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发生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于不同地区间资源与产品的互通有无，对于个人而言可以满足生活所需、提升生活品质，对于国家而言可以增加收入、提振国力。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凡是能够满足上述目标的物品都可能被纳为海洋贸易的对象。综合考虑需求、利润、便利性和保存条件等因素，人们会更偏爱其中某些货物，而这些货物中能够在今天仍留下充分实物证据的品类却是相当有限，无机材质物品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也是被讨论较多的对象。在学者们的贸易物品研究成果中，对陶瓷器和珠饰的讨论最为热烈便缘于此。
德国人吉乐用生动的文字从陶瓷贸易发展历程和陶瓷收藏两个角度描述了外销瓷是如何影响到了全球化的世界，这本中英双语的出版物为全球读者清晰了解贸易陶瓷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提供了绝好材料。魏峻在对世界范围的沉船及其出水贸易陶瓷进行编年和阶段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早期阶段陶瓷器的品类构成、贸易模式及时空格局等方面的特征。Sukkham则依托六艘沉船的出水陶瓷器组合，讨论了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中国制造的纹章瓷器、班加隆瓷器，以及欧洲瓷器在陶瓷贸易后期阶段的不同功能和东南亚陶瓷贸易的转型。
对于明清外销瓷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主题包括：1.在生产销售方面，产地、消费地、产品品类和贸易方式是主要内容；2.在造型纹饰方面，主要聚焦于陶瓷器外在的可见要素上，如器物造型，或者装饰纹样中的女性、山水、人物和故事等内容。造型纹饰研究受到了高校研究生的青睐，景德镇陶瓷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均有多篇论文与此有关；3.在风格设计与文化影响方面，研究者以跨文化交流研究为重心，特别突出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对世界的贡献。当然，也有学者更广泛地讨论了17－18世纪中国瓷器、中国美术、园林与建筑等对欧洲早期“中国风”的影响。
香料和药材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物品，且该项贸易长盛不衰。然因香料是消费品且不易保存，依据实物资料进行的研究受到极大限制。2020年，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AmandaRespess通过分析沉船物品及文献记录，系统论述了公元9至14世纪之间中国与伊朗之间的药学和医学交流。中国研究者则对泉州湾沉船的香料进行了科学分析，发现出土树脂香料有乳香和龙涎香两类，同时还发现了两种品质不同的乳香。有关香料的其他研究还有对巴考沉船（公元15世纪初）上两罐香料（八角）的分析，以及通过古环境研究重建印度帕特南遗址与地中海区域香料贸易的努力。
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珍稀动物，东地中海与西太平洋的葡萄酒贸易，以及印度洋海域的奴隶也都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
（三）沉船研究
在沉船的综合研究中，《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较有代表性〔图三〕。这是由国家级考古机构在2021年编著出版，系统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重要沉船和重点区域沉船考古成果的图书，是对我国沉船考古发现与主要认识的一次总结。随后该书被翻译成英文，以《中国海沉船考古》（ShipwreckArchaeologyinChinaSea）之名在国际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Springer）发行。张宇对宋代海舶进行了综合研究，内容包括沉船发现、管理制度、造船与航海技术交流。Dirasat分析了公元9至13世纪的波斯湾在连接伊斯兰地区与欧洲方面的重要性，试图揭示古代波斯湾船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在复兴伊斯兰文化遗产考古方面的作用；ZainuddinBaco等人综合了1907年至2019年间马来西亚半岛发现的古代沉船及船货，讨论了东南亚早期海上王国的贸易、文化和政治关系，以及沉船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在沉船个案研究方面，对于黑石号和南海I号这两艘沉船的讨论相对较多。上海博物馆依托展览“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组织了国内外15位学者从航海、贸易和艺术三个方面描绘了晚唐时期海洋贸易的不同面向；而继黑石号沉船研究的重要图录——《沉舟：唐代遗宝与季风》（Shipwrecked:TangTreasuresandMonsoonWinds）之后，另一本有关该船的英文书籍《勿里洞：沉船的重生》（Belitung:TheAfterlivesofaShipwreck）于2022年底正式出版。南海I号宋代沉船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中国研究者，他们不仅讨论了沉船的研究方法、出水金属货币、玻璃珠、陶瓷器上的墨书、船体捻料等内容，而且在出水文物保护方面也有成果发表。有关新安沉船的最新研究涉及该船的船货包装方式、船货、始发港与航线等内容。Vosmer结合印尼黑石号、帕侬－苏林沉船以及阿曼的船舶资料，探讨了缝合船的建造与印度洋贸易网络带来的造船设计、材料和方法的相互借鉴。此外，还有关于泰兴号、碗礁沉船，以及印度东海岸出土中世纪印度－阿拉伯石锚的研究等。
（四）港口与航线研究
2020年以来，不少学者开展了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港口与航线的研究。港口研究主要依赖陆地考古发掘的资料展开，但是利用沉船资料进行航线研究时往往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港口问题。
为了配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申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于2019至2021年对泉州的市舶司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出遗址西南区域4个地点的宋元明时期建筑遗存和水渠等遗迹，确定了市舶司遗址的四至范围，并根据出土遗物证明陶瓷手工业已成为当地的代表性产业。2021年出版《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报告（2010－2012）》则介绍考古机构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上发现的学院夯土围墙、大型基岩坑等遗迹，该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明末清初外销瓷残片为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港市贸易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东南亚地区，研究者重点讨论了菲律宾、印尼的岛屿，以及马六甲的历史地位和贸易航线。其中，Canilao通过对连接吕宋岛的两个海洋贸易节点—卡拉延岛和卢邦岛（Lubang）的长时段（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600年）研究，解释了社会历史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到贸易节点的兴衰；Calo分析了公元8－9世纪巴厘岛森美兰（Sembiran）港及其贸易物品，以及中国贸易在该港的变化情况。15世纪时，马六甲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国际港口，对于该城的多元文化印记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也有研究者进行过分析。
在波斯湾地区，有关朱尔法港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2021年6月，意大利的CISA(CentroInterdipartimentalediServizidiArcheologia)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召开以“朱尔法/阿尔巴利德遗址（阿曼苏丹国）：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考古调查”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与会者报告了2016－2020间波斯湾港口城市朱尔法的考古概况与墓地发掘情况，并就遗址的断代、出土钱币、陶器、中国瓷器、港口变迁与海洋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Carter等人基于考古发掘资料，研究了公元14－15世纪朱尔法（Julfar）的变迁，而Andreou等人则讨论了热带气旋对朱尔法所在区域的海洋文化遗产和考古的影响。同时，人们对同处波斯湾的4至10世纪重要贸易港口—西拉夫和东非桑给巴尔群岛上的贸易定居点－UngujaUkuu的环境考古都表明，自然环境能对港口兴衰和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多重影响。
此外，跨太平洋的海洋贸易研究也取得新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美洲大陆的马尼拉大帆船考古》（TheArchaeologyofManilaGalleonsintheAmericanContinent），这是Springer出版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主题的研究成果集成。该书以太平洋东岸的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沉船考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奥古斯丁沉船（1595），以及俄勒冈州圣·克里斯托德·布尔戈斯沉船（1693）为中心，探讨了16至18世纪间马尼拉大帆船在连接亚洲和美洲的海洋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内容涉及大帆船建造技术、航行路线、货物贸易，以及商品交换、宗教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是继《马尼拉大帆船海港考古与早期海洋全球化》（ArchaeologyofManilaGalleonSeaportsandEarlyMaritimeGlobalization）之后的另一本关于大帆船贸易的研究成果集成。
（五）区域贸易及模式研究
区域研究的成果覆盖面较广，下面将分成东北亚、中国、东南亚、南亚和西印度洋等进行介绍。
《印度前现代国家手册》（TheRoutledgeHandbookoftheStateinPremodernIndia）虽然讨论的是中世纪之前印度的政治、国家与文化等广泛话题，但该书中有关朱罗王国，以及奥里萨邦和马拉巴尔地区在不同时期贸易特征对于理解历史上印度沿海的海洋贸易活动颇有帮助；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对于海洋贸易能产生显著影响，例如Schneider等人就认为西印度洋季风的变强，加速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政体把贸易的重点从北部转向波斯湾，并最终让印度西北沿海的贸易者参与到与两河流域的粮食和纺织品贸易之中。
上述五个研究主题之外，研究者还对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展示、海洋考古技术运用等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存在关联的话题进行过讨论。
三、检视与讨论
1.国内外研究者对待“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态度有所不同。
2.国内外研究者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视角上存在差异。
国内外在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材料占有情况与研究传统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赵云认为日本和印度研究者在讨论古代海洋文明体系时，较少强调本国对该体系的“主导性”。虽然西方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于从太平洋西部边缘直至印度洋西部边缘的古代海洋贸易研究，且不断有人强调印度洋是公元8－15世纪间拥有世界上最长、最繁忙航线的区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印度洋视为地中海世界边缘的看法仍旧强势。相比之下，中国学者会更多突出中国立场并强调古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中国－世界”的二分研究逻辑表现的较为明显。
四、结语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实验室（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