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山西南部古有“夏墟”之称，夏文化遗存，分布密集，灿若繁星。“东下冯遗址”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
继夏而起的商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国家体制趋于完备，文明程度更高。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表明这里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
夏商时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一线属于各部族“方国”领域。这些方国与华夏民族长期交往，深受影响，文化丰富多彩而独具地域特色。时至今日，我们还无缘窥其全貌。但他们留在黄土地上时断时续的踪迹，却也清晰可辨。
方国遗珍
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当时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甲骨文多见记述。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其容器类多与南部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而小件器物剑、削、匕、刀等却风格迥异，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
这个龙形觥本不在我的名单上，是志愿者力荐的。现场听介绍，此器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属温酒器。一边一对贯耳用于悬吊；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盖面饰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纹饰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颇富动感。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更增稳定之感。特别是鼍纹在青铜器中极为少见，鼍即鳄鱼。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
晋国霸业
这里有段介绍文字，网监不给发，其实是山博官网的说明。想知道的请去山博官网看吧。
鸟尊
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中。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三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鸟尊器型罕见，是博物院的首席镇院之宝。
这两只编钟有故事。当年，上海某先生在香港拍卖会上以200万港币拍得14件晋代编钟，对这批编钟的真伪有争议，原因是编钟上的铭文是刻上去的，这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先例（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是铸出来的，战国时才有了刻字）。
后来，1992年在山西北赵村天马----曲村晋献侯墓遗址又出土到同款编钟两枚（按规制整套一共有16枚，因此古墓曾经历盗掘，只有最小的两枚编钟幸免于难）。经专家除锈处理，发现在这套大小不一的编钟上刻凿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16枚编钟上355个文字，完整地记录了如下历史：周厉王三十三年，晋献侯稣率军随周王巡视东土，并受王命去征讨叛乱的少数民族部落，立功后将这套战利品刻上铭文作为受赏纪念。
但是上博和山博都把编钟定为不允许出馆的文物，所以它们可能老死不能相见了吧？
刖人守囿车
车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厢式六轮车。车顶部有双扇盖可以开启，盖面嵌有一猴形捉手，周边围绕四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器壁饰相背的凤鸟纹，并有兽形装饰，器足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可挽环牵引，可用手推转动。器壁一侧有一小环，另一侧开一小门，门扉上立一受了刖刑的人，头戴尖帽，左脚残，左手持拐杖，门栓从此人的右臂腋下穿过，控制车门开闭。整个器物可转动的部位共计15处，共有猴、虎、鸟等14个动物，形象刻画了西周贵族“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与《周礼》“刖人使守囿”的记载相吻合。西周晚期青铜艺术精品。
铜牺立人擎盘
高14.5厘米，长18厘米，盘径14厘米，重1.38公斤。盘为圆形，侈口，平底，下接支柱，可以灵活转动，盘底以镂空蟠虺纹装饰。牺牲体肥硕，面部表情温顺，双目圆睁，长吻大耳，四足短而粗壮，站立平稳，牲背上站立一人，面目清秀，束发垂脊，身穿右衽长袍，双臂前伸，手握盘柱。“牺”是古代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该器的功能尚待进一步研究。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
盟书一式两份，一份各自保存，另一份举行“坎牲（即把纯色牛羊等左耳割下，将血滴于酒中，加盟者按地位依次饮酒，称为“歃血”。成语“歃血为盟”即从此出）”后与牲分坑埋于地下。主持此仪式的就是赵鞅（简子）。《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
玉组佩
长约170厘米，最大璜长15.8厘米。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以45件玉璜为主体，是迄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玉饰上的纹饰精雕细琢，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其下端2件玉雁更是晶莹剔透，昂首展翅。组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周秦之际盛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是国君或高级贵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和象征。墓主人为晋穆侯次夫人。
这件玉鹿是透过放大镜看的，并非镇馆之宝，我为它的精巧可爱光泽润滑倾倒，忍不住放上来。一时竟联想到阿富汗的金毛羊。。。
民族熔炉
山西北通塞外草原，南临中原腹地，不仅极具军事战略价值，而且是农耕社会与草原民族交汇的前沿地带，成为华夏各民族和文化交融的“大熔炉”。
汉代起，北方各族就不断与中原发生碰撞，金戈铁马和鲜血淋漓之余，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也随之发生。魏晋南北朝，中原扰攘，漠北各族相继崛起，雄据山西，驰骋中原。300余年战乱和苦难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新鲜血液注入华夏古老文明，催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峰----盛唐时代。
北朝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规模持续扩大，促进了“丝绸之路”繁荣。粟特商人带来了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各国的奇珍异宝和文化艺术。北魏首都平城和北齐别都晋阳，相继成为国际性都市。惊人的考古发现，无不透射出中外文化互动交融的夺目光彩。
胡傅温酒樽
通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尺寸、形制、纹饰相同，通体鎏金。盖中央有提环，周有三凤形钮，熊形三足。腹部饰上下两层浮雕动物纹，有虎、羊、骆驼、牛、猴和龙、凤等神异动物十余种。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另一件文后多一“二”字。中陵为西汉雁门郡所辖县，县治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南。
红陶牛
高35厘米。陶牛体格雄健，牛头高昂，脖颈坚挺，犄角冲天,佩戴有络头、璎珞和杏叶等。四肢有力的叉开、支撑着强壮的躯体。神态威猛,生动写实，匠师对牛的刻画，除了卓越的造型能力，还显然得益于对动物的细致观察。
陶土竟然捏出一部大胡须样的效果，还有那长长的弯曲向上直立的尖角，服了！
娄睿墓1979年发掘。墓内出土大量瓷器、陶器、石刻及各种随葬品。墓道和墓室遍布彩绘壁画，现存200余平方米。壁画以绚丽多彩的大型画卷形式，描绘了墓主生前出行、回归和宴饮等生活场面，还通过祥瑞和天象图景，想象其死后飞升天界的空幻境界。壁画场面恢宏，技法高妙，代表了北朝绘画的最高水平，是填补中国美术史空白的杰作。
壁画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墓道全部、天井中下栏、甬道和墓室下栏，描绘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一部分是墓门、甬道和天井上栏、墓室顶部和上中栏，描绘墓主人死后飞升的空幻境界。其中“出行图”保存较好，人物主次分明，马匹神态各异，充满写实风格。娄睿墓壁画气势磅礴、技艺精妙，代表了北朝绘画的最高水平。
1999年7月，山西太原王郭村出土了一座隋代的大型墓葬。这是我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是研究北朝至隋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墓主人叫虞弘，中西亚的鱼国人。出使北齐时被留任，掌管入华外国人事务。59岁死于太原。这座沉睡了一千四百年的墓葬，犹如一座大型的宝库，散发出浓浓的异域风情，华丽而神秘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现场听到，虞弘是个通晓汉语的波斯翻译官，由于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繁忙，他被留了下来。在太原安家。
石椁四周布满精美的浅浮雕，由50多幅单体图案组合而成，图案内容丰富----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行旅图等。具有浓厚的中亚和波斯风格以及鲜明的祆教性质，展现了墓主不同寻常的外来文化背景，是北朝中外文化交流繁盛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浮雕上所有的人物都是深目高鼻，竟然没有一个中土人士~其中狩猎图中，多为骑马、骑象、骑骆驼搏杀狮子者。图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均源于波斯与中亚诸国，典型的有带绶鸟、带绶马、胡腾舞。。。波斯、中亚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突出。比如一些马的尾巴，被编织成蝴蝶结，极具浪漫的气质，这是典型的波斯风格装饰。
下图是虞弘和夫人宴饮，有乐舞助兴，下方画着狮子与人搏斗，左狮已将人头咬下；右狮虽咬到人头，但是武士也已将长剑刺穿狮子躯体，死活尚未可知。这种场面也不是我国所具有的。
木板漆画
通长82厘米，宽40厘米，厚约2.5厘米。系漆画屏风中的两块，之间由榫卯连接。板面髹朱漆，分上下四层彩绘《列女传》故事，线条用黑色，人物面部和手部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题记和榜书处再涂黄漆，其上墨书文字。画风近顾恺之。题记和榜书文字介于隶、楷之间，气势疏朗，是少见的北魏墨迹。木板漆画是南北朝时期文化融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37.木板漆画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1年）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出土
鲜卑族拓跋部早先游牧于鄂伦春草原，逐渐南迁，进入山西。“十六国”时期迅速崛起。公元338年什翼犍在繁峙（今浑源西）建立代国，参与群雄逐鹿。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大同），“建宗庙，立社稷”，改国号，史称北魏。拓跋焘即位后，统一北方，虎视江南，生气勃勃。至孝文迁洛的近百年间，平城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明堂辟雍遗址和司马金龙墓等，见证了平城时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