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甲骨文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推动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建设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120余年以来，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就，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以及考察安阳殷墟，高度评价了甲骨文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动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指示。
“如何深入研究和活化利用甲骨文，是我长期以来在思考的问题。”今年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站副站长何毓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何毓灵主要从事夏商周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长年坚守在殷墟考古发掘一线，对殷墟和甲骨文很熟悉，也很有情感。“120多年来，已经发现将近16万片甲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是进行大数据应用技术处理的基础。”何毓灵说，但是这些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分别收藏于国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科研机构、高校等至少174家机构，无法从“物理形式”中把甲骨重新集中起来进行研究。
何毓灵还告诉记者，甲骨质地脆弱，表面疏松粉化与残损较为普遍，保存、展示、利用均为不易。现有的甲骨文数据库及数字化平台数据标准不一、算法高低不同、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甲骨文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的进程。
对此，何毓灵建议尽快启动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在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建设甲骨文数字化平台。“甲骨文数字化工程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有效举措，是新时代采用新技术的保护与研究需要，也将对甲骨文的活化利用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他认为，建设甲骨文数字化工程意义重大。
最大程度地保存甲骨及其承载文字的原始面貌，是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实现永续保存与传承的目标。以三维建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将为甲骨缀合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可以有效提高缀合的效率和成功率。何毓灵举例说，对于1片碎成20块或30块的甲骨，如果我们用数字技术让这些甲骨重新拼合完整，那么随着拼合后句子的出现，就更容易识读甲骨文了，对于中国文字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将起到重要作用。
“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建设，应基于‘共享理念、权威发布、信息公开、高效便捷、智能互动’的原则。”何毓灵补充说。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具体该怎么建？何毓灵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建设，也离不开科研单位的钻研和投入。何毓灵表示，安阳师范学院拥有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们现在也朝着甲骨数字化技术努力。此外，积极支持大型科技公司的参与也是拓展甲骨文数字化工程研发与建设的重要方面。
3陈红彦：
尽快推进古籍保护立法
陈红彦介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十多年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瓶颈。分析古籍保护的难点，陈红彦坦言，“主要是管理模式、人才队伍、经费、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等问题，尚未形成古籍工作需要的科学保障体系。法律的缺失和管理不善,造成经费无法保障，珍贵古籍与公藏机构擦肩而过，流入民间管理不善造成丢失损毁。”
“2022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古籍工作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法律层面上对当前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规范进行确认和完善，建立长效机制，长期科学有效发展。对机构、个人不利于古籍安全传承利用的行为,进行警告、处罚、制裁，责任清晰，赏罚分明，形成爱护古籍的自觉，很有必要，也正当其时。”陈红彦说。
为此，陈红彦在今年两会期间将提交“关于尽快推进古籍保护立法的提案”，建议以法律手段规范古籍的存藏利用，让古籍工作有法可依，让古籍保护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立法要覆盖古籍工作的生命全流程、保障古籍在正确的保管利用手段下安全传承，同时合理利用，彰显文化大国实力。
4们发延：让主题展馆发挥更好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提起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文化宫党委委员、副主任们发延，始终绕不开一个词——少数民族。他是阿昌族同胞；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如愿来京读书；所学专业是民族学；1988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少数民族文博事业；他还是少数民族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工作在民族文化宫。
“我三十多年来，都在干一件事，就是民族文博事业。作为我国民族文博事业发展和繁荣的见证者，我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们发延委员说，民族文博事业，具体来讲包括民族文物的征集、收藏、展览、研究、管理和宣传教育，这些方面的工作们发延都曾参与。
而他讲得最多的是他早年间从事的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三十年前我们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去少数民族地区征集文物，翻山越岭是家常便饭，有时还需要骑马。”们发延头部右侧的一块伤疤，就是他征集文物时的一次翻车事故所致，类似的交通事故，他记忆中至少有三次。
△们发延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调研征集民族文物
“民族文物工作，既是文物工作，也是民族工作。”们发延说：“做民族工作，不与少数民族同胞推心置腹，不与他们交朋友，是做不好的；做民族调查研究，怕危险，不敢深入当地，是做不好的。”尽管一年当中有小半年在外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但当征集到所需的文物时，当和少数民族同胞打成一片时，当他把国家的文物政策告诉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深明大义拿出文物支持工作时，们发延的喜悦无法用语言形容。
工作中有热闹的场景，也有冷清的时刻。们发延提及，相比文物征集，文物的分类、收藏和保护工作最需要“坐得板凳冷”。耐得下寂寞的他，几年间独立完成了20余个民族的馆藏文物的编目建档和分类工作。13个文物库的藏品，每一件他都如数家珍。
而最考验创意的是策划展览工作。们发延先后负责、参与、组织过370多个展览。“这些展览，受到各界高度重视，社会效益显著，为我国民族政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提到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们发延告诉记者，是他任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期间参与推动建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我国民族和民族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很快，但是这些博物馆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沟通渠道。成立这个专委会，也是几代民族文博人的夙愿，对于联络民族和民族地区博物馆作用很大。会员数已经由2006年成立之初的20多家变成现在的170多家。”们发延委员说。
今年首次担任政协委员的们发延，虽是政协新人，但对政协并不陌生，在他眼中，政协是一个人才荟萃、凝聚共识的好平台。“我要充分借助政协这个平台，把大家的共识凝聚到民族文博事业的发展上来，凝聚到讲好民族文物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上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主题展馆发挥更好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们发延委员说。
5宋燕：中国长江文化博物馆落地南京，助力讲好文化故事
在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六朝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宋燕看来，“当代表”不仅光荣，更有如山的责任。“我作为新当选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进行了深入调研学习后，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会认真履职尽责，为民发声。”
“走访调研不停歇，我一直在‘忙活’的路上奋进。”除了参与中国长江文化博物馆建设前期大量筹建准备、课题研究等工作，宋燕还负责所任职的南京六朝博物馆的各类展览展示、研学教育活动。宋燕介绍：“我们博物馆展现了新开局新气象，展览和活动已经排到了年底，最近，还结合学雷锋志愿服务招募了新一季的小志愿者。”
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两会，宋燕做好了充足准备参与盛会。“我回到南京后，一定和所有文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一起，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讲好发生在南京的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宋燕说。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镇村史馆的建设意义重大，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记忆。首先，乡镇村史馆是中国人民寄托乡情的媒介，通过对乡村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奋斗历程的展览展示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乡土归属感，更能引领广大青少年不忘初心，承袭发扬优良传统，凸显思想教育价值。其次，乡镇村史馆是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乡村的文化记忆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具特色的民俗习惯，延续百年的民间文化等都深深植根在人们的记忆里，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文献的整理工作，让乡镇村史馆成为优秀文化、优良传统的载体。
鉴此，我建议要进一步提高完善乡镇村史馆建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新名片：
一是加大对乡镇村史馆的扶持力度，增加财政和政策支持，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建设中。
二是积极组织省市县级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对乡镇村史馆开展对口文化帮扶，发挥引领辐射作用，通过省市县文旅部门定期举办培训班，利用讲解、参观、讨论等方式培养乡村文化人才，共同推动乡镇村史馆建设。
三是拓展乡镇村史馆的展览内容，在策展中不仅包含历史沿革的内容，更要兼顾地方文化性和艺术性，尤其要展示地方区域独特的文化特征、发展旅游资源、艺术资源，以突出地域特色推动乡镇村史馆融合档案馆、方志馆的功能和特点。
四是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乡镇村史馆相结合，组织有关专家深入基层，走进田间，深度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丰富陈列展览的形式，增强参与互动性，提升群众文化参与度满意度。
抓住复兴机遇在新首钢园建立中国钢铁博物馆
“一座大型博物馆能够给一个地区带来复兴的机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任医师诺敏呼吁，在新首钢园建立中国钢铁博物馆，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新首钢园占地8.63平方公里，它的改造更新标志着原有园区从工业性向城市性的彻底转变。”诺敏说，我国钢铁企业纷纷建立以钢铁为主题的博物馆，例如宝钢、武钢、太原钢铁、鞍山钢铁、首钢等，但是这些博物馆不能综合中国钢铁发展之大全，不能站在国家的层面反映我国钢铁事业发展。北京市正在打造博物馆之城，新首钢园具备建设中国钢铁博物馆的硬件环境，园区内留有丰富的工业文化遗存和较为完整的工业整体风貌，如厂房、高炉、冷却塔等，利用这些工业遗存，可以很好地展示“钢铁”特色。
诺敏建议，在新首钢园建设一所以近现代工业为主题的中国钢铁博物馆，延续以保护老工业遗产为重点的转型路线，保留首钢园具有特色的建筑形象，并将博物馆功能外溢与城市空间、功能充分融合，以带动上下游产业及城市功能发展为目标，打造一所尊重工业历史、赋予时代解读、唤醒往昔记忆的中国钢铁博物馆，由此纪念中国钢铁工业的更迭发展。
充分挖掘化石科研科普价值就是最好的保护
△图为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受访者供图
“对于重要的化石资源来说，最好的保护应该是充分挖掘其科研、科普价值。”全国人大代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副馆长郭进日前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指出。
位于云南中部的澄江化石地是距今5.18亿年前寒武纪早期地球生命大爆发的见证，是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遗产，是追溯地球生命大爆发、大演化和展示生物多样性源头的重要遗址。去年10月，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入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首批地质遗产地。
古生物化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偏冷门”的领域，如何更好地保护化石资源是郭进一直思考的问题。“只有让大家去了解化石资源的概念，它对我们生产生活有什么直接关系，对我们的生命研究有何意义，才会让大众意识到化石资源的珍贵，去真正保护它。”郭进认为，应充分挖掘化石资源背后的科研、科普价值，合理地开发利用。
化石资源为何如此珍贵？郭进解释说，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化石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化，经受住上亿年前无数次地质灾害破坏作用而保留至今，尤为珍贵。同时，化石也是研究地球生命起源、人类演化史的重要证据。
“博物馆是保护古生物化石的绝佳场所，它所发挥的收藏与科普作用非常重要。”郭进表示，依托博物馆，专业团队能够收集与收藏大量化石资源，防止化石被破坏或流失海外。
作为十余年的博物馆行业从业者，郭进注意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博物馆无论是在数量、类别、参观人数上都得到了提升，但同时仍存在着问题。“在自然历史类博物馆的分布上仍存在分布不均，沿海及直辖市等较发达地区分布较多，而欠发达地区很少，甚至没有。”
郭进还表示，早期列入免开基金的博物馆及省级财政支持力度较大的博物馆运行相对良好，博物馆的各项功能也可以得到较好发挥，而财政支持力度小的博物馆运营及功能的发挥就大打折扣，科普活动也很难得到良好的组织开展。
今年全国人代会上，郭进计划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我建议降低各类博物馆申请国家免开基金的门槛约束，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博物馆的科普宣教职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欠发达地区博物馆的资金支持给予一定的倾斜，让科普教育真正实现公平。”
10何寄华：推动马王堆文化在世界文化界“出圈”“出彩”
51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震惊中外。透过这座西汉“文化宝库”，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的社会万象。51年来，对马王堆汉墓的保护、研究与开发一直在持续。
“有关马王堆汉墓的故事，我们有义务让千年‘国宝’焕发新彩。”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何寄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把长沙马王堆这张文化名片带到北京去，向全世界进行宣传。
在这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看来，作为楚汉名城、屈贾之乡，长沙名胜古迹众多，长沙马王堆汉墓这座西汉“文化宝库”更是蕴藏着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万象，在国内国际考古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具备打造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示范工程的基础条件。
从“云游敦煌”“数字故宫”到虚拟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再到文旅元宇宙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加速落地，中国文博领域正加速走向深度数字化。近年来，湖南博物院不仅开发出马王堆汉墓IP数字文创体系，上线多款数字文创产品，还携手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打造了马王堆汉墓复原动态展演《一念·辛追梦》，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马王堆文物故事。
今年1月，因提质改造关闭约3年的马王堆汉墓墓坑遗址重新开放，吸引不少热爱历史的市民游客前往参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以数字技术为承载展现全景文化，推动历史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将迎来大好时机。”何寄华建议，以国宝级马王堆考古成果开发利用为基础，以湖南省博物院数字化升级为载体，推动文博、文旅、文创产业链融合发展，把长沙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的汉文化中心。
“进一步推动马王堆文化在世界文化界‘出圈’‘出彩’。”何寄华认为，要以新促造，提升“产品矩阵”国际传播影响度。立足马王堆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推动文物产品的创新性呈现和创造性挖掘，培育良好文化创意生态，探索开发数字化新产品，做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从动态复原辛追夫人风貌，到‘置身’楚汉名城长沙的汉文化生活场景，再到购买一件素纱单衣的数字藏品……万物皆可沉浸。”何寄华表示，要以数赋能，打造“迭代新生”文化遗产生命力。通过建设数字基因库，实现文化遗产从实物“存量”转换为数据“增量”，夯实文化遗产数字底座。可运用数字孪生技术、考古现场3D纪录系统、3D打印技术、图像AI拼接修复技术、文物库房数字化技术等手段，对马王堆文物、马王堆汉墓遗址、古籍等进行数字化存档，建立马王堆文物大数据资源库，为后续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提供源头活水。用虚拟数字复原楚汉名城长沙的汉文化生活场景，塑造虚拟数字马王堆文化遗产代言人，创造马王堆文化遗产商业新消费场景，等等。
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的敦煌文保技术，如何更好地一展所长？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历时数十年国际合作“修炼”而成的成套敦煌文保技术，将率先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应用。
作为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全球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经过近8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数十载国际合作，不仅让“病患缠身”的敦煌莫高窟“转危为安”，在文物保护过程中还总结出了针对不同文物的各种保护技术。
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交汇融合了世界四大文明印记，但以民间营造为主体的千余年历程充满坎坷，伴随着兴起、废弃、重生的跌宕命运，直至官方实施管理近80年来，才逐渐重现生机。
“在莫高窟扫沙子”是几代扎根莫高窟的老人时常挂在嘴边的初识记忆，这也反映了彼时这处古老遗产不容乐观的保护现状。守护莫高窟逾30年的汪万福亦有类似刻骨铭心的经历。
“清理积沙、加固崖体、修复壁画……”汪万福说，“先救命、后治病”是莫高窟被纳入官方保护后面临的燃眉之急。20世纪60年代，莫高窟保护迎来捷克斯洛伐克文保专家的现场授学，由此开启了敦煌文保技术的国际合作之路。
此后数十年间，敦煌研究院与海外各类机构的交流合作不绝，比如与美国盖蒂基金会、盖蒂保护所长达30年的友好合作，已成为中国文化遗址领域国际合作典范。
“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汪万福说，敦煌莫高窟风沙灾害获得缓解，“云淡风轻”渐成常态；莫高窟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体系初具规模；完成289个洞窟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窟和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
汪万福说，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在石窟、壁画、土遗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近年来，敦煌文保技术不仅承担了百余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抢救了大量濒危古遗址，还引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瞄准国际文保领域前沿热点，与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合作意向，成套文保技术将在当地推广应用。
“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让敦煌文化融入大众生活。”汪万福表示，先后上线的中英文版本“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未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图像进行解析，可更好扩大和提高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新研究方向。
12王瑞霞：
让文物在数字化中“活”起来
“2月3日，和青州法院张金华院长围绕法官权益保障、法院工作服务经济发展交流了看法；2月8日，在新建的青州市博物馆，和青州检察院张春岳检察长谈到文物保护工作时，他们表示可尝试在博物馆设立检察官工作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青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青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瑞霞一直与“两院”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监督工作，并就文物保护提出“设立文物警察”等建议。
文物是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32年如一日，王瑞霞坚持奋斗在文物保护工作一线。在她看来，积极打击文物犯罪的目的不只是惩治犯罪分子，更要起到震慑作用，从而形成保护文物的社会共识与良好氛围。
在调研中，王瑞霞切身感受到当地打击文物犯罪的工作能力不断提升。“无论是警员力量配置，还是文物公益诉讼，都有很大进步。”她特别提到，去年8月，潍坊市公安局打击文物犯罪青州工作站揭牌，“相信一定会带动全市打击工作整体跃升”。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聚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王瑞霞每年都会带着精心准备的建议赴京参会：2018年，她提出“关于在县级文博系列设正高级职称的建议”；2019年，她带来了“关于进一步厘清基层文物行政事业单位职责的建议”；2021年，她就文物部门人员核定提出建议……
让她欣喜的是，2021年，县级文博、图书、新闻、档案等以前未设立正高职称的单位，明确了正高职称设置比例。“这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是极大的鼓舞，也让我倍感振奋、深感责任重大。”王瑞霞说。
如何解决现有各类型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徐星通过广泛调研，建议对国家公共自然科学博物馆进一步扩大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在其中的运用，把博物馆现有的科普教育资源由集中式分布转向分散式分布，从传统的集中式展示标本和传播知识转向分散式科普，并建立专项基金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通过数字化技术，转移和分配到小微博物馆，惠及更多民众。
“如果未来中国大中城市和乡村，百姓都能有机会走进富有科学养料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才能实现全民科学普及的目标。”徐星说。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将提交题为《关于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就山西而言，应该立足黄河文明孕育出的三晋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阐释和主题展示。”李骏虎建议，在建设黄河文化公园山西段总体规划布局中，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沿线合理选址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展示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伟大，并组建专门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整合力量，培养专家研究团队，比如在山西省社科院增设黄河文化研究院，深度挖掘山西黄河流域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
16吴向东：
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学党史、悟思想、立志向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地展现了党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史，展示了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和理论探索史，在首都北京伫立起了一座红色新地标。”吴向东说。
从2021年6月18日正式开馆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接待社会观众150多万人次，社会团组5000多个，其中五分之一都是青少年。“孩子们走进展览馆的展厅，都会主动来到英烈的展板前学习致敬，特别是听到讲解员深情讲述赵一曼烈士在就义前写给儿子的诀别信时，都会为之动容，被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浩然正气所感染、所打动，深切感受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吴向东动情地说，许多青少年在参观党史展览馆之后纷纷写下留言，表达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吴向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作为权威系统的红色教科书，鲜活立体的红色基因库，精彩纷呈的红色大课堂，让前来参观的孩子们感到有形、有神、有趣，成为学党史、悟思想、立志向的重要阵地，很好地发挥了筑牢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作用。
为更好地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党史，吴向东介绍，我们要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从三个方面下功夫，着力引导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红色展馆，放大红色效能。
首先是要把看展览和思政课结合起来，运用好各种展览元素、文物实物，鲜活生动、用心用情地讲好党的故事，讲好革命先辈的故事、英雄模范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引导孩子们在看展览的时候加深对课堂所学的历史课、语文课、思政课这些知识的理解，把红色资源融入教学实践，把红色的基因融入孩子的血脉，让思政课活起来，更好地发挥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要以有意思的形式赋予有意义的内涵。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提高看展览的参与性、互动性，还要开通网上展馆，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参观展览的吸引力、感染力，只有入眼入耳，才能入脑入心，在潜移默化中增强青少年对党的认识和感情，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第三是以仪式感增强使命感，我们在党史展览馆举办入党、入团、入队的仪式，让孩子们参加，在庄严神圣的殿堂里理解共产党人的奋斗和奉献，感受新时代的自豪与荣光，感悟新征程的梦想与追求，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新时代奋发有为的青少年，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吴向东说道。
17谢子龙：加强新时代青少年摄影艺术人才培养
随着手机的普及和拍摄功能的扩展、提升，社会已经进入全民摄影时代。摄影在个人层面，成为人民群众记录美好生活、表达情感、体现追求、展示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在文艺层面，成了记录时代的重要工具，是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中有效的传播方式和手段。摄影教育作为艺术教育重要分支，以形象的力量和美的境界促进人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提升，是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等的重要课程，承担着提升全民美学素养，为摄影、设计、电影、多媒体影像艺术的发展培养后备军的战略功能。但由于多种现实原因，我国青少年摄影教育一直摸索前行但尚未形成规模。
一、主要存在问题：
1、学校重视程度不高
摄影项目专业性强、学习难度大，同时需要多样化的实践环节。这牵涉到一系列包括学生外出的审批、活动场地的选择和组织、经费的保障等考虑因素。这些都制约着学校的教学进程。因此，不少学校更倾向于选择体育、音乐等更传统、更大众、更宜于实施的项目。整体上看，造成学校重视青少年视觉审美培养程度不高的局面。
2、师资力量得不到保障
担任摄影教育的老师不但要有专业的摄影技术，还要有专业的教学水平。两者兼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极少。一门课程如果师资得不到保障，其推行自然不会有效果。
3、整体学习氛围不浓
大部分家长对于孩子学习摄影的支持度不高，特别担心孩子沉溺娱乐耽误学习成绩。同时，高校摄影专业的开设不完备，很多场馆、展览要收费，费用门槛也使得家长不愿意支持孩子学习摄影。以上种种，导致青少年摄影教育整体氛围不浓。
二、建议如下：
为了推动青少年摄影教育形成专业性、规范性、系统性体系，为青少年多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以摄化人、以影育心，达到培根铸魂、增慧启智的目的，同时为国家培养青少年摄影人才队伍。建议：
1、定期举办全国青少年摄影比赛、摄影展。适时可设立国家青少年摄影艺术专项基金。由教育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牵头，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范围内的青少年摄影比赛，为青少年摄影爱好者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发掘、培养、推介我国才华横溢、独立创新的优秀青年摄影人。定期举办摄影展，鼓励青少年捕捉生活经典图景、记录世界的变化。
2、各地青少年宫开设专门摄影课程，并鼓励支持各级学校成立学生摄影兴趣小组。青少年宫是培养艺术幼苗的摇篮，应该开设摄影课程，专门面向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展摄影实践教育。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学校应支持鼓励学生成立摄影兴趣小组，由学校老师组织学生参加实地调查、新闻采访等摄影活动，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
3、摄影家协会要定期为青少年义务开展兴趣讲座。文联系统主管的各地摄影家协会应定期安排会员主动走进校园，面向青少年组织义务讲座，为青少年讲解摄影知识及技巧。同时与学生进行互动，用现场教学、作品展示的方式，引导学生精准把握摄影主题，突出重点、合理布局，鼓励学生发现抓拍美好、定格光影。
4、各地公益艺术展馆定期面向青少年举办免费的专场展览。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扶持和鼓励各地公益艺术展馆定期为青少年开放不同主题的专场展览，让青少年了解更多丰富的摄影文化，获得更好的艺术体验，吸引更多青少年学习摄影。
18吴为山：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全民美育
吴为山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汇，滋养全民焕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新时代美育的目标是什么？美育如何落地教育教学实践？为此，吴为山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终身教育的概念融汇起来。学校中的艺术教育可以把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等公共文化机构设施，作为学校艺术教育课堂的重要阵地。
三是做好全民美育是一项润物无声的系统工程。公共文化机构还应该为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好服务保障，通过完善绿色通道，让特殊人群感受到温暖。此外，要激励、鼓励全社会，在美的熏陶下丰富生活，践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文化铸就新的辉煌。
19张运凯：建议将泥河湾研究列入“考古中国”等国家级课题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全国政协委员、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张运凯带来提案《关于持续加强泥河湾研究和保护利用工作的建议》。
张运凯建议，为加强专业人才支持，将泥河湾研究列入“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中，持续强化考古发掘研究；提升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和河北地质大学泥河湾地质环境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引进、培养本地科研力量，保证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境内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存丰富，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完整，是探索东方人类的起源之地。
张运凯发现，泥河湾研究和保护利用存在几方面的问题。其中，专业人才匮乏。国内常年直接从事泥河湾第四纪、古人类研究的专业人才相对较少，近年来发掘频度和面积较小，考古发掘力度明显减弱。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泥河湾遗址群研究保护机构，但是规格较低，难以招到专业人才。
资金支持不足。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功能区提档升级、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生态绿化、发展乡村旅游、景观农业提升等一系列工程需要不断推进，亟需项目资金支持和专业指导。
此外，宣传有待加强。近年来泥河湾品牌宣传取得长足进展，但很大程度局限在学术专业层面，大众认知度不高、吸引力不强，缺乏整体策划、包装和持久宣传推广。
△工作人员在泥河湾盆地下马碑遗址进行野外发掘。图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张运凯建议，首先，加强专业人才支持。建议加强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顶级科研机构与河北文物部门的战略合作，将泥河湾研究列入“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中，持续强化考古发掘研究;提升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和河北地质大学泥河湾地质环境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引进、培养本地科研力量，保证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其次，深化保护利用工作。建议设立泥河湾保护利用工作专项资金，给予政策支持，持续提升保护利用能力和水平；支持当地政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项目包装打造，尽快推进4A、5A景区创建，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收，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据悉，泥河湾遗址群考古科研成果丰硕，登记的旧石器遗址数量由2012年的156处增加至现在的300多处，马圈沟、飞梁、马梁、后沟遗址建立起直立人阶段的地层序列和文化序列，发掘期新增出土文物标本10万余件，早期现代人、农业起源阶段遗存极大丰富，下马碑遗址四万年前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证据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杂志发表，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以“本地演化为主、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人类演化路线与模式日益清晰。2023年底，泥河湾遗址博物馆主体及其附属设施将完工。
20黄林:
加强保护让文物“活”起来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离不开社会合力，要再全社会普及推广文物保护知识，增强群众依法保护文物意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保护文物，形成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让宝贵的文化遗产世代相传，换发新的光彩。各级人民政府应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拓展文物的合理利用，发挥文物精神内涵的影响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的提案聚焦“建立数字化演艺人才引进常态化机制”。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作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田沁鑫的提案《关于“数字文艺作品规范化建设”的建议》在“数字文艺”领域继续深入，为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演出演播并举”的创新发展生态提出了基于创作实践的系统建议。
民革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提案》中建议，推动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应保尽保，做好乡村地区的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加大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力度，完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积极探索多种保护方式，加大历史文化遗存的活化利用，支持具有传统特色和区域代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反映农耕文化的民俗活动、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非遗活态传承，培养非遗保护传承乡村人才队伍。此外，还应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合理利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建设传统村落博物馆，集中展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历程和成效，让乡村历史文化和传统农耕文明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重塑乡村魅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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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政策
为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农工党中央提交《关于加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提案》并建议：成立水下文物保护专项执法机构，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海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提升水下考古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出水文物保护。通过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作为历史遗存物质形态的历史街区、建筑，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而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又是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源，它们相生相成。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既要保护物质形态的街区、建筑，还要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人文环境及其所依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环境，传承传统营建智慧。这才是整体有效的保护传承。”该提案撰写人、致公党四川省委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工作委员会委员刘可雕说。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致公党中央在《关于加强保护和利用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园建设的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受对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认识水平、人力与财力投入力度，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互为制约等因素影响，成效不尽如人意。致公党中央建议，坚持国家站位“一盘棋”“一体化”推进，完善跨区域跨部门统筹协调合作机制以及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实用性资金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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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完善非遗配套制度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保护与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为乡村发展聚力赋能，体现当代价值，具有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拓宽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重要作用。
去年，民进中央提交的《关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提案》，得到文化和旅游部采纳，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非遗购物节”等销售活动，让人民群众在购买非遗产品中共享非遗保护成果；2022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为扎实推动和促进传统工艺的广泛应用作出了规范、提供了保障。
伴随非遗保护事业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关联法律规范已经不能满足非遗保护的实践需要，配套制度问题亟待尽快解决。致公党中央提交《关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配套制度体系的提案》，建议完善非遗保护立法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非遗项目及非遗传承人在认定方法、流程、认定时限等具体实施细则，引入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司法救济途径；妥当界定非遗权利主体，构建非遗知识产权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定义为新型民事权利，明确非遗权利主体，构建一套关于非遗的知产专门法；建立非遗损害赔偿机制及价值评估制度，界定侵害非遗行为的边界，制定明确、具体的损害赔偿标准以及司法救济程序；完善非遗权利救济途径。引入公益诉讼制度，完善非遗权利救济机制。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学科支撑与人才培养。”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长期奔走在文化遗产保护一线的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深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为此，在今年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加强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建议，切实为提升文化遗产保护蓄力。
杭侃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考古人才奇缺，面对大规模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的需求，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并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办了四期考古人员短训班，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一批亟需的人才。改革开放后，国内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陆续创办考古专业。
“考古资源被发掘出来之后，如何保护？如何在更大程度上被公众所认知？如何更好地转换为当代社会教育资源乃至经济发展资源？”杭侃的发问让人深思。
记者了解到，顾万发以主要成员参与或者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并参与负责中埃、中罗合作的“中华文明走出去”工作。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最早认识并命名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与国内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著名考古学文化有诸多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形成的早期生动实践。
不限于国内文化交流，仰韶文化还向西传播，与东进的黑海岸边等地的特里波利-库库特尼文化，共同开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创形成“彩陶之路”，成为早期中西方交流的首要通道。
顾万发介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一支考古队，在罗马尼亚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中国第一支在东南欧从事田野考古的专业队伍，主要目的就是探究这条“彩陶之路”的具体内涵。
“目前，虽然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但还是离散和随机的，缺乏学术研究中考古与其他学科的真正整合。”顾万发说，需要强化集中力量攻关的高端团队和有重点的专项引领，健全学术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
为此，顾万发建议，应在仰韶文化资源丰富和有一定学术基础的地方，成立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国家级研究中心（高等研究院），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充分发挥团队优势、集成化优势、专业化优势、机制优势，着力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有效提升整个学术界有关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和形成问题的学术水平，引领学术科研机制的重塑性创新。
顾万发表示，研究中心可以实行省部共建，运营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投入，同时争取国家科研经费支持和社会公益文化基金支持。采取重大课题招标机制，公开招聘国内外学者进驻，按照竞争机制考核。建立学术成果发布机制，及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创新建立学术成果转化机制，助推当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文化的独特生产力。
关于研究中心的选址问题，在顾万发看来，郑州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他进一步说，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的郑州，“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和文化优势明显，是“河洛古国”的核心范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代表。
27王春法：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
28王春法：数字展示让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文化传播得更远
现在说到智慧博物馆，往往和信息化“划等号”，这是不对的。“智慧博物馆”，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智慧管理、智慧展览、智慧服务。国家博物馆从2018年开始推动智慧国博建设，我们按照5条技术路径来推进，即透彻感知、泛在互联、智慧融合、自主学习、迭代提升。
比如透彻感知，包括对文物的管理要做到知晓文物的各种状况，对观众要做到实时了解，如观众在馆内的位置、行为等情况；对馆舍要做透彻的感知，了解馆里发生的一切；泛在互联则是感知的数据能够通过网络及时地汇总上报，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5G全覆盖，无线网络覆盖达到95%以上；智慧融合要求我们更快更好地将多元异构数据汇交起来，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多方面价值。这三方面做好之后，实现自主学习，通过对文物和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形成知识体系，再逐步地达到迭代提升。
我们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应用，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国内外33家博物馆共同举办“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在其中的“国博专场”，我们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展示、8K拍摄并高清呈现等丰富形式，向观众沉浸式阐释了文字对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联手腾讯打造了“手拉手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小程序，设计了与观众的互动创新方式，用户可在小程序在线鉴赏各国博物馆的珍藏文物，增强用户与文物之间的互动，让文物在我们眼前“活起来”。
我们计划在国博推出一个智慧展厅，初步定在4月份对公众开放，届时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博物馆怎样对文物进行数据采集、传输，对文物的状况进行监控，并进行多元化的呈现。
“中国现代医学在疾病诊治、健康促进、疫情防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是健康文化的核心内容。建议设立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及时总结、传承和弘扬中国现代医学，能够促进健康文化传播、加强医患互信，提升人民健康素养。”今春两会，王俊作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他向大会提出了如上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王俊委员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健康文化，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最终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博物馆在展示人类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提高文化素养等方面意义重大，是传承弘扬健康文化的最佳场所。但目前存在着如下问题：
其三，我国现有的医学博物馆建筑缺乏历史厚重感，难以体现百余年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进程的时代性和文化内涵。多数医学博物馆建在现代建筑中，远离医疗功能区，建筑缺乏历史感，不足以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国家级地标，对社会公众的参访缺乏吸引力，难以在世界医学博物馆中拥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此，王俊委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北京设立首家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引领带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健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在北京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建设首家现代医学博物馆，既能以健康文化完善全国文化中心内涵，又可以借助北京文化资源底蕴繁荣发展健康文化，同时授牌全国健康教育科普基地，推进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倡导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在全国范围形成示范效应。同时，现代医学博物馆可以服务北京国际交流中心建设，开展现代医学的国际交流，宣传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健康与医学领域的发展成就。
第二，依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设立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有助于全面展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脉络，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由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创建、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现代综合医院，在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伍连德、钟惠澜、林巧稚、吴阶平、陆道培等老一辈医学名家，已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为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可以说，该院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史书，在现代医院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第三，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建设现代医学博物馆，有助于形成重大公共文化设施的国家级地标，为北京博物馆之都的建设做出贡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具备成为专业博物馆的先天条件。院区既完整保留了建院时的建筑风貌，在外观上具有深厚的时代特点和烙印，同时，仍保留和运行着较为完整的诊疗功能，可以再现不同时期手术室、病房和诊室的场景，让公众在参观中学习现代医学发展历史，在近距离接触疾病诊治过程中体会健康的宝贵，思考医患关系的人文真谛。
近年来，国家级中医药博物馆的推进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建议，可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搜集散落民间的中医药文物、文献，对面临损毁的文物文献进行抢救式修复。
张其成建议，中医药文物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中医药文物100万余件。全国中医药院校、科研单位及民间有数十家博物馆，收藏文物不到1/10。大部分散落在民间或在非文物单位临时存放，不少文物毁坏严重，此外还有大量中医药文物流失海外，因此加强中医药文物文献的修葺、征集、保存和利用，已刻不容缓。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担负着保护中医药文物的历史使命，可尽快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将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打造成为中医药文化遗产资源采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国家级文化殿堂。
张其成认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落户北京，有助于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有利于展示国家首都形象，也符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及文化中心定位。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立足首都可以向全世界更好地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和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更好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他还建议，北京“太医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处于北京中轴线上，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可将北京“太医院”建设成燕京中医药博物馆，作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主馆之一，侧重于展示宫廷医学、燕京医学。
“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或者指导石窟文物相对集中的地区开展石窟保护专项监督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处主任李鸿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他准备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建议。
据了解，石窟又称石窟寺，是指在山崖陡壁上开凿的洞窟形佛教建筑。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集中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的辉煌成就。然而，目前我国中小石窟面临安全与日常管理的突出问题，特别存在安防设施设备覆盖不全面、设备设施老化、运营状况不良等现象。
李鸿彬代表认为，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石窟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山西、四川、重庆、新疆、甘肃检察机关强化对云冈石窟、川渝石窟、库木吐喇石窟、莫高窟、水帘洞石窟群的保护，围绕文物保护核心范围内环境污染、搭建非法建筑、存放易燃品、非法采矿等问题开展公益诉讼，推动问题全面解决。
李鸿彬代表建议:“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改革举措，应该进一步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石窟寺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或者指导石窟文物相对集中的地区开展石窟寺保护专项监督行动，进一步推动石窟寺保护，切实发挥石窟寺在中华文化继承、创新、传播中的显著作用。”
“火灾是危害文物安全的主要因素，文物消防安全形势严峻，火灾防控是文物建筑保护传承的一项长期任务。”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示，建议加强文物建筑消防安全防控。
“近年来，巴西国家博物馆、法国巴黎圣母院、日本首里城等世界上著名文化遗产，以及我国翁丁村、万安桥等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因火灾损失严重，火患已成为危害文物安全的重要风险。”马萧林介绍，我国文物建筑资源丰富，分布地区广泛，且多以土木结构为主，耐火等级低，火灾防控任务繁重。
马萧林表示，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一些文物建筑用于旅游参观、办公、居住等，人流量较大，用火用电需求较多，火灾风险较为突出。还有一些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防火巡查检查不能及时发现深层次问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力度不够。有的文物建筑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应对能力较差等问题，对初起火灾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文物建筑消防管理和应急能力较弱。
为此，马萧林建议，一是不断压实文物消防安全责任。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各地文物、应急和消防救援等部门，将文物建筑纳入消防监管重点范围，全面落实文物建筑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明确安全管理人员，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二是强化提升火灾防控能力。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文物建筑消防设施建设，强化检查督导，努力提升消防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