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传统节日类非遗保护的主要经验，包括国家力量的主导推动、多元主体的社会参与、学术研究的智力支持和非遗资源化的探索发展，并指出节日文化生态弱化、节日文化知识代际传承渠道受阻、节日文化传承主体动力不足等问题，建议当前应该推动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传承共同体，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新和再造节日文化体系，推动建立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的现代传承方式，探索以服务和改善民生为目标的保护模式。
【关键词】
传统节日；仪式节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①。节日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关联，是国家实现社会再生产和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机制②。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被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赋能。无论是提高国家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加强与国际沟通和对话，还是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传统节日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十几年的非遗保护工作中，传统节日得益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力驱动，正逐渐走向全面复兴。但从传统节日整体情况看，也存在着文化生态弱化、传承动力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节日类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我们承担了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委托项目“仪式节庆类非遗保护制度研究”（2018年），本文即基于课题需要开展了较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节日类非遗为研究对象，总结此类非遗保护的主要经验，并针对其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对策和建议。
一、仪式节庆类非遗保护的主要经验
（一）国家与地方政府部门的主导推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的文化生态体系逐渐走向复兴与重建。在经济长足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背景下，国家重建文化自信、重塑文化认同的迫切政治诉求与民间社会寻求自我认同和接续历史传统的实践同步共振，新时期国家文教政策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并积极谋求与国际的文化对话，将国际通用的文化语言与“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文化行政体系③，加速推进自上而下的文化重构。
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非遗保护的工作原则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④，明确了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角色，成为政府部门开展非遗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多元主体合作共建的社会参与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开放的社区、流动的人群、中西方文化、不同民族和社区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传统节日在短短几十年间呈现出多样性的“传统”新变。清明网祭的出现，端午节卫生保健功能的凸显，七夕和重阳节以“中国情人节”和“老人节”的身份实现现代意义的转换等，这是群众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是节日非遗传承的根本。刘魁立认为，“保护民族文化的民间根基和维护其可持续发展，绝不可能离开行政部门的强力领导，社会各界包括知识界和商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⑩。张士闪也指出，我国的非遗保护应遵循“政府主导、学者主脑、民众主体”的理念。黄涛看到政府主导对民众主体性的限定作用，主张非遗保护工作原则应为“政府推动、学者指导、民众为主、社区参与”。尽管学术讨论存在细微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遗保护“社区参与”大概念下，中国的节日类非遗保护结合本土实际，已发展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参与”格局。
非遗保护工作不仅使民间文化通过社会二次命名重获政治合法性，也让非遗传承人重新正名，由此促进、提升了传承人的文化自觉。例如，作为一种长期被贬斥的民间信仰活动——“烧香”，于2006年以“岫岩单鼓”和“丹东单鼓”的身份被列入辽宁省级非遗名录，传承人也相应得到国家的资金补助，并能够在政府邀请下公开展演，身份的正当性和荣耀感给了传承人主动与政府合作并自觉传承文化的动力，从而为社会和谐提供了精神保障。对于一些乡村而言，非遗还是重新形成村落价值认同、激活村庄活力的重要途径。北京门头沟千军台村与庄户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千军台庄户幡会的传承保护地，一年一度的元宵走会，让古老的幡会文化遗产不仅产生自我认知的村落荣誉，而且已经成为人们新的意义支点与自我诉说的方式，人们为能“传承老祖宗的好东西”而感到高兴和自豪，香会、庙会等活动被赋予了除“信仰”“兴趣”与“社交”以外新的意义——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成为村落中新的价值认同。并且，这正日益成为京西门头沟旅游的一张“金名片”，增强村民文化自信，促进村落复兴。
另外，非遗本身所附带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让地方政府更热衷于主动寻求与民间组织和学界智力支持，客观上促成多元主体共同再造社区、更新和发明新的节日传统。201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团队与浙江松阳县合作承办文化部非遗传承人研讨班期间，北师大一方不仅承担了学员培训，还直接参与到当地政府主导举办的江南叶氏祭祖大典的筹划。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支持下，世界叶氏联谊总会福建省联谊会、安徽省联谊会、江西省联谊会和浙江省联谊会共同主办，来自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等省市叶氏宗亲联谊组织协办，并由浙江省联谊会、浙江松阳卯山文化研究会、浙江松阳月宫调音乐研究会承办，成功举办了江南叶氏祭祖大典，再度更新了恢复不久的现代祭祖传统。2019年景宁县的研讨班学员组织举办马仙文化节暨马仙非遗体验活动，邀请专家对节日活动给予学术指导，活动举办方还举办了马仙文化论坛，阐述和讨论如何传承和弘扬马仙孝德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这种官方举办、学者参加、民众参与，将学术讨论、民俗体验、打造文化品牌、发展经济等多种元素融合的节日保护模式，相对于过去社区内民众的自发传承，已日益成为一种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传统的新发明。
（三）经世致用传统下的学术智力支持
中国学术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在非遗保护运动中，学者和学术研究一直起着主脑的作用。早在1990年代，河北范庄龙牌会就已经成为学者参与节庆仪式重构的典型案例，2006年，龙牌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政府引入的新文化观念，为学界尤其是民俗学者的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而且民俗学者的大力介入，的确为非遗保护运动提供了学理支撑。当然，先后加入非遗保护工作的美术、音乐、舞蹈、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也至关重要。
在中国非遗保护理论发展过程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起源发展和梳理、中国非遗分类、非遗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以及到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理论的出台，每一项措施的出台前后都有学者参与反复论证和讨论。同时，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民俗学者都在报刊电视广播以及各种新媒体上介绍、论述节日知识、节日内涵和现代价值；有的还深入基层社会节日传承活动现场进行调研与现场指导，开展专题学术讨论，为各级政府的节日保护实践出谋划策。
中国民俗学者经世致用，以学术服务社会的旨趣，虽然也引起了学界关于保持学术独立性的讨论，反思我们如何更好地以学术服务社会的理论问题。但是必须肯定地说，民俗学者这种朝向公共民俗学的实践和努力既是中国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是中国民俗学自身实践性特征使然，而且事实上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学术界的智力资源支撑是中国非遗保护运动的本土经验。
（四）节日遗产资源化的探索和创新
我们发现，节日遗产旅游的发展并非一定潜藏着对节日文化的过度利用，事实上我们基层部门可以借节日文化资源整合更多政治、经济资源。这里面不乏相对成功的案例，比如贵州台江姊妹节，2004年时从基层乡镇扩大到县城后又上升到州府，举办规模也越来越大，招致了很多批评。2005年之后，经过调整，姊妹节重回县城举行开幕式，主要活动放在乡镇村寨进行，由民众自己举办，结果反映良好。当然，更多的节日资源化实践正在探索之中。例如，作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一员，山东荣成渔民祭海仪式增强了本地的知名度，其保护与传承单位院夼实业集团正在积极打造以“渔家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战略，筹备海洋牧场、统一化管理的农家乐等一系列文化旅游措施，同时编制《院夼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二五工作规划》，挖掘民俗文化精髓，提升渔民文化影响力，服务渔民祈求丰收幸福的文化需求。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历史韵味的传统文化等文化资本，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有学者认为，节日遗产旅游的商业化开发并非都是坏事，关键是政府要处理好“办节”的定位，而且要处理好旅游展演和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仪式节庆类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一）节日文化生态弱化
（二）节日知识的代际传承困境
知识的代际传承断层是困扰当前传统节日传承的关键问题。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当前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结果。例如，在山东荣成院夼村，传统的渔盐生产工具、经验等已不能继续满足现实生产生活需要，原有的海洋文化已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渔业生产的艰苦性等导致院夼渔业群体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村民转产转业现象严重，少数村民转向海水养殖生产，多数就近外出务工。海洋文化的持续丰富发展也面临困境，渔民转产直接造成了渔家文化传承、创造主体数量的减少。在江西婺源，国家级非遗项目傩舞多靠口传心授，学习有一定难度，且经济收入较低，自愿报名学习的人并不多。随着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等大量进入乡村，诸多民间文化传统市场萎缩。如今会傩舞表演的村民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年轻人不愿意去学习傩舞和徽剧等民间艺术。
再次，是节日向现代转型的困境，比如组织的合法性。高丙中曾指出，社团组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的合法性，可分解为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四个维度，但这四种合法性很难同时具备。作为重要的节日活动组织者，一些脱胎于宗族组织的宗亲会的身份合法性常会遭到否定，进而影响到节日传承。以辽宁尚氏家族祭祖为例，在2018年清明节之前，清明墓祭是由尚氏宗亲理事总会负责组织，2018年3月，该组织被定为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仓促之中，尚氏家族决定活动改由墓地所在村落小新村负责组织，但面对参与人数近千人的全国性祭祀活动，仅靠小新村无法进行有效组织管理。
（三）非遗保护管理机制尚需完善
（四）节日文化保护不当和利用不足
三、仪式节庆类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一）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传承共同体
同时，我们要从整体上思考节庆仪式活动对于村落生态、生计方式、地方社会关系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意义，以非遗传承为契机，重建村落文化生态。尊重民间仪式节庆活动组织传统，避免领导喜好与个人意志的强行介入干预，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节庆活动的自发性，形成良性互动的节日文化生态。积极引导、规范和扶持民间自治组织，比如民间普遍存在的宗亲会、文化研究会、礼仪研究会等，可切实引导、积极促成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获得合法性，实现其角色转换与功能转化，在传统文化传承和基层社会治理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非遗保护运动本质上是尊重民众文化创造，将民间文化还给民间，引导中国走向保持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化之优长，融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政府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干预，还节于民，促成非遗保护中社区主导的局面。即要在“官民协作”的非遗保护经验基础上，促进形成人民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
（二）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新和再造节日文化体系
三是传承并构建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象征物。节日的象征物是节日的物质文化系统，不仅有象征层面的意义，还有烘托节日氛围的作用，是节日文化的载体。比如，春节的年画、春联、灯笼，中秋节的月饼，端午粽和清明粿等。
四是要鼓励恢复和重建一系列仪式活动。节日仪式是人们情感和愿望的表达，比如春节的祖先祭祀，清明的上坟扫墓，端午的龙舟竞渡，中秋的拜月赏月和重阳的登高赏菊，这些都寄托着人们感恩先人、祈福迎祥等浓郁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
非遗保护应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连，满足各个文化群体文化个性发展要求。从这种文化建设理念出发，非遗保护工作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学者以广州扒龙舟节庆活动为例，提出拓展“城市乡间化”空间，整合利用进入城市后的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挥乡村社区的文化功能，提升与城市经济互动，推动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三）推动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的现代传承方式
回顾十多年来的非遗保护努力，高校非遗传承实践已从“以教师为主体、课堂传承为核心的理论准备阶段”发展至“以学科为主体、社会传承为核心的文化服务阶段”。中小学非遗教育尽管未如高校非遗教育传承那样成体系，但是在一些经济发达、教育资源和区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积累。比如，在北京，非遗教育传承已经初成体系，从构成内容上来看有学校行政部门每年例行的大型活动，像各种晚会、庆典等；年级和班级特色活动，包括朗诵比赛、戏剧表演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社会大课堂育人体系下的各种实践和选修课；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像古琴社、汉服社、象棋社、民乐团等；结合国家课程设置的综合实践活动以及非遗展示展演和非遗知识讲座等。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贵州、云南等民族文化进校园开展较早的地区，也为非遗教育传承提供了案例支撑。近年来，华东师大、北师大、长江大学、山西师大等高校组成的中国高校清明文化传承创新联盟，每年清明节期间在各大学校园组织师生，开展祭祀先师先贤活动，就是很好的高校节日非遗传承实践案例。
但是，非遗教育传承必须与社区传承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对于特别强调地域性、活态性的节日传承来说，仅靠节日知识进校园毕竟有限。现在我国一些学校除了非遗进校园“请进来”，也在探索“走出去”，让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实践基地和社区进行文化体验，正是非遗教育传承和社区传承结合的探索。
（四）探索以服务和改善民生为目标的保护模式
若以城乡差异来对非遗保护工作加以区分，我们发现，与城市范围内的节日类非遗保护相比，乡村节日类非遗保护面临的困境最大。我们认为，当前一些乡村集体性节日类非遗活动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在于部分乡村的衰败。传统节日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乡村发展的现实，节日类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应该将非遗保护与服务和改善民生、乡村重建等结合起来。
（本文为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项目“仪式节庆类非遗保护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21100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是课题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感谢他们的工作与奉献，他们是鞠熙、方云、龙晓添、邵凤丽、郑艳等。）
作者简介：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化史、岁时节日与人生礼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贺少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人生礼俗与岁时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建议使用360极速、Chrome、Firefox浏览器，最佳分辨率1920×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