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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0广东
纹样探微与墓主推测
——由长辛店618厂明墓引发的思考
长辛店618厂明墓出土织物二十余件，在北京明代织绣考古的收获中，已属珍贵。本文以其丝绸衣物为中心，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探讨了与纹样有关的问题。考订双鹿纹方补图案的含义，推敲团鸟纹方补上禽鸟的命名，缕述折枝团花纹和四季花卉纹在明代织物上的表现，说明格纹、卍字、西番莲、凤穿花等纹样的使用。最后对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试作推定，认为墓主很可能是英国公张懋之母吴氏，入葬在弘治八年。
关键词：明墓丝绸纹样墓主
在北京明代织绣考古的收获中，丰台区长辛店618厂明墓地位重要。它发掘于1976年4月，出土了近20件衣衾，且不乏精品，墓葬年代推断在明中期[1]。或许受出土时代等种种因素制约，对这批织物，当时未见简报，至今也少有刊布。实物信息不丰，加之墓葬年代相对模糊，使得研究捉襟见肘，成果寥若晨星。不过，几件丝绸衣物已见资料发表，墓主身份也有线索可寻，围绕它们，还能做一些具体的讨论。本文即利用已经披露的618厂明墓资料，结合明代工艺美术的其他出土物及传世品，辅以可靠文献记载，探讨几种纹样所关联的问题，并尝试推论墓主身份与入葬年代。
一、两种补子图案
（一）双鹿纹方补
长辛店618厂明墓所出的衣物中，两件补服织造精美，保存良好，补子图案尤其引人瞩目。对它们，以往研究曾经引用，但未能详细讨论，尚存探求空间，颇有剩义可言。
补服中一件是“驼色暗花缎织金鹿纹方补斜襟短棉袄”[2]（图1），面料为正反五枚褐色暗花缎，满布四合如意云纹，前胸和后背各有一方织金补子，其图案相同：在波浪翻滚的海边，两头梅花鹿缓步徐行，前方的一头口衔灵芝，回首望向身后的伙伴；稍远处山石峙立，其间长有“岁寒三友”——松、竹、梅；天空祥云缭绕，一位仙人衣带飘举，手捧供品，正在降临人间（图2）。
图1驼色暗花缎织金鹿纹方补斜襟短棉袄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68图版17
图2织金鹿纹方补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69图版19
松、竹、梅象征傲霜耐寒、品质高洁，是它们被文人歌颂、为图案选择的主要原因，但这三者的寓意实际不止于此、还有引申。在明代，有人以松竹组成《双清图》，庆祝亲友花甲之寿，这是因为“凡植物之难老者，盖莫如松竹”[4]；还有人咏《梅竹寿意图》，最后说“愿梅结子竹生孙，长作山中岁寒友。”[5]松、竹、梅的形象，也被赋予了长寿的意义。除去寓意，关于这种纹样组合，另有两点值得一提。南京玄武区板仓村正德十二年（1517）魏国公徐俌墓出土袍服的补子上，也带松、竹、梅形象，此外，纹样中更主要的是“天鹿”，点缀的有祥云、有杂宝[6]（图3）。瑞兽和松、竹、梅，以及云纹等元素的并用，与618厂明墓这面补子，颇有可比之处，那时，这般装饰或是风尚？在明代前中期，声气相通的“三友”与山石形象，又见于瓷器，这样的青花盘新近还在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麓出土了，时代约为中期的正统至天顺间[7]（图4）。这里揭示的，起码有一定时期内某种装饰可能演为典型、不同工艺品类在纹饰上存在借鉴。
图3徐俌墓补服“天鹿”补子采自《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页233
图4青花松竹梅图盘采自《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页148图版90
图5仙人手捧供品形象截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69图版19
在明代的补子图案里，用于标识官员身份、品级的那些是当然的主流。另外，也有一些为节令而设计，刘若愚《酌中志》里就有内臣宫眷服用它们的记载[14]。因刘氏曾任职司礼监，亲历宫廷事，故其说应当可信。上文考证显示，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双鹿纹补子“寿”意满满，若再考虑到明代时令补子的存在，则不禁联想，它有无可能是为庆寿这样的活动而特意设计、织造的呢？惜目前仍证据欠丰，未敢贸然论断，只能暂备此说。
（二）团鸟纹方补
618厂明墓出土的另一件补服为驼色暗花缎织金方补女上衣（图6），前后补子纹样为四合如意云纹，中间两只禽鸟盘旋相戏[15]（图7）。如今，涉及它们的地方都将图案称为“团凤”。不过，若与明代其他织物参看，则不免怀疑：补子上表现的当真是凤吗？它们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簇冠羽弯曲上翘、多支尾羽紧窄修长，与南昌弘治十七年（1504）宁靖王夫人吴氏墓霞帔上表现的禽鸟（图8）大显亲缘，应为同类。霞帔关乎礼制，见诸文献记载，吴氏身份明确，可与文献对证，因此，要推敲这对禽鸟的种类，还可从这件著名的霞帔入手。
图6驼色暗花缎织金方补女上衣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2
图7织金团鸟纹方补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3
图8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压金彩绣霞帔局部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78
吴氏墓简报发表时，称“压金彩绣云霞凤纹霞帔”[16]，但此后的研究者却易“凤”为“翟”[17]，如此修正不为无据。有力的支持首先来自霞帔之间直观的对比。江西南城万历间益宣王继妃孙氏棺中，也出土过一件霞帔（图9），简报及后来的报告集中称其装饰为“云凤纹”[18]，这里的命名相信准确，孙氏为亲王妃，按明代冠服制度，她的霞帔合用“云霞凤纹”[19]。这件霞帔上的凤鸟头部有多簇冠羽翘起，细长的颈下还有多束羽毛飘扬，尾部或呈锯齿形，或作翻卷状[20]。而吴氏墓霞帔的禽鸟形象与此多有不同。吴氏只封夫人，级别次于亲王妃，本就不该使用凤纹霞帔。且霞帔属礼服部分，悬于大衫之外，轻易也不敢逾制。故吴氏墓霞帔应符合主人身份，上面表现的，恐并非凤纹。亲王夫人霞帔为何等规制，明代典籍中不见明言。不过，对亲王妃之下的郡王妃，明确记载霞帔和金坠子要用云霞翟纹，郡主亦与之相同[21]。据此，江西南昌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出土的霞帔坠子[22]（图10），钑刻的该为翟纹，而它的形象与吴氏墓霞帔所见也几乎一致。所以，吴氏墓霞帔上，还有618厂明墓补子上的禽鸟，大概同样是翟。
图9益宣王继妃孙氏棺中霞帔局部采自《玉叶金枝：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文物精品展》页18
图10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霞帔坠子采自《江西明代藩王墓》彩版一六：2
倘若这个判断成立，那么由形象、制度分析，已知出土和传世的明代工艺作品中，纹样或造型取自翟鸟的另可辨别出若干，它们主要是金银的帔坠和发簪。除菊潭郡主墓所见，帔坠还发现在安徽歙县黄山仪表厂墓葬[23]（图11）、甘肃兰州上西园明墓[24]、江西新建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合葬墓[25]，北京艺术博物馆又有永乐间银作局的制品收藏[26]（图12）。发簪有时成对，见于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27]（图13）、江苏南京徐俌夫妇墓[28]、江西南昌石城辅国将军朱拱禄墓[29]，北京艺术博物馆还有银作局弘治年铭的传世作品[30]（图14）。明初，随着舆服制度的确立，翟鸟成为后妃、命妇冠服的重要装饰题材，适用的品级、可施的技法、附丽的材料载在典章、班班可考，今见的这些实物遗存就大多与此有关。翟纹以外，另一种禽鸟题材的帔坠、发簪也知多例，其形象与翟纹判然有别，每作钩喙、花冠、火焰状尾羽（图15），它们应是凤鸟，按照制度，等级更高。
图11安徽歙县黄山仪表厂墓葬帔坠采自《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页91图版一九二
图12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帔坠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76图版45
图13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发簪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74图版42
图14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发簪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12图版108
图15江西南城益端王夫妇墓金凤簪采自《玉叶金枝：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文物精品展》页136
就织绣而言，在迄今刊布的明代资料中，可以指实的装饰翟鸟纹的还有一件，即上海松江岳山家族墓M1女性的圆领缎裙。由发表的图片观察，它以金线在胸前和襟缘做出复杂精细的翟鸟、花卉及海水江牙，比618厂明墓的这件上衣更加华美[31]（图16）。但有些遗憾，墓中未能提供有关墓主、年代的确切信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明制当中，有命妇霞帔褙子“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32]的内容。这不禁令人推想，墓主或许就是一位品级很高的命妇。当然，一个前提是她没有僭越规制。
图16上海松江岳山家族墓圆领缎裙采自《上海明墓》彩版二一：4
近于拖沓的缕析只为说明，对长辛店618厂明墓这面补子，以及宁靖王夫人吴氏墓霞帔上的禽鸟形象，若概指为凤，则失之含混。在今见的著述、图录中，这样的疏忽恐怕并不罕见。因为关乎礼制，在以后作征引、论述时，审慎的分辨仍然必要。
除了618厂明墓的这件，形神逼肖的团鸟纹补再难觅踪影。北京南苑苇子坑正德十年夏儒夫妇墓随葬的一件缠枝莲暗花缎袍，据说配的是“云凤补”[33]，但因简报粗略，对其详情尚不甚了了。尽管出土的补子鲜见，但有着团鸟图案的其他服饰还有遗存。也是在夏儒夫妇墓，伴出了“吉祥团凤暗花纱裙”“云纹团凤缎裙”[34]。情况更明晰的一件是八宝团凤云膝襕裙（图17），它出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35]。
图17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八宝团凤云膝襕裙图案局部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91
二、两种花卉纹样
（一）折枝团花纹
长辛店618厂明墓里发现一件“杂宝花卉纹缎半臂”[36]（图18），形制为方领、对襟、出肩袖，以纹纬与奇数的经丝交织起花，纬线与经线同色，图案为花卉之间填充方胜、银锭、铜钱、犀角等杂宝，布局满密，效果热烈。花卉中有五瓣梅花状者，它们形体较小，掩映在杂宝之中，更为醒目的还是折枝花。后者所见花卉种类有二：一种花头严谨规整，花蕊、内瓣、外瓣界限清晰，花瓣细窄紧密，颇像菊花；另一种花头自由张扬，有些可见三层界限，花瓣数少、宽大，仿佛牡丹。两种折枝花图案，皆为单个花头居中，外围环绕一周叶片，大致构成团形（图19）。
图18杂宝花卉纹缎半臂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4
图19杂宝花卉纹缎半臂局部纹样截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4
装饰着相仿折枝团花的明代丝绸出土已多，若不考虑花卉种类，只根据外在形式，可将这些纹样分作两种类型。第一类，花头周围叶片形状较统一，向心弯曲幅度较小，距离均衡，观感疏朗，发现实例颇丰（表1，图20-28）；第二类，叶片形状富于变化，向心弯曲幅度更大，互相连接紧密，围合成更加规矩的团形，见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等[37]（图29）。
表1明代折枝团花纹（第一类）丝绸的考古发现
墓葬
年代
地区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
亲王夫人
弘治十七年（1505）
江西南昌[38]
戴缙墓
南京礼部尚书
正德八年（1513）
广东广州[39]
徐俌墓
魏国公
正德十二年（1517）
江苏南京[40]
张懋夫妇合葬墓
处士
正德十五年（1520）
湖北武穴[41]
徐蕃夫妇合葬墓
工部侍郎
嘉靖十一年（1532）
江苏泰州[42]
杨钊墓
昭毅将军
嘉靖十四年（1535）
宁夏盐池[43]
杨钊兄弟辈墓
约嘉靖年间
宁夏盐池[44]
刘湘夫妇合葬墓
夫嘉靖二十年（1541）
妇嘉靖三十七年（1558）
江苏泰州[45]
森森庄明墓
江苏泰州[46]
王洛家族墓
镇江卫指挥使妻，
南康县丞继配
盛氏嘉靖十九年（1540）
徐氏嘉靖至万历间
江苏常州[47]
薛鏊夫妇合葬墓
宁海州判
嘉靖四十四年（1565）
江苏江阴[48]
图20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杂宝细花纹暗花缎局部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92
图21戴缙墓出土夹袍纹样采自《戴缙夫妇墓清理简报》图版伍：3
图22徐俌墓短袖长袍局部纹样截取自《中国织绣服饰全集》第4卷《历代服饰（下）》页227图三九-34
图23张懋夫妇合葬墓浅黄色梅花纹锦缎长袍纹样采自《张懋夫妇合葬墓》图版一六：2
图24杨钊墓缎裙纹样采自《盐池冯记圈明墓》页64图三二
图25刘湘夫妇合葬墓花缎围裙纹样采自《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墓清理简报》图版陆：4
图26森森庄明墓缎袍纹样采自《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3
图27盛氏墓折裥单裙纹样采自《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页182图二〇八
图28徐氏墓花缎棉裤纹样采自《天孙机杼——常州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页185图二〇五
图29宁靖王夫人吴氏墓衣物折枝团花纹样采自阙碧芬《明代宫廷丝绸设计与图案演变》，《故宫学刊》2012年，页130图十一：a
图30明洪武青花缠枝莲纹莲子浅碗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90
图31明永乐青花缠枝菊纹碗采自《青花釉里红（上）》页66
图32明永乐青花缠枝灵芝纹碗采自《青花釉里红（上）》页70
在今见的明代织物上，折枝团花纹还有一种。山东邹城洪武二十三年（1390）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一件云龙纹暗花缎地平绣折枝四季杂花棉被，其缎地上刺绣的折枝花均作团形，中间皆有相对的两个绽开的花朵，上方还可见一个待放的花蕾，外围叶少枝多，在花纹轮廓范围内卷曲伸展。虽也是折枝团花，但整体形式与上文诸例迥异[51]（图33）。明前期，这种花纹或曾重要，用它装饰的织物可能很多，然而到今天，朱檀墓这件棉被却几乎成了孑遗。
图33鲁荒王墓云龙纹暗花缎地平绣折枝四季杂花棉被花卉纹样举例采自《鲁荒王墓》（上）页58图三七
关于折枝团花，另有一点疑问需要提出。洪武五年，颁布命妇礼服之制，要求八品、九品的褙子上绣“摘枝团花”[52]，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以后，规定依然如此。想来“摘枝”即同折枝，“摘枝团花”应即折枝团花。当年，它是何样式？是泛称，还是有特定类型可指？按目前的知识，还不能完满解答。
与618厂明墓的这件半臂一样，前引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的暗花缎，戴缙墓、徐俌墓、刘湘夫妇墓、盛氏和徐氏墓的衣物，也不仅织出了花卉，而且填充着杂宝。在明代高等级的宫廷丝绸上，还用杂宝，以及从杂宝脱胎的八宝，搭配团凤、团龙、团狮，这样的实物已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53]和定陵[54]（图34）出土了。点缀杂宝或八宝纹样的织物在明代中晚期如此多见，反映的自然还是这种装饰意匠在那时的持久风行，风行的原因，则依旧是它们寓意吉祥。
图34定陵织金妆花双狮纹纱匹料纹样采自《定陵》（上）页60图七八
（二）四季花卉纹
在618厂明墓，还随葬了数条缎裙，其中一件褐色的装饰缠枝四季花卉纹，花卉种类为牡丹、莲、菊、梅[55]（图35）。像这样，选取一年中不同时令开放的花朵共同组成图案的做法，能够追溯到北宋靖康时出现的“一年景”[56]，故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沿用这个名称。这种最初被宋人视为“服妖”的纹样，随着岁月迁移、改朝换代，竟获得大发展，它在元代的流行已为学者指出[57]。
图35褐色缠枝四季花卉纹暗花缎裙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6图版30
入明，四季花卉纹还与礼制建立了关联。按仪仗制度的规定，大驾卤簿、皇后卤簿及东宫等皇室仪仗中的扇，都有一些要装饰或绣或画的四季花[58]。能为礼制采纳，则纹样想必还在流行。于此，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在给予支持。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了两件绣有四季杂花的绵被，一件上花作折枝，上文已引，另一件上花为缠枝。所见花卉有萱花、牡丹、山茶、蜀葵、石榴、莲花、牵牛花、菊花、梅花等多种[59]，若与后世的四季花装饰比较，则搭配的过于自由让它们显得不够典型。正统四年（1439）正月，瓦剌来使将回，朝廷慷慨颁赏，赐给可汗的礼物中就有“织金胸背麒麟并四宝四季花褡护比甲各一”[60]，这也多少透露着四季花卉纹饰在那时织物上的行用，不过，对花卉的种类难悉其详。
图36徐氏墓折裥棉裙纹样采自《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页172图一八六
官府的产品更为精致，它们主要得自定陵。孝靖后棺内出有四匹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其中三匹上花卉种类是牡丹、莲花、菊花、芙蓉（图37），另一匹不见芙蓉，而选用了茶花。布局为每排一个花型，四排一个循环，花头硕大，形象写实[67]。在故宫博物院等地，还保留着明代宫廷中四季花卉纹织物的传世品，时代应多属明晚期，有的能确认为万历。它们或织金、或妆花，色彩能极其丰富，又常常对比鲜明，花卉若作缠枝形式，则排列紧密，有繁缛之感[68]。联系出土和传世两类实例的题材看，发展到晚明，四季花卉的组合中，时令清晰的牡丹、莲花、菊花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
图37孝靖后棺内东端南侧绿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纹样采自《定陵》（上）页76图九五
缠枝构图自属典型，此外，四季花卉也可作折枝表现。上述王洛家族墓中盛氏、徐氏衣物上的折枝团花，大概就采用了四季花的意匠。在定陵，还得到过形象更写实、布局更严整的实例[69]。
据以上缕述，基本能够了解，明代织物上的四季花卉纹，往往由牡丹、莲花、菊花、芙蓉、梅花选搭组成，花卉的种类较为固定，明代皇室卤簿、仪仗上的“四季花”恐怕也脱不出这个范围；构图上翻转盘绕的缠枝代表着时代主流，花头硕大、写实，即令取侧面，形象也颇饱满。花卉种类的有限、构图形式的相似，并未引出织物装饰面貌的单调。因为，织造技术发展在推动着纹彩的变化，此外还有布局可以创新，还有辅纹可以增加。一些辅纹还饶有意义，如上述徐氏墓与李家坟明墓两例所见的如意、蜜蜂，反映的就有吉祥图案发展的大潮流。
学者早在强调，古代，统治集团引领社会风气[70]，只要制度许可，帝王以至社会上层的衣着服用会被天下蜂然景从[71]。小巧的折枝花，清新优雅，散漫的杂宝纹，寓意吉祥，婉转的缠枝四季花，丰满秀美。对它们，皇室贵族乐于取用，还将小轮花、四季花纳入了仪典。这样，有了上层的榜样，又不见等级的限定，接踵而至的就会是中下层百姓的追捧。对此，墓葬中连续的发现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三、其他纹样
在618厂明墓出土的衣物里，除了前文涉及的四件，另有一件夹袄、三条缎裙已见资料发表。尽管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就纹样还是能挖掘一点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稍加叙说。
“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72]（图38），纹样简洁严整，称方格固然可以，称菱格或许更好（图39）。单就纹样而言，夏儒夫妇墓出土的那条“方棋纹锦夹被”[73]，与这件夹袄的相信大同小异。只用格纹装饰的明代织物，在此之外已经罕见。这样的面料织造应不繁难，但遗存的稀缺隐约透露着制作的不盛，原因或是图案过于简单，上层不太爱重。在丝绸上，格纹更多还是作地，格中、格上每每要再安排其他复杂纹样。
图38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0~71图版20
图39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局部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1图版21
当年，会较多以纯粹格纹装饰的，大概是棉布。元末文献记录松江棉布的图案，就说到有“棋局”[74]，想来与夏儒夫妇墓夹被上的“方棋纹”一样，都是格纹。明代花格布在江苏泰州胡玉墓还有出土，蓝白相间，年代应属弘治[75]。棉布价廉适用，元代以后，中下层民众的衣衾面料已往往是它，花纹可以织出，但印染更加便利，若只印染格纹，又该尤其便利。综合史料、实物和这些条件考虑，格纹棉布在元明时代的盛行，应不会是臆想。
“浅驼色四合连云纹暗花缎裙”[76]（图40），图案典型，却未免单一。它所提示的，是云纹在明代织物上不曾消歇的风靡。对那时的各种云纹，学界现在研究已多[77]。
图40浅驼色四合连云纹暗花缎裙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6图版29
“卍字地西番莲纹暗花缎裙”[78]（图41）、“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79]（图42）的纹样，又在诉说明代织物装饰中，花卉题材占着压倒性优势。明代，西番莲纹曾见于服用的禁令，那是在天顺二年（1458），英宗皇帝下诏，“禁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及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绿等衣服”[80]。“大西番莲”的“大”应指花纹规模，故要禁的并非所有西番莲纹，较小的相信还能使用。但对大与小的界定，如今已不明了。故这件缎裙上的纹样是否符合规矩，难以判断。卍字用为地纹，元代流行，明代更甚，这样的织物在明代中晚期墓葬中已数次出土，如夏儒夫妇墓里配有“吉祥纹”的暗花罗袍[81]。在故宫等处，卍字与缠枝莲、蝴蝶纹、扇子纹等共同作装饰的传世品也有保存[82]。
图41卍字地西番莲纹暗花缎裙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6图版28
图42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5图版25
明代织物上，缠枝莲纹所在多有，只夏儒夫妇墓，以之装饰的衣衾就有六件[83]。在618厂明墓这件驼色缎裙上，莲纹与常见明代中晚期的实例，形象不殊（图43）。更值得注意的是“凤襕”这一图案单元。由现有图像观察，襕内纹样实际应是凤穿花（图44）。织有相似膝襕的衣服，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中也发现了，即上文引到的那件八宝团凤纹膝襕裙[84]（图45）。而夏儒夫妇墓中，还出土了以凤穿花装饰的暗花纱女上衣、带凤穿牡丹纹样的妆花缎褥[85]。
图43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之缠枝莲纹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5图版26
图44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之凤襕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5图版27
图45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八宝团凤云膝襕裙之凤襕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91
四、关于墓主身份及墓葬年代的推测
发掘以后数十年来，长辛店618厂明墓的下葬年代未明，墓主身份未清。在提到它的地方，其时代多标注为明中期，墓主则鲜有道及。既然墓中的发现珍贵非常，那么这样的模棱就不免遗憾。若考订出年代及墓主的信息，或给出它们的可能，对未来的研究相信多少有些助益。
长辛店618厂，如今已改为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的厂址位于张家坟之东、连山岗之南。在本文讨论的这座明墓发掘的年代，618厂占地与现在或许有所不同，但大体来说应无太大差距。而厂址毗邻的张家坟附近，恰是英国公张辅家族墓的所在，其中，张辅、张懋父子墓地据说原来规模宏大，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因占用建厂而被毁[88]。与张辅家族墓在方位上的高度接近，提示着618厂明墓大概就处于张氏茔地范围之内，其墓主很可能就是英国公家族成员。
赵文所说的“吴氏”或有所据，但所据为何，不得而知。甚为巧合的是，在文献中留下痕迹的英国公家族成员里，确有一位吴氏，身份还不同寻常，她是张辅的夫人、张懋的母亲。程敏政的《篁墩文集》和徐溥的《谦斋文录》，分别收有这位吴氏的行状[89]和墓志铭[90]（详见附录）。文中记载，吴氏于天顺七年（1463）诰封英国太夫人，弘治八年（1495）五月四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皇帝命礼部谕祭、工部治丧，土木堡之变张辅战死后，其衣冠葬在“卢沟桥西连三冈之原”，同年八月十日，吴氏祔葬（合葬）于此。因而，吴氏墓址应即张辅墓址，正处在618厂相近区域。
如再结合618厂明墓中织物的情形来观察，则明代史籍对吴氏之子张懋的评述，也变得耐人寻味。《明武宗实录》说：“当弘治时，四方鲜有兵革，孝宗颇优礼懋，每扈从车驾，止令佩刀，不衣重甲。而懋乃日事淫佚，侍妾百余人，服饰奢僭，至侵削军士以充其欲，累为言官所劾。”[91]王世贞《弇州续稿》又说：“懋为公者六十六年，为太师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经筵、监修国史，十主恩荣宴，郊祀宗庙多遣代行，富侈为东第冠，后庭数百人，皆曳罗绮。”[92]张懋所受礼遇一度优隆，这反倒使他恣意放纵，以致生活侈靡、行为不检。生活侈靡突出表现在服饰，由两则文献可知，张懋府中拥有的服饰不仅等级高贵，且数量一定庞大。至其母去世时，他已袭公爵四十五年，在颇受优礼的孝宗朝也历八年，想必此前即已富侈，奉母亦该格外殷厚。长辛店618厂明墓里的收获丰富精丽，与张懋当年的豪奢，竟有了一些遥相呼应的意味。
综上所述，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墓主，当是英国公张氏家族的成员，而前言的信息、墓址的吻合、文献的呼应、纹样的共通，又在提示着为弘治八年入葬的张懋之母、英国太夫人吴氏的可能。然而，因赵文中“英国公吴氏”的出处语焉不详，这一推想终究难以坐实。确凿结论的求取，仍有俟于资料的继续刊布和研究。
结语
（1）双鹿纹方补图案满含“寿”意，它和它所在的袍服，或许是为了向生前的墓主庆寿而设计、织造。团鸟纹方补，以及今见明代帔坠、发簪上的相似禽鸟，恐并非一般认为的凤，极有可能是翟，联系制度、比对纹样，相信能减少定名的失误。
（2）半臂、褐色缎裙的纹样，代表着明代织物上典型的花卉图案造型与组合。前者所见单朵花头居中、周围枝叶环绕的团形折枝花，在明代中晚期曾广为流行，其间还常常填充寓意吉祥的杂宝。后者所见的四季花卉纹，终明代长盛不衰，花型上牡丹、莲花、菊花与芙蓉、梅花选择搭配，构图上缠枝居于主流。这两种花卉纹样在民间的风行，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皇室贵族服用和冠服仪仗制度的带动。
（3）夹袄及另几件缎裙的装饰题材，多简洁、或常见。格纹、卍字、云纹，形象单纯，近乎程式，更多用作地纹或辅纹。西番莲、缠枝莲反映的仍是明代花卉纹样的优势地位。膝襕内形似凤穿花的图案更有意义，它又在提示墓主身份应该高贵。
（4）长辛店618厂明墓墓主当为英国公张氏家族成员，存在是张懋之母、英国太夫人吴氏的可能。她入葬在弘治八年，亦符合之前对墓葬时代所作明中期的推定。
（5）舆服制度以至官府工艺美术，对时代装饰艺术的影响向来巨大，上文讨论的翟鸟、折枝团花、四季花卉纹样对此又给予了或多或少的支持。在明清时代这些看似题无剩义的装饰题材上，可能还有继续探索的余地。
附录
《篁墩文集》卷四一《英国太夫人吴氏行状》
《谦斋文录》卷三《英国太夫人吴氏墓志铭》
卢矢彤弓，世受国封。惟夫之忠，有相之功。桓圭绣裳，载跻庙堂。惟子之良，有教之方。曷其飨之，钟粟鼎肉。曷其饰之，冠翟佩玉。康宁富贵，余八十年。人得其偏，母得其全。讣闻在朝，有祭有赙。赙侈其物，祭加其数。生既极荣，没亦孔辉。匪惟今兹，在古亦稀。堂封是祔，忠烈之墓。勒铭奠幽，永保无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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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秀珍：《北京地区织绣艺术》，收入《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0页。《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68-77页。
[2]身长85.5厘米，通袖长206厘米，胸围94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68-69页图版17-19，图版说明第3页。
[3]（明）陈谟：《海桑集》卷一《寿星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32册，第541页。
[4]（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三《双清图寿汪君克敬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52册，第411-412页。
[5]（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四《梅竹寿意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53册，第653页。
[6]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文物》1982年第2期。
[7]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8]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9]华强、罗群、周璞：《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88页。
[10]（明）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二《送夏大理归省》，明弘治姚玺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11]（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一《寿喻处州父太翁八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82册，第140页。
[12]（明）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之《寿高督学太母六十》，清道光十六年邓显鹤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13]（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五〇《瑶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977册，第79页；卷二〇二《合丹》大意相同，第978册，第155页。
[14]（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饮食好尚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7-183页。
[15]身长71厘米，通袖长213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2-73页图版22-23、图版说明第3页。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17]赵丰主编：《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第178-179页。
[18]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编：《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三章《益藩王系墓》（五）《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19]（明）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亲王妃冠服·礼服》，《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226页。
[20]若据《三才图会》，尾部的这种不同，说明两者还有种类的差异，呈锯齿形的或是鸾，作翻卷状的或是凤。见（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之《鸟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55-2156页。而今见明代工艺美术装饰上，近于所谓鸾者更多。在明代，或许并不特别注重区别鸾、凤，两种造型可能常常泛指为凤。
[21]《万历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郡王妃冠服》，《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230-231页。
[22]《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一章《宁藩王系墓》（十一）《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第27-28页。
[23]方晖：《安徽歙县明代贵妇人墓》，《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名作“金帔坠”；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91页图版一九二、图版说明64页，名作“金镂空香薰”；另见《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二）》，第345页，名称改为“凤纹金霞帔坠”。
[24]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名作“金香囊”；《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第127页图版二三八、图版说明第80页，名作“金凤纹镂空香囊”。
[25]《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一章《宁藩王系墓》（五）《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合葬墓》，第18-22页、彩版一三：2。
[26]《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图版45、图版说明第5页，名作“镂空云凤纹金香薰”。
[27]《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第74-75页图版42-44、图版说明第5页，名作“凤形金簪”。
[28]《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第85页图版一七一、图版说明第57页，名作“金凤凰形饰”；南京市博物馆编：《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名作“凤凰形金插饰”。
[29]《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一章《宁藩王系墓》（二十六）《辅国将军朱拱禄墓》，第43-45页，彩版一七：1。
[30]《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第112页图版108、图版说明第11页。
[31]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3-45页、彩版二一：4。
[32]《万历大明会典》卷六一《冠服二·命妇冠服》，《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247页。
[3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
[3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
[35]《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0-191页。
[36]身长86厘米，肩宽59.5厘米，胸围52.5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4页图版24、图版说明第4页。
[37]《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80、181、185、189页。
[38]《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2页；《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第31页。
[39]黄文宽：《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40]常沙娜主编：《中国织绣服饰全集》第四卷《历代服饰卷（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4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善才主编：《张懋夫妇合葬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图版一六。
[42]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4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盐池县博物馆：《盐池冯记圈明墓》，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65页。
[44]《盐池冯记圈明墓》，第11-37页。
[45]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46]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1期。
[47]《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第72-73、77-78、82-84、184-186页。
[48]江阴市博物馆：《江苏江阴明代薛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1期。
[49]阙碧芬：《明代宫廷丝绸设计与风格演变》，《故宫学刊》总第八辑，2012年，第123-131页。
[50]《明太宗实录》卷四七《永乐三年十月壬午》（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724-725页）：“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由此看，当时似并未修改洪武所立冠服之制。按《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对冠服制度进行了最后一次较大范围的更定，涉及皇帝、皇太子、亲王冕服，世子冠服，文武官朝服、公服、祭服，命妇冠服，不见皇后、皇太子妃等冠服作何修改（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3110-3119页）。洪武二十六年内府刊印的《诸司职掌》（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二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8-464页）中，对皇后、皇太子妃等皇室女性的冠服规制则全无收载，皆大有脱漏之嫌。皇后、皇太子妃等女性冠服，在洪武二十四年极有可能还是作了调整。《万历大明会典》诸政书所记“永乐三年”的更张，实际可能发生在洪武后期，之所以记作“永乐三年”，或是因为这年十月的再度颁行。
[51]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鲁荒王墓》（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2-58页。
[52]《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己亥》，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1343-1347页。
[53]《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1页。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6、116-117页。
[55]裙长95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6页图版30、图版说明第4页。
[5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中华书局，1979年，第27页。
[57]《元代工艺美术史》，第122-123页。
[58]《万历大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卷一八二《大驾卤簿》，第208页；卷一八三《皇后卤簿》，第221页，太皇太后卤簿、皇太后卤簿俱同，第224页；卷一八四《东宫仪仗》，第231页；卷一八五《亲王仪仗》，第239页，世子仪仗同，第241页；卷一八五《郡王仪仗》，第244页；卷一八六《皇妃仪仗》，第247页；卷一八六《亲王妃仪仗》，第251页，公主仪仗、世子妃仪仗俱同，第252页；卷一八六《郡王妃仪仗》，第253页；卷一八六《郡主仪仗》，第254页。
[59]《鲁荒王墓（上）》，第52-58页。
[60]《明英宗实录》卷五〇《正统四年正月癸卯》，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968-970页。
[61]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6期。
[62]苏州博物馆：《苏州虎丘明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63]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64]《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第78-80、172页。
[65]吴海红：《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
[66]（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28回《陈经济因鞋戏金莲西门庆怒打铁棍儿》，日本东京都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1963年，第189页。
[67]《定陵》（上），第71、76页，附表一《丝织匹料、袍料登记表》第246页。
[68]宗凤英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织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71、75、90页。
[69]《定陵》（上），第80页图一〇三、第112页图一八四。
[70]尚刚：《朝霞初起，春花竞发——唐代工艺美术色彩刍议》，收入《古物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5页。
[71]尚刚：《中国工艺美术的史料和史学》，收入《古物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04-305页。
[72]身长75厘米，通袖长217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0-71页图版20-21、图版说明第3页。
[7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
[74]（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页。
[75]泰州市博物馆黄炳煜：《江苏泰州西郊明胡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2年第8期。
[76]裙长96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6页图版29，图版说明第4页。
[77]薛雁：《明代丝绸中的四合如意云纹》，《丝绸》2001年第6期，第44-46页；范金民、阙碧芬：《明代宫廷织绣史》，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60-266页；等等。
[78]裙长94厘米，腰围120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6页图版28，图版说明第4页。
[79]裙长94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5页图版25-27，图版说明第4页。
[80]《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七《天顺二年二月庚戌》，第6156页。
[8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
[82]宗凤英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织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37、48、106页。
[83]前揭《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84]《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0-191页。
[85]前揭《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86]《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20页。
[8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〇六《功臣世表二·英国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31-3132页。同书卷一五四《张辅》，第4219-4224页。
[88]李永强：《北京考古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89]（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一《英国太夫人吴氏行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53册，第31-32页。
[90]（明）徐溥：《谦斋文录》卷三《英国太夫人吴氏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48册，第613-614页。
[91]《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二《正德十年三月丙戌》，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2461-2462页。
[92]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八三《定兴宣平二王世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283册，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