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祝勇近年来持续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故宫六百年》更可以视为他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有系统有条理地讲述了故宫的方方面面，似水流年，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一
面对故宫（旧称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实实在在的岁月，最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他的每一个饱满的日子，他的欢笑和泪水，全都消失了，被一阵阵风、一重重雨扫荡干净了，就像一个侠客，身形被黑夜隐匿，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清朝皇帝乾隆，在故宫里一再大兴土木，是故宫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最爱的，还是八平米的三希堂。他为自己退休建造了宏伟的宁寿宫（故宫唯一的太上皇宫），但他退休后还是住在养心殿，挨着他的三希堂。
二
所以说，故宫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肇建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它，依然会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故宫），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
三
故宫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它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升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刹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故宫没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故宫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故宫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故宫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故宫面前，话语是那么无能为力。
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故宫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故宫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重重，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故宫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故宫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故宫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故宫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故宫里又是有市场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最大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以上是从城市功能上说的，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着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四
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营建这座城是有方法的，否则，像这样一座占地72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在那个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是不可能在十五年之内（主要工程在三年半内）完成的。表达故宫，必然也要找到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一根杠杆，撬动这个庞大的主题。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我不可望其项背，但他们的作品，至少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御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文字不仅是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是构成了一座建筑。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是一盘散沙，而所有可供阅读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人为组织的历史。没有这种人为组织，也就没有历史。比如《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就是一种组织历史的方式。自从司马迁创造了这种组织方式，它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书写，《二十四史》中后来的那些史书（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合称《二十五史》）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标准的历史写作方式也被称为“正史”。
这不仅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划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走样，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六
关于本书的书名，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故宫研究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故宫研究院副院长赵国英女士，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用《故宫六百年》作书名更切合我的本意。
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了，并且在2019年国庆节之后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七部作品。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责任编辑赵萍、薛子俊，美术编辑崔欣晔，他们为此书能够在故宫六百周年之际及时出版而付出心血；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的宽容与支持，感谢李少白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精美摄影照片；感谢香港《大公报》管乐女士，本书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公报》上连载；还要感谢《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几乎在本书出版的同时，用一整期的完整篇幅发表了本书全文，感谢《当代》编辑石一枫兄多年来一如既往地编发我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在一期杂志上发表一部长卷式的作品。此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作品发表之前，既有按捺不住的期盼，又有难以控制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