立性是“艺术”和“博物馆”的天然基因，并成为艺术博物馆的最重要标准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艺术”、“博物馆”或者“艺术博物馆”是被人类发明的、代表着启蒙运动精神的新的“政治”与新的“宗教”。这个“政治”和“宗教”的核心与价值在于，代表人类的精神领域，以独立的姿态，传播社会共同认知的价值，为人类的进步不断拓宽新的疆域，进行新的实验、探索新的可能。
参考卢娟在《国外政府文化资助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的研究，“国家治理模式大体分为两类：国家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国家主导型认为，国家在国家、社会、市场三个领域中具有最高决定权，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干预；社会主导型正好相反，认为国家只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相对于社会来说国家是从属性的，国家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博物馆的归属比例有不同的倾向性，政府对博物馆的投入与干预也不尽相同。“美国艺术博物馆主要是被赋予了公共身份的私人机构，而欧洲的大部分则是公民／城市和国家机构。”
在传统文化大国法国，文化权利被视为立国根本和基本的公民权力，中央政府文化主管行政机构法国文化和通讯部通过与文化机构、团体签订合同对法国文化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法国的文化机构、团体的大部分费用来自国家直接拨款。因此，法国的非营利性艺术博物馆大都直属于国家，很大程度受政府的支配。
英国既不同于美国无中央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也不同于法国从中央到地方派驻政府官员的文化部管理，英国是通过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准官方机构）来统一资助和管理全国的文化事务的。国家所有的大型文化单位，如大英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都是独立运作，不直接隶属于文化、新闻和体育部。具体事务交给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如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工艺美术委员会、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委员会等由专家组成的机构，他们负责对各文化单位进行评估和拨款。政府用间接管理的方式避免了对艺术博物馆的过多行政干预，防止腐败，同时也不是完全脱手，缺乏宏观调控与规划。政府的资助比例也明显高于美国。
智识生产的权威性
在“艺术博物馆的历史”一节中，我们引用了史蒂芬·康恩（Conn.S）的研究，介绍了博物馆作为19世纪末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成为了人类智识和价值的源泉，曾经具备的不可替代性；同时我们介绍了20世纪博物馆智识体系衰落过程中其分支艺术博物馆反而成为一枝独秀的原因。
对于当代艺术博物馆而言，由于对当下艺术的价值判断常常伴随着争议和变数，相比那些坐拥“盖棺定论”进入了艺术史的大师作品的古典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或者艺术博物馆的当代部门更多扮演了一个论坛的角色而不是裁判的角色。当代艺术馆成为一个倾听不同声音的场所，正是因为这些声音足够丰富与多元，使得他们可以被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进行评价。因此，艺术博物馆的智识权威就是贯穿在整体过程中的。事实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机构批评成了后现代艺术实践中一股重要的潮流；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引导艺术家质疑机构价值，包括博物馆的价值，很多重要的艺术家通过作品揭示博物馆叙述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艺术家更多地参与到艺术博物馆的内容工作中，并努力提高公众对文化机构内部的权力体系的意识。正因为艺术是如此求新求变求争议的创作和活动，艺术博物馆又在推动这类创作的同时成为对博物馆智识系统质疑观点的拥抱者，使得艺术博物馆的权威并未成为一种僵死的威权被框架。
（本文节选于《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务》，作者：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罗怡，博物馆顾问、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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