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交易中，均出现了第三方论文代写代投机构的身影。
这些机构，以翻译公司、科技服务公司或文化传播公司之名，行论文买卖之实。从论文撰写、选刊投稿、审稿改稿到最终发表，提供“一条龙”服务。
论文中介，怎么就能做得风生水起？
“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
2010年年初，《长江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披露了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发现：买卖论文在我国已形成产业，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
现在在百度上以“发论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排名靠前的几家网站中，均有客服表示可以“代写”“代投”。
商品已经摆在这里，就等着有心人询价了。
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是一家研究院，和海内外科研团队均有合作，出的论文全是“一手货”。机构业务范围广泛，从著作教材、专著专利到课题申报，只要是职称评审和毕业需要的，他们都能“保驾护航”。
不仅是论文。书籍、专利，甚至课题，给钱，中介都许诺可以挂名。
记者表示，需要一篇影响因子不限的电子信息方向的SCI英文论文。辛科开出“底价”——7万元。他表示，只要交了钱，买家什么都不用管了，等着就行。
“有些心虚啊。”记者跟他闲聊。辛科觉得记者有些“矫情”：“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想，生意还做不做？发表论文，关系到评职称和毕业，都是人生大事。”
后来，记者又在网上联系了其他中介机构。
按照张莹介绍的流程，确定“合作”以后，论文买家要填写一份自己的基本资料和写作要求，先交50%费用，用作代笔费和操作发表费。收到杂志社的录稿通知书后再付余款。杂志出刊后会快递两本样刊、录稿通知书及发票，方便买家报销。
“题目可以您自己定，也可以我们安排老师给您拟定，根据您的方向写作。我们合作的老师多是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博硕士精英，专业代写经验丰富。”张莹跟此前辛科的“套路”一致：公司都正规，团队都是大牛，经验都很丰富。
论文代写代投，违法吗？张莹坦言：“打的是擦边球。”辛科反问：“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
花10万为人买两篇论文：省时也省力
中介公司为什么能包发包过？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公司中，有的可能真有门路，和期刊编辑部有来往；或者确实熟悉论文发表的套路；但有的，只是虚张声势。
但就算被骗，敢舍下脸面报警打官司的论文买家，也是少数。
前两年，为帮助在某985高校读博士的前女友，刘洋（化名）决定帮她买论文。
他知道，这个市场“水深”。稳妥起见，刘洋找到大学时交好的老师，请他推荐论文代写代投中介。
刘洋买了两篇论文，都是以金融为主题，每篇不超过4000字。一篇北大核心，一篇南大核心，代写代投机构还送了一本书的副主编署名。
其实，期刊编辑在工作中，也在和代写代投机构“斗智斗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刘清海曾撰文称，在目前国内论文造假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科技期刊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心血用于防范学术不端文献的发表。
后来，刘清海找到作者单位座机，辗转联系上了作者。这位作者解释，之所以留下的是桂林的手机号，是因为该论文由南方的同学帮忙投稿。“两人说法是矛盾的。”刘清海判断，此篇论文为代写代投。
他总结了代写代投论文的几个特点：一般来说，论文作者数量较少；采编系统中所留作者信息量少；采编系统中只留手机，手机号码所在地与作者单位所在地不符。具体到论文本身来说，学术不端文献检测能通过，但显示“可能已经提前检测”。刘清海分析，应该是代写代投机构熟悉编辑部运作规律，因此，提前通过特殊途径查重，剔除或修改重复文字后才投的稿。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肝胆胰外科杂志》编辑部曾分析了该期刊从2015年1月到2016年7月投稿系统中来自不同单位却使用同一密码的86名作者及其所投的93篇稿件。经编辑部综合审定，其中82篇初步认定为代写代投稿件。他们指出，从目前来看，代写代投现象没有得到改善，且必将长期存在，期刊编辑仍然要长期面对这些混杂在来稿中的代写代投稿件。
专家建议将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入罪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而且，需求长期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印波感慨，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性。
此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七届五次全委会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指出，近年来，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伪造论文评审意见、雇“枪手”代写基金申请书等新情况时有发生。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陈宜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没有对其处理的途径，他呼吁有关部门严厉惩处，遏制这类问题继续恶化。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印波指出，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其实，论文代写代投事件的处罚主体，往往还只是购买、代写的“体制内”主体——像学校的学生、老师、科研人员等，对于外部的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中介机构，依旧缺乏足够的规制手段。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认为买卖代写代投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很少有出于署名权的专属性考虑，认定买卖论文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在所买卖的论文涉嫌剽窃时，才有可能由被侵权人追究买卖双方的连带侵权责任。
对于论文买卖协议本身的合法性，从过往判例来看，只要论文卖出方依照合同约定向购买方提供了论文代写、代投服务，法院往往对此持较为宽松的态度，认定协议有效。只有在涉及职称论文代写代投个别情况下，法院才认为该协议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再说，一般情况下，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又会去告发中介机构呢？”
记者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到，曾有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代投服务的科研人员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国办发（2015）9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不准利用中介机构或其他第三方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通知精神，也违反了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通知，属违反国家法规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但法院认为，通知系政策性文件，非行政法规，科研人员欠缺证据证明该代理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代理合同应属有效。
前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论文买卖、代写大致包括三类主体：一是论文需求方，二是中介机构，三是论文的代写方。印波认为，三者相较之，组织者即论文买卖、代写的中介机构的危害最大，且存在监管空白，对其进行刑事规制也更为紧迫。
“组织论文买卖、代写行为，不仅破坏科研秩序，浪费科研资源，还践踏学术公平原则，产生大量现实危害。”印波表示，有了对应罪名，能对这类行为构成威慑。但是，真正要建设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还要从写作主体自身学术道德修养、行业的自律与监督和法律规制三方面同时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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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均涉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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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和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出现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有117篇。其中，23篇标注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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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调查发现，107篇论文中，有2篇论文系《肿瘤生物学》重复发表；1篇系《肿瘤生物学》期刊自身错误撤稿，作者没有过错；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其中95篇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6篇由作者自行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这101篇论文中，有12篇系向第三方机构购买；其余的89篇由作者完成。
（原题为《论文买卖生意“风生水起”代写代投机构却成法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