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0年处于探索期，而近十年(2011—2021)则是发展期。探索期成果分散、理论杂驳、方法不一，而发展期成果则克服以上缺点，呈现出体系化特征，围绕不同议题形成持续的研究。
(二)学科交叉、视角转换使学术研究有了创新。首先，以宫廷建筑为对象，运用建筑学、考古学及政治空间理论分析不同的宫廷建筑及作为整体的紫禁城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不仅研究了北京、南京和中都三座都城，还将天坛、十三陵的建筑纳入宫廷建筑研究的范畴。关于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取向，施劲松《建筑与考古学的相遇—读〈明代宫廷建筑史〉》(《江汉考古》2019年第2期)认为该书对于明代宫廷建筑的研究使建筑物被赋予了更多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人造的物”上升到了“人文作品”。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长安の都市计画》(讲谈社，2001年)以唐代长安城为例，展示了皇权在都城空间和建筑中的具体展现。这是国外较早的关于首都城市布局与政治关联的学术解读，近十年国内的明代宫廷史研究者与日本学者可谓殊途同归，均强调了建筑的政治意涵。紫禁城因其居住者是皇帝，因此居住的舒适性让位于政治象征性，森严的等级制贯穿其中，宫殿布局处处体现着礼仪制度的完备，学者的论述也由此展开。柏桦、黄伟特《紫禁城建筑的政治内涵》(《故宫学刊》总第7辑，2011年)认为，建筑的超高规格、令臣民压抑的环境气氛，以及不断涌现的象征手法，被强调的君权至上性和神圣性，影响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李燮平《明代的紫禁城—外朝规划体现的等级与礼仪制度》(《紫禁城》2020年10月号)则聚焦紫禁城的外朝部分，研究了其等级和礼仪制度。此外，还有李燮平《明至清初时期的养心殿》(《紫禁城》2016年12月号)、王子林《元大内与紫禁城中轴的东移》(《紫禁城》2017年5月号)，等等。
具体到每个宫殿，其用途变化也是由皇帝政治诉求改变所致。华彬《明代宫廷画院建制机构“文华殿、仁智殿、武英殿”设置考辨》(《美术学报》2016年第5期)从明代三殿的使用研究分析明代画院体系的运营。该文不纠结于明代画院在美术史脉络上是否“名亡实存”，而是转换角度，以具体运营情况证明它确实存在。
其次，以宫廷人物的具体活动为对象，时刻把握政治权力对于活动的影响。因为皇帝本人拥有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和地位，他在宫廷中的各种行为皆可对政治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设专章“嘉靖时期宗庙祭礼改制”，认为明世宗为提升皇权而在宗庙祭祀上进行的大变革，影响了政局，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近十年延续此种思路，对皇帝的丧葬和宗教活动展开新的探讨。刘毅《明宪宗与昌平皇陵改制》(《紫禁城》2016年11月号)指出，明宪宗开启了多后祔葬、贵妃从葬皇陵的制度，这并不是明初礼法的正常延续，而是皇帝个人喜好对于政治的直接干预，最终体现在礼法之上。皇帝的宗教活动不单纯是信仰，也是皇权在精神层面的扩张。王熹《明宪宗与道教方士》(《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1期)指出，明宪宗出于对长寿的渴望和对道士真心报效的回馈，不惜以扰乱官制、败坏朝政、靡费国财为代价，最终导致宫廷乌烟瘴气，国家危机四伏。
明代的宫廷教育以皇太子教育为主，这一特点直接导致了明代宫廷教育强烈的政治意味，讲读官不再只是教师角色，作为能够出入内廷的重要官员，他们直接参与未来新朝的政治建设，与太子形成了政治合作关系。以前的研究看到了讲读官的作用，但研究多集中于皇帝本人的经筵日讲而较少涉及皇太子教育。近十年研究则聚焦皇太子教育，在君臣关系框架下论述文人士大夫在皇家教育中的深度参与。陈时龙《讲读官的羽翼之功—嘉靖朝的皇子教育与朝局》(《紫禁城》2019年8月号)指出，圣君教育是宫廷教育的核心，讲读官群体与皇位继承人结成了深度的合作关系，并能在朝局危急之时相互扶持，最终，优秀的讲读官成为新朝的栋梁和新帝的臂膀。谢贵安、谢盛《太子师的品格—明代太子教育官员的选择标准》(《紫禁城》2019年8月号)指出，科举出身、道德高尚、严肃、博学、认真、外貌好、表达强等因素制约了东宫讲官的产生，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直接对应着对未来高素质皇帝的强烈期许。
最后，以宫廷画作、器物等艺术品为研究对象，在欣赏其艺术价值的同时，也探讨了宫廷艺术背后的权力架构和运行，以及所产生的繁荣的宫廷文化。以往研究多从艺术史或工艺史角度阐释宫廷艺术品，而近十年研究紧紧围绕政治权力与等级制展开，克服单一的艺术欣赏维度，将艺术品置于政治、历史之中而非仅摆放于展台之上。曾诚《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看成化皇帝的新正吉服》(《紫禁城》2018年1月号)从绘画中的人物服饰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和陪葬服饰，考察了明中期皇帝、后妃、内官的宫廷着装，认为元明时期的中国服饰对朝鲜王朝上层的穿着风尚也有极大影响。白瑶瑶《从宫廷画作〈出警入跸图〉窥探明代仪仗服饰》(《中国美术研究》2021年第1期)以画中服饰入手，分析了明神宗、军队将士、内官、文武大臣、仪仗随从在服饰制度下呈现出的礼制思想和尊卑观念。
宫廷器物研究尽管仍延续工艺分析的传统路径，但注意把握时代背景，避免碎片化分析，探寻不同类型宫廷器物出现的原因，突破了以往或工艺或美术的单维度分析，进入了礼制研究的范畴。张燕芬《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指出尽管皇帝个人喜好会直接影响内府金银器的纹饰，但总体而言，内府金银器体现的是端庄雍容的庙堂之美，而从材质到装饰的递减直接服务于“辨亲亲之杀”和“明尊贤之等”。柳彤《龙凤辨微—从首都博物馆藏金银器上的龙凤纹样看明代宫廷的等级规制(上、下)》(《收藏家》2019年第5、6期)虽以明代墓葬出土的带有龙凤纹样的金银器为研究对象，但着眼点在宫廷的等级规制上，指出宫廷的政治权力也通过纹饰来体现尊卑高下。
精品宫廷器物的大量涌现、高端工艺的集中呈现都是宫廷文化繁荣景象的重要表征，而繁荣的宫廷文化不仅是皇帝个人喜好的引导所致，更是政治、经济、军事、风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赵中男《宣德朝宫廷文化的繁荣及其原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指出，宣宗父子对宫廷文化的兴趣和对奢华享乐生活的追求，宣德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宫廷财政对于宫廷文化的大规模投入，上升和平时期的明朝宫廷对典雅高端艺术的大力追捧，中外宫廷文化与民间工艺的交流、融合，北京建都后装修的需要，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等，上述诸项都是宣德时期宫廷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明代佛教壁画、绘画、雕塑、织绣等也成为理解宫廷宗教与宫廷政治影响力的新材料。以往研究多将其置于美术史或工艺史范畴，并未从宫廷政治影响力扩散的角度予以分析，探索期大致延续此法，近十年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结合宫廷政治变动及宗教活动，分析艺术品背后体现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倾向，指出皇室对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推崇使得宗教在宫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并不是宗教本身发展所致，而是政治运作的产物。王瑞雷《密集金刚于明代宫廷的传播—以山西右玉宝宁寺十六罗汉水陆画中藏文写经为中心》(《美术研究》2021年第1期)指出宫廷宗教信仰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下直接影响到了边疆地区。郭丽平《明宫廷画家商喜及其画风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6期)指出宫廷画家商喜及其助手所绘的《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全106幅彩绘插图，不仅有汉地绘画艺术风格，还融入了西藏艺术风格，而创作如此巨幅画作与皇室的宗教需求密不可分，并非画家本人的个人喜好。
外事活动中，明朝对外国的赏赐不仅是财富和审美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表达由中国确立的一系列规矩、制度在向外扩散。吴美凤《大明盛世的绚烂折光》(《紫禁城》2014年10月号)以永乐、宣德时期对外赏赐的宫廷家具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朱红彩妆戗金家具在中日关系史而不是贸易史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多批次、大量的来自明代宫廷的“唐物”成为日本社会有权有势者炫耀身份与品位的标志。李理、邵桂花《从中、朝宫廷器物相似性看中华文化的东传》(《故宫学刊》总第4辑，2008年)强调中国宫廷文化对于更广泛区域的辐射作用。
二、总结和展望
(一)已有研究的局限。近十年明代宫廷史研究虽然取得的成果比较可观，但是仍然存在较大局限或制约。
宫廷文化的庸俗化呈现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规化发展。宫廷史研究中正确价值观的传递尤为重要，以民主文化为旗帜的故宫博物院不应该宣扬传统文化中早已被批判、被唾弃的部分，这种所谓“原汁原味”的宫廷文化，其影响是恶劣的。李文儒《故宫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2期)指出宫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播要从审美角度开展，而非是向皇权下跪，向腐朽奢侈生活看齐，如果将帝制、皇权对于公众的暴力侵犯视作应当传承的传统文化，那么便是传播者和研究者的失败。刘霆昭《宫廷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党员文摘》2019年第5期)批评了影视剧展现的所谓皇族生活方式，强调其负面作用。这些负面表现在专业研究者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宫廷文化的具体呈现，只是现代人对于古代社会的臆想，而种种猎奇窥私与崇奢夸富对真正的宫廷史研究者及正规出版物产生了负面影响。
常规发表渠道有限，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学刊》《紫禁城》是由故宫博物院主管的国内知名学术刊物，十年来刊载了不少明代宫廷史的新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理论等多个领域。但是，由于版面所限，上述三刊能发表的论文亦有限。
(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近十年的明代宫廷史与之前相比，已经在理论、方法、内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应继续强化研究体系，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凝练研究理论。除上述之外，故宫博物院还要依托藏品、人才、地域、科技等优势，推进围绕明代宫廷史研究的四大建设。
其次是刊物建设。2016年“中外宫廷史对比”会议上，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倡议为响应国际宫廷史研究的新形势，应创办《宫廷史研究丛刊》，收录最新成果。未来要进一步推进和落实新刊物创建和旧刊物“宫廷史”研究专栏的开设，如在《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学刊》《紫禁城》增加明宫史成果刊发比重，联系其他知名期刊，定期开辟宫廷史研究专栏，吸收更多科研成果。
最后是人才库建设。自2019年起，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开展合作，以授课和讲座两种方式在高校中介绍宫廷史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良好的反馈，许多历史学、考古学专业学生表达了对于明代宫廷史的浓厚兴趣，并愿意参与其中。应继续扩大合作高校的覆盖面，利用视频交流、线上会议等方式突破地域限制，惠及更多的高校学生，培养研究生力军。
总之，近十年的明代宫廷史研究既有优点，也有不足。期待故宫博物院继续发挥领头作用，引导方向，整合资源，海内外学者积极参与，在框架、理论、内容及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同时建立有效的宣传平台，扩大成果发布途径，使明代宫廷史能够走出去，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共同推进下一个十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