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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关键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财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法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断发展。其中《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大大地发展了文化遗产概念,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一)《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补充性文件,它规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197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颁布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了收录《世界遗产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颁布了新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于原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进行修改,制定了六条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条标准中,第1条强调艺术成就,第2条强调重大影响,第3条强调的是文明或传统的见证,第4条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条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的居住文明,第六条是强调与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着直接或明显的联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对于1975年的六条标准做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的主要变化如下: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现存文化”的保护要求。1975年的各条标准都指向某个过去的历史阶段和文明,体现出一种纪念性的文化遗产观念。1994标准第3条中加入了“现存文化”二字,入选的文化遗产应“能对现存的或是已经消逝的某个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1994年标准中“现存文化”的加入明确地表明: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纪念性文化残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证。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入选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遗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2条将自然遗产定义为:“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大量存在。在现有的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文献中,它们通常被称为“风景”区或“文化景观”区。美国哈佛学院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们已创造、使用、改良或保护的区域,它包括历史园林、城市公园、保护区、或邻近农场和森林。文化景观这一概念体现了人们努力保护它们创造或影响的地理区域。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形成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类改良的环境进而怎样影响人类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三、文化遗产与文化财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财产。从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看,文化财产通常是指艺术品。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正式确立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加强了对于文化财产的保护。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为:其一,二者的含义相似。基本含义都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其二,文化遗产由文化财产发展而来。其三,文化财产属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将文化财产定义为“对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可见,文化财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这两概念的区别表现为:其一,二者是否体现社会共享性不同。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没有体现社会共享性。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属性不同。文化财产具有财产权属性,而文化遗产这则具有文化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属性。其三,二者的范围不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财产仅仅是指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3]。
总之,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性,对于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的鲜明特性,表现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必要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表明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廖菲.“文化遗产”概念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6.
满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的一员,历史源远流长,多年的积累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少数民族。满族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满族音乐十分丰富,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集成”和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工作,音乐工作者们整理出了满族音乐文化大致的框架结构,而当今的满族聚居地仍有很多满族风情的音乐需要搜集整理、传承。
清康乾时期,承德成为陪都。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清廷开始于此大兴文教,使“蛮荒之地”成为文化之都。具有特色的满族音乐就是随着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在承德繁衍生根的。
在承德民间流传的满族音乐艺术大致有以下几类:满洲罕都勒春(热河二人转)、满族乌春音乐(民歌:山歌、劳动号子、小唱)、朱赤温音乐(古老的满洲戏曲音乐)、哔喇力乌春(民间器乐曲:满吹音乐、清音会音乐、佛事音乐)、民族宫乐(宫廷乐)。而萨满音乐相对于其他满族音乐更多地保留了满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乐为一体,成为满族音乐灵魂的代表。
满族的乐器也颇为丰富,其特有的乐器多用于跳神的萨满音乐,如单鼓、抬鼓、朗、响铃、腰铃、扎板、响刀等打击乐器。而宫廷乐器的种类就更加复杂了,如:打击乐器包括建鼓、编钟、特磬、杖鼓、云锣、拍板、龙鼓、铜钹、达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类、金属类、竹木玉石类共37种乐器;吹奏乐器包括埙、笙、管、箫、大铜角、笛、巴拉满等边棱类、簧管类、簧舌类、号嘴类共20种乐器;吹弹乐器包括琴、三弦、筝、巴尔扎克、得约总、口琴等板面类、皮面类、金属类共26种乐器。
二、承德满族音乐传承经验及做法
承德,旧称“热河”,是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旅游胜地四十佳、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为其关系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承德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与经验上,在传承满族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获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从事满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的积极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台了《加快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承德地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宫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态文化”等优势,促进文化、旅游、城市一体化发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传部针对政协承德市委员会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大宫廷音乐保护传承力度、进一步扶植承德清音会发展的建议”这一提案进行了答复,纲要如下:将保护和传承避暑山庄宫廷音乐列入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重视并支持承德清音会申请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批;尽快在避暑山庄内设立展示宫廷音乐文化的固定场所,在市区内提供一处日常排练场地;设专项资金扶植承德清音会宫廷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对清音会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满族音乐文化发掘与传承的重要保证,这使从事这一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更加坚定信心、对承德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充满了希望。
(二)立足于对满族音乐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学者及音乐工作者们长期以来积极投入到满族音乐研究中,其中对承德清音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通过大量研读史料,到民间访谈、搜集资料,分析与论证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许多论着,如钱树信先生的《避暑山庄宫廷音乐概说》、《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王玫罡先生的《关于承德避暑山庄清音会的由来》、程红菲的《清代宫廷遗音―寻访承德清音会、白晓颖先生的《避暑山庄文化中的承德清音会》、勤先生的《承德清音会传承史探析》、》等。这些着作和论文对于承德清音会与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现了满族宫廷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三)努力发掘并传承、创新满族音乐
众多的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在发掘与传承满族音乐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会作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历史,呈现着汉族宫廷音乐与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复合型态,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大统一”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遗存,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其得到传承与发展,2001年原清音会的老琴师及高校的离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会,他们潜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乐遗产,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庙音乐在内的清音乐几十首,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展演、文化交流,为宣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承德满族音乐文化传承及创新对策
毋庸讳言,承德满族音乐传承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人锐减;挖掘、整理及传承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依据国家关于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做好承德满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还要进一步创新。
(一)合理选配专业人员挖掘整理满族音乐
需要整理的满族音乐主要包括宫廷音乐、宫廷舞蹈、民间歌曲、民间曲艺等。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
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公约规定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称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种类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属于以下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1．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是古代的东西，是经历了百千万年而至今仍在的东西，是没有备份，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特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
我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次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1999年lO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至2008年7月，我国已有37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5项，自然遗产7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1项，成为了全世界共有的财产。在我国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申报和未提级申报的历史文化遗产，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典型的历史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点，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成为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保护。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悠久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体。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云南丽江古城经历了7级地震还基本无损，后被评为世界遗产。这个地方得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逐渐都会知道。反之，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有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或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历史遗存丰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意义。在历史科学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古建筑、构筑物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如我国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建于隋代(公元581__618年)大业年间(公元605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桥高7．23米，1400年的历史，赵州桥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邢台发生的7．6级地震，邢台距这里有40多公里，这里也有四点几级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所以它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跨径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赵州桥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此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历史土木工程古迹”铜牌纪念碑。这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奇迹，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诚然，也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人们还不清楚其科学原理，需要我们去探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发展旅游经济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对之加强保护，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2)用经济价值去直观地表现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旅游经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我国人文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保护好这部分旅游资源，能更快地发展旅游经济。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能提升旅游资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历史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旅游资产。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提升旅游资产价值。历史文化遗产是全国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供世人观赏、研究与利用，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得好的地方，旅游业就发展得好，旅游资产价值提升得多；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平遥古城、周庄古镇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其旅游资产价值提升的快，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能带动本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品位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和持久发展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激励力，中国拥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3O项，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国家文化形象，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留存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其意义也关乎未来。全球《2l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功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足，难达共识。虽然社会总体上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但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存在差异，导致认识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如在城市建设中对一些古迹遗址的去留问题上，在一些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景观要不要新建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种状况导致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因为缺乏共识而难以处理。
2．历史文化遗产家底不清。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碰到历史文化遗产时，讲不清道不明，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本没有调查、登记，更谈不上公布文保单位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
3．“建设性破坏”现象严重，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不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只顾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被毁程度令人堪忧。尤其在一些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历史传统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到破坏。襄樊宋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城市要发展，旧城要更新，势必要拆迁一些民宅民居和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时下古老的北京也遇到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古老的胡同四合院要不要留存，怎样协调好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开发商的需要，为了出卖土地，筹集资金，把一些古建筑和一些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毁掉。
有的地方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片面追求旅游经济效益，造成历史文化遗产严重破坏。一是为了迎合旅游热，不惜以拆毁传统历史街区为代价，而后又制造出了乃至异地开发出一系列替代品，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沦为“假古董”。
4．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不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为什么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许多地区领导，甚至最基层的领导一句话就能化为乌有。就是因为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管理，而是权大于法。
5．保护资金的匮乏，专业人才、技术的匮缺，直接影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由于没有专项的保护资金，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处于自然消亡状态。尤其是贫困地区，文物专业干部仅一、二个人，连日常开支都很难保证。缺少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保护人才队伍，同时缺少过硬的保护技术，何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积极宣传，更新观念，加强全民保护意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各级政府和每个市民的神圣职责。政府要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保护力度，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珍惜爱护文物，并且要加强舆论监督，有了群众支持和舆论支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有了强大的依靠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2．提高全民素质与法律保护并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长城旅游刚刚兴起时，各个长城景区普遍遭遇了一次“毁容”高峰。从八达岭瓮城西门登上长城，分别沿南北两侧依山而上的长城边走边观察，看到这段3000多米的长城上，凡游人伸手能及之处，几乎都被刻上了各种各样的文字，有地名、人名、“到此一游”，有中文、日文、朝鲜文，以及难以辨认的字词，刻得密密麻麻。这些字不仅破坏了长城的历史面貌，有的字深达半厘米，已伤及墙体。长城乃中华民族的象征，此举严重破坏了民族形象。所以才有中国长城学会与八达岭长城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的去除长城墙体字迹方案征集活动，消息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纷纷为长城保护献计献策。近十多年来，随着游客素质的提高和管理的加强，刻字破坏行为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文化遗产不仅要由一系列行政法规来保护，而且要用刑法等法律来保护。对于严重损毁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应规定为犯罪，应给予刑事处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会日益增加。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所拥有的宝贵资源，要意识到这些资源是潜在的、不断升值的资本，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即使当下受条件所限无法立即进行开发，也要积极予以保护，可利用其他产业先行发展，待时机适当的时候，再将其宝贵的文化价值予以转换。
4．摸清家底，搞好保护规划。去中原地区旅游，当地人会自豪的对你说：“你拿把锹，随意挖几下，就有可能发现宝贝”。虽然是笑谈，但还能反映出因文化积淀深厚，本地人引以为豪的心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提示我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心中有数，搞好勘探、摸清家底，以便于规划和保护。
前面提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应积极修整并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但要处理好个性文化与改善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关系。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文化氛围却日益淡化。丽江古城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古城保护得不错，但古城内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文化氛围不浓，不能充分反映古城的特色，这是令人遗憾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不是保护城市的全部，它的保护范围、内容与要求要通过城市规划来细致确定。关键在于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关系，新旧建筑之间在风格、色调上相协调，使整体格局达到和谐，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严格控制文化遗产保护区、历史街区内的空间过量的不适当的经济开发、旅游开发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点建设。
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在保护文化遗产中平遥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制定古城保护规划；第二，实施古城居民搬迁工程；第三，全面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都江堰市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北部，处于四川省五大精品旅游区的枢纽位置，距成都20分钟车程。都江堰市因“水”而兴、因“堰”而名、因“道”而盛，是一座山水幽秀、文化浩瀚、风情浓郁之城。城区景区依山傍水，岷江五条分支河流穿城而过，山、水、城、林、堰、桥、塔浑然一体。两千年古堰，八百里青城，源远流长的水文化和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赋予独特的灵性和包容性，李冰治水精神深刻融入和积蕴为一种“上善若水”的城市灵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府之源的美誉。
自然人文并重，保护开发共举
都江堰市从1999年申报世界遗产以来，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班子义不容辞承担起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弘扬历史文化的责任，严格执行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真贯彻“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持之以恒地保护管理好这块人类瑰宝。都江堰市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和历史文化特色得以日益凸显，并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2000年，青城山一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作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7年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江堰市还先后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四川省文明城市”等称号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的“长寿之乡”。2007年2月，都江堰市作为成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摘取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
传承历史文脉，加快科学发展
都江堰市在优越的先天资源禀赋和后天与时俱进积累的基础上，近年来在区域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进行了科学思考，积极探索了一条自然人文和谐下的产业发展之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保护为先为重的发展理念，循序渐进地推进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集约环保型工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承前启后推进了全市“四位一体”科学发展。200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把青城山一都江堰打造成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的战略目标，在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框架内，都江堰市充分依托和利用生态资源、道文化、水文化、养生文化等要素，以“中国式养生之源”为主题，以“全域成都”来考量和推动旅游基础设施，以国际化的理念建设国际标准、国内领先、品位独特的休闲度假旅游区。
国际视野规划，全域理念打造
关键词：女书习俗；女书研究；女书数字化；女书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习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活化石，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一个民族或者群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寓其中。因此，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变迁加剧，传统民俗文化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许多独特的文化都面临着衰落和消亡，女书也正是其中一例。女书是流传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毗邻一带妇女中间的一种独特文字符号体系。女书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她的消亡必将给世界文化多元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2002年4月，女书被国家档案局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江永县政府正式立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10月，女书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女书习俗”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二、女书数字化的问题阶段式浅探
从对女书研究的梳理当中可以大致找寻出对女书的研究、保护、开发的轨迹。从1982年至今的30年中，以每个十年为单位，女书的研究、女书的保护与开发都有着阶段式的特点，女书数字化作为保护与开发中的重要一环，也有着阶段式的特点。
（一）由探索期的“资源占有”而引发的问题
（二）整理期的失真对数字化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到2002年的十年间，经过了对女书资料的疯狂收集后，部分学者开始对女书作品进行整理，对女书文字进行归纳，解说。在此期间所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周硕沂的《永明女书》（字典类书籍），谢志民的《江永女书之谜》、赵丽明的《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作品整理类书籍）。文字及原文资料的编纂成集无疑是女书数字化的一大成果。然而在这十年里，女书数字化一直停留在书面层次上，并没有向前跨进。
究其原因，在整理期出现在资料失真使得女书资料没有权威性，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完善的资料，而且是被质疑的资料，这使得研究的成果失却了可信度，整理成集的资料版本不同，内容不同，甚至观点也不同。在对一种古文字，一种特殊文化的诠释初期，尤其是缺乏历史实证的这样一种文化面前，没人能全方位地真正地了解女书。当出现失真的局面时，研究者的首要要义是提出问题并且科学地用理论依据，或充分的实证来指正问题，以求后来的研究者不至于走进研究的误区。对于女书研究中的失真问题，赵丽明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失真比失传更可怕。只有文字而没有文脉的女书将失去历史的真实性，缺少了可信性。”失真比失传更可怕，这才是研究的首要原则。脱离了真实，就是脱离了历史，就是脱离了文化作为古文化，古文字，古籍来研究的依据，即研究毫无意义。没有确切可信的原件资料，数字化的进程又一次受到阻挡。但有关女书的数据库基本形成，内容多为女书原始资料，女书作品，女红，三朝书等的图片资料，大量的论文及书籍也收录在内。
（三）新世纪女书数字化的成果与问题
2002年宫哲兵先生帮助江永政府建立了女书现代学堂。新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间，女书学堂毕业的女书传人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她们有的去到外地演讲宣传，有的参与电视剧演出，有的在当地进行旅游项目的表演。在这期间，女书数字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电影《雪花秘扇》，电子发声字典《女书字典》，各类网址，各种视频，以及女书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等等，都是女书数字化在新世纪的成果。这些成果与国家的重视，女书保护与开发的侧重角度改变，以及国内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都是分不开。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女书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播，已经成为女书文化保护的一种趋势。网络传播的巨大力量在后女书时代已经被女书研究的个人、机构、各级政府及民间力量认识到。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对女书进行活态保护，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女书及女书文化，使女书真正得到活态传承及发展。
然而这样突飞猛进的成果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1、网络信息数量虽多，但信息散乱，系统性不强，且信息重复现象突出。没有统一的整理和规划，权威的数据库信息不对外公布，令女书爱好者望洋兴叹。2、女书数字化成果以文字内容的论文为主，音频，视频较少，且质量参差不齐，制作粗糙。3、书籍资源多以扫描形式上传，无法检索，且没有系统的资源库，多以散乱形式发售。至关重要的女书作品集，也是如此，不利于研究者的研究。
在2001年奉恒高《在“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的结尾，他重要地提到：“要重视舆论宣传，提高女书文化的知名度……通过宣传吸引四方宾客来旅游，投资、振兴和发展当地经济，造福于人民。”可见女书数字化的进程站在经济发展的高度上越走越远的。然而文化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联合国宣言的定义里来看，更多的应该是精神的，纯文化的价值。电影《雪花秘扇》对女书的误解读，市面上流传越来越多的伪“女书”，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看是拯救实为加速消亡的种种行为，都是经济价值观的推动。面对即将消亡的特殊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难道还应该只站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作秀吗？
让人欣慰的是女书文化发展至今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女书书法、女书与音乐的结合等。很多对女书有着热爱的人，因为各种缘由与女书结缘，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女书创作之路。这种创作，并不是一种文字的，文本的篡写，而是对女书文化的一种新解读。他们有的结合自己对女书的解读，对女书艺术的认识，对女书字体重新创作。许多女书书法者（多为女性），在这样一种创作中展现着女书新时代的文化含义――女性在新时代的地位，女性文化在新时代的又一种表达。爱好女书书法的人日益增多，女书书法也成为女书数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类展示女书书法的视频和网站越来越多。
也有的结合音乐展开对女书的传播，如上海的音乐家谭盾先生。2013年3月他与宫哲兵教授就女书交响乐的制作进行了探讨。他将运用“微电影”和“交响乐”的元素，将女书的音乐、生存环境、和优雅的女书文字结合在一起，制成《女书》交响曲，并计划展开全球巡演和宣传。
这种别样的解读是以文化宣扬为主角的，是促进女书研究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新时代对女书的最妙的一种保护与开发的手段。
怎样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怎样做到并肩齐进，怎样坚持在不改变其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促进其未来的发展，对于女书习俗的保护与开发来说，这些问题仍待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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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风景名胜区门票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案例）
2004年以来，在国内旅游市场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门票涨价”风，大到世界级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小到一般的旅游景点甚至公园，都纷纷祭起了门票涨价的大旗。首先是2004年岁末北京确定了故宫等世界遗产景点门票涨价方案，到今年全国各大景点便“涨”声一片，张家界景区门票从158元涨到245元，九寨沟、黄龙风景区门票从145元调至200元，黄山旺季票价从130元上调至200元(6月1日后执行)，嵩山少林寺风景区票价由40元涨至100元(5月10日后执行)，西安城墙的门票价格也从10元升至40元……。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涉及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以及公共政策问题，本文试图用笔者掌握的公共管理学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对象的界定
本文所要探讨问题的指向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按照1985年6月7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凡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价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可供人们游览、休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区，应当划为风景名胜区。为了讨论的方便，避免概念理解上的分歧，笔者在本文中所讲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风景名胜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报国务院审定公布的风景名胜区。目前，全国共有这类风景名胜区177个，陕西有华山、临潼骊山、宝鸡天台山、黄帝陵共4个。
2.世界文化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的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项。文物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是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目前全国共有21个，包括这次身陷涨价风波中的长城、故宫、清帝陵、天坛等。陕西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3.世界自然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的规定，“自然遗产”包括以下三项：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目前全国共有4个，九寨沟、黄龙洞、武陵源、三江并流，前三者都在这股涨价风之列。
4.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其中黄山在涨价。
三、公共物品理论
关于公共物品的经典分析来自保罗·萨缪尔森，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首次将公共物品纳入古典理论体系之中，从而有了古典的“私人物品”和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的划分。他指出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非排他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享用，或者说不能阻止任何人享用。非竞争性是指当使用某种物品的消费者不断增加时不会影响原来的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也不必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1968年，哈丁(HardinG.)发表了题为《公用地的悲剧》的著名论文，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的概念和“公地悲剧”的问题。公共池塘资源是共同拥有、共同使用的自然资源，个体对资源的利用不具有排他性，而自利的个体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过多地使用公有的资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囚徒困境”式的悖论：有理性的放牧者在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都想放养尽可能多的牲畜以增加其直接收益，而这种过度放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则由全体放牧者共同承担，如果每个放牧者都这样做，牧场就会因过度放牧而造成草地的退化，这就是“公地悲剧”。
四、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物品属性”
正确认识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基本属性，是分析包括门票价格问题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应该说，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的《建议》的说法，这些景观、遗址、古迹、建筑群、文物、历史园林、自然风貌、地文结构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中“任何一项的消失都构成绝对的损失，并造成其不可逆转的枯竭”；它们“对人类生活必不可少。对人类而言，它们代表了一种有力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的再生影响，同时正如无数众所周知的事例证明的那样，也有利于人类文化和艺术生活。”国家风景名胜区所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不可再生性，其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由它们的这些特征而派生出来的经济价值，决定了它的公共性质。
另外，国家风景名胜区还是一种“俱乐部资源”。对于旅游者来说，世界遗产具有非竞争性，每个消费者（游客）对它的消费（游览）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消费者（游客）的消费（游览）。同时，在某一具体时刻，这种消费（游览）又具有排他性，由于人数的限制，具体的消费行为（游览）只能由已经进入风景名胜区的消费者（游客）来进行，对于不能进入到景区的消费者而言，是被排除在外的。
五、门票的性质
对于国家风景名胜区而言，其门票具有不同于其他一般场所门票的特殊性质。
特殊性。首先，在理论上，从其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来看，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门票作为其价格，本身并不代表和直接反映其价值。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审美/艺术、科学研究、历史社会、生态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主要效能是人文价值和教育价值。所以在使用上，门票收入只能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必要补充。
公益性。既然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具有公益物品属性的公共物品，那么其门票也理所当然地应具有公益性，特别是对于当地社区居民、残障者、学生以及现役军人等群体而言，更应以优惠的方式来体现其公益性质。
调节性。既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当然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参观流量的功能，产生排他性，对这种不可再生、独一无二的资源加以保护。
非成本性。既然是一种公共资源，门票定价的基础就不应该是依据开发、保护、管理资源的需要，而只能根据国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不能让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价格“贵族化”，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平均消费水平。
我们再来分析支持门票涨价的理由。
如前所述，认为国家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应该上涨的人认为：第一，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景点包涵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第二，增加景区收入，弥补景区日常修缮维护的资金缺口；第三，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目前超负荷的参观流量，保护文物古迹。
这些理由都与对门票性质的理解有关。应该说，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经济价值和非经济的存在价值，甚至其经济价值也可以进而分为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当下的经济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经济价值可以直接转换为商业价值，从而使国家风景名胜区转变为用来经营甚至赢利的商品。这是由它们的公共属性决定的。
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公众来说，到国家风景区旅游参观，支付适当的门票价格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保护困难、维护费用高的遗产地或风景区。但是，正如国内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国家风景名胜区所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世界遗产的公益属性，决定了门票不应成为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收入，决定了它不应该以购买力为标准而构筑进入的“门槛”，也不应成为控制拥挤问题、阻挡部分人群进入的所谓“调控工具”。门票收费标准的核定决不能是其内在文化价值的“变现”，事实上即使是调整后的门票价格也远远不能体现风景名胜区的无形资产价值。目前，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取的高额化、市场化、贵族化倾向，改变了遗产资源和风景资源的性质，改变了门票的性质，使得本该由国家财政和主管部门承担的维护修缮费用直接转嫁到公众身上，而主管部门在收取了巨额的门票收入分成后却没有承担起本该由自己承担的维修责任。
六、景区管理的制度分析
从表面上看，这股“门票涨价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门票价格调整问题，其直接后果将是：涨价抬高了公众进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门槛，影响了公共资源的整体利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一事件的实质并不在于门票该不该涨价，而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侵犯了公众利益，在于这种易于出现利益驱动的制度安排和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缺失：一是管理权限的混乱；二是认识上的错位；三是收入缺乏监管；四是财政投入不足；五是价格调整机制不健全。
七、制度性思考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近期出现的这轮门票“涨价风”，绝不仅仅是一个门票价格问题，现象背后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系统管理问题，需要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和公共政策的积极引导。综合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公共资源属性、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公众的收入水平等几个因素，笔者认为，当前需要思考和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困惑：
1.管理体制问题。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属地化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践中管理系统则更为混乱。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管理模式，可以进行充分讨论，但关键是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出选择。第一，选择政府还是选择市场。政府，还是市场，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对于这个核心的制度安排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澄清和实践的突破。对此，仅靠行政的力量是不够的，而讳疾忌医、避而不答更是不可取的。第二，是集中还是分散。要将原来散置于若干不同部门手中的行政职责统一起来，并非易事。这不仅会对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冲击，也难以实现权力从各分管部门的平稳转移。
正如有学者如史鹤凌所指出的，在世界遗产的管理方式上，没有一种模式是十全十美和到处通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遗留和现实状况，寻找出一个适合的道路。
加强内部会计核算和外部审计。在此次涨价风波中，公众普遍反应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未能公开世界遗产单位的财务决算情况，而且，出示在听证会上的财务决算表也未经过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因此，加强内部会计核算和外部审计是加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随着景区经营成本的上升、服务质量的提高、景区投入的增加，对门票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这种调整事关各方利益，影响巨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政府要依法履行职责，坚决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以各种借口侵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共资源的短期行为，充分体现政府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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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甘熙宅第
一、引育
世界上许多城市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一些文化遗产因丧失其原初功能而被废弃，最终因与新的城市建设不协调或缺乏保护资金等原因被拆毁或任其衰败。
旅游业的发展为城市文化遗产带来了新的生机。今天，遗产旅游已成为旅游业中最醒目和发展最快的，鉴于旅游的动力源于吸引物，或者用营销学的术语来说，属需求驱动型(McKercher＆Cros，2002)，文化遗产无疑是引致遗产旅游的重要因素(Alzua,O’lean,andMorrison1998；Herbert1995)。人们发现城市文化遗产可以通过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方式转化为文化资本以维系自身的生存甚至创造巨大的效益(Dutta，M.，Banerjee，S.＆HusainZ.，2007)。中国山西省的小城平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平遥城是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典型汉族传统城镇，建于14世纪。城镇布局集中反映了5个多世纪以来，封建中国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方面的变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建筑同银行业关系密切。平遥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中心(WHC，2005)。自1997年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的10年间，全县旅游门票收入从104万元增加到73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每年1250万元增加到6.4亿元，与此同时，平遥先后投入了近20亿元对古城进行保护和整治(孟苗，仝美超，2007)。当年平遥人羡慕别的地方高楼林立，急于改变自己的城市面貌，如今则为古色古香的老城感到骄傲和自豪。
平遥并非旅游业发展和遗产保护取得共赢的特例。许多事实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使城市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阮仪三，严国泰，2003)。事实上，旅游发展已被视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旅游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毕竟有着不同的诉求(赵夏，2000)，两者关系中存在冲突的一面。不适当的旅游开发不仅会伤害文物建筑本身，还会导致其非物质文化特性的丧失：如上述平遥的例子，有研究认为过度旅游开发对城市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形成“视觉污染”(张松，2001)。因而，旅游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手段，同时也存在局限。
二、甘熙宅第背景
1.文化价值
甘熙宅第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老城南部，包括南捕厅15号、17号、19号和大板巷42号，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俗称“九十九间半”。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有300多个房间，是南京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民宅，与明孝陵(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墓葬，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明城墙一起并称为南京三大明清景观。其建筑风格有别于江南地区流行的徽派和苏式建筑，显示出强烈的南京地方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甘熙是清代著名文人和方志学家，其后辈中颇有擅长昆曲(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戏剧，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表演者。
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南京2500年的历史文化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都城文化，二是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陈平，姚远，2003)。老城南的传统街区是民间文化的代表。在2002年制定的《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有两处传统街区被列入保护范围：城南传统街区和南捕厅历史街区。后者除少数文物保护单位外，已被重建或拆迁作房地产开发。幸运的是，甘熙宅第及其周围地区因旅游发展被保存下来。成为展示老南京生活方式的主要场所。
2.保护和旅游开发
2004年，南京市规划局委托东南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院编制的《南捕厅街区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完成，规划总用地30.5公顷。根据此规划。这里将成为融特色居住、旅游、文化、休憩等功能于一体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打造与夫子庙、朝天宫齐名的传统文化旅游区，现存建筑将视情况被保护、修缮、重建或拆除(杨俊宴，吴明伟，2004)。
2006年甘熙宅第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南京市政府投资1.5亿元的甘熙宅第地区改造项目竣工。博物馆设6个主题展区，分别展出老南京的生活情状、昔日宅第及包括四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内的南京地方传统工艺，同时不定期举办各种民间文化的临时展览。展示厅应用了多媒体触摸屏和声控技术，引进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工艺制作和售卖。南捕厅15号的花厅则是票友们定期集会演习昆曲的场所。博物馆还承办一些传统的典礼，如婚礼、寿诞等，只收取低廉的成本费用，允许游客参观。博物馆的收益主要来自门票和经营的地方风味小吃。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调研
甘熙宅第不仅在建筑上具有突出的历史文物价值，更是老南京生活的缩影，代表了南京历史文化中民间文化的一面，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俗传统日渐湮灭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宅第一度沦为破败的大杂院，如果不是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并确定改建为博物馆、发展旅游业的方向，恐怕早已同城南地区的许多其他老建筑一样，被新建筑取而代之了。旅游业发展使甘熙宅第重获新生，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和
修缮，许多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收藏、展示乃至延续的场所。当然，旅游开发中的一些做法也使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挑战。
2007年7月，东南大学暑期实践小分队对甘熙宅第及其所在的南京老城南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包括对当地居民、文物管理部门的走访；就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包括旅游开发)问题对当地居民和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有关甘熙宅第规划方面的信息来自政府网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
四、案例分析
虽然以文化为动机的旅游活动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McKercher＆Cros，2002)，怛通常旅游管理和文化遗产管理是分别进行的(Timothy，D.＆Boyd，S.，2003)，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全球许多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为此，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会同产业、科学与资源部在国家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的帮助下出版研究报告。提出了遗产地成功的旅游的7个指标(AustralianHeritageCommission。2000)：
(1)首先，遗产地的重要性必须被规划者和管理者充分认识，这样遗产才可能得到妥善保护；(2)建立起互助互惠的关系；(3)在商业规划中有针对遗产问题的具体措施；(4)向遗产所在地和居民投资；(5)进行负责任的产品营销；(6)提供高质量的游客体验；(7)尊重当地居民的权利和义务。
以此为指导，澳大利亚悉尼达令港、乌鲁姆鲁码头、岩石区等诸多地区成功实现了由被废弃的遗产到著名旅游地的转换，具有较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借鉴这7个指标，分析本案例如下。
1.政府、规划者和管理者较充分地认识到了遗产的价值
甘熙宅第自1982年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后即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于1995年和2006年跻身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级别节节升高，国家建设部、财政部、计划委员会专门立项对甘熙宅第所在的南捕厅地区进行保护，在南京市规划局2002年完成的《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南捕厅历史街区被列为南京市仅有的两处传统街区之一。2004年完成的《南捕厅街区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此评价：它是具有悠久历史并能反映南京从古至今城市建设发展脉络的仅存不多的地块之一。这里蕴涵着大量历史性建筑及空间环境等文化资源，记录着具有古都南京城南地区特色的传统以及沧桑经历。这些集合记忆体和独特的传统风貌都是南京文化发展不可替代的资产和重要基础。这些都表明作为遗产地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政府及规划者对其遗产价值有着明确深刻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对遗产价值的强调都偏重于物质实体(建筑)，对建筑和社区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
2.有限的互助互惠关系，
不过。这种关系尚未成熟和健全，尤其是社区的利益被漠视。绝大多数拆迁居民因无力负担昂贵的房地产费用而搬到城市其他地方，永久离开了他们曾长期生活过的家园。这样，原有的社区结构被破坏。
3.在商业规划中强调遗产价值
2004年完成的《南捕厅街区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详细规划》将甘熙宅第及其周边历史街区定位为“融特色居住、旅游、文化、休憩等功能于一体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原来的工厂企业被迁出，宅第周边建成一个大型仿古街区熙南里。熙南里的商业定位非常明确，只租不售瞄准老字号，引进地方风味饮食、手工艺及其他地方产品商家，彰显南京的地方文化特色。
4.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筑维修、规划编制、居民及工厂拆迁和环境整治。2007年完成了投资1.5亿元的甘熙宅第二期工程。
5.有限的产品营销
甘熙宅第作为旅游产品的营销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来进行，主要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如吆喝大赛、导游技巧大赛以及各种临时性的主题展览等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过除了这些文化活动外，鲜有商业营销。2008年上半年在南京旅游窗口地段中山陵和夫子庙的随机调查表明，只有9.4％的游客到过甘熙宅第。该景点也没有被旅行社纳入一日游线路。
6.提升游客体验的努力
自甘熙宅第作为民俗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以来，管理方做了大量工作以提高游客体验质量。博物馆里安装了触摸屏，游客可自助得到丰富的多媒体信息。一些展览中安装了声控装置，造成更逼真的效果。引入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制作和表演，游客可当场请教学习。其经营的地方小吃因选料精细、口味地道已经小有名气。博物馆还向社会提供传统庆典服务。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增强展览的参与性，提高游客体验质量。馆内还可提供哑语导游服务。不过。在遗产旅游中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解说系统却差强人意。据现场调查。除了大门入口处有简单的导游服务，其余整个博物馆没有工作人员讲解。工作人员对博物馆及其展览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7.社区的权利和义务被忽视
在甘熙宅第修复和改造的全过程里，除了一笔拆迁补偿外，原住居民的权益几乎没有体现，也听不到他们的呼声，他们似乎被简单地一笔抹掉了。
五、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旅游在保护物质遗产方面功效显著。甘熙宅第这一湮没许久的建筑群改建为博物馆、成为旅游吸引物之后，其文物价值得到政府与市场的充分重视，政府斥巨资进行维修和环境整治，使凋敝的建筑重放异彩，避免了同其他许多老城南的民居建筑一样自然衰败或被人为拆毁的灭顶之灾。这体现了旅游对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旅游作为遗产保护的手段暴露出了更多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社区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更甚之，原住民与遗产地之间的历史联系被强行割断。而我们知道，历史建筑的保护决不仅限于建筑的物质结构，还应包括当地的历史(TyleT，2000)。社区结构本身也是遗产的一部分，并且为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现实的环境。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遗产的突出特点，离开了“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失去完整性和活力。因此，从本案例看，旅游对城市遗产的保护是不完整的。
更进一步，我们不妨对旅游作为遗产保护手段的机制进行粗浅的探讨。历史城区中的文化遗产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其原初功能的丧失。它们不再“有用”：不适合现代生活需要或者不再流行，如工业时期的厂房、设施老化的拥挤的街区、被机器工艺取代的手工工艺、一些传统娱乐活动等。旅游发展可以为这些遗产再造“生态”，即重新赋予遗产以用途。遗产被改造为旅游吸引物，为游客提供各种各样的旅游体验，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获得经济效益用于自身运转，使其由“无用”重新变成“有用”。但旅游再造的生态不是原生态，而是商业背景下的“次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丽江师专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一、丽江师专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建设的必要性
二、丽江师专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现状分析
三、丽江师专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几点建议
（二）加大对地方文献建设的宣传力度，多渠道收集地方文献
（三）建立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
收藏只是手段，利用才是目的，图书馆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有利于读者利用文献资源展开，笔者认为，应设立独立的地方文献部，将各类型地方文献集中管理，编制馆藏综合性目录，以反映馆藏地方文献的全貌。图书馆内设置地方文献宣传栏，加强宣传报道。尽快将我馆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化，建立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提供网上共享，让我馆的馆藏优势为社会的整体文献建设作贡献，让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四）培养地方文献专业人才，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地方文献工作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地方文献它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内容，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既要懂图书馆专业知识，还要懂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具有信息鉴别和信息处理能力，还要了解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古籍、民族风情等方面的知识，还要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因此，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于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培养全面的具有专业能力和素质的管理队伍，要与图书馆发展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增强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能力。通过组织各专业类培训，业务交流，继续教育等更新队伍知识结构，提升管理人员的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以及驾驭网络信息环境的能力，推动地方文献队伍建设，适应时展的要求。要真正做好丽江师专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必须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地方文献专业人才队伍。
收集地方文献不是一时之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逐年积累，积少成多。只有经过日积月累，才能保证地方文献的延续性、继承性、、系统性。我馆应对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长抓不懈，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