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的书写方式是章草。书法常识告诉我们，书体有篆、隶、楷、行、草五种。但当代美术史家徐建融的看法是，字体只有前三种；而书体从书写方式来说，也应该只有正、行、草三种，不能把字体和书写方式混为一谈。正书是每种书体的一种规范写法，而草书是正书的一种快速写法。也就是说，相对于篆、隶、楷的正书，也有三种草书：草篆（也叫“飞白”）、章草和今草。不过，行书也是对楷书的一种快速书写，与今草相比，它更应是楷书的草体书。因今草受到章草的不少影响，故不应完全视作是楷书的草体。我比较赞同徐氏的说法，否则叙说各种书体沿革，经常是一笔糊涂账。
从《平复帖》中可以看出，章草一方面“强化了隶书一横一竖基本结构中的竖势，使竖势最终变为悬针垂露”（徐建融），促使隶书向楷书转变；另一方面，虽然章草的每个字基本上是分开的，没有今草的笔笔相连之致，但章草之重勾连的“一笔”之势为今草奠定了基础。
西晋陆机《章草平复帖卷》
历来鉴赏家都认为《平复帖》“文字奇古，不可尽识”，最多识得十几字，及至刚逝去不久的学问家启功（1912-2005）才把全文基本释读出来。这个帖子文字不多，陆机却在帖中谈论了三个人。首先谈的是陆机的朋友贺循，说多病的贺能活到这时，已经可庆，又有儿子侍奉，可以无忧了。所谓《平复帖》，意义恰恰相反，应该是“恐难平复”。其次谈到一个叫做吴子扬的人物，他曾到陆机家做客，但没受到重视，这次他临西行前又来相见，威仪举动较之前大有不同。最后谈到夏伯荣，则因寇乱相隔，没有消息。
《章草平复帖卷》细节
隔着展板的玻璃凝视1700多年前传来的斑驳隐晦的人生感悟，吟诵《文赋》中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伤”的名句，我若有所悟。
考虑到“恐难平复”，此帖和隋人所书的《出师颂》在上海博物馆展览一周后，便匆匆回京。从保存状况看，也是章草的《出师颂》清晰精神多了，似乎没必要如临大敌。《出师颂》曾引出了一段新闻，2003年，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买回这幅书法作品，却引来各方人士的极大争议。原来拍卖行将《出师颂》从旧说，以为是西晋的索靖（239—303）所书，而人们认为此说不可能成立，便有了故宫博物院买了假画的议论。
索靖与陆机同年离开人世，但他比陆机年长22岁。从书法成就而言，索靖要比陆机的名头大。索靖是敦煌人，世代为官宦，他幼年就很有名望，与同乡四人被称为“敦煌五龙”。但那“四龙”皆早死，只有索靖飞黄腾达，最后以65岁高龄战死疆场。索靖与卫瓘是当时两位最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晋书·索靖传》说卫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索靖是东汉大书法家张芝（？—192）的姐姐的孙子，有人将他跟张芝比较：“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徐姿，张不及索”。这个评价非常高。
此次展出，《出师颂》与《平复帖》比邻而居，即使不是专家也能看出两者的时代风格差异性很大，不可能是西晋的索靖所书。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现在也坦承，他们在购买《出师颂》时，也不认为它是索靖所书。由于《出师颂》的书风明显是受到东晋“二王”的新书风洗礼，书写时代应在东晋与初唐之间；又由于《出师颂》上有宋代鉴赏家米友仁“右出师颂，隋贤书”的审定，便将它归之于隋人书。中国书画鉴定有许多有趣的推理方法，米友仁的眼光是相当不错的，而隋末距南宋只有500多年，这相当于我们距明代中期。既然我们对鉴定明代中期的书迹很有把握，米友仁对隋代作品的确认也会很可靠。当然，元代汤垕所著的《古今画鉴》也指出，米友仁为了顺从宠爱他的宋高宗的旨意，经常有违心之举。幸好《出师颂》卷前的宋高宗的“晋墨”系伪造，因为“晋墨”引首所用龙纹笺纸上的龙的形象是典型的明代特征，不可能是南宋的东西。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打压米友仁的正确鉴定意见而伪造的，殊不知，若“晋墨”真是宋高宗所写，米友仁岂敢画蛇添足，说是“隋贤书”呢？
隋人《出师颂》
历史很有意思。当年李世民骗得《兰亭序》后，除了石刻传世（最佳者是定武石刻）之外，又命人临摹数本以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临摹两字尽管并称，但二者方法是不同的。临，又叫对临，是把所要临的碑帖放在旁边，然后看一笔写一笔，看一字写一字，力争位置逼真不走样，主要着眼点是笔意，《兰亭序》的临本有唐代大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所临的本子。而所谓“摹”，是把一张透明度较高的白纸蒙在所要学习的碑帖上，然后描摹出每一个字的形迹来，比重笔意的临更重位置，包括每一个字的结构、每一行的行气和一帖的章法等。《兰亭序》最好的摹本是由冯承素（617-672）所为，他的书艺虽然没有虞世南、褚遂良那般出色，可他的《兰亭序》摹本却被公认为最佳的复制品。
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在展出的冯承素《行书摹兰亭序卷》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4行起，行距越来越局促，而后纸书写后还有余纸，明显是为了真实再现《兰亭序》的原貌：而冯承素对王羲之的笔墨复制也是“毫铓转折，纤微备尽”（元代郭天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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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法大家有四人——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这次“书画经典”展上除了苏轼的作品，其他三大家都有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书法家的最精品）参展，观者真是大饱眼福。
原来的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最后一位是奸臣蔡京，虽然他与后来的“是鬼不是人”的康生一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最终还是被人品书品俱佳的蔡襄替代。在书法史上，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年长的蔡襄（1012—1067）在宋四家中最在意“法度”，同时又直追“二王”。“书画经典”展上的《自书诗卷》，内容包括蔡襄自己所写的《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等十一首诗，一气呵成，叹为观止。蔡襄卒年56岁，作《自书诗卷》时40岁，正是做诗写字精力最旺盛的年代。现代文物学家朱家溍看过蔡襄二十余件作品，比较下来，他还是认为《自书诗卷》是蔡襄的第一精品。
《自书诗卷》
徐建融在《中国书法》中也赞曰：“沉稳端丽，意新笔古，开卷行楷相间，有矜持顾盼之致；信笔写来，渐为行书，而映带牵连，曲折停蓄，依然分明有致；最后演为小草，笔画纤细的真力弥满。通篇流畅自然，优美俊爽，行气连贯，风采奕奕，用笔干净利落，笔意婉约淡雅，极其潇洒飘逸、蕴藉清隽，兼有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洛神赋》的风流文采，不愧是他的至精之品。”
黄庭坚（1045—1105）的《诸上座帖卷》被现代大书画家和鉴定家谢稚柳先生称为“书法史上的剧迹”，“为其晚年笔，笔势亦最高妙”。比较有趣的是，谢先生还将《诸上座帖卷》作为《古诗四帖》是唐代草书大师张旭所书的证据，因为黄庭坚书体正是从张旭一脉而来的。
在上海博物馆的展览室里，我被《诸上座帖卷》的书写节奏与痛快淋漓的情绪所感染，还想到了另一位唐草书大家怀素的巨作《自叙帖》。关于这层关系，明代的沈周、祝枝山等人也有如此认识。但谢先生认为是皮相之谈，《诸上座帖卷》的书体是张旭多于怀素。可能是明代以来，张旭的草书早已不察，谁都无法从《诸上座帖卷》上溯至《古诗四帖》。
北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局部）
《诸上座帖卷》的“上座”是佛教中对有德行的僧人的尊称，“诸上座”是指各位高僧。黄庭坚晚年沉迷于禅宗，此帖所书的是法眼宗的创始人——五代的文益禅师的一段演讲语录，阐释“不是风动幡动，风动幡动者心动”的禅宗偈语。让人感叹的是，黄庭坚创作此帖时，已是56岁的人了，当他经历了“无法无天”的长长的“情绪功夫”后，在篇末由绚烂至平淡，以“明窗净几，它日亲见古人，乃是相见时节，山谷老人书”作结。五六年后，老书法家就离开了人世。
相比黄山谷，米芾（1052—1108）的草书很一般，他的长项在于行书。《行书苕溪诗卷》是米芾38岁时的作品，与他现存的另一件精品《蜀素帖》都作于40余天内，是他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当时米芾在苕溪（浙江省北部）泛舟而游，自作五律六首用纸本书写，已完成米书特有的字中心向左倾斜的姿态。后人对此书评价很高，吴其贞在《书画记》中写道：“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效颜鲁公；书者，绝无雄心霸气，为米老超格妙书”。说得很好。米书追求气势的跌宕，运笔雄强骏快，变化多端，米芾自己说这是“刷字”，以区别于别人的“勒字”、“排字”、“描字”、“画字”等，但有时不免成了习气。
北宋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苕溪诗卷》却少有此类习气。《苕溪诗卷》的命运如米芾的性格那般诡谲。清朝灭亡后，《苕溪诗卷》被溥仪携至东北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的小白楼内。伪满灭亡，溥仪出逃，看守小白楼的士兵们将傀儡皇帝来不及带走的稀世珍宝洗劫一空，《苕溪诗卷》被没文化的士兵撕得粉碎。1945年9月8日，三个东北人在长春街头购得包括《苕溪诗卷》在内的50余件国宝书画。回家的路上，其中一个叫骆大昭的人杀死了另外两个东北人，企图独吞。案发后，骆大昭被绳之以法，文物被交到了被杀的名叫丁征龙的东北人的妻子手中。18年后的1963年至1964年，丁征龙的儿子将这些国宝送往北京荣宝斋。《苕溪诗卷》碎片经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复，终于恢复原貌。
其实，上述的几件国宝在20世纪都有段不寻常的经历。1933年，鉴于日军侵华态势明显，北京故宫将大批文物南迁，冯本《兰亭序》却一直留在宫内，在日军占领北京的8年内也是安然无恙，很是幸运。
陆机的《平复帖》在民国时由清王室成员书画家溥儒收藏。1936年，溥儒将唐代大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售予叶某，流往英国（后流入日本，最后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购藏）。富有爱国心的上海大收藏家张伯驹闻后大惊，想起了《平复帖》也在溥儒手中，不免担忧国宝再度流失。张伯驹与溥儒不熟，他看见《平复帖》是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张伯驹托人问价，溥儒开价20万元。卢沟桥事变后，溥儒为母治丧，亟须款项，便以4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张伯驹。1965年1月，张伯驹将《平复帖》捐给故宫。
张伯驹的捐赠品中还有一件精品，那便是蔡襄的《自书诗卷》。辛亥革命后，故宫国宝外流严重，《自书诗卷》被太监盗出，卖给了古玩铺的“品古斋”，又以5000银元转让给朱家溍的父亲。1932年，朱家的一位仆人吴荣将其窃去，拿到与朱家没有交往的古玩铺“赏奇斋”求售。没想到掌柜一看便知这东西出自朱家，遂表示只肯以600元买下，否则就报告警察局，吴荣只好答应。当年的古玩界还是讲点交情的，“赏奇斋”忙托人告知朱家。朱家除了偿还600元垫款外，还赠送了掌柜1000元作为酬劳。朱家溍的父亲去世后，在抗战时家中办理祖母丧事需要用钱，便作价35000元转手张伯驹。黄庭坚的《诸上座帖》也是在民国时期流散出宫，被张伯驹收藏，1956年一并捐给政府。
隋人书的《出师颂》也是由溥仪盗出宫外，后在21世纪初由北京嘉德拍卖行从民间征得，但其间的曲折并未披露。也许也像《苕溪诗卷》那样，被伪满士兵抢劫，卖与民间。这批“东北货”不少已流往国外的博物馆或为私人所收藏，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就有17件东北货。
摘自《中国精神观察——“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观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