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临淄战国低温铅釉陶器的确认问题
众所周知，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低温铅釉陶器的看法是发端于西汉中期2。虽有其他多种说法，但未获考古发掘资料的支撑，因此难以被公认。但山东淄博齐国贵族墓葬的发掘，使得西汉中期说被颠覆，战国说随之得到考古发掘出土物的实证。对这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考古发现的阐释，经历了若干年，期间两位剑锋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郎剑锋先生在把两件罍从瓷器辨析为低温铅釉陶器的过程中、崔建锋先生在从科学数据方面辨析其性质和意义的过程中，均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在其论文中，两位剑锋先生不居其功，不述过程,令人感佩。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一个辨识过程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表一的数据比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临淄战国墓出土的陶罍与关中地区两汉时期的铅釉陶器以及广西汉墓出土的铅钡玻璃在化学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即它们的釉基都是氧化铅，其含量达总量的一半左右。其次是氧化硅，约三分之一左右。而与战国时期的高温钙釉原始青瓷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很显然，这是典型的低温铅釉。至此，战国时期铅釉陶器的出土已是铁案，而其代表作品就是临淄齐故城战国墓葬出土的这两件青釉罍。
二关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铅釉陶罍的问题
在临淄战国陶罍出土并获确认之前，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起源诸说中，战国说者均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铅釉陶罍为最重要证据之一(图二)。但《风格与产地》一文对其表示质疑，其文曰：“传世文物中，笔者仅搜集到一件与本文所论釉陶罍近似者，现存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rt)，相传出土于洛阳金村韩君墓。该器的形制、装饰、釉色等均与临淄出土釉陶罍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当为同类器物。惟该器为双耳，临淄所出为四耳，耳的形制亦略有区别。洛阳是我国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考古工作众多，在发表的考古资料中迄今未见同类器物出土。因此，传该器出自洛阳的说法只能存疑”。无独有偶。台湾学者谢明良先生在其两部关于中国早期低温铅釉陶器的著作中，谈到同一件文物，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传洛阳金村韩君墓出土的绿褐釉螭纹盖壶亦属战国时期铅釉陶的珍贵实例”13。但在该项注释中，作者又申明：“(弓场纪知)宣称纳尔逊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藏品传出土于洛阳金村、东京博物馆藏品传出土于安徽寿县，对此本文不予采信”14。
图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战国铅釉陶罍
这两段文字有两个共同的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均沿袭旧说，言明其所引资料认为纳尔逊所藏的陶罍出自韩君墓;二是通过比对，两文的作者均认为出自洛阳金村的说法不可信。但实际上，所谓的韩君墓是一个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匡正的问题，故我在这里称之为“旧说”。而出自洛阳金村战国墓之说，如果说此前还对此心存疑虑的话(我亦如此)，此次临淄战国陶罍的出土，恰恰可以把这个疑虑冰释了。
韩君墓问题源自历史上河南洛阳金村古墓群被盗掘事件，1928年开始的盗掘活动，使得相当数量的文物流入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此后的文物流失、汇集、著录、考辨工作一直持续至今，而墓地性质和墓主人身份则是较早被解决的问题。金村古墓最基础最经典的两本著述，分别出自参与其事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CharesWhite)15和日本学者梅原末治16，这两部著作可谓亡羊补牢，差堪补憾。除了记述墓葬形制、著录出土文物之外，两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墓主人认定为战国时的国君，前者认为是秦君，后者则力主韩君17。
如果说，此前笔者对纳尔逊收藏的据传出土洛阳金村大墓的战国绿釉陶罍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临淄齐墓出土的这一对绿釉陶罍，则使疑虑基本打消了。有鉴于战国晚期与西汉早期文化的延续性，尤其是在作为当时文化中心的河洛地区，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陶器形态演变非常缓慢，在缺乏明确的出土背景下，试图准确进行年代定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需要有明确出土背景的文物来做比对支撑。现将临淄齐国墓葬战国陶罍和纳尔逊收藏陶罍做一对比。
器物形态的一致性：两者均为广肩、鼓腹、圈足并带盖的球状轮廓，盖顶上均带有四个钮状捉手，明显是模仿青铜礼器的造型。
釉面的一致性：两者外表均施釉，釉色青中泛黄，有细碎开片，光照处有银釉闪烁。釉面不匀，局部有斑驳;胎釉结合不牢，局部有脱釉。
胎体的一致性：两者露胎处，均显现出灰色胎体。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灰胎低温铅釉陶器，与两汉时期绝大部分呈现红色的胎体极为不同;
烧成技法的一致性：从灰色胎体可以推测出两者均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应该是和普通灰陶器甚至原始瓷器同窑，在同样烧成气氛中烧成的26;
装饰的一致性：两者均是在肩部和上腹部各规划一条装饰纹带，装饰母题是战国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蟠螭纹和云雷纹;
出土环境的一致性：金村古墓均为甲字形大墓，有些还有殉马坑，属于高等级贵族甚至王室墓葬。临淄安乐店战国齐墓也是甲字形，全长超过20米，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主人应是齐国的贵族27。
另外，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产地一致的可能性。从前述诸方面判断，很有可能是同一个窑场烧造的。据此，对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陶罍的基本判断是：年代，战国晚期;釉的属性，低温铅釉;归属，上层贵族随葬品;出土地，可能来自洛阳东周王室墓葬。临淄战国齐墓低温铅釉陶罍的出土，不是否定了或者取代了前者，而是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证实了此前对于其年代和性质的判断，两者之间是互证关系而不是否定关系。由此，也显示出了以此立论的战国说的学术预见性。
三关于无锡鸿山大墓出土玲珑球的性质问题
2004年，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出土了几件被称为彩绘琉璃釉盘蛇玲珑球的器物，《发掘报告》对此语焉不详，归类时归入了“其他”，仅描述为泥质灰白陶，蛇头和蛇身饰点状的蓝色琉璃釉，并以红彩相间28(图三)。此后，上海光机所对玲珑球不同颜色不同部位的釉和胎体进行了成分测试，其结果可以概括如下。主量元素SiO2的含量范围在46.91%~63.58%，次量元素Al2O3含量范围在5.52%~11.56%;蓝绿色彩绘层部分：氧化铅(PbO)6.78%和10.37%，氧化钡(BaO)6.30%和3.84%，此外还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钾K2O，以及含有少量的氧化铁和氧化铜(Fe2O3+CuO≈5%)。蛇头部分的红色和白色区域：PbO含量26.49%，BaO含量5.56%，Fe2O3含量8.20%。胎体部分：PbO含量24.59%，BaO含量5.86%。
图三鸿山战国绘彩铅釉玲珑球
但《风格与产地》一文对此有不同看法。其文曰：“这类铅钡釉陶均为多色的器物，而釉陶罍则通体皆为青绿色，因此二者显然不是同种工艺的产物。而两件釉陶罍的时代，更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临淄釉陶罍和铅钡釉陶胎蜻蜓眼流行于同一时代，因此这两类釉陶技术可能仅仅是平行发展关系，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临淄釉陶罍的发现不支持铅釉技术起源自铅钡玻璃的观点，说明二者可能是独立起源的，不存在继承关系和相互影响”30。也就是说，剑锋文首先不认可鸿山大墓出土玲珑球低温铅釉陶器的属性，仅仅视之为以陶土做芯，外施铅钡玻璃釉层的器物。其次是不认可两者之间存在传承关系，理由是两者存在并行发展的情况。
如果单纯从外观上看，的确很难把鸿山玲珑球与传统概念中的低温铅釉陶器联系起来。但是实际上通过考古分类我们可以看出，低温铅釉陶器本身并不是单一形态。通过对其表现形式的考察，笔者早年曾经把其区分为单色釉、复色釉和绘彩类三种。而所谓的绘彩类，实际上也可以视为复色釉当中一个特殊的品类。在起源上，复色釉和绘彩类是两条线路，但到了汉代，这两条线路就开始交汇，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装饰技法。鸿山玲珑球的出土，正好证实了我此前对低温铅釉陶器的分类以及对绘彩类器物发展路径的判断31。
鸿山玲珑球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绘彩类铅釉陶器的早期形态。在胎体上使用含铅的釉料进行点彩或者绘画，使其兼具护胎与装饰的双重功能。这种技法，明显地是从东周时期蜻蜓眼一类琉璃珠借鉴而来的，而后者，则是受到埃及、西亚等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32。采用这种工艺进行装饰的器物，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出土品目前仅见鸿山4件玲珑球。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分别收藏有几件点彩的低温铅釉陶罐，其外观装饰效果与同时期的蜻蜓眼琉璃珠和鸿山玲珑球非常相似。因此，鸿山玲珑球的出土，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前述境外藏品的新视角。事实上，学术界持战国起源说者，基本径直称之为战国低温铅釉陶罐。今天看来，也并无不妥。
发展到西汉末年，绘彩类铅釉陶器的点彩工艺发展为使用一种釉料为底色、另一种釉料为彩绘材料并在底釉上进行绘画的新技法。目前所见，这种装饰技法在北方地区的陕北、关中、洛阳、济源等地都有很纯熟的运用，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史上釉上彩绘工艺的滥觞33。这是绘彩类工艺的流向。
从胎土成分看，玲珑球的坯胎为陶土，视为陶器殆无疑义。从装饰观察，其所装饰的釉为铅的化合物，与铅釉无异，视为铅釉也无问题。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故称之为低温铅釉陶器当无不妥，自然不应把它从早期低温铅釉陶器中剔除。恰恰相反，该物不仅证实了笔者对低温铅釉陶器的分类，即其中有一类是绘彩类，而且证实，绘彩类与单色釉是并行发展的，这是低温铅釉陶器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工艺。
基于这种认识，可以认为无锡鸿山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墓葬的所谓玲珑球，是目前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低温铅釉陶器，而且是最早的绘彩类铅釉陶器。
四关于低温铅釉陶器与铅钡玻璃的关系问题及其他
《风格与产地》一文把玲珑球归入了蜻蜓眼一类的铅钡玻璃器，而不认可玲珑球为低温铅釉陶器，并因铅钡玻璃与低温釉并行发展而不认同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前文关于绘彩类低温铅釉陶器的溯源及其发展脉络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晰地勾勒出低温铅釉陶器不同类别尤其是绘彩类的发生发展路径，并把鸿山琉璃球置于这个路径的起始阶段。而绘彩类对铅钡玻璃尤其是蜻蜓眼一类具有强烈域外文化因素影响的饰品从外观和技法上的借鉴则是显而易见的，玲珑球和传出金村、安徽寿县的几件点彩陶罐就是这种借鉴的成果。但借鉴不是取代，它们之间不是继承关系，所以不可能一个发生后另一个就消失。低温铅釉陶器发生较晚，从较早的铅钡玻璃那里借鉴过来配方和施釉技术，然后自行发展。同时铅钡玻璃按照自己的路径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当绘彩类铅釉陶器发展起来之后，作为其技术源头的铅钡玻璃制品依然流行，因此，两者并存于世是正常现象。以并行发展和共存现象作为否认两者关系的理由，至少在目前看来，似乎并不太具有说服力。
前文已述，鸿山玲珑球和安乐店陶罍各自被研究者认定为中国甚至世界上最早的低温铅釉陶器。在此之前，分别被赋予这份殊荣的，还有关中西汉中期墓葬出土器物和长安汉墓之陈请士墓随葬的一组铅釉陶器。关中西汉中期墓葬最早之说是俞伟超先生首创34，然后为诸家征引，几为不易之论。然所出究竟何物，具有何种特征，俞先生并未明示，征引者也无人探究，这批资料迄今也付阙如，今人已难述其详。长安陈请士墓者，出土有灶、仓、壶、豆等一组12件铅釉陶器。发掘者将其年代确定为西汉武帝初年35。但征引者对此年代并不认同，故其出土物作为最早的铅釉陶未获公认36。因此，如果纯粹以低温铅釉陶器的概念去衡量，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品中，鸿山玲珑球无疑是年代最早者，且是绘彩类当中之最早者。而临淄安乐店陶罍则是单色釉中之年代最早者。至于是否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者，兹事体大，容另文述及。
五结语
山东临淄安乐战国墓葬的青釉罍把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起源于战国的观点坐实了，是目前所知经科学发掘的年代最早的单色釉铅釉陶器，其误读与匡正过程均具有重要学术史价值。期间两位剑锋先生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收藏的青釉罍与临淄战国墓所出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两者可以互证而不是以此否彼。前者出自韩君墓之说是早期的学术假说，且很快被否定，但因辗转征引而导致至今仍在以讹传讹。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出土所谓彩绘琉璃釉盘蛇玲珑球，是目前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低温铅釉陶器，而且是最早的绘彩类铅釉陶器。绘彩类铅釉陶器的发生是对铅钡玻璃进行技术借鉴的结果，但它们不是继承或者取代的关系，因此会并行发展。
附记：本文草成后，曾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崔剑锋教授深入沟通，获益良多并深受鼓励。正如当年原始瓷器讨论过程中良好的学术气氛一样，我们也期待并且共享在低温釉领域营造坦诚并且纯粹的学术环境。谨向剑锋先生致谢致敬!
1、7、30郎剑锋崔剑锋：《临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风格与产地——兼论我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华夏考古》2017年2期，页95—101.
2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战国秦汉考古》(上)，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讲义，1973年铅印本。另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3王会田、崔建军：《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考古》2008年11期，页95-96。
4于焱王晓莲：《山东临淄发现战国时期铅釉陶罍》，《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6日。
5陈彦堂：《中国陶瓷史上的两次误读及其匡正——兼及“釉陶”概念的源流》，《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郎剑锋崔剑锋;《临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风格与产地—兼论我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华夏考古》2017年2期页95—101。
8第一组数据见于焱王晓莲：《山东临淄发现战国时期铅釉陶罍》，《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6日。第二组盖体和第三组盖钮的数据见郎剑锋崔剑锋;《临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风格与产地—兼论我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华夏考古》2017年2期页95—101。前者与后者略有出入，但并不影响对该陶罍铅釉性质的判断。但是后来公布的数据中有此前并未收录的氧化钡成分，非常值得注意。
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页166，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西安。另见同氏著《长安汉墓》上册页980，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西安。
10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色釉和釉上彩的研究》，，收入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古陶瓷论文集》页25，文物出版社，1982年，北京。
11张斌、承焕生、郑建明：《PIXE分析德清亭子桥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收入沈岳明、郑建明主编：《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页136，文物出版社，2015，北京。
12熊照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史研究》页211，文物出版社，2011，北京。
13、14谢明良：《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世界》页19，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15WilliamCharesWhite,TombsofOldLo-yang,KellyandWalshLtd,Shanghai,1934.该书的汉文名称为《洛阳古城古墓考》，上海别发印书馆。
16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京都，1937年。《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同朋舍，京都，1944年。
17B.Karlgren.NotesonaKin-Ts’unalbum,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BulletinNO.10,Stockholm,1938.
18唐兰：《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上海《大公报》1946年10月23日;《关于洛阳金村古墓答杨宽先生》，《大公报》1946年12月11日。唐兰先生曾有晋国墓葬之议，后改为东周墓葬。参见氏著《智君子鉴考》，《辅仁学志》第七卷第一、二期，1936年。
19陈梦家：《六国纪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0李学勤：《东周王城与金村大墓》，《河洛春秋》1984年1期。另见《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著：《洛阳大遗址研究与保护》，文物出版社，2009年。另见中国国家博物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洛阳大遗址航空摄影考古》，文物出版社，2017年。
22长谷部乐尔：《中国美术·陶瓷》，日本讲谈社，1973年。
23弓场纪知：《汉代铅釉陶器的起源》，《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第四号页21--36，出光美术馆，1998年。
24谢明良：《中国早期铅釉陶器》，收入颜娟英主编：《中国史新论·美术考古分册》页55-110，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另见氏著：《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世界》，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25陈彦堂：《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4卷页303—315，文物出版社，2005年。
26崔剑锋先生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参见郎剑锋崔剑锋：《临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风格与产地——兼论我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华夏考古》2017年2期，页99。
27王会田崔建军：《山东临淄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葬》，《考古》2008年1期。
28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页317，文物出版社，2007年。
29董俊卿等：《中国最早釉陶的科学研究》，收入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页262-270，上海科技出版社，2016年。
30郎剑锋崔剑锋：《临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风格与产地——兼论我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华夏考古》2017年2期，页100-101。
31陈彦堂辛革：《河南济源汉代釉陶的装饰风格》，《文物》2001年11期，页93-96.。
32黄启善：《中国南方和西南的古代玻璃技术》，收入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页187，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
33陈彦堂：《中国古代陶瓷史研上几种重要工艺的源头》(待刊)。
34俞伟超：《战国秦汉考古》(上)，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讲义，1973年铅印本。另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
35程林泉韩国河等：《西汉陈请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6期，收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编：《长安汉墓》甲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36杨哲峰：《试论两汉时期低温铅釉陶器的地域拓展》，北京市大葆台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谢明良：《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世界》，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第111-116、140页。编辑推文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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