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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1
《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立于河南洛阳，是我国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
此经用古文、篆、隶三种不同字体刻写，因此我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体石经》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传世的拓本皆为宋人摹本。后在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洛阳东龙虎滩村的发掘出残石出土。1922年洛阳东大郊朱家古墩（距龙虎滩隔岸约二、三里）也发掘出三体石经巨石一方。在三种字体中，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字。
《正始石经》到北魏时期，还依然保存在洛阳城内。但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冯熙、常伯夫等人，在他们先后担任洛州(今洛阳)刺史时，竟然取《正始石经》的石板作建材以建寺庙，《正始石经》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事参见《魏书·崔光传》和《魏书·冯熙传》)。从此，《正始石经》便逐步在地面上消失。从清代光绪年间起，《正始石经》碑版的残石数次出土于洛阳地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件大事，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土的一块残石，正面为《尚书·无逸》、《君爽》，共34行；背面为《春秋》，共32行。这块残碑下部略有缺损，但所存文字完好，是迄今出土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这件残石也表明《正始石经》石板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截至目前，出土的《正始石经》残石大约有二千五百余字。
《正始石经》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一认为是出于汉魏间的著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萧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延昌三年（514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都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等。
二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著作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三是为魏国书法名家卫觊所写。卫觊系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汉末为司空掾属，魏国既建先后任侍中、尚书等职。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其“鸱视虎顾，雄传冠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称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华丽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凯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进，深得曹氏亲信。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为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红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四则认为是魏国文学家嵇康所书之，嵇康是一代名士，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他的书法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零点，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主嵇康书。
第五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第六种观点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卷三亦据《魏书·江式书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精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
综观上述六种说法，都可谓有道理。那么到底是谁书写了《正始石经》呢？经过对上述说法的考证，再加上对碑刻本身的研究。近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所写就。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国学大师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说《正始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一起书写的。但讲到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书写石经时，由于原碑毁损严重，出土残石中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再加上文献中也缺乏记载，只得暂时存疑，直到有新的史料出现。谈到石刻经书，自然要讲到经学。中国的学术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恐怕就要属经学了，自汉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著作奉为经典，要官员们和老百姓们牢牢记住，并运用这些经书来治理天下。
东汉末年由蔡邕所书写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石刻经书，用隶书写成立于太学门外，对普及经学规范经书的格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东汉末年的董卓火烧洛阳城，导致《熹平石经》被毁于一旦。到了曹魏的时候，和平的岁月催生出文化的需要，当时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对于经学再进行一次整理，并仿效《熹平石经》，将整理好的经书刻在石头上使之流传千古。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古文经学的势力抬头，认为熹平石所刻的是今文经，故古文经学家不服气，所以也要正式颁布古文经。
《熹平石经》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所写成的。为了更好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在雕刻石经的时候，当时的文人学者决定用三种字体（古文、小篆、隶书）来雕刻石经，其中的古文采取的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写法，因而极具价值，因为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所以石经叫《正始石经》，又因为经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所刻，故又称《三体石经》。从曹魏正始二年(241)开始，总共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总共立有48块石碑，共有十四万七千个刻字。其后也许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和朝廷的更替，《正始石经》就再也没有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