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掘的悬泉置遗址，本质上是汉晋时期一处官方性质的邮驿接待机构。除了日常的公文信件传递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接待官员、使者和一般商客的行旅往来。由于其地处中西交通的孔道和西出东进的门户，大凡东来西往的各类人士都要在这里停留、住宿并留下他们的登记。其中包括西域、中亚很多国家国王、夫人、质子、贵人、使者、副使以及一般商客前来中原朝贡、通使、受封、纳质、和亲、交游、经商、学习以及汉王朝使节出使上述国家的记录，都曾留在了这里。大月氏的材料即属此类。虽断简残编，弥足珍贵。下面逐一作以介绍。
简一：
出馬五十六匹，送大月氏客張子文付□□□。(Ⅰ90DXT0114③:145)
木简，长24、宽1厘米。柽柳。右侧有刻齿，刻齿内有“五十六匹”字样。同层共出156简，有纪年者27枚，占17%，纪年信息较为丰富。最早为本始二年（前72），最晚为初元五年（前44），跨时29年，主要为宣帝时期简1。此简为汉简中关于大月氏活动的的较早记载，当在此29年时段或者此前此后。宣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来往极为活跃，最突出的是常惠多次出使乌孙，先是在本始年间与乌孙联手，东西夹击，取得了对匈奴的重大胜利；其次是在甘露年间分立大小昆弥，屯田赤谷，迫使乌孙最终走上了归服汉朝的道路。其时的大月氏已定居于阿姆河以南和阿富汗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与汉朝的来往也具备了相当的规模。简中所谓“出马五十六匹”来护送大月氏客人，说明被送之人至少在数十人之多。
简二：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絶、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Ⅰ91DXT0309③:97)
简三：
歸義大月氏貴人一人，貴人□一人，男一人，自來龜茲王使者二人，貴人三人，凡□人。(Ⅰ91DXT0309③:98)
木简，长23、宽0.7厘米。完整，柽柳。此简与上引简二同出一处，时代与前简同。可能为宣帝时期之物。简中言之凿凿，有“归义”二字，说明来者是归顺了汉朝的大月氏；言“归义大月氏贵人”，当是大月氏上层，而不是游离于主体之外的流散人群；同龟兹王使者一同来汉，说明他们代表大月氏国王或者国家意志，而不是个人行为。类似“归义大月氏”的简文在西汉末年的记载中还可见到，说明大月氏与汉朝的关系在公元前的半个世纪里，曾有过类似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或者大月氏的一部分人曾经归属过汉朝。很值得研究。
简四：
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詔侍御史曰頃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諸國客，與候張壽、侯尊俱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御屬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風廏，承書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Ⅴ92DXT1411②:35)
木牍，长23.5、宽1.5厘米。松木。有字两栏，上栏三行，下栏两行。有明确纪年，时为公元前52年5月3日。这是御史大夫府开具的一封传信。要求从扶风厩以西沿途驿站馆舍都要为前送大月氏诸国客的使者提供食宿和车辆。时御史大夫杜延年以病免，安车驷马回故里，新任于定国夏历五月才到位。所以“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使客郎中”、“都内令”均为官职。超、霸、侯忠、张寿、侯尊、弘等均为人名。简中所谓“大月氏诸国客”者，说明除大月氏使者外，还有其他西域国家的客人。上已言及，从史书记载看，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汉与乌孙的关系可谓浓墨重彩，而汉与大月氏关系却只能在汉简中才能看到。
简五：
校尉丞義使送大月氏諸國客，從者一人，凡二人，人一食，食三升，東。(Ⅴ92DXT1311③:129)
简六：
出粟三升。以食守屬因送大月氏客，一食，食三升。(Ⅴ92DXT1311③:140)
木简，长23、宽0.8厘米，柽柳。此简与简五同层共出，时代与上简同。因，人名。守属，官名。一个人护送大月氏客人，亦当为完成使命后东返之中。
简七：
出粟四斗八升，以食守屬唐霸所送烏孫大昆彌、大月氏所□(Ⅴ92DXT1712⑤:1)
简八：
大月氏假司馬(Ⅴ92DXT1511④:2)
简九：
初元二年七月戊辰，使大宛□□者□□□中郎丞漢，承制詔侍御史□□□大月氏□□□□副意與候□敞趙□□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
御史大夫萬年下扶鳳廏，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四月□□過東(Ⅴ92DXT1210③:132A)
使大月氏副右將軍史柏、聖忠將大月氏雙靡翕侯使者萬若，山副使蘇賴，皆奉獻言事詣行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
永光元年四月丁酉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章、倉長光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當傳舍，如律令。四月丙午過，東。(Ⅴ92DXT1210③:132B)
简十：
四封章破詣府合檄一詣府掾
一封廣校候印詣府正月丁亥日未入出西界
西書十四封合檄一四封都尉印詣府·東界毋券刻案之·西書三封一封河内詣郡倉一封章破詣使送大月氏使者(Ⅴ92DXT1210③:97)
简十一：
□□□遣守候李□送自來大月氏休密翖侯□□□貴人□密貴人□□□□□彌勒彌□□□……□□□□□□□□客皆奉獻詣行在所，以次为駕，二乘傳。三月戊申東。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彊、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如律令(Ⅱ90DXT0216②:702)
上引简九有大月氏“双靡翖侯”，此简又见“休密翖侯”。
按《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2关于五翖侯的族属、居地，前人多有研究，也多有分歧3。但大体位置应在吐火罗斯坦东南部山区。
关于贵霜翖侯，《汉书·西域传》：“贵霜翖侯，治护澡城”。《魏书·西域传》：“钳敦国，故贵霜翖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间。”《魏书》之“钳敦”被认为是《大唐西域记》“昏驮多”的对音。《大唐西域记校注》昏驮多城条下注曰：“昏驮多城,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作Khamdādh。其地在瓦罕山谷中潘扎水（Ab-iPanja)南岸冲積扇上之Khandūd，這一比定已為學者們所接受。”11
从上面五翖侯的分布地区看，都在今阿富汗东北、阿姆河上游、瓦罕峡谷、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
简十二：
入粟三斗，馬二匹。鴻嘉三年閏月乙亥，敦煌廏官奴章受縣泉嗇夫長送こ大月氏(Ⅱ90DXT0214②:241)
木简，柽柳。下部残，残长18.7、宽1厘米。残失约4.3厘米。简文有明确纪年，鸿嘉三年闰月乙亥，前18年，夏历闰九月，是月庚子朔，无乙亥，可能是原简抄写有误。此简类似一件收据，敦煌厩官奴章收到悬泉啬夫长粟三斗、马二匹而为后者出据的一份收据。此事与大月氏使者的过往有关。简文残废，文义不完，但仍可说明大月氏在成帝鸿嘉年间与汉朝有着正常交往。简中“章”、“长”均为人名。
简十三：
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屬周生廣送自來大月氏使者積六食，食三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Ⅱ90DXT0214①:126)
完整木简，柽柳，长23.7、宽0.9厘米。存字39个。字迹清晰，墨色如新。简中“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27字是该简全文。送大月氏使者的官员是“守属周生广”，周生是当时敦煌复姓。在悬泉置吃过六顿饭（也许是三人食两顿，亦未可知）。简文中间夹小字两行，似与本简内容无关。左行“六石八斗四升”，右行“五石九斗四升”。如果是出粟的数字，总共十二石七斗八升，可供四百二十六人次用饭一顿。但究作何用，不得而知。同层所出纪年简16枚，最早河平四年（前25），最晚为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最多为元始四年和元始五年简，共9枚。所以该简的时段大致可定在西汉末年，公元前后。
简十四：
府移玉門書曰：降歸義大月氏聞湏勒等(Ⅰ91DXT0405④A:22)
木简，柽柳，下部残断。残长11、宽1厘米。仅存上部十六字。同层所出纪年简只建平三年（前4）一枚。因而此简的年代可能亦在西汉末年公元前后。此时出现“降归义大月氏”，同上引简三中的“归义大月氏”，一在元康元年（前65）到五凤四年（前54）的12年间，一在公元前后，相差半个世纪。“闻须勒”三字可能是大月氏归义者的名字。也可能“闻”是动词，“须勒”是动词宾语，有错讹。究属何意，尚待研究。
简十五：
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Ⅱ90DXT0114③:273)
简十六：
□□□屬禹丁良西送大月氏副使者(《敦煌汉简》1328)
此简是1987-1989年间文物普查时采集于悬泉置遗址。最早的简有武帝元鼎纪年，至于此简为何时之物，尚难判断。简文残缺，大意仍是派官员护送大月氏使者之事。
简十七：
二月丙辰大月氏呼孫從者半大一人，與此五十六人。第一。
简十八：
二月丙辰大月氏伏鉞從者餔比等十一人。
此亦玉门关新出之简。伏钺、餔比为人名。此简所记一同出入关的十一人，都是大月氏人。如同上简，其他信息不得而知。
今天的阿富汗长期处在战争和灾难之中。但回望历史，曾经的辉煌灿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过重要篇章。张骞通西域，选择的第一出使目标就是来此定居的大月氏。张骞的到来，“确实进入了一个和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所见所闻,确实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张骞不仅是出使西域、由中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把希腊化文化信息带回中原的第一人。他的西域凿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从不同的方向沟通了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17五翖侯中的贵霜翖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壮大建立的贵霜帝国，学术界通过各地出土的贵霜钱币已经建立起一个公元以后从丘就却、阎膏珍、迦膩色迦及其后世的世系王统。可是，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灭亡到贵霜帝国的建立，也就是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到公元前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材料的缺乏，被学术界称之为“黑暗时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阿富汗东北部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具体位置在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与科克恰河（Kokcha）交汇处。从1964年到1978年法国考古队在此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大规模发掘。一座希腊化时代的城市遗址，时代在公元前4-前2世纪。大月氏到来以前，该城已被南下的塞人所摧毀。“它因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治而繁荣,也因这个王国的衰亡而遗弃。”18远早于上述河西出土的大月氏汉简的年代。
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法国考古队发掘的贝格拉姆遗址，位于阿富汗帕尔万省的东北部，南距喀布尔60千米。其中出土的“贝格拉姆宝藏”包括了大量象牙和骨雕、玻璃器、青铜器、石膏制品以及少量的铁器、陶器、石器和漆器碎片。城址和出土物的年代，中外学者都倾向于公元之后的贵霜帝国时代。19晚于上述大月氏汉简的年代范围。
1978年，阿富汗和前苏联合作在其北部朱兹詹省的首府希比尔甘（Sheberghan，亦译作西伯尔罕、席巴尔甘等）东北5千米的迪利雅特佩（Tillya-tepe）发掘了古代城市的大墓。时代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六座大墓中仅黄金饰品就出土了20000多件，被称之为“西伯尔罕宝藏”。重要的是墓中同时出现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欧亚北方草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混合因素20。其中出土的汉代连弧纹青铜镜，有铭文34字。此类铜镜，按李学勤先生的考证，西到乌兹别克斯坦、北到西伯利亚、东到日本的福冈都有广泛的流传。21
唯此迪利雅特佩大墓的文化内涵，就其时代和内容而言，当与上述有关大月氏汉简年代相对应。而从出土地点看。朱兹詹省同巴尔赫省东西毗邻，从希比尔甘到巴尔赫（即大月氏都城蓝氏城）100千米。完全有理由认为，迪利雅特佩大墓很可能就是贵霜帝国建立以前大月氏定都蓝氏城时期的贵族墓地。
大月氏西迁前，中亚北部草原南下的塞人取代了希腊-巴克特里亚，而后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又臣服了占居此地的塞人政权。起初都妫水北为王城，具体地点在飒秣建（今撒马尔罕）23。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迁居蓝氏城（亦称蓝市城、监氏城等，即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六座大墓中出土的文物，当为大月氏在此阶段的文物遗留。
注释
1有一简为大始五年（实为征和元年，前92），内容为遗失传信要求追查的文件，可能为后来追述前事的记载。
2《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91页。
3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4月，第31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225页。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971-980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0-32页。杨宪益《大月氏五翖侯疆域考》《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4《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74页。
5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975页。
6《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80页。
7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974页。
8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认为，休密之故地当在今阿富汗东北法扎巴德及卡拉查延地区周围。见该书1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9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0-32页；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第405页。
10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980页。
11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认为，贵霜故址护澡城，在今阿富汗东北法扎巴德、卡拉查延等地周围（158页）；而昏驮多城，则在今阿富汗瓦罕地区之瓦罕城（357页）。可备一说。
12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1页。
13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971页。
14《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21页。
15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2页。
16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972页。
17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61页。
18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5页。
19罗帅《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1年第2期，第68-78页。
20吴焯《阿富汗西伯尔罕墓葬文化》载张志尧主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20-223页。
21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第5期，第15页。
22杨巨平《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第119页。
23杨宪益《大月氏王都考》，载《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第159页。
编者按：原文引自《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30-643页。编辑时略有改动，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