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从山东头、汇泉湾等处登陆，侵入市区，青岛沦陷。17日，在日本侵略军的操纵下，青岛市治安维持会成立，会长为原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19日，日本陆军大批涌入，尽占全市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青岛的第二次全面军事占领。自此，由占领军、伪政权、特务组织三者构成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对青岛人民实行了长达8年的残酷统治。
其次，拼凑伪政权、伪组织，“以华治华”。为了“长治久安”，掩人耳目，日本侵略军占领青岛后，迫不及待地拼凑伪政权、伪组织，同时成立若干政治机构，对青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
1938年1月17日，日军占领青岛未过一周，日本海军宣抚班（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进行所谓安抚的反动组织）操作的“青岛市治安维持会”首先出台。原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为会长。维持会以“维持青岛及其附近治安”为名，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能。翌年1月10日，维持会更名为“青岛特别市公署”，市长仍为赵琪。1943年3月，姚作宾接任市长，赵琪调北平专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1月13日，“特别市公署”改称“市政府”，直到日本投降。
维持会成立时首先设立警察部，原国民党青岛法院院长戚云机任部长，并立即收罗伪警察千余人，后警察部改为警察局，伪警察增至4000余人。警察分局、派出所遍设于市内外。伪警察局是傀儡政府的主要司法机器。
1938年2月，“新民会北平总会”（“新民会”由日本特务部文化组长小泽创办。中央总会成立于1937年12月24日，由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首脑兼会长。另设副会长2人，分别由日伪方面担任。内设中央事务部、组织部、监察部、人事局、主计局、联络局、全体联合协议会事务局、中央训练处等，并在华北各省、市、县设新民指导部、各区设办事处等，后各省、市、县改设总会。其纲领概略有四点：一是“新民精神”，即要中国人民甘当日本的亡国奴，不要反抗；二是以复兴“东方文化道德”为幌子，灌输奴化思想；三是在经济上搞“中日提携”，侵占中国的广大市场，掠夺中国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扩充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四是建立日本统治下的“东亚新秩序”。）向青岛派出联络员。1939年5月15日，“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指导部”成立。次年4月25日，“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成立，赵琪兼任会长。此外，日伪还成立了一批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自卫团等外围组织。
青岛伪政权、伪组织成立之始，即被日本侵略军严密控制。侵略军除委任死心塌地的汉奸外，还特别委派精干的日本“中国通”充当顾问、辅佐官、参事，以至实职首领。如“市公署”最高顾问为柴田弥一郎，辅佐官为中村忠允，8名市政委员中有4名日本人。警察局由对马百之任副局长兼警备总队长，秋元金之助任警务科长，木山勇次郎任特务科副科长，另有多名日本人任顾问、辅佐官。海运局由石川忠三郎任第一副局长(后兼教育局长)。其它各局类似。新民会青岛总会里，八太茂任次长，后改任事务部首席参事。这些日本人，无论名义为何，职位高低，均手握实权，颐指气使，汉奸们只能俯首贴耳。
沦陷初期，青岛最高权力机构，为由海军特务部长、陆军特务机关长和日本青岛总领事组成的联合小组。后地方统治权归于“兴亚院”。（1938年12月，日本内阁为避免在中国占领区内各系统间发生争权夺利的矛盾，协调各方面军的侵华策略和方法，议决成立“兴亚院”，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外交事务除外)。“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外务、大藏(财务)、陆军、海军四相为副，成为统治中国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日本对华殖民部。“兴亚院”在中国各占领区分设联络部、出张所等机构。）1939年3月，侵略军建立了“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仍由青岛的日本海军、陆军和总领事馆三方面人员组成，设有官方班、政务班、经济班、文化班，全面负责除军事、侨务以外的青岛殖民统治，是青岛伪政权、伪组织的直接指挥者。“市公署”的最高顾问柴田弥一郎即为青岛出张所所长。1943年日本侵华形势急转直下，“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撤销，其职能并入日本青岛总领事馆。
除驻扎军队，拼凑伪政权、伪组织，设置政治机构外，日本侵略军还在青岛设置了大量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分属于日本海陆军特务部、宪兵队、警察局、总领事馆、兴亚院和新民会。特务超过千名，遍布于市区内外，任务也各有所重。
由占领军、伪政权、特务组织三者构成的殖民统治的严密体系，其镇压之势无处不在。为确保“治安”，青岛日军经常下乡“扫荡”，“讨伐”抗日武装力量，在市郊和临近青岛地区的各乡村，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到处制造惨案和无人区。1942年4月15日，日伪军到崂山“扫荡”，一进王哥庄的晓翁村，就自西向东，沿街逐户放火，全村顿时一片火海。村民姜杰先的祖父、母亲和邻居被锁在屋内活活烧死。村民李屯刚跑到街上，被日军乱刀捅死。30余村民被抓走，全村800余间房屋化为瓦砾。1941年3月到1943年12月，日伪又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指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北支方面军策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支持，在华北日占区进行的5次整顿治安运动。手段有二：一是对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进行“讨伐”，建立炮楼、封锁沟，搞“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二是清查户口、搜捕抗日分子和进行物资统制封锁，迫使抗日人民无处容身，造成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游击区物资紧缺与生活困难。），城乡骚然，百姓谈虎色变。
在市区，日军占领之初即实行“旅行证”制度。进出青岛，乘车上船，均须先办理“旅行证”。稍后又实行“良民证”制度，居民须有长住户口，被认为“良民”始可发给，附本人照片。亲人来往，均须申报临时户口。区域行政管理实行保甲制，先从工人密集的四方、沧口实施，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联保长由伪区长兼任。“检问”、“检索”行动不断，前者是在马路截阻，后者是闯入娱乐场所或居民住宅，盘查、搜索“可疑分子”。每次都要抓捕很多人。1940年1月汪伪“青岛会谈”期间，抓捕了300多人。9月，伪立法院长王揖唐来青岛前，又抓捕了132人。这些被捕的人在备受酷刑后，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送往日本本土、中国东北或其它地方当劳工，生死难测。1940年冬，大康纱厂工人于景友等因痛恨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自发地秘密酝酿成立组织，准备举行罢工。日本宪兵队侦知此事，由日人小松代炮制黑名单，大肆株连，先后逮捕了36名工人。除少数人获释外，于景友等29人负“共党嫌疑”、“组织工会”、“企图罢工”等罪名被押解济南，下落不明。每年的五一、七七、九一八、元旦和春节期间，日伪都要清查户口，受害者不计其数。
日伪警、特尤其致力于搜捕共产党、八路军或“思想犯”，致使抗日志士难以生存，成批爱国师生、商人、职工遭到迫害。日伪当局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厉，只准使用“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四管收音机，只能收听本市和北平的日伪广播。用户必须携带收音机到宪兵队登记核准，并需每月送检、缴费。如被发现违禁，立遭灾祸。
侵略者还推行日化、奴化教育，宣扬“日华亲善”、“日满华一体”、“同文同种”，各类学校一律开设日语课，由日人任学监或教官。书刊文告上夹杂日语名词与“协和体”（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文体，夹杂日文名词与日语文法。），推行尊孔读经，宣扬“忠义”。除每年祭孔外，1943年10月29日还特地为康有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猝逝于青岛。他生前被推任为“万国道德总会”会长。该会前身即是孔教会，由康有为任会长。），以浓化“亲日”当“顺民”的气氛。
由于青岛距日本国土甚近，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且离抗战前线较远，所以日本侵略者除将青岛作为兵站基地外，更把青岛作为经济掠夺基地，“以战养战”。日军占领青岛后，立即控制了青岛的财政、金融、铁路、港口、海关等经济命脉，抗战爆发前垄断青岛经济的日本工商寡头，依仗日军再次侵占青岛攫取的种种特权，纷纷返回青岛。1938年，日本对青岛的工业投资总额高达2.3亿余元，比战前翻了一番，占青岛市当年工业资本总额的95%以上。1940年至1941年，青岛日资企业由于原料充足，销路畅通，得到较快发展，而同期民族工商业则横遭摧残，日渐凋敝。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日本占领者对青岛经济的掠夺更为赤裸裸。1942年，日伪大搞“献金”运动，强调住户和商民按住房和资本大小缴纳款项。不少商民被罗织罪名没收资产，强制“献金”。1942年至1944年9月，日伪在青岛搜刮民铜122万余斤，强制“献金”4568万余元，“献飞机”89架（包括日商所献）。日伪在迫使市民献金的同时，还强令市民“简易生活”，市民每人每月配售面粉不足5公斤。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惨败，日伪统治更为残酷，而青岛经济更是全面崩溃，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在日本占领军的残酷统治下，青岛变成令侵略者满意的“治安强化区”，侵略者“莫不赞扬青岛为中国唯一乐土地域”。由于青岛地区抗日力量相对薄弱，在地理位置上，距北平、南京、上海都不远，交通方便，且远离重庆，所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大汉奸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竟选择了在青岛举行建立统一的汪伪政权的最后会谈。
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前，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扶持了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在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大汉奸梁鸿志为首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在上海公开投敌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统一南北傀儡政权，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阴谋。由于夹杂着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加上侵华日军内部的矛盾和傀偶政权之间的矛盾，在成立统一的汪伪政权前，如何处置南北地方傀儡政权，成为日本和汪精卫都感到棘手的问题。
根据日本人的旨意，1939年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决定与重庆国民党分道扬镳，以反共为基本政策，并提出了一套“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纲领。9月5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汪精卫任主席。
为了解决既成事实的北平“临时”、南京“维新”两个傀儡政权，清除汪伪政权出笼前的障碍，9月19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南京与王克敏、梁鸿志召开政治会议，就成立伪中央政府问题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但王克敏、梁鸿志宣称，在未得到日本顾问允许前，不能发表意见，不理会汪精卫的“统一号召”。汪精卫不得不作出让步，承认华北伪政权拥有类似国家政权的地位，换取了三方在青岛的再次会谈。
1940年1月19日，在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策划下，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在青岛会谈。这次会谈于1月23日正式开始，26日结束。第一次会谈三方达成协议，确定新中央政府“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加小黄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第二次会谈确定中央政府由各党派、无党派的各方中央政治会为母体，继承前国民党政府，政纲基于国民政府的旧法统。对南北汉奸政权的归宿问题，争论异常激烈。最后勉强作出决定：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内蒙联合自治政府因地处防共前线，予以保留；伪华北临时政府因地位特殊，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受伪国民政府领导；伪维新政府取消，合并到伪国民政府内。两政府所属的军队由新政权继承，改编为直辖国防军。在人员安排问题上，经讨价还价，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代主席，其他大小汉奸均各得其所。
青岛会谈使汪伪集团与“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之间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也使日本侵略者和各汉奸败类更加密切地勾结在一起。1月26日上午，汪精卫分别会见王克敏、梁鸿志，确定3月22日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30日成立国民政府。至此，汉奸“三巨头”青岛会谈收场。
1月26日下午，汪精卫在迎宾馆接见中外记者，大言不惭地吹嘘会谈“乃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王克敏、梁鸿志也随同吹捧一番。伪青岛市长赵琪也发表“感想”，称青岛会谈是“青岛历史上光荣之一页”。青岛会谈中，汪精卫承认华北的特殊性，认可了日本对华北实施的统治。华北政务委员会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采取了基本上不受汪伪中央政府控制的“自治体制”。汪精卫是靠出卖华北召开青岛会谈，建立汪伪中央政权的。这次会谈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敌卖国会议，彻底暴露汪精卫等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的嘴脸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彻底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
第二节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滨海区委
在青岛开展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城市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3月21日，党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同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强调：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党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的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文化知识分子与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的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678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工作重心和战略策略的转变。
1939年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环境日益险恶。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认真改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刘少奇因此写了《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论述了秘密的党组织如何在敌人统治下公开工作的可能。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电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成为党进行秘密工作的完整的工作方针，既适用于国民党统治区，也适用于沦陷区，是党指导敌后城市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
1940年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基地。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加强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9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地下工作的配合，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要求全党提高对敌后城市工作的认识，并成立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党的工作。此后，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市工作部、城市工作科，加强对敌占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中共山东分局（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也于1941年春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同时在组织部下设城市工作科，专门负责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党的工作是在胶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
中共胶东区委在青岛市内发展组织、开展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其中包括“日寇占据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4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在内。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指示山东分局“应努力发展地方党”（《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九—一九四一）第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同年8月，山东分局作出决定，“到年底扩大党员到15万”（《山东分局对今后工作的决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937.7—1940.7）第四辑第90页，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并指示各区党委，“根据山东党的组织状况，应当在整理巩固现有党员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发展新党员”（《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1937.7—1940.7）第四辑第99页，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胶东区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为敌占城市工作力量薄弱，必须迅速开展工作。青岛被列为重点地区之一。在分析研究了青岛地区的情况后，区党委决定立即调配力量，打入青岛市区，重建党的组织，并准备选择时机，配备兵力，到青岛郊区开展武装斗争。
1939年秋，胶东区党委派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后勤部兵工厂厂长兼指导员李继仁（化名曲华。山东省青岛市人。1919年生。1939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工委组织委员。1942年在即墨被日军逮捕，在押往东北途中组织难友逃跑，不幸被日军枪杀。1983年被青岛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回青岛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重建市内党组织，恢复党的工作，聚集革命力量，团结群众，等待反攻时机。
11月，李继仁到达青岛市郊崂山，在李辛村、兰家庄发展数名党员和地下关系，建立秘密基点。春节后，李继仁化名曲华，由李继伟（方勋）带入市区。因方勋是崇德中学(现青岛市第十一中学)学生，该校大多数师生具有爱国思想，并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因此曲华决定首先在该校进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崇德中学原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多数师生具有反日爱国思想。1939年夏，已在诸城参加过抗日活动，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徐文洵来到崇德中学。来校后，他积极在进步同学间宣传革命思想。是年秋，“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成立，徐文洵任书记，队员10余人。此外，该纵队在学校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活动，教唱革命歌曲以及一些富于战斗性的歌曲。如《马赛曲》、《大路歌》、《梅娘曲》等。根据地的抗日歌曲，也在秘密传唱。还自编自演现代剧《生活阴影》，出刊半公开刊物《一周》，对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1940年3月，曲华首先发展方勋为中共党员。继之又发展杨恩书(尹华)、宋秉海（莫易）、韩大珉(张辽)入党。6月，中共青岛崇德中学支部成立，方勋任书记，尹华、张辽分任组织、宣传委员。这是青岛沦陷后在市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崇德中学支部成立后，立即展开了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争夺青年的斗争。此时，华北、华中以及东南沿海大片国土已沦入敌手，日本侵略者把青岛作为“大东亚圣战”基地，正在加紧统治掠夺，以确保“圣战”进行。对青年，侵略者加紧进行奴化教育，腐蚀瓦解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同时，国民党政府虽然从青岛不战而退，但其在青岛的多年统治已有较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所谓的“正统”观念在群众中仍然存在。崇德中学虽是教会学校，但抗战爆发前是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学校，校长等主要负责人都是国民党员。抗战开始后，他们隐蔽在学校中，散布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是“正统”的思想。学生中，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小。面对这种局势，崇德中学支部首先在学生中开展宣传活动，一面提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青年应走抗战革命的道路”等抗日口号，一面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中共抗日战场取得的胜利。既反抗日本侵略者，又抵制国民党的宣传。同时，支部每个党员都积极物色进步学生进行培养教育，壮大组织。
1940年秋，为团结组织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战，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青岛市青年抗战先锋团”在崇德中学成立，张辽任团长，方勋任政委。“抗战先锋团”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实行单线领导，有十几名团员经教育锻炼后被发展为党员。
由于活动频繁，崇德校方发现了方勋等的革命活动，他们被迫转入市立中学(现青岛市第一中学)就读。10月，中共市立中学支部成立，尹华任书记，张辽任副书记。崇德中学支部重建，陈翼任书记。同年冬，张辽因身份暴露，经组织安排回原籍胶县大麻湾。在与中共胶县县委取得联系后，建立了大麻湾党支部，并以大麻湾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胶县县委领导经常来大麻湾隐蔽或布置工作，来往青岛的地下工作人员也在此落脚，这里成为青岛市党组织在市郊的秘密活动点。1941年2月，崇德中学支部书记陈翼离校，周群接任书记。1943年3月，周群赴胶东党校学习，王文成任书记。
崇德中学支部建立后，为解决迫切需要的进步书籍问题，由陈翼组织进步学生王允祯、聂希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藏“禁书”的密室，挑选一批“禁书”，如李达的《社会科学大纲》、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鲁迅和巴金的著作等，并由孙金昌（左毅）带回掖县路8号家中。因左家是公馆，有很好的保护条件，支部决定在此建立秘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宣传革命、武装同志们的头脑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42年秋，地下图书馆转移到东光路13号。图书又有增加，如从根据地秘密带进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新购的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复活》、高尔基三部曲等。传阅面也逐步扩大。
1940年10月，私立文德女中(现青岛市第八中学)学生刘文卿(杨真)被发展为党员。次年春，刘毅(梅山)被发展为党员。不久，中共市立女中（现青岛市第二中学）支部建立，梅山任书记。同年9月，经组织决定，梅山转学私立文德女中，建立文德女中支部，并兼任书记。
崇德中学党支部不仅做青年学生工作，也做工人、农民工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支部在较大的工厂企业中，通过关系物色进步工人进行教育，发展党员。先后在四方、沧口的丰田株式会社铁工厂、泰东铁工厂、山东橡胶厂、上海纱厂等发展党员和赤色群众关系，并在几个工厂中建立了党组织。
随着工作的不断拓展，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又把工作触角伸向其它工厂、企业，先后发展了一批青年入党。党员分布于几个烟厂以及海港、铁路、华北车辆厂、东文书院等。这些党员又在自己周围发展了一批赤色群众，分布于面粉厂、复兴染厂、火柴厂、织布厂、养马场、奶坊、码头等。有些赤色群众日后在其它地区加入到党内。
崇德支部还把工作延伸到东北。1942年9月，支部书记周群利用暑假时机，在家乡吉林省柳河县教育培养了一批青年，成立了秘密抗日组织“抗日兴民团”，开展抗日活动。“抗日兴民团”受崇德支部直接领导，大多数团员日后奔赴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青岛党组织建立后，为了培训年青干部，提高年轻党员的素质，不断派年轻党员和优秀青年赴胶东根据地学习，以掌握敌占区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对敌斗争的策略方法、斗争经验。这批同志学习归来，大大增强了组织的战斗力。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地下工作的秘密原则有所淡化。工作中组织与组织、党员与党员之间横的联系严重。这对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都是严重威胁。胶东区党委意识到青岛工作存在着潜在危险，于1941年秋，派原南海地委书记谢明钦（化名李子斌)（谢明钦，原名谢纯熙，化名李子斌。山东省莱阳县人。1902年生。1932年入党。曾任中共莱阳县委书记、青岛工委书记、胶东区党委统战副部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青岛市委保密委员会主任、市委党校校长、青岛市博物馆馆长等职。1988年病逝。）打入市内，组建中共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青岛工作的组织领导。谢明钦任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工委机关设在东光路13号。这是青岛沦陷近四年后成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也是抗战爆发后青岛建立的第二个市级党组织。
工委成立后，针对已有的工作状况，立即进行组织整顿，按照秘密工作“十六字”方针，坚决切断横的联系。工作方法上也提倡灵活多样，特别要很好地利用保护色，把自己置身并根植于群众之中。
10月，中共青岛工委成立四沧分区委，李继佩任书记。两个月后，为适应工作需要，四沧分区委又分为四方、沧口两个分区委。四方分区委由李继佩任书记，曲华分管；沧口分区委由高日九任书记，谢明钦分管。
12月，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青岛工委又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杨真兼书记。杨真除在东镇小学开展工作外，又在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颐中烟草公司、华北东亚烟厂等工厂企业中开展工作。此外，她还兼管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在她的主持下，秘密刊物《洪流》于本月创刊。宗旨是对抗日青年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党的影响。《洪流》前后共刊出7期，1942年底停刊。
1942年1月初，谢明钦决定用党的活动经费在盐滩村开设一爿磨房，一方面建立职业掩护，另一方面建立密点，便于开展工厂区的工作。1月5日晚，谢明钦由沧口分区委书记高日九陪同到盐滩村工人宿舍，与党员曲盛贵、周永智等商量开设磨房事宜。因坏人告密，日本海军特务将正在商量事宜的谢明钦、高日九、周永智等逮捕，随后又有多名党员被捕。
谢明钦被捕后，杨真一面组织营救，一面按原计划整顿青年工作，建立市立中学支部，左毅任书记。
2月，曲华将工作妥善安排后，带领李继佩准备赴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因日军正在胶东根据地“扫荡”，领导机关和部队已转移，无法联系，只得返回青岛市郊李辛村隐蔽。5月，曲华带薛隐再次赴胶东区党委汇报，途经即墨大北曲村时被日伪军“讨伐队”逮捕，被押往青岛伪警察局。当月，在被敌人押解赴东北途经济南车站时，曲华鼓动同车劳工逃跑，不幸被日军开枪杀害。与此同时，杨真取道胶县，安全抵达胶东区党委，向组织汇报了谢明钦被捕及营救工作情况和市内工作安排。组织上对谢明钦被捕后市内工作未受损失和工作安排很满意。考虑到市内地下组织的安全，区党委决定营救谢明钦的工作由区党委负责，市内同志不再进行这项工作。
8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指示》，指出“对根据地以外的敌友顽占区，除几个战略区建立独立工作由分局直接领导外，各区党委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将敌友顽占区，首先是敌占区酌量划分为若干个工作地区，逐次派优秀的党的干部深入进去，长期隐蔽，建立党的堡垒和团结群众，争取敌伪的工作”。“这些区域的工作，应完全是秘密的，严格与我占区分别开来”。“这些秘密工作一般采取越级领导的制度”。因青岛工委书记谢明钦、组织委员曲华相继被捕，10月，胶东区党委派胶东财经学校政治处主任李研吾进入青岛市区，传达上级指示，整顿市内党组织。
这一时期，市内党组织不断发展。1943年9月，成立了中共华北电业青岛支店支部，王文仁任书记。1944年上半年，文德女中支部重建，王文成任书记。在重建党的市一级组织前，市内各支部均为单线领导，分头秘密工作。
在胶东区党委开展青岛工作的同时，区党委组织部以及胶东总工会、南海地委等也积极派遣干部，打入青岛，开展工作。1942年9月，为更好地组织领导码头及东镇一带的工人斗争，经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批准，成立东镇党支部，窦郁山任书记。1943年春，胶东区党委组织部派南海地委组织部长李晨（原名李芳园，山东省莱阳县人，1931年入党，1942年在胶东区党委“双改”工作队时奉派来青岛从事地下工作。不久牺牲。）及其爱人秦光打入青岛，以开鞋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因被根据地一坏分子认出并向敌人告密，李晨被捕牺牲，秦光撤回根据地。
青岛工人秘工站除在当地发展了一批青岛失业工人入党外，又从南海地委、即墨县委、胶县县委接过一批青岛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他们原是青岛市内火柴厂、纱厂、织布厂、染厂的工人，有的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身受侵略之苦，抗日决心大，对青岛情况熟悉。经青岛工人秘工站培训教育后，一部分人直接重返青岛市内，一部分人则到根据地领取任务后再返市内，做情报和宣传、团结工人的工作，形成了一支很强的力量。
1943年冬，根据区党委指示和开展青岛城市工作的需要，胶东总工会与南海地委，把因在青岛市内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伪发觉后不能在市区立足而进入根据地的青岛工人（中共地下党员或地下关系）组成了武装工作队——青岛工人抗日大队，谢尤宜任大队长，耿桥兼任政委。工人抗日大队战斗在市外，主要任务是保护南海地区到青岛市内的政治交通线，接待、护送来往的党的交通员、干部以及爱国人士，伺机袭击敌人，并兼做政治工作。工人抗日大队有成员20来人，全部来自青岛市内的火柴厂、纱厂、四方机厂、铁路、码头等岗位，个个精壮强干。
青岛工人抗日大队成立后，活动于即墨、平度、胶县、莱阳等和敌占区接壤的地区，主要是即墨、平度一带。这些地区，除日伪军外，尚有国民党游击队，有的对共产党极端仇视，有的与日伪勾勾搭搭，所以政治交通的护送任务非常繁重。青岛工人抗日大队担负的护送进出蓝村车站和胶县县城的任务，每次都胜利完成，即使是长途护送也未出过问题。除护送外，工人抗日大队也参加一些政治宣传、锄奸、扰敌和一些小规模战斗。1945年3月11日，南村据点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七八十人下乡“扫荡”，在胶县北境的麦丘遭到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地方部队的迎头痛击，工人抗日大队也奉命参战。此次战斗，10余名日军被击毙或俘虏，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胶东军区对各参战队伍给予表扬，老百姓编出了《打麦丘》歌谣，传诵一时。
此外，南海工会也派人做青岛工人的工作。1943年秋，南海工会在胶县蓝村火车站西北的小高村建立了青岛秘密工作联络站，由谢尤宜负责，归耿桥领导。蓝村是青岛市外胶济铁路的大站，为南海、西海地区进出青岛的必经之路，敌人驻有重兵把守，但车站与铁路之外不远处即为中共控制区。蓝(村)平(度)公路伸延西北，过往商贩车马很多，秘密联络站设在小高村极为便利。其人员都是工人出身，担负了大量的接待任务，协助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进出青岛市区，并直接领导了青岛市内的几条工作线，有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火柴厂等单位及东镇鞋业工人中的部分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和收集情报工作，曾把宣传品扔进敌伪组织的院子里或贴在院墙上，并曾搜集到日本特务机关和伪警察局的机密。这些同志在市内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发展关系，积蓄力量，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委在青岛市内发展组织
在胶东区党委开辟青岛工作的同时，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也在积极开展青岛的工作。
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选派青岛李村师范毕业生、原鲁西第四专区组织科长吕仲华（化名李德林）进入青岛，由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直接领导，为重建青岛市级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吕仲华进入市内后，以汇泉俄美奶牛场工人身份为掩护，在东镇清和路设立秘密联络点。不久，因身份暴露，秘密离开青岛。
1943年7月，随着中国抗日战场的不断胜利，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做好大城市工作已成为一项十分紧急而重要的任务。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要在各大城市的中心产业部门及各个方面建立党的中心堡垒，要特别着重于青岛、济南、淄博及各铁路线、海岸线工人工作的建立，要开展主要城市的青年学生工作，开展对大城市一般市民的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及秘密打入方式，深入掌握大城市的伪军、伪组织情况。在各项措施中提出：要决心配备城工干部，要建立或加强领导机构，各区委及有必要的地委要建立城委及城工部门，各大城市及铁路海岸须建立市委或工委，其机关可设于根据地或边沿区，对市内组织采取单线分别领导，要派干部打入，但也要以一切可能动员城市群众来根据地训练后派回。
10月，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中共青岛工作委员会，由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王建功任书记，黄在任组织委员，陈超（福建省永太县人。1916年生。1938年入党。曾任中共青岛工委书记、青岛市委常委，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所党委书记、院长等职。）任宣传委员。同时，成立青岛市抗日民主政府办事处，王见欣（王建新）任主任，邱焕文任副主任，协同工委工作。中共青岛组织从1942年1月中共青岛工委被破坏后，一直没有建立市级组织，市内只有几个支部单线活动。由于青岛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日伪统治残酷，青岛一直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确保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安全，分局决定将工级机关设在根据地内的莒南县壮岗区稻草峪。此后，青岛市委机关一直设在青岛周边地区，没有进入市区，直到青岛解放。
青岛工委成立后，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和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整顿市内地下组织，对市内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的状况，有无社会关系，有无合法职业掩护，能否在市内立足等都进行了审查，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了广交朋友，广泛团结群众，以利于长期隐蔽的要求，同时加强了对市内地下工作的领导。
为壮大市内党的力量，工委从根据地物色在青岛市内有社会关系的人打入市内，又将从市内物色的有进步思想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送到根据地，进行培训教育后，再派回市内。这些同志被派入到社会的不同行业中，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把钢刀。根据日照地区乡民在青岛经商、做工人多的特点，青岛工委又特别做这些回乡探亲市民及其亲属的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扩大共产党、八路军在市民中的影响。1944年2月，青岛办事处在莒南县坪上村召开回乡市民会议，参加会议的多是原籍莒南、日照、赣榆县回乡过春节的青岛市民，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作报告，青岛办事处主任王见欣讲话。会上分发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敌占城市有关政策的传单，会后举行座谈会并设宴招待了与会者。日后这批与会市民有的成为党的地下关系，有的被吸收入党。青岛工委的这些工作方针和措施，为日后在青岛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3月，山东分局根据工作需要调整青岛工委领导成员，王建功、黄在、陈超调山东分局城工科工作，工委由山东分局组织科科长杨一辰兼任书记，于荣光任副书记，徐坦、丁兆遂、陈炳毅为委员。工委由山东分局与滨海区党委双重领导。10月，工委改由滨海区党委领导。杨一辰调任山东分局城工部部长，刘特夫（原名卢冠洲。山东省德州市人。1910年生。1931年入党。历任共青团济南市委负责人，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指导员、教导员、卫生处政治委员，中共莒北工委书记，中共青岛工委书记兼滨北城工部部长，中纺公司青岛军代表、党委副书记，青岛纺织管理局党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青岛市政协主席，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等职。1990年在济南病逝。）接任工委书记。原办事处主任王见欣调离，李立知接任主任。12月，胶东区党委重建青岛工委，至此，青岛有两个工委，平行地、独立地对青岛开展工作。山东分局将滨海区党委领导的作为第一青岛工委，胶东区党委领导的作为第二青岛工委。
自1939年至1944年12月，先后有10余个系统的党组织向青岛进行了派遣打入工作，并相继建立了5届工委，3个区委，5个特支，11个支部，2个工作站，发展党员近百名。这些在组织领导各界民众进行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坚强的核心作用。
第三节党组织领导的秘密抗日斗争
中共胶东区委在青岛开展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青岛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下进行的。统战部组成了以徐行健（山东省掖县人。1893年生。1949年入党。曾任胶东区党委统战部东兴隆地下纺织厂经理、青岛市公安局代理科长、胶东军区企业公司经理等职。1950年病逝。）、崔岩、张佩甫等爱国商人为主的统战工作骨干，在青岛进行抗日动员，联络爱国工商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办实业为掩护，向根据地输送战略物资和技术人才。
徐行健、崔岩原在东北经商，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东北，在山东泰安开办裕通汽车公司，以搞运输为抗日救亡作贡献。七七事变后，该公司的汽车被国民党军队征用，徐行健到鲁南参加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而崔岩则辗转来到青岛，担任中日合营的青济胶厂经理。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徐行健受到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的教育，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1940年，徐行健到青岛养病。期间，徐行健、崔岩结识了抗战前毕业于山东大学机械系、正在青岛搞实业的张佩甫。经徐行健的言传身教，张佩甫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其时青岛日伪统治严密，抗日活动必须十分隐秘。为取得合法身份和立足点，徐行健、崔岩等团结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自筹资金和厂房，于1941年春在奉天路（今辽宁路）开办斯宜药厂，徐行健任经理。既解决活动经费，又能帮助胶东抗日军民解决部分急需的药品。是年底，因生产药品受到限制，药厂停办。但在办厂期间，参加办厂的人员和一批负责药物制作的技术人员曾在因、陈志藻等受到徐行健的教育和影响，萌发进步思想，并以此为起点，进入革命队伍。
通过创办斯宜药厂，徐行健、崔岩、张佩甫等结交了一批上层人士，积累了城市地下工作经验，初步打开统战工作的局面。1941年，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从市内通向根据地的水陆要道都有重兵把守，根据地物资紧缺。为支援根据地，徐行健、崔岩、张佩甫在控制青济胶厂的经营权后，又在青岛市内开办了罗利贸易行，经销胶厂的产品。这两个企业成为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技术人员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春，徐行健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取得联系，统战部指示：一要设法向根据地运送急需的棉布、药品、医疗器材等物资；二要动员经考察具备条件的爱国青年特别是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工作；三要团结各阶层民主人士；四要密切注视青岛敌人的动向，及时向组织报告。根据指示，徐行健等在统战部的具体安排下，用崔岩及其他人的捐款在掖县开办地下纺织厂，以东兴隆商号作掩护，由西海地委各救会秘书长尹涧任总经理，徐行健任副总经理，掖县商救会会长曲九洲任经理，王秋白任副经理，就地纺线织布，支援前线。
东兴隆也是区党委统战部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徐行健等以该商号为掩护，从青岛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人员，形成青济胶厂——罗利贸易行——东兴隆——胶东区党委秘密交通联络线，先后动员30多名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并担负情报传递、来往交通的接待和培训从市内送来的进步青年。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3年春，区党委统战部在青岛成立青岛市海外抗敌同盟动员委员会，徐行健任主任，崔岩任组织委员，张佩甫任宣传委员。机关设在罗利贸易行内。徐行健、崔岩兴办实业、经商理财有方，张佩甫是高级技术人才，这些个人优势便于在实业界活动。他们结交了不少厂主、资本家及工商界上层人物，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并不失时机地以巧妙方式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渗透到谈话中，使这些上层人士了解了党的政策，对抗日产生了必胜的信心，为日后的统战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胶东区党委领导的青岛市内党组织，也利用自身的条件，开展统战工作。1943年9月中旬，区党委指示杨真，成立统战工作小组，杨真任组长，利用地下党员的便利条件，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滕九光夫
1940年底，中共党员周怀清受南海特委军事部派遣进入青岛市内，以铁路临时养路工的身份为掩护，在大港一带进行情报收集工作。每周回根据地一次，将收集到的情报向组织汇报，或回原籍胶县通过其母（中共地下交通员）转告。为取得敌人的信任，周怀清干活特别卖力，得到日本监工小野学的认可。常被叫到小野的住处干活，由此认识日本人、货车司机滕九光夫。
滕九光夫是日本产业工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入伍，但他对侵略战争极为反感，多次要求转业开火车，后获准调到青岛，在胶济铁路当司机。母亲、妻子、4个孩子、2个妹妹，一家9口住在西康路4号楼底一所房子，生活十分艰难。滕九为人和善，不像其他日本人那样凶狠残暴。周怀清有意接近他，给他一些柴禾，了解他的思想。滕九告诉周怀清，日本国内经济也极其困难，工农大众叫苦不迭，埋怨不该发动战争。
周怀清将滕九光夫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指示，进一步接近滕九，并在生活上给以接济。从此，周怀清在生活上更加关心滕九，两人关系日益密切，滕九甚至将日军编印的内部小报也拿给周怀清看。一次，滕九问周怀清愿不愿意与他合伙做生意，周怀清满口答应，并向组织汇报。组织指示，要重点购买根据地十分缺乏的布匹和药物。周怀清通过各种渠道在市内采购，滕九在医院工作的两个妹妹也弄来药品、药棉等。滕九则设法将这些物资藏到自由开的火车上，由周怀清押运，在青岛站以西45至55公里处的旷野地段，交给地下交通，运往根据地。如此一年，从未间断。
根据滕九的杰出表现，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他为中共地下工作关系。1942年12月，滕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市内唯一的日籍中共党员。入党后，滕九工作更加努力，除继续利用火车司机之便转运物资外，还与周怀清合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送信、侦察敌情等任务。
胶县人王云洲为国民党一杂牌游击队头目，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公开投敌，被编入伪治安军，担任团长，在胶县、即墨一带为非作歹。为争取王云洲弃恶从善，党组织决定给他送署名胶县敌工部负责人的警告信，警告他若为人民做好事，将给他记功，若继续作恶，顽固不化，必得严惩。送信任务交给周怀清和滕九。王云洲家住青岛周村路。1944年元旦后的一天，滕九化装成军人，周怀清扮成警察，在探知王云洲不在家的情况下，将警告信送给了王云洲的老婆，顺利完成任务。
1944年春，日军在坊子车站一带集结，准备“扫荡”根据地。滕九、周怀清接到党组织指示，到坊子侦察敌情。他穿上军官服，开着851次货车，进入坊子车站。周怀清也穿着滕九提供的军装。二人下车，串街走巷，了解敌情，重点察看了敌人停放的装甲车、大炮、来往的马队和敌军番号。侦察完毕，腾九立即开车返回，由周怀清向组织作了汇报。
1944年5月，周怀清被一敌探养路工告密，引起敌人的怀疑和监视。滕九获知消息，紧急通知周怀清。周怀清立即撤回根据地。为了安全，组织决定他不再返回市内工作。此后，周怀清与滕九失去联系。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青岛遣返日军和日籍技术人员，滕九于1946年1月到胶县找到周怀清，提出不回日本、继续在中国服务的要求，但组织动员他回日本继续发挥作用。腾九回国后，再无联系。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发动船员起义
日军占领青岛后，立即对港口实行严密封锁，并将所有中国轮船钉上“大日本海军管理”的牌子。当日军将国民党第三舰队凿沉的舰船捞起，航道疏通，港口开启后，即实行航行许可制，中国船只在经过严格审查后，并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准许为其装运军需物资。青岛所有的大帆船也被编组“联营”，层层检查，进行航运。船上的重要职务多由日本人担任，并由日伪武装押运，中国船员仅仅是被强迫劳动的奴隶而已。
日本侵略者将掠夺来的煤炭、原盐、矿石、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又将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弹药整船整船运到青岛。日军还对抗日根据地沿海严密封锁，任何船只不得往来。广大船员对敌人的暴行敢怒不敢言，但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政策和统战工作的影响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并伺机展开斗争，支援抗日根据地。
1944年12月中旬，“隆华三号”爱国船员举行起义，将船开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柘汪镇(现属江苏省连云港市)。
“隆华三号”是新造的仿美式甲板的大型木帆船，3桅9蓬，长约40米，载重500吨，属汪伪华北联营社所有。该联营社是日本侵略军为统治中国航运强行组成的，挂汪伪旗帜，实权操在日本人手中。“隆华三号”的船长、大副、二副、营业主任等5名负责人均为日本人，只有最下层的9名船员是中国人。该船航行于青岛、长崎（日本）、塘沽之间，以商业运输的名义为侵略战争运送物资。
12月中旬，“隆华三号”满载由青岛生产的白棉布、绒布4万多匹以及白糖等物资，启航开往日本。9名船员中，水手长滑宝发(滑凤鸣)，水手田均庆(田均)、金登俊(金少华)等，都是天津人，从小相熟，感情笃厚，都痛恨日本侵略者。起航前，他们商定，将船开到其它港口，支援抗战，并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但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未能直接举行起义。
“隆华三号”出航后，在海中航行了3个昼夜，大家议决起义，击毙日本人，将船开到抗日根据地。在滑宝发、田均庆的领导下，9名船员作了战斗分工，并以斧头、铁棍为武器，击毙船长等日本人，俘虏日本大副，而中国船员无一伤亡。
紧张的战斗使操舵手忘记记录航行方位，“隆华三号”成了盲目航行。其间一架日本飞机3次飞来盘旋侦察。第三次，船员们把已经扯下的汪伪“国旗”拿出来扬了扬，飞机才飞走，再没回来。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又将日本大副抛进大海。
十几天后的一个黎明，前方出现一个小岛。根据海图分析，大家认为可能是连云港东南的东牛山岛，于是继续北驶。远方出现一个海湾，船员们一面准备停靠，一面作好应对准备：如果是日伪港口，则谎称来找船行代理处求援，因船上已断粮断水；如果是八路军，则天遂人愿。“隆华三号”静静地收蓬抛锚，5人留守看船，4人架舢板进港。原来此处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柘汪镇。八路军当即将他们接引上岸，并连夜派船寻找“隆华三号”，因夜黑未见，第二天方才找到。这一天是1945年元旦刚过，“隆华三号”的到来，为根据地庆祝抗战第八个新年增添了更加喜悦的气氛。
八路军领导迅速调动部队和群众，日夜起卸“隆华三号”载来的物资，水驳陆运，人欢马跃。卸完物资，接着拆船，船未拆完，日军从连云港出动飞机和炮艇前来抢船，但为时已晚，只将一个空船残骸拖了回去。
根据地领导十分重视“隆华三号”船员的爱国壮举，认为这是对侵略者政治、经济的沉重打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青岛城市工作的重大成就，也是爱国船员拥护抗战向往根据地的光荣行动。4万多匹棉布和其它物资，对遭受敌人长期封锁、环境艰苦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意义非凡。中共滨海区委城工部部长华诚一，青岛工委书记刘特夫、副书记于荣光，青岛办事处主任李立知等先后接见了全体船员，慰勉有加。根据党的政策，组织上决定给予物质奖励，拨出黄金数百两与北海币数十万元发给9名起义船员，去留听其自愿。多数船员经过学习，觉悟进一步提高，有的参加八路军，有的被派回青岛从事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多起海上斗争。1943年5月，裕泰船行的“同兴号”轮船从青岛开出，在徐家麦岛的海面上，押运的伪警察被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除武装，船被开到文登县张家埠港。1944年12月30日，共产党员宋臣、刘宗智发动日本拖网船船员刘宗爱、刘志成等13人起义，将2名日本监工押入底舱，将拖网船开到胶东根据地的乳山口。这些海上斗争，支援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青岛工人的反日斗争
青岛沦陷后，青岛工人阶级的反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胶东区党委、滨海区党委根据党的敌占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沦陷后的青岛工人运动实行了有效的领导。青岛地下党组织在胶东、滨海区党委的领导下，从日伪残酷统治的现实出发，结合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工厂企业中，组织领导工人求生存，反欺压，明顺暗顶，以磨洋工、偷拿日伪的物资、痛打汉奸及日本监工、浪费原材料、怠工、停工甚至罢工等手段，破坏敌人的生产，和敌人进行斗争。群众性的“磨”、“偷”、“打”、浪费和破坏，形式上是个人行为，表面看是生活问题，却与日军占领相始终，并成为具有威力的群众运动。
破坏，即有意识、有目的地破坏机器设备和物料成品，或者集体怠工、罢工，使生产任务完不成。工人个别的暗中破坏随时都有；对军工生产，则自觉地集体行动，进行抵制，使之失败。
1941年下半年，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绢织工场接到军用绸漂白任务。在中共青岛地下组织的发动下，工人将烧碱暗中加多，使这批白绸大部烧坏，价值十几万元。1943年春，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接到制造防空壕铁门的任务，1944年秋又接到制造5000把指挥刀的任务，都是限期3个月完成。滨海区党委领导的青岛工委市内支部研究决定，发动工人进行抵制。适逢1名工人被日本监工打伤，在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全厂工人提出抗议，并集体怠工，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支部又以“技术不高”、“掌握不住淬火”为借口，发动工人继续怠工，运用各种手法软磨硬顶，拖延生产，使铁门生产任务拖了1年多，5000把指挥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时，才打好几百把。1944年秋，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接到日本当局命令铸造3万发炮弹壳的任务，限期半年完成。工人们先是消极怠工，后暗中破坏。有的将盐粒放进砂型，使铸出的弹壳有砂眼；有的故意将砂型芯子装偏，使弹壳内孔不正；有的把撞针挫去一点，使炮弹无法发射。日本人虽有监工，却顾此失彼。施行欺骗收买，工人们又不为所诱。日本当局无可奈何，被迫停止生产。
对日本侵略者残酷的压迫，只靠上述斗争手段根本不够，对敌人的毒打、人格侮辱等野蛮行径，必须进行有理有节的抗议，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青岛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战斗潜力，罢工是他们手中的强大武器，但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积蓄力量，以备将来的决战，对罢工则抱着极其慎重的态度，禁止轻率发动。青岛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本着谨慎稳妥的精神，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机动灵活地发动了几次集体停工，都取得了胜利。这种集体停工实质就是罢工，但却与以往的罢工有所不同。首先，它是发生在群众性怠工的基础上，是怠工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它是工人的集体行动，有目的，有要求，但不搞形式，甚至不派正式代表交涉，集体来，集体去，并把要求严格限定在生活待遇范围内，不涉及政治，使敌人抓不住把柄，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这样既迫使厂方接受要求，又达到停工目的，同时团结、教育了广大工人，壮大了斗争的力量。
同年冬，大港码头煤盐部工人因长期喝不到开水而不满。当一名装卸工无辜被日本监工毒打成重伤并将被开除时，愤怒的全体装卸工人酝酿反抗。鲁中区党委五地委领导的青岛支部，因势利导，发动工人停止工作，抬着被打伤的工人送往医院，300多工人跟随其后，气势雄壮，形成一次示威游行。港口卡子门的伪警察想阻拦，示威队伍直闯出去。汉奸把头赶来又吓又骗，被工人打跑。示威队伍将受伤工人一直送到医院，安排好治疗后才散去。埠头株式会社迫于众怒，答应工人的要求，发给受伤工人医疗费和伤假工资，保证今后不再打骂工人，同时一周内安上茶炉，让工人喝到开水。
1942年10月，隆兴纱厂一改男搜男工、女搜女工的搜身惯例，换成日本男人对女工进行搜身。女工个个愤怒不已，坚决抵制。她们紧急串联，要求撤换日本男人，否则决不上班。月底的一天，早晨夜班女工下班出厂，但上白班的女工一个也没进厂。日本厂长平田和人事系主任羽鸟大为着急，立即派人挨门逐户去找。但找来的女工却聚拢在一起不进车间干活，并齐声喊：男人搜身，我们就不上班！态度坚决。这次斗争，迫使工厂停工两天。日本资本家无计可施，为免更大损失，被迫答应女工的要求，将搜身的男人调回，予以“申斥”，仍由女人担任搜身，400余工人停工两天的工资照发。这次斗争使隆兴纱厂减产棉布8万多米。
同年秋冬之交，泰安胶皮工厂(现青岛橡胶九厂)为要求改善待遇，曾两次停工。该厂属日本共和护膜株式会社，是青岛唯一生产胶鞋的厂家，有工人300余名。中秋节前夕，该厂成型部女工反对日本厂主扣压工资，相继离厂，拒不上班。日本厂主先是让当局出动宪兵威吓，后允诺工资照发，女工们始复工。12月初，为要求将工资改发面粉，并撤换仗势欺人的验鞋工(汉奸翻译的老婆)，全厂工人罢工。日本厂主被迫接受要求，工人的斗争取得胜利。
1943年春，青岛印刷局日本厂主因一梁姓排版工人不慎出错而决定开除这名工人。中共地下支部指示工人党员发动反对开除的斗争。先是提出反对开除的抗议，要求收回决定，厂主不予理睬。继之各工序工人相继请假，使车间停产。请假斗争进行到第三天，日本厂主被迫收回成命，并答应生病工人可半日工作半日休息，加班费每次发2角，每日供给一顿饭。斗争取得胜利。
同年夏，山东渔业株式会社修船所300多工人，在地下党支部的发动下，全体停工，要求改善待遇。工人们高喊：要干活就得吃饱饭！连工头也参加斗争。日本厂主要工人派代表谈判，工人就让工头充当。时值渔汛旺季，修船业务繁忙，日本厂主无奈，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每人每月增加半袋面粉，另发加班费。地下党组织同意立即复工，在斗争中发展1名骨干分子入党。
在日军占领并施行法西斯统治的8年中，青岛广大工人在没有政治自由，生存权利也遭到严重威胁的境况下，没有绝望，没有气馁，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生存而斗争，这些斗争削弱了敌人的经济力量，打破了日军的侵略计划，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