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物品从原生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收藏行为，使博物馆藏品陷入意义丢失的困境。而人类学整体认知理论有可能对这一困境完成一次方法论解救，即通过探求和还原民族学文物在其原生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呈现出藏品的真实价值，并揭示出藏品背后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一在人类学理论启发与指导下的博物馆知识生产方法论，不仅可以构建出一个关于博物馆藏品的完整意义解释系统，同时也有望引领博物馆将其工作内容不再局限于收藏与保护文物本身，而是延展到对文物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收藏与保护。与此同时，民族文物价值认知的方法论意义，还在于它可以进一步强化博物馆建立在文化主体间性基础上，倡导跨文化对话的认知与传播功能。
一、
博物馆怀疑论传统：
博物馆收藏行为的后果
将“物”从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中抽离出来成为博物馆藏品，这是现代博物馆正常运行的基础流程。这一流程的巩固与程式化形成了现代博物馆的一个内在文化逻辑。而这一运行逻辑带来的文化后果，却一开始引发了反思。卡特勒梅尔·德·昆西是18世纪新诞生的公共博物馆的第一个激烈批评者。在他看来，艺术品和文物不能脱离环绕着它们的地理、历史、审美和社会环境，因为“分离就是破坏”。对于物与文化背景的离散后果所引起的博物馆怀疑论，绵延数个世纪，形成一个悠久的思想传统。
但事实上，虽然博物馆怀疑论从未止息，但现代博物馆所赖以运行的文化逻辑却难以改变，这使得现代博物馆如同携带一个与生俱来的“胎记”，它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则使现代博物馆始终背负着被指责与反思的“原罪”。
二、
民族学藏品在博
物馆里的认知困境
由于不同的近代社会发展历程，不同国家的博物馆所收藏的民族学藏品有着不尽相同乃至差异巨大的称谓与意义释读传统。在中国，民族学藏品是伴随着20世纪初民族学/人类学从西方的引进而出现的，最初被冠以“民族学标本”的称谓，到20世纪50年代，与建构国家认同的迫切需求有着内在呼应关系的“民族文物”概念生成，“民族文物”也完成了对于“民族学标本”的话语替代。
但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民族学藏品都具有共同特性：由于与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形态、生产生活习俗、宗教文化信仰等背景紧密关联，客观上形成了民族学藏品不同于传统历史文物的独特性——与别的种类的藏品相比较，民族学藏品更加依赖原生文化环境来周延其价值；一旦从原本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剔取出来，这些物品的含义与功能就极易变得模糊，难以实现意义自洽。正是因此，民族学藏品的意义阐释与价值呈现，尤其深刻地反映着博物馆场域里的认知博弈与观念较量。
（一）中国“民族文
物”的价值认知困境
在中国的博物馆语境里，“民族文物”自概念生成以来，一直处于价值评判的困境之中。其最深的根源，在于“民族文物”在离开原生社会文化环境后所丢失的意义内涵缺乏完备的意义解释系统来还原。因而在主流的文物价值体系中，“民族文物”始终难以清楚地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脉络与意义图景。显然，这正是博物馆运行逻辑所寓含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特有的文物价值评定体系下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文物”价值困境，是值得探究的典型案例。
中国特有的文物价值评定体系是针对考古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物制定的，它主要围绕着历史性、科学性、艺术性三大维度展开，将文物评定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一套文物鉴定与评价体系的指向，主要是“物”的本体——形制、质地等。显然，这些指标因素的鉴定有一个共同点，即皆可凭借技术手段加以鉴别和认知，因而皆可被称为“物”的显性因素；而“物”之不能依靠技术方式加以鉴别的一系列隐性因素，则在这一价值鉴定过程中被相对忽略。由此，在针对民族文物的价值认知模式与意义阐释结构确立起来之前，中国民族文物的价值评判便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之中。
这一困境具体表现在：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进行价值评估时，民族文物的类别尤其是等级都难以合理呈现出来；即便强为之确立等级，也普遍会出现民族文物级别低下的情况。这在国家规定“馆藏文物必须区分等级”的法定要求下，出现了一个例外的不能实行分级管理的民族文物类别。中国民族文物的价值认知困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表明博物馆运行逻辑始终包含着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有可能在某些文化语境下被激化地呈现出来；而寻求解决之道，则是中国博物馆完善自身所必须实现的方法论目标。
（二）西方民族学
藏品的意义探求
在西方，人类学藏品在博物馆里经历了极具戏剧性的命运起伏，其价值认知的历程展现出另一种情景。
最初出现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博物馆民族学藏品，是殖民主义者从被殖民国家搜集来的文化“他者”的物件。这些作为奇珍异宝被收纳的物品因为远离自身文化背景，在西方社会语境中遭遇了一场场复杂曲折的解读史。这正是这些物质文化资料在失去原生文化环境后难以摆脱的必然境地。此后，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初，文化单线式进化的神话被打破，社会进化论的等级优越感逐渐分崩离析，这些非西方器物用来建构世界文化阶梯式进化图景的功能也被弃绝，这样，博物馆里的人类学藏品彻底迎来了一个蒙尘时代。以至于几十年后，西方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面对这样一些实物时分外无所适从，最后，发现它们的艺术价值就成了伟大突破，完成了“华丽转身”。而不论新的历史戏码如何改头换面，这些物品意义游移的处境却没有改变。从殖民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叙事，到艺术价值的阐释转向；从curio（curiosities）到specimen再到artifact——民族学藏品在西方博物馆语境中几经变幻的历史想象，正是它们与原生文化环境离散后发生意义漂移的结果。
三、
人类学认知民族文
物价值的方法论意义
人类学所潜藏的对民族学藏品认知困境的解救，首先在19世纪人类学家的博物馆实践中体现出来。我们看到，19世纪末的人类学家从大学博物馆的扶手椅上起身出发，不再仅仅依赖于博物馆馆藏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亲自进入田野，有针对性地主动搜集物品标本。这一现象一方面缘于田野调查已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源于人类学家对于博物馆藏品在离开原有文化环境后的意义图像所产生的警惕与怀疑。
（一）人类学视野下的
民族学藏品价值认知模式
既然“人类学在博物馆里找到了它的第一个机构性栖息之所”，此后人类学始终把对物的研究视为最重要的领域，并形成了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
人类学对于物的象征性意义与功能的重视与揭示，形成了一个关于理解和阐释博物馆民族学藏品的方法论传统。这一传统缘于人类学将这些器物当作某些人群的特殊文化传统和文化表达工具，也来自于人类学的整体认知理论。整体论是人类学学科发展所秉持的重要态度和观察方法，它强调通过对人类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功能上相互作用的考察，来理解社会的整体文化系统。在整体论视野下，对器物的认知既需回溯到物的原生环境、意义与文化功能中，还原出物在其自身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情境意义，揭示出某一人群的器物与外部文化语境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价值；由此从专注对于“物形”即外部形态与功能的认知，回到对于“物性”即内在意义的认识；与此同时博物馆收藏也从对于器物的摆弄，回到对于制造、使用、废弃这些器物的历史过程的深入理解与阐释中。
正是在文化整体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下，人类学学科立场规约了博物馆民族学藏品的基本解读范式，并呈现出揭示民族学藏品真实价值的可能——依赖于对物与其所在原生社会文化语境关系的还原与构拟，将器物重植于生产、制造、使用、废弃它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从物的“能指”走向其幽深的“所指”，从器物本体走向其所包含的历史的“文化叙事”与“器物象征”中，呈现出物的完整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认知路径正是对现代博物馆运行逻辑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逆向克服。
（二）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
民族学器物意义阐释结构
在探求民族学器物价值认知结构模式的基础上，人类学理念进一步为构建民族学藏品的意义阐释结构提供了方法论。
完整的民族学器物阐释结构应包含体现文化主体性视角的文化内部阐释与体现文化整体性视角的关联性文化语境阐释——从本土文化观念出发，还原出民族学器物在其自身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情境意义；从文化整体性观念出发，释放出物与外部文化语境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完整呈现出民族学器物被遮蔽的价值内涵。
这样的一个民族学器物意义阐释结构应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对于物本体形态的认知与阐释，包括质地、年代等；其次，对于物在自身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意义的阐释；最后，对于物在社会生活中与其他文化语境在关联中所产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阐释。三个层次互为作用，构建起一个以器物自身社会历史文化为主体背景、以文化间相互关系为坐标的民族学器物意义阐释结构（图1）。
四、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民族文物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民族文物，应揭示出一条普遍道路，它是由人类学认知和阐释民族志藏品的方法作为实践原型和理论模式，来建立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博物馆藏品意义阐释与价值认知的普适性方法论。经由这样一种方法论，我们可重新提出并重塑博物馆民主这个概念——它将在很大意义上去除博物馆操作者对脱离了原生环境的“物”的主观操弄与意义专断，从而克服现代博物馆文化逻辑深层结构矛盾所带来的后果。
（一）对于博物馆业务
操作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民族学藏品价值认知模式还是意义阐释结构，都有可能为博物馆的业务操作提供一种具有广阔指导意义和普遍性的方法论，引发博物馆收藏、展示、社会宣传教育的变化。
民族文物的方法论意义，应当覆盖从藏品采集标准、文物阐释模式、展览展示方式的全流程，它应当成为一套博物馆展示秩序和知识生产的新模式。
其次，这一方法论对于文物的利用和展示也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视角。文物的展示应采取有助于释放其深层文化内涵与多元价值的方式与手段。应借助多样化的形式与语境营造，呈现出物背后的文化、社会与世界。
（二）民族文物价值
认知的意义旨归
在人类学文化整体认知论的观照下，作为方法论的民族文物还有望引领博物馆将其工作内容不再局限于收藏与保护文物本身，而是延展到对文物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收藏与保护。
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传统博物馆功能反思基础上的新的博物馆方法论。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发轫于西方的新博物馆运动，正是一场强调整体地、关联地、生态地对待文化遗产的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思想理论运动。作为新博物馆运动主要观念图景而演化出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博物馆新业态，实现了从以往保护处于割离状态的、碎片化的物，到保护物所代表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和功能转变。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力，正是基于人类学文化整体论的价值取向。这表明“整体性观念”意义重大，它根本性地改写了博物馆的传统形态，把博物馆从其诞生以来就从未摆脱过的深重质疑中解救了出来。
在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下，理解与阐释民族文物价值内涵的结构模式凸显出文化主体间性的重要意义，进而引导我们倡导跨文化对话的博物馆价值传播范式。民族文物本质上是在引导文化与文明的对话；当代博物馆应当普遍地建立起引导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对话，使不同民族、不同利益主体、不同文化间达成相互沟通和理解。
总之，民族文物的方法论意义，是建立在反思传统文物价值认知模式基础上的新博物馆方法论，其实质是作为一个文化价值观的构建，它有望构建起一个关于博物馆藏品的完整意义解释系统，并引领博物馆将其工作内容延展到对于文化遗产的整个价值体系的保护，最后建立起引领跨文化对话的认知与传播功能。
本文改编自《作为方法论的民族文物——民族文物价值认知的方法论意义初探
本文改编自《作为方法论的民族文物——民族文物价值认知的方法论意义初探》，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9年第4期（总第16期）。作者：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