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0年11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技创新管理》（全国科技管理干部培训丛书），笔者有幸编撰第十章《科技创新文化环境》，着重对创新文化作了梳理。
【内容提要】科技创新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而科技创新文化环境的内涵，主要在于创新文化，也就是思想文化力的影响。构建科技创新文化环境，有利于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有利于推进国家富强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有利于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创新文化环境，首先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文化知识教育，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社会氛围，健全完善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再次要切实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同时要加强科学传播活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创新氛围。最后要提高全民族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1月的《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总书记的这段话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环境作了很好的注解。既然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所谓“科技创新文化环境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说：“创新文化”就是其主要特征或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通常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进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则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文化从不同角度分析，又可划分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等。“二战”后，日本在振兴中所激发的企业文化，引起了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也为后来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中逐渐形成的创新文化，做了有益的铺垫。
“创新”一词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世界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认为：“创新，可以从需求的角度而不是从供给的角度给它下定义为：改变消费者从资源中获得的价值和满足。”创新可以是设计、制造的新方法，也可以是营销已有的产品。在创造的过程中和对结果的追求过程中都应有创新的理念。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出版了他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开创性地论述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包括下列5种具体情况：（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1]自此，创新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国家创新系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指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创造性，具有不同于前人或超越自身的独特的途径和方法。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总称，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精华。管理心理学把“文化”定义为“群体成员共同认同和拥有的一组管理理念与愿景、价值观取向和行为模式”。
我国早期研究创新文化理论的专家之一朗加明教授认为：创新首先是一种由创新者的素质和创新者的思路组成的运行机制，它是一个由创新者的素质转化为创新者的思路、再由创新者的思路转化为创新者的行为的复杂过程。他同时指出，创新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现式创新，即经过探索和研究从而认识以前客观存在，但未被前人或他人认识的趋势、规律、本质或重要事实等，这种创新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另一种是发明式创新，即创造出以前不曾存在，并经实践验证可以应用的新事物、新技术、新工艺、新理论或新方法等，这种发明式创新属于改革世界的范畴。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为了创造新的世界。[2]创新最本质的特征是：它追求的是“新异”、“独特”、“最佳”、“强势”，并必须有益于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的心智活动，但这不是高深莫测、高不可攀，仅属于少数人物的“专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人人是创造之人，天天是创造之时，处处是创造之地。”
也有专家认为，最佳的创新定义是“不限大小、不限部门”。最有效的创新都简单得惊人。其实，一项创意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别人说一句：“这个一看就懂，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这种创新代表着社会所需要的东西：首创性、进取心和创造精神。”
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态度、信念的人文内涵。科技创新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在科技创新实践中形成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一系列文化要素的总和。创新与文化的关系，科技创新与文明进步的关系，既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科技创新需要创新文化先行，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需要一个重大的人文创新引导，需要文化的繁荣。科技史的发展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和韦伯疑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元明以前。当时中国在科技和经济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后来的落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思想如忽视理性，注重伦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耻于竞争等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创新文化”，其实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创造过程中所具有的开创性的素质、精神以及行为方式等，在当前，特指是能支配、指导和影响科技创新实践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氛围。
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美国咨询专家吉福德·平肖在《创新者与企业革命》中认为：“创新时代实际上是信息时代的天然的伴随物。尽管我们掌握了新的信息，但仍然有薄弱环节，它不是出现在信息的创造上，也不是出现在信息的贮存上，甚至也不在信息的获取上，而是出现在利用新的信息去做新的事情上。”
创新文化需要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包括文化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解放以来，尤其是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科技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我国现有科技人力资源3500万，数量是世界第一位。2006年，全国科技活动人员有413万。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是150万人/年，世界第二位。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技布局，生物、纳米、航天等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我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为创新不断开拓新空间，巨大的内需市场为创新提供强大的牵引，财政实力大大增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等，这些都是推进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新华网纽约2006年10月3日专电援引《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一项最新研究调查显示中国与美日的科技研发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中国的研发经费增幅每年达17％，远超美国和日本的4％和5％。报道引述美国Battelle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说，美国去年研发经费在全球所占比重将从去年32．7％下降到31．9％。日本及欧洲国家也呈现下滑趋势。而在此方面中国的比重则预计由2005年的12．7％上升到2006年的14．8％。报道还提到，以2001年为例，中国产业研发人员规模已达美国的42％，远远超过1991年时的16％。《华尔街日报》引述调查者的结论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入，无疑将提高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力。
在全球专利申请量排行榜中，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第五大申请国，这突显出在知识产权领域，亚洲工业强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在2006年10月16日公布的首份专利活动综合报告中指出，中国在10年内的专利申请量已增长7倍。作为联合国(UN)一个下属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日本排在专利申请排行榜的首位，随后是美国、欧洲专利局（EuropeanPatentOffice）和韩国。加上中国，这些专利部门的专利申请量占2004年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三（2004年是掌握全面数据的最近一年）。作为传统专利申请大国的德国名列第六。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各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在表层上可能出现认同，但在内核上则难以兼容。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因此，在当前实施科教兴国基本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人类实践中，建立中国的科技创新文化环境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明成就，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的解放，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医学、天文历法、物理等方面的科学论著和创造发明不断涌现。科技的进步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那时起，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领先世界。秦朝的都江堰工程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态水利工程。汉朝的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创造，尤其是对实用性科学技术更是大力支持。还设立专门机构和官员，向全国推广天文、历法、造纸术、司南等划时代的科学发明。汉朝所取得的一系列科学成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出现“实用与理论结合”的趋势。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祖冲之父子推证球体体积的方法、以及对圆周率的推算，均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水平。此时的天文、历法、化学和医学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宋朝的四大发明演进，火药
配方的改进，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指南针的改良，开始应用到航海事业上；出现了活字印刷和铜版印刷技术，纸张质量提高，还可以以纸制成衣服。明朝的科举制度规范化，书院教育兴盛。多种宗教的并存与融合，西学输入，中医药学达到鼎盛，造船业达到高峰。连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也认为，公元1100～1450年中国的海上船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需要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深刻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真正认识和发挥传统文化在促进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当代文化思想融会贯通，构建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科学实践性的现代创新文化。中国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生生不息、绵延至今，依然富有生机和活力，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宝贵财富。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变迁。特别是面对外来入侵，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融合力和进取力，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勃发生机，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显现出中国文化和综合国力之强盛。因此文化的强弱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之一。
一部人类发展史证明：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创新，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的文化创新，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这些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成为推动这些国家走向兴盛的先导。工业化的历程告诉人们：越是创新活跃的地方，就越容易形成产业革命的广阔前景；一旦丧失创新活力，就面临着竞争出局的危险。18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看似地理位置上的更迭，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的转换，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大国崛起和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就在于此。
当今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创新文化成为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精神的强弱，日益成为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创新文化不仅是构建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年)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建设创新型国家，主要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要建设创新型城市。2005年4月，世界银行曾发表一份关于“东亚创新型城市新加坡：创新型产业视角的探索性研究”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成为创新型城市的先决条件。如：拥有优良的交通电信基础和功能完善的城市中心区；拥有充足的经营、文化、媒体、体育及学术活动的场所设施；拥有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拥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队伍；政府治理有效，服务高效；拥有多样化的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和服务；拥有多样化的、高质量的居住选择；切实重视环保，在这方面有良好口碑；社会多元，能接纳各种观点的碰撞，各种文化的融合和各种体验的交汇等等。2006年，北京、天津、沈阳、深圳、上海等许多城市都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城市。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1月9日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科学阐述了创新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他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是科技革命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动力。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促进了我国思想文化的一次大繁荣，为后来汉唐中华盛世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从人类历史发生的四次科技革命看，每次科技革命都是以科学理论的创新推动了工程技术上的一系列发明，进而使人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巨大的成就和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以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结束于20世纪初，科技进步是这次革命的全部基础。以原子能、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的40年代，主要集中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海洋等领域。21世纪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将主要集中在生物工程技术、纳米技术、数字化以及其他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领域。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世界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而占领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那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从长远来看，一个只能够提供廉价产品的国家不能成为强国。只有这个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自主研发新产品，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就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中的兴起。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
美国咨询专家吉福德·平肖第三在《创新者与企业革命》中说：“将来，先进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值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从蓝领工人的劳动及从资本物中得来，而主要是从设想和创新中得到的。”
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推动了瓦特发明蒸汽机
在记录片《大国崛起》中，生动地再现一个鲜明案例：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推动了瓦特发明蒸汽机。
1、社会发展需求对科技发明的呼唤
18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手工工场的效率，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工厂的诞生。但是这些工厂却有着共同的局限，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靠近河流的地方作为厂址，这是因为能够使机器运转的动力源，还是人类已经使用了将近两千年的风车和水排。这种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动力源，严重制约了生产。因此，哪个国家能最先造出适应工业化需求的动力机器，那它就将在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事实上，当整个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都伸直了脖子，盼望那台可以产生无穷动力的机器的时候，最终制造出“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詹姆斯·瓦特先生，却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还债。1773年的秋天，瓦特又遭遇了一次家庭的变故，和他共同生活了九年的妻子去世了，而且给他留下了六个儿女，与他共同合作的工厂又破产了，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落到了最低谷。有一位朋友推荐他到俄国去工作，他说:“我眼下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而我又这么贫困。我感觉到非常苦闷。”
2、促进科技发明的创新机制
但是英国，这片让瓦特先生沮丧的故土，此时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离开，却不会让一个将会带来无限商机的发明家走出自己的视野，因为，它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其中，专利保护就是重要的一种措施。
3、科技发明需要科学家与实业家的密切配合和支持
250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在这种全民性的崇拜中，一个新兴阶层表现得最为虔诚，因为技术和发明与他们有着最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个阶层当时被叫做“工厂主”，今天被称为“企业家”。1773年，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挽留住了想要前往俄国的瓦特，他的名字叫马修·博尔顿。
博尔顿的索霍工厂在伯明翰，伯明翰是当时英国的小五金生产的中心，博尔顿的工厂有1000多个员工，他主要是生产小五金器械，甚至包括望远镜之类的产品，但是，博尔顿非常有眼光，他看到英国工业正在兴起，许多新的工厂需要新的动力，于是，他就决定转产蒸汽机和加工机械。
后来，当博尔顿和瓦特联手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时，英国的国王前来参观他们的工厂，当国王问博尔顿正在忙什么时，他说：“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国王不解地问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道：“是力量，陛下。”
正是具备了这种远见，博尔顿极力挽留住了穷困苦闷的瓦特，他在写给瓦特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
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两人能够走到一起是工业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页。詹姆斯·瓦特心思细腻，做事动作迟缓并且非常容易焦虑。他常常会灰心丧气。他会将工作放到一边，感觉好像要彻底放弃了。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修·博尔顿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与人相处得很好，总是很乐观。当瓦特说：“不会起作用的。”博尔顿会说：“当然会成功的，只要再试一下就行。”博尔顿与瓦特的天作之合，让瓦特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
4、科技发明依赖先进的科学理论支撑和指导
在瓦特之前，工匠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这种蒸汽机笨重粗大并且耗煤，只有煤矿才勉强用得上。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几千年当中，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
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
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这为18、19世纪乃至当今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1765年，牛顿去世后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不仅比原来的蒸汽机少用大量的煤，而且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后来人们把解决了工业化核心问题的瓦特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也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当蒸汽时代和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它推动着业已领先的英国继续前行，让这个小小的岛屿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进一步地超越了其他各国。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和错路。
构建科技创新文化环境，涵养创新文化，必须涉及到对科技创新的文化知识教育。只有完备的创新型人才教育培养体系，才是构建科技创新文化环境的基础环节。但是，现在我国的文化教育体制，侧重于对文凭的应试教育，对社会终身教育以及其他文化、科技素养的教育比较薄弱，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发展。为此，必须高度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文化知识教育。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注重从青少年入手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积极改革教育体制和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青少年参加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4]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产生和利用创意的人。人才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创新资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批的可持续供应和发展的创新型人才，需要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而一代人的整体科学素质的提高必须要从孩子抓起。
虽然美国的基础教育具有这些优点，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地支撑着全球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和最强大的科技实力，但美国人仍然充满着危机感，认为其基础教育存在着薄弱环节，表现在学生的数学、自然科学、语文等课程的基本知识较差。
因此，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力图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前提下，提高基础教育尤其是科学技术教育的质量。其中比较大的举措有：提出长期教育改革计划——《2061规划：全民的科学》；制定《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教育改革法案；政府科技部门介入科技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科学基金会。1995年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成立的“国家科学教育研究所”，其使命就是探讨科学教育的总体问题，评估科学教育的效果，思考怎样加强科学教育。美国卫生部、航空航天局和能源部等机构也是科学教育的生力军。
相形之下，尽管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已有多年，但我国基础教育对科学教育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缺少将科技与教育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教育计划。另外，很多发达国家把数学、语文和科学作为中小学最主要的课程，而我国中小学的主要课程却是数学、语文和英语。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应试教育的桎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根据标准化答案评判的分数仍然是判断学生学业优劣、决定学生未来命运的最重要标准。为了取得好分数，很多学校都以应付中考、高考大纲为目的，而非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由此造成了中小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扎实，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薄弱的结构型缺陷。
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薄弱、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低下的问题只有通过全面的教育制度改革才能加以解决。为此，将以培养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必须纳入国家创新战略，切实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只有完善的科学教育机制，才能造就更多的科学创新人才，构建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环境。
1、现有应试教育考核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2、现代教育的改革趋向是更重素质和更人性化
每个学生的先天因素和后天生长条件都有一定差异，爱因斯坦说，我们不仅要承认这种差异，而且应欢迎这种差异，因为这正是社会丰富多彩的表现。而我国传统的选拔式评价体系，导致阶段性地淘汰学生，被淘汰的学生就带着各种失败心理体验走向社会，有的对未来缺乏信心，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形成。现代教育评价的目的是“创造适合于儿童的教育”，应成为促进学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体的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重要手段。基于这样的评价理念，就要把学生的长远发展与近期发展结合起来，重点是促进长远发展，为学生应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在文化科学素质评价中，不仅要评价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水平，还要评价他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意志。
国外一些教育家认为，教孩子许多知识，不如教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未来教育方法将更加注重儿童神经机能和大脑功能。所以，老师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儿童掌握方法，“给他们一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这才是当前教育中最重要的任务。”
3、高等院校教育考核改革的目标和重点
根据高等教育的考核方法改革目标，改革的重点将突出体现在：一是在考核方式选择上，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着重考核“考不出”的能力。有关资料表明，现代管理对人才测定的要求有100多项指标，而凭卷面考试只能考出其中1/3，其余的则很难用传统的考试方法考出，如毅力、合作能力、创造能力、方法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这些考不出的能力，却正是高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培养目标。为此，高等院校教育应在实践中发挥创新能力，使考核方式呈现多样化。
二是综合评价引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前几年，在上海及周边一些大城市普遍试行“双证书”制度，将“双证制”引入了实际操作阶段。实行高校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探索国家提出的在全社会实施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的成功范例。这也是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真正体现“能力本位”教育思想的新举措。
三是不断引进、融汇国外先进的考核方法和思想。目前，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德国等国家的考核方法和思想渐入中国，影响着高等院校教育的改革。这些先进的考核方法和思想主要包括：考核以课业为形式，以成果为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成果”包括专业能力成果和通用能力成果两方面。专业能力成果是指学生在完成教师交给的课业和其他任务时，掌握、运用和创新专业知识的能力。通用能力成果是指学生在课堂学习、完成课业和社会调研等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我管理、与人沟通合作、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运算和应用现代科技手段、设计和创新等的能力。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5]科技创新需要科技人才，科技人才的成长需要宽松和尊重的社会氛围。
科技人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创新群体，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为：具有明确而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能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的一群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可以定义为：具有独立人格和系统思考能力，能以各种媒体形式（包括发明某些物质形式）充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并为社会提供批判性或借鉴性思想言论和成果的一类群体。
科技人才也是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是与常规人才相对应的一种人才类型。所谓创新型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而所谓常规人才则是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不强，习惯于按照常规的方法处理问题的人才。创新型人才与通常所说的理论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艺型人才等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而产生的不同分类。无论是理论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艺型人才，都需要有创造性，都需要成为创新人才。
在对创新人才的具体理解上，社会应当逐步形成这样一些基本共识：
1、创新人才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它们与人才的其他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创新人才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
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高度发展的人才。
2、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创新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前提。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指出：“创造性与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学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创新人才，就必须首先使他们成为一个作为人的人、真正自由的人、具有个体独立性的人，而不是成为作为工具的人、模式化的人、被套以种种条条框框的人。虽然不能说个性自由发展了人就有创造性，就能成为创新人才，但没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创新人才就不可能诞生。因此，创新人才相对来说就是个性自由、独立发展的人。
3、当代社会的创新人才，是立足于现实而又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博、专结合的充分的知识准备；以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智力和能力；以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为中心的自由发展的个性；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强健的体魄等。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不懈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6]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只有充分具备这种自信心和勇气的创新献身精神，才能成为永立潮头的骁勇。为此，我们要：
1、剔除阻碍人才成长的传统糟粕
中华文明五千年悠悠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既闪烁着许多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精华，也不乏阻碍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糟粕。今天，虽然有人常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砺己励人，但同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禁忌”仍不绝于耳。于是，敢于冒尖者被视为“冒失”，打破常规者被看作“异类”，富有个性者被当成“不成熟”。这样的认识观念，不知阻碍了多少探索的步伐；这样的文化心理，不知泯灭了多少创新的火花。
因此，在提倡科技人才树立创新献身精神的同时，我们要不忘积极剔除不利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糟粕。另外，我们的视野还应再开拓一些，思维再活跃一些，把眼光置于世界的大环境下，善于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精髓，让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兼容并蓄，以此产生“杂交效应”和“发酵效应”，
让创新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创新型人才更多地涌现出来。
2、提倡为真理而奉献的创新精神
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人生喻为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的第三、四境界就是创新人才追求真理所崇敬的主要人生境界。当今，我们在科技创新中要为值得奉献的目标而付出艰辛的努力。
奉献精神往往与职业精神紧密联系一起。倘若一个人的职业同时是他的志向，会自然体现出最高的职业精神：不计较报酬、不在乎功名，所做的一切，只为追求一个完美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之中，他会发现自己生存的意义，感受到活着的幸福和自我满足。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之所以有职业精神，是因为有一种“天职感”（calling），用中国的话说叫做“使命感”，相信自
己从事的工作，是神圣事业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卑微的工作，也会从中获得某种超越的人生价值。创新需要这种奉献精神。
在创新中我们要为人类共同理想奉献，不要为缪误而屈从。这是区别封建的“奉献”论与现代民主的“奉献”论的分水岭。封建统治者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思想来愚弄百姓为其卖身丧命。而现代民主则强调公民在为理想、事业奉献中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与崇高使命的完成。在以信息网络高科技为特征的新世纪中，我们所提倡的“奉献与创新”精神，就是要高举为真理（创新）而献身的大旗。
人类实践活动中，要弘扬以下五种精神：一是理性的怀疑精神，这是从追求真理的前提出发，包括独立思考精神等。对“奉献精神”我们要作理性思考：为何奉献？如何奉献？奉献价值？二是勇敢的探索精神，这是就追求真理的勇气而言，包括求证和实验精神等。三是大胆的创新精神，这是指追求真理的特性所在，包括继承和开放精神等，我们提倡和发扬“奉献”精神不能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隔离，又要与时俱进。四是和谐的合作精神，这是适应追求真理的环境场所，包括团队和民主精神等，在“奉献”中，我们既提倡人人为社会奉献，同时也强调团队的奉献比个人的奉献更加伟大壮丽。五是无畏的献身精神，这是所有追求真理的职业精神，包括宽容和自由精神等，这是指“奉献精神”中的最高境界。我们既要提倡在为真理奉献中具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勇气，也要对那些已经付出很多但最后珍惜生命的“奉献者”给予一份关爱和理解。同时，强调人人自觉奉献，人人自由奉献。
如果我们说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人类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失败与成功是一对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每一个脚步的孪生兄弟。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历史。
1、失败是通向成功的阶梯。
诸葛亮说过这样一句话：“善败者不亡。”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是在几千次的失败之后;诺贝尔研制炸药，不但屡遭失败，为此还失去亲人。卓越的科学家无一不是经历无数的失败，才最终摘取到成功的花环。美国3M公司有旬著名的格言：“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与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就意味着失败，但却是“发现王子”的必须过程。中国的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比喻说明：某方面失败了，有可能在另一方面获得胜利。从一般道理上看，失败和成功是一对矛盾，但失败之所以是成功之母，是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矛盾双方都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并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失败与成功也是对立的统一。
2、人类认识过程必然包含失败
3、培植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
中国有着浓厚的传统封建色彩。受“成则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思想熏陶，使许多经历失败的创新者，往往在探索真理艰难曲折中望而却步，产生自卑的心理，从而有极大可能与成功仅一步之遥或失之交臂。这也是社会的悲哀。另一方面，目前宽容失败、容忍犯错的社会氛围还不够浓厚。一个单位的领导容忍下属犯错误、允许下属失败的胸怀和气度还不够宏大。一些科研单位在科研项目选题评审中还存在“凡遇风险，一票否决”的观念和做法。此举虽然减小了选题失败的风险，但也扼杀了创新精神，导致在科学研究上，只愿走别人走过的路，基础研究不够。
在创新过程中，培植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容忍犯错的文化土壤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美国英特尔公司以“鼓励尝试风险”作为公司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司创始人诺伊斯的口头禅就是“别担心，只管去做”，以此鼓励员工发掘新事物，尝试新方法，并善于从失败与错误中学习。公司甚至规定，对于员工和管理人员，如果在聘用一年内不犯“合理的错误”，就要被解雇。正是这种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精神，使英特尔推陈出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让竞争对手“跟之不及”，从而牢牢掌握着电脑芯片市场的主动权。在日本本田公司，公司领导坚持这样的原则：下级认为自己的办法可行，就要坚持；上司也应该坦率地认可。有时虽然有争议，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试一试，给员工应该以予的机会。本田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说：“即使有某种程度的过激和错误，只要是积极的，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由于幼稚和经验不足所致的错误也是允许的。这是年幼者的特权，不能随随便便就丢掉。”
伟大的创新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的不断涌现。科技人才的涌现需要良好的培养机制。首先我们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科技人才的培养，是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振兴中华文明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次要通过“本土培育”与“外来嫁接”两者有效结合。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我们还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科技人才的使用激励机制，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推进科技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
在人才培养机制上，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
1、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弘扬科学精神为核心，加快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吸引创新人才。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研究制定各类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政策，逐步实现人才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创造有利的政策与法制环境。二是搭建创业平台吸纳人才。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给肯干事的人以机会，给能干事的人以岗位，给干成事的人以回报。一方面，大力发展科技型、专业型、配套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研究机构，并增强它们聚集人才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和发展专业技术人才载体，加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为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平台、创造条件。三是创新管理机制激励人才。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全方位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使人才积极致力于提高创新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2、不断拓展创新思维，形成创新人才继续教育的新机制
继续教育要以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培养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力构建起终身化、网络化、开放化、自主化的继续教育网络体系和人才终身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主要是围绕新理论、新技术、新技能、新知识和新信息，对各类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技能进行补充、更新、拓展、提高，培养各类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他们更新知识、提升能力。
在创新人才的继续教育中，我们要着力提高创新人才的实践动手能力，形成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新机制。实践锻炼是全面提高人才工作能力的根本途径。我们可采取让新上职业岗位的人才到一线锻炼、重点人才重点培养、建立专门实验室等方法，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快速增长胆识和才干，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要强化各类高层次专业培训，让他们掌握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和科学实验的新知识和新理论，培养一支“会管理、懂经营、能实验”的技术和管理力量。
3、尊重创新人才的兴趣特长，个性培养与团队合作紧密结合
创新人才的个性培养，首先要从小培养孩子自信、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注意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顺其特长而不是遵从家长意志去发展，让其在选择自己成材道路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大胆放手让孩子去做。建立自信、自强的品格，是创新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义之一。其次，要培养和激发创新的激情。创新激情源自于浓烈的兴趣、远大的抱负、成功的欲望、执着的追求。它将大脑的每根神经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把智慧潜能激发出来，把全部心血投入进去，聚精会神，废寝忘食，使其特长大放异彩，这是创新成功必有的精神状态。其三，创新人才的团队合作训练也要与个性培养紧密结合。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最终形成科技成果，往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科技实验的团队合作完成。不同的个性思维容易在碰撞中产生创新的思维火花，从而形成卓有成效的集体智慧成果。
在培养创新人才健全的心理素质中，良好心态决定创新人生。积极的心态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创新过程中，我们会面临无数次的失败和艰难，我们要学会在困境中找到求生的希望，只有努力前进才能达到创新的目标。
学术腐败由来已久，称得上学术界的一大顽疾。这一“顽疾”的存在，给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绊脚石。
第一，阻碍学术创新，产生学术泡沫，造成学术的虚假繁荣，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术的生命力。教科书编纂和学术研究中的相互抄袭、拼凑，论文撰写中大段不必要的引用，诸如此类的学术腐败导致学术研究停滞不前，使得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第二，败坏学术风气，带来学界的浮躁心理。学术腐败会造成学术界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于学术垃圾的“制造”成本远远低于学术精品的“生产”成本，这带来了学术研究中的恶性竞争，使得学者们再无心“静坐”冷板凳，一心一意搞学问。大家不以抄袭为耻，而以“高产”为荣；不以阻碍学术创新为耻，而以生产学术泡沫为荣。这就败坏了学术研究的风气，带来了学界的浮躁心理。
第三，违背学术精神，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学术研究是一项严肃的活动，追求真理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然而，学术腐败却与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将学术研究引入了歧途。在腐败者眼里，学术研究不过是为其谋得一己私利的途径和工具。为此，腐败者可以不择手段进行所谓“学术”活动。长此以往，学术研究必将失去本真，面目全非。
造成当前我国学术腐败严重、普遍的根源，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当前社会泛滥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权力寻租（政治腐败）对学术界基本价值观念造成综合冲击，即社会的诚信危机转嫁到学术界；第二，国家现行的以量化为主导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这个体制实际上制度性地扼杀讲质量、求创新的学术动机；第三，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是我国20多年来坚持推行一以贯之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应试教育制度必然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知识、轻技能，重因袭、轻创新的人才培养导向，这种教育制度造就的“学术新人”必然普遍缺少独立创新的学术人格。
学术腐败并非“中国特色”，在国外，同样有学术腐败的案例发生。但是，由于很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学术反腐机制，国外的学术腐败现象相对较少。比如，针对当时学界的学术腐败案例，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于1992年成立了研究诚实办公室，专门接受和处理有关学术腐败方面的举报；在德国，学术腐败行为不仅受到民法规制，甚至也是刑法的惩治对象。
在我国，当前治理学术腐败应该依靠四种力量：一是道德力量，即需要研究人员加强道德自律；二是行政力量，即通过设立学风监督组织加强对学术腐败的监督治理；三是法律力量，即给予学术腐败行为以法律惩处；四是媒体的力量，即通过媒体曝光，及时纠正、匡正学术腐败行为，纯洁学术氛围。其中，行政、法律、媒体即属于机制范畴。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系统有效的学术反腐机制，尤其是针对学术腐败的行政监督机构付之阙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8年设立了监督委员会，负责受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但其监督基本上只局限于受科学基金资助的学术行为。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主管教育和学术工作的教育部及各个高校的大学学术委员会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反腐的常设机构，也没有形成处理学术腐败行为的规范程序。这种反腐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目前我国学术反腐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学术反腐中，应该高度重视道德的建设，这不仅是国外学术反腐的重要经验，也是目前我国学术反腐现实的需要。在国外，学术反腐一般从人格自律、同行压力、行政惩戒、法律保障等几方面入手，而学者的人格自律最受重视。比如，法国学术界就认为，法律制裁只是学术反腐的一种手段，而加强学者的道德自律，提高其自身素质才是学术反腐的关键。
加强道德自律，树立学术荣辱观，其重要原因在于：其一，仅仅依靠机制建设进行学术反腐仍然不足以防止学术腐败的发生，因为任何机制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到对现实生活进行面面俱到的调整，要更好地防止学术腐败的发生，需要所有学术工作者加强道德自律，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学术诚信的人；其二，依靠机制进行学术反腐主要适用于问题发生之后，而道德手段防治学术腐败主要适用于问题发生之前，两者结合才能收到更好效果。特别是有利于将学术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从根本上防止学术腐败，在加强机制建设的同时，必然要求大力加强学术研究者的道德建设，提高广大学术研究者的道德素养，塑造其高尚的学术人格。
就目前来说，树立学术荣辱观是加强学术研究者道德建设的核心。目前全国上下正在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而不懈努力，这为反学术腐败、改善学术风气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支持。学者是社会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他不仅应当率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荣辱观，而且应当切实完善自己的学术人格，以求实创新作为自己的学术生命，以向社会奉献优秀的精神产品为自己的天职。换句话说，“八荣八耻”落实到学者的身上，归根到底，就是在学术事业中要以求实创新为荣、以弄虚作假为耻。如果我国学者们能在学术研究中普遍树立并践行这样的荣辱观，学术腐败就将失去泛滥的基础。
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是构建科技创新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能起到鼓励作用，能推动科技创新，防止科研造假。
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三大原则：
1、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新旧制度的调整。以惠普公司（HP）电路部门的改革为例，该部门为了实现其使部门成为一个员工热爱工作，不断改进创新的工作场所这一目标，进行过多种计划和方案的尝试。每一次的效果都只是短期的，激起的只是一刹那的火花与兴奋。该部门自成立以来，几乎就是靠公司内部的独家生意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如果惠普的其他部门可以向外界采购的话，电路部门就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高枕无忧了。最后，主管们决定取消公司内购的规定，引入竞争。从此电路部门的环境焕然一新，四处充满活力。
2、创新激励机制要自主创造，不要抄袭。领导层制定激励机制，可以参照其它组织的做法，寻求灵感。但是，最好的激励机制就算不是全盘创新，至少也是针对某一独特情形的特别改编。因此，它是一个组织中全体成员的参与与创造的过程。虽然有些机制需要借重高级主管的意见，但更多创新的机制并非由最高管理阶层所创造。
他的发明创新是从码头起步的，把码头装卸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作为革新发明的方向，他相继发明了“单索生铁抓斗”、“异步启闭废钢块料抓斗”、“新型液压抓斗”等，从而改变了我国港口木材、生铁、废钢等货物装卸工艺的落后状况。其科技成果还实现了产业化，不仅在国内20多个行业1000多个企业得到推广和应用，还批量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国家创造了4亿多元的经济效益。
包起帆从自身创新经历得出了深深感悟：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企业是主体，我们职工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人。我今年在第95届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的4块金牌和近年来所得的科技奖励项目，都是团队的产物，都是产、学、研一条龙相结合的产物，我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企业的振兴发展，就是要把职工群众集聚在创新的旗帜下，拧成一股绳，有团队就有智慧，有团队就有力量。
确实，在包起帆的身后，始终有一个有着共同奋斗目标的创新团队：从当年搞抓斗的几人小组，发展到了今天拥有30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团技术中心。
“立足码头，学习创新，实践创新，持续不断地创新。”包起帆认为，岗位是成功的土壤，持之以恒是创新的秘诀。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水平，正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有关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制定了科学技术普及法，但公众科学素质现状不容乐观。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根据中国科协的调查，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测度方法，2003年我国公众达到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0%，与1996年的0.3%相比，平均每年增长0.24个百分点，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然而，1989年美国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就已达7%；到2000年更提高至17%，平均每年增长0.9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水平不仅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今后一段时期内这一差距的绝对值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权威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成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党和国家提出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这一问题更显紧迫。
国家制定了《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制定了实施的路线图：到202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将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
提高公众科学素质，需要加强科普传播活动。国务院有关部门将针对重点人群的实际需要，加强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的科普工作，包括大力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未来科学家奖励活动和“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科协也将研究制定《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中国的科普活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显然在未来的10年里，应该高度重视对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科普传播工作。从有关方面对上海郊区居民的一项科普与休闲的抽样调查看，我国郊区科普工作与实际效果产生错位，居民知晓并使用科普设施的比率处于较低水平。大部分居民偶尔参加科普活动，并且在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现有科普工作内容与居民的现实需求并不吻合。
由此看来，对于中国的科普传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创新科普方式，提倡科普休闲
2、以社会化形式推进社区科普
针对目前社区科普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依托电视、广播、报刊以及网络等公共媒体开展科普工作，是今后科普活动主要的形式。同时，在经常性的媒介宣传之余，各级政府及社会团体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组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活动，在活动形式、内容上不断趋向于社会化，贴近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实践，以规模性的活动来提高科学知识在居民中的覆盖面，从而与经常性的媒介宣传形成互补。此外，对于那些科学素质较差的群体如女性群体、青年和老人群体以及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特殊职业群体，还须依据他们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宣传策略与形式，促使他们的科学素质能够逐步提高。
3、休闲科普应注重培养人的行为能力
4、积极扶持群众业余科普休闲民间团体
在中国农村活跃着几百万的群众业余文化民间团体(包括一些科普场所)，他们是基本靠“自发、自愿、自费”逐步发展起来的，对推动当地的科普与休闲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有关部门对此在资金与组织上等的扶持力度还不大。建议参照一些城市对一些城市管理协理员的管理办法，让这些受到社会欢迎的民间业余文化团体(包括科普场所)，也能定期实行适当经济补助，或者政府采用“购买”方式，使这些民间科普组织不断壮大。同时，要大力表彰那些在业余民间团体中发挥出色作用的积极分子和领头人。
5、广大科技者要积极投身于科普传播活动中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为“天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长，把科研与科普结合起来，积极投身于科普事业，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思想的倡导者，科学方法的实践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让科技之光普照中华大地。上海在最近几年搞的“科学沙龙”或“科学咖啡吧”活动，深受市民欢迎。这种让科学家直接与市民对话、近距离接触的做法，很值得推广。
6、加快建设和发展科技类博物馆等科普基础设施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科普场馆859个。其中，科技馆280个，科学技术博物馆239个。[8]在1995～2006年11年间,我国大陆已建成地市级以上科技馆约15座，总投资36.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9万平方米，平均每座2.6万平方米，速度和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平衡，决定了科技类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艰难。科技类博物馆的全国性总体布局的发展规划缺乏，总体数量少，呈现出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枢纽地区与交通匮乏地区，以及人口集中地区与人口稀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有相当多的地市级城市的科技馆以及综合性科学工业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尚为空白。并且出现同一城市内重复建设、单馆规模过大、中小城市盲目攀比等现象。另外，在政府对科技馆的运营投入上，不同地区有的差距甚大。根据《中国城市年鉴》，2005年中国大陆共有661座城市，其中，地市级以上的城市有287座，占43%；目前仅有40%建立科技馆（119个）；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113座，仅占17%。中国大陆现有26个行政省和4个直辖市，但其中占51%有16个行政省没有副省级城市（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有5个行政省的省会城市或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人口发展还不到100万（西藏、宁夏、新疆、青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24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对现有科普场馆、设施应当加强利用、维修和改造。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更明确提出：“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至少拥有1座大中型科技馆，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大城市至少拥有1座科技类博物馆。”根据世界各国科技馆（博物馆）建设的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就是建设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各种文化设施的高潮期。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上海与东南沿海省市已经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预测2020年全国人均GDP将达到4000～5000美元，那时，对科技类博物馆的需求将更为高涨。
为此建议，到2010年，全国规划设立超大、特大、大、中型科技类博物馆总数控制在280座左右。其中，我国主要城市群中的节点性的地市级以上城市、处于交通枢纽区位的地市级以上城市、沿海发达地区或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市级以上城市，大中型的科技类博物馆的配备必须基本建成。西藏、宁夏、青海、陕西等重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府（人口不到100万的）以及西部区域中的重要城市，必须基本建成和发展科技类博物馆。全国科技类博物馆年接待观众量达到2000万人次。
根据国际科普教育的发展经验，不同的科普教育阶段和公民的科学素养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比较研究表明：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时，科普教育公民的科学素质通常停留在公众接受科学阶段；人均GDP为5000～10000美元水平时，科普教育和公民的科学素质通常能提升到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水平时，科普教育和公民的科学素质发展到公众参与科学阶段。当前，我国科普教育和公民的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处于第一阶段。一些东部发达地区，GDP达到5000美元的大城市处于第二阶段，并正在向第三阶段迅速发展。不同的科普教育发展阶段，作为承接和发挥重要科普教育任务和作用的科技类博物馆，就必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提出不同的相应发展要求和科学规划。
创新意识包括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指导和推动科技发展。
创新意识首先表现为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人能够善于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现问题，“见微知著”。他们不仅爱提问、喜欢刨根问底，而且往往能提出别人想不到的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激发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其次，创新意识也表现为强烈的想象意识和开拓意识。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比知识更加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能够拥抱整个世界，推动进步，促成发展，它在科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开拓意识强的人从不墨守成规，往往能够打破现状，摆脱困境，并能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找出缺点，产生不满，从而导致创新求索欲望的出现。另外，创新意识也表现在有强烈的敢于克服困难的意识。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往往会面对困难毫无畏惧，或者能巧妙地绕过困难而迂回前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观点，就是具有创新意识的最好例证。
创新意识中还要具有一种冒险的意识。微软公司愿意聘用那些曾经犯过错误而又能吸取经验教训的人。微软的执行副总裁迈克尔曾说过：“我们寻找那些能够从错误中学会某些东西、主动适应的人。”在录用过程中，“我们总是问应聘者：你遇到的最大失败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在寻求有远见的冒险者时，微软喜欢尝试那些成功地处理过失败和错误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说：“公司接受了很多内部的失败。你不能让员工觉得如果做不成，他们就可能被解雇。如果那样，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些工作。”在微软公司，最好是去尝试机会，即使失败，也比不尝试任何机会好得多。
创新思维需要系统思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从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的思维，已经开始向系统化、个性化的思维转变。系统思维具有这样的特征：承认事物及其组成要素的多样性；重视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同外部环境的变化协调与发展均衡；对系统的具体运行不是简单地进行干预，而是遵从其内在机制加以调控，为其运行发展创造条件。
创新精神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创新精神的核心是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何谓“科学”？“科学”指的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其研究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斯蒂芬·F·梅森说：“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
何为“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家们所具有的职业精神，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基本精神。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达到整个人类全面、自由、和谐地发展，科学精神就是人类追求真理的精神，也即追求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由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所支撑，求真务实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中外学者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论性研究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社长、留美学生任鸿隽在《科学》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科学精神论》，认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1922年8月，梁启超发表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话，提出“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941年，竺可桢又发表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将科学精神概括为“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归”、“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和“专心致志、实事求是”三个方面。194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四条规范作为科学精神的内涵：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理性的怀疑。
中国解放后，杰出的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在被打为右派期间仍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其《科学与民主》一文论述道：“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科学精神”的理论研究曾几次掀起高潮。在1994年，我国重提科普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1999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给中国科技馆题词中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2000年6月5日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他明确指出：“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上海市反邪教协会在2002年编写的《弘扬科学精神》一书，把科学精神概括为求真精神、理性精神、求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以及科学家的个性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等五大方面。在《科学、经济、社会》杂志2003年第1期上，安徽学者戴锐分析归纳了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就是以怀疑的探索精神和理性精神为主要支柱的追求真理。
弘扬科学精神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认为，“五四”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因此，弘扬科学精神，也是对“五四”光荣传统的一种继承。当然，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对科技创新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在饱受人生屈辱中曾经说过：“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本章案例】瑞典：世界第一的创新国家
瑞典，因颁发诺贝尔奖而名闻天下，也被公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创新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5年科学报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瑞典全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一般来说，超过2％即被视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
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并较早就建立了创新战略。他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世纪，瑞典要保持其领先发展，应在创新领域不断提出新的想法。从长期角度而言，创新应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瑞典的创新战略有四大优先内容：为创新的知识储备，创新的贸易和工业，创新的公共投资，创新的人民。
瑞典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科技研究与开发（Ｒ＆Ｄ），是世界上Ｒ＆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最高的国家。政府和公共基金会投入方向主要是高校，占总投入额大约50％。根据瑞典2003年至2007年的战略创新规划确定18个增长领域，有通信系统、微米与纳米、软件生产、电子政务、家庭保健ＩＴ技术、经验工业、制药与诊断、生物技术、生物医疗工程、食品创新、合成与装配产品、木材加工、智能与功能包装、轻型材料与轻量化设计、新材料设计含纳米材料、可再生的绿色材料、不同运输方式的车辆及系统创新、物流和货物运输系统创新。
瑞典人的创新技术已经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民众带来了生活便利。除了爱立信移动通信、宜家家居、伊莱克斯家电、沃尔沃汽车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之外，平常喝的牛奶和果汁饮料等，使用的是利乐公司提供的无菌包装……
瑞典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达，对外来竞争和风险投资开放。瑞典还有着良好的透明和公开的传统，公众很容易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的信息等等，这些都是瑞典创新的动力。
【案例点评】创新国家瑞典的启示
2006年夏季，瑞典在上海举行创新论坛，并展示他们的一些科技创新成果。从瑞典的创新过程和创新经验来看，他们之所以成功，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创新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而不只是政府加大研发投入。在瑞典，公共投入大都进入了高校和政府研究机构，注重的是基础研究。而超过3/4的研发投入是由企业自己提供的，政府为此提供了政策鼓励，同时，用大规模的采购来促进产业的成长。二是创新体系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教育要优先发展。从小培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在全社会营造独立思考的氛围，而不只是人云亦云，迷信权威。在他们的创新战略中，最重要的是“创新的人民”。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创新人才和创新意识。
1、请论述创新文化与科技创新环境的关系。
2、科学精神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3、国民创新意识培育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1]张健著.创新文化和文化创新.学术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2]王滨著.科学精神启示录.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3]郎加明著.创新的奥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华文明传真.上海辞书出版社
[5]科学大师.上海科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1]：《经济发展理论》，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12年版
[2]郎加明著.创新的奥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5月
[3]胡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4]胡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5]胡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6]胡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7]“宽容失败的合理性分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10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