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暑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者陈平原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邀请，来到英国伦敦。因为意外变化，本来的学术演讲计划变成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假期”。
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序言中，他写道：“走过不少国家，见识过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到目前为止，最让我怦然心动、流连忘返的，非大英博物馆莫属。”
这座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吸引了陈平原？在馆内馆外，有多少伦敦的“珍藏”与“风物”引发了他的思考和联想？让我们回到20年前，去看陈平原眼中的那座城市、那座博物馆。
2001年7月27日，星期五，晴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都说伦敦的夏天多雨，可首先让我领教的，却是一点不比北京逊色的大太阳。胡乱摊开行李，连书籍、山楂片带笔记本电脑，一古脑全摞在客厅的书桌上。
这回走得太匆忙，一点“功课”也没做，上飞机前随手抓了《英国地图册》（李静等主编，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英美概况》（陈治刚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还有几年前W教授留下的日文本《伦敦》（石川敏男：《ロンドン》，东京：昭文社，1990）。
伦敦Bloomsbury街区
前者因伍尔芙、福斯特、凯因斯等人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而声名显赫，读人文学的大都知道；后者则是一条只有二三十米长、排列着六七家饭馆和一处教堂的小街。小街本身没什么，背靠小小的皇后广场，面向南安普敦大街。可一旦上了大街，可就非同小可了。右边几十米是伦敦大学门前的罗素广场，左边不远处则是伍尔芙等人时常出没的布卢姆斯伯里广场。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两个林木葱郁的广场后面，正是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
外出旅游，能与如此重要的博物馆比邻而居，实在太幸福。当即决定，带上地图，探路去。
电影《菊石》中，大英博物馆的廊柱
古希腊风格的门廊，本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可进进出出的人流，却显得十分轻松。有倚着门前的现代雕塑拍照的，也有三五成群坐在水泥地上聊天的，更多的则是一路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地朝你走来。从参观者如痴如醉的眼神里，你能读出“不虚此行”的赞叹。
人流大都向外走，偶尔也有朝里的。试探着近前观察，忽然发现，迈上台阶的游客径直入内，并未出示门票或证件。大门口有人把守，但不管验票，只是负责维持秩序。环视左右，见到几个募捐箱，却没有售票的窗口。往外走的，有人朝箱子里塞钱；往里走的，却都是昂首阔步。敢情这里是免费参观，自由出入？
大英博物馆
一瞬间，真的很感动。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小步跑上台阶，提前登堂入室。可一见展厅编号1—94，当即傻眼了：如此庞杂的展示内容，真不知从何处入手。没有做好参观的心理及知识准备，贸然闯入，效果并不好。还是老老实实，退而求其次，就在这方型建筑群的“天井”里转悠。周边各七八十米的大天井，前面是两个问讯处，四周零星摆放着若干精美石雕，中间部分乃大名鼎鼎的阅览室。围着阅览室的，则是主要展卖各式旅游图书及纪念品的新建的大展苑。别的不急，先付6英镑，抢一册《大英博物馆》再说。很高兴，这里的博物馆手册，在英、法、德、日、西班牙文之外，终于有了中文版。这些年在欧洲旅行，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主要旅游城市及博物馆的指南，包含中文版的越来越多。这自然与近年中国游客的迅速增加有关。相信有一天，中文会像英文、日文一样，成为最主要的“旅游语言”。
回到“新居”，第一件事就是翻阅《大英博物馆》，查看这座创建于1753年的国家博物馆最初的模样。因为，现在大英博物馆建筑群的基本格局，是1850年扩建时奠定的，而原先的馆址蒙塔古大厦，则已在扩建中拆掉了。依照常识，最初的捐赠者汉斯斯隆爵士（1660—1753）和最初的馆址蒙塔古大厦，都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果然，手册的第一页，便赫然排列着这两大功臣的画像，以供发思古之幽情者凭吊。
附记：
1867—1870年间旅行欧洲的王韬，在其图文并茂的《漫游随录》中，有关于“博物大院”的描写。因知识背景的限制，介绍部分，王君只能“逸笔草草”，但议论却相当精彩：
“此院各国皆有。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漫游随录扶桑游记》10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1876—1878）郭嵩焘，在其日记中，也曾提及此博物馆：
“其地礼拜二、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余日纵民人入观，以资其考览。”（《伦敦与巴黎日记》14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由一百多年前的每周开馆三天，改为现在的每日开放，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居然还有这种谋其功而不计其利的举动。
1790年的大英博物馆门票
可我相信，即便对博物馆情有独钟者，如果不是免费，也很难时常光顾。据说英国人争论的结果是：为了国民教育，花这钱，值得。作为受益者之一，我只能重复王韬的感慨：此举“用意不亦深哉”！
这回的伦敦之行，因客居位于市中心的小酒馆楼上，生活及游览十分方便。不必来去匆匆，可以悠闲地坐下来，观察过往行人，充分体会欧洲城市日常生活的乐趣。住所在布鲁姆斯伯里区，转过街角就是罗素广场，此广场与到过北大的哲学家罗素无关，倒是诗人艾略特曾住居附近，常在此散步与写作。广场中多有百年大树，一次遇雨，就这么一路跑回家，居然没被淋湿。
2001年7月31日，星期二，晴
木乃伊展厅，大英博物馆
从公元前几千年尼罗河畔埋葬某位法老的金字塔，一转而为现代人生活娱乐于其间的高楼大厦，如此错乱的时空剪辑，也算别具一格。弄不好，还有点好莱坞大片的韵味，就差浪漫爱情与夺宝奇遇了。
游客不多，满大厅五彩缤纷的木乃伊及棺木，或平躺，或站立，也有的三五成群，似乎正聚首议论着什么。以前也曾在博物馆及画册里阅读过埃及的木乃伊，却从未见识过如此集中展示的场景。面对单个展品，你会认真阅读说明文字，欣赏彩绘棺木上所画各种人、神形象，猜测其中所蕴涵的神秘故事。可一旦倒转过来，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阅读一具作为文物的彩绘棺木，而是孤零零的个人被光怪陆离的众多棺木所包围，你很容易超越时空，进入想象的世界。
电影《木乃伊》剧照
难怪好莱坞导演对此特感兴趣。1999年的卖座大片《木乃伊》没见过，刚面世的续集《木乃伊归来》倒是有幸目睹。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子顷刻之间变成魔蝎军团，直扑银幕下的观众，以及尼罗河水在妖法的作用下直立起来，险些将探险家夫妇吞没，种种精彩特技，看得人目瞪口呆。可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影片的开头部分，那场发生在大英博物馆的恶战。将博物馆设想为战场，各方为争夺有神奇魔力的古手镯而大打出手，文化/学术一转也就成了军事/政治。
优雅的西方英雄最终必定消灭邪恶的东方祭司，这一大快人心的结局，其实隐含着某种民族歧视与文化霸权。批评影片只顾谴责埃及人前来抢夺木乃伊，而不追究木乃伊何以万里迢迢，来到大英博物馆，似乎是在套用萨义德的理论，过于学究化了些。但博物馆以及博物学知识并非一尘不染，同样包含价值与立场，不能保证摒除偏见——尤其是在对于“遥远而神秘的东方”的想象上。略为敏感点的中国人，在国外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时，常有混合着自豪与屈辱的复杂感受，很容易被激怒。
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藏
将心比心，埃及人看此类影片，或者在大英博物馆里欣赏木乃伊及彩绘棺木，估计也不会只是“光荣与梦想”。木乃伊见得多了，“死者之书”（BookoftheDead）倒是第一次认真观赏。作为坟墓里的陪葬品，这种纸莎草纸书卷，据说是帮助死者死后生活的咒语书。按照古埃及人的信仰，人死后，其灵魂必须面对阴间的法庭，冥神（Osiris）将对死者的心脏进行衡量，评估其正直程度。如检验合格，灵魂方才可能在神的国度里安静地生活。因此，衡量道义与公正的天平在“死者之书”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许多画面以此为中心展开叙述。此种阴间想象，与中国人的趣味相通。
亡灵书（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藏
可惜手头这册《大英博物馆》里所收的“死者之书”，不是我看中的那一幅。于是拿起相机，左端右详，拍了好几张这架代表着人类永恒的梦想、现世无法实现的道义与公正的天平。画面刚好被两块玻璃分割，如何将接缝与画面上的立柱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破坏，煞费了一番苦心。步出展厅时，发现了埃及馆的说明书，里面恰好有我相中的这幅“审判图”。在惊喜于“英雄所见略同”的同时，也为我的效果未必良好的白忙活而惋惜。
目前的大展苑，据称是2000年12月才正式建成开放的。此前，位于庭院中间的圆形阅览室四周挤满各种附属建筑，既有碍观瞻，又不利于人流的疏散。福斯特爵士大刀阔斧地减去各种附属物，而凸显经过整修、改变功能的圆形阅读室的无限风韵，再采用以玻璃和钢材制成的网状穹顶，与四周的正式展厅连成一体。游客进入如今疏朗明亮的庭院，既可欣赏头顶经由玻璃折射而变得更加妩媚的蓝天白云，也可驻足阅读在我看来颇为复杂的展厅图示，更可以坐下来略微休憩或选购纪念品。
大英博物馆的中心，大中庭（大展苑）
此类“户内都市广场”，给予游客的不仅仅是活动的空间，本身便成为审美观赏的对象。玻璃屋顶与石砖廊柱之间，几乎浑然一体，所谓现代与古典之间的巨大鸿沟，被设计师巧妙地采用优哉游哉的蓝天白云化解掉，以致必须刻意追寻，方才可能由材料及空间想象的歧异，意识到此乃经过改建的古老建筑。如此尽量保持原建筑群的整体美感，与贝聿铭之在卢浮宫入口处安置一玻璃金字塔，形成古典与现代的尖锐对峙，设计思路明显不同。尽管后者现在名满天下，我还是觉得不伦不类，感觉上就像穿西装戴瓜皮帽，只能说是“别具一格”。
以我浅见，不能诉诸审美直觉，而必须经由一番理论阐释才能被理解与接纳的设计，并非最佳方案。当然，这与我对博物馆建设之过多强调“当代意识”，放弃“博大渊深”而追赶理论时髦这一世界性潮流不大以为然有关系。所谓“探索城市”，本该兼及住宅区、工业区、商业中心以及市政管理中心，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更痴迷于带有纪念性的公共建筑。记得意大利学者L．贝纳沃罗（LeonardoBenevolo）在《世界城市史》（DieGeschichtederStadt，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的最后一章中，集中讨论了当今世界该如何设计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住宅区。
《世界城市史》
作者：贝纳沃罗译者:薛钟灵等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年：2000
一方面，让人诗意地栖息在这块大地上，此乃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大致确定，修建纪念性或标志性大型建筑的机会越来越难得。
在这方面，诺曼·福斯特爵士确实是幸运儿。展览说明书里提及其最近完成的设计，包括香港新机场，柏林的国会大厦，以及正在施工的大伦敦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香港新机场早已亲历，柏林的国会大厦则只能阅读模型；倒是那正在施工的造型奇异的办公大楼，因机缘凑巧，事先拜访过了。
那天下午，参观过幽雅但略嫌阴森的伦敦塔，走过比伦敦塔更容易为外国游客所铭记的伦敦塔桥，来到泰晤士河对岸。原想寻找大卫·温尼的《女儿与海豚》雕像，阴错阳差，竟见识了此办公大楼工地。抬头仰望奇形怪状的大楼轮廓，感觉上既像竖着的大拇指，又像倒扣的贝壳，到底什么寓意，不清楚。只是感慨伦敦人胆子真大，让如此庞大而古怪的建筑，与古老的皇宫隔河相望。看过展览说明，方才知道，此乃日后大伦敦市的行政管理中心。依照工程设计（1998—2002），伦敦人很快就可以高高在上地俯瞰河对岸的白塔、藏宝库、女王之家以及叛徒之门。
伦敦市政厅
同是政治中心，如此古今对话，是延续传统，还是嘲笑历史，抑或只是激活想象以发展旅游观光？下回访英，一定不可错过这即将崛起的泰晤士河边的新景观—至于建筑学上的成败得失，则非我辈门外汉所能论列。
不过，以“旧与新”作为此次展览的四大主题之一，还是让我大长见识。城市里的历史性建筑，乃某一时段人类文化与精神的载体，必须格外珍惜；可在一个与原先设计完全不同的新环境里，这些历史性建筑往往不堪重负，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更是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