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法学专家搞不定学术打假——
谁来判定论文抄袭？
看到查重报告显示，论文的文献复制比超过50%的时候，姚洪军一度觉得自己要举报的抄袭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回应“不构成学术不端”，授与其博士学位的母校中国海洋大学认定“不属于轻微抄袭”。海大学术委员会的一位教授明确表示，侯论文存在瑕疵，但绝非抄袭，“调查资料翔实，我们随时等待向有关部门汇报”。
曾以272分通过司法考试、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的姚洪军困惑了。为了搞清事实，他电脑里的资料已存了几个G，但似乎掌握的资料越多，距离真理越来越远。
事实上，不只是姚洪军，那些参与评议的专家，也面临难题：知网查重存在误差，人工评议不被信任，学术抄袭没有统一标准……
面对这份“抄袭”鉴定，他们也在思考：当学术抄袭被讨论至铺天盖地时，什么才是最准确的评价标准？抄袭与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查重系统的结果专家“不认”
为“防止误差”，姚洪军又进行了人工比对。他一页页圈出侯文中与他人雷同较多的文字，“最保守估计也超过6万字了”。
侯怀霞的博士论文一共16万多字，按照姚洪军的算法，这些雷同的部分起码占到这篇论文的36%。
侯怀霞毕业的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颁布了《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其中第10条写明：整段雷同内容占整篇学术成果30%以上，或将他人的学术成果作为自己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构成重度抄袭行为；占10%且非主要创新点，也构成轻度抄袭行为。
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官网显示，侯怀霞2004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资源法方向）专业。2008年6月6日，她完成了毕业论文。
这则“事实”也遭到了侯怀霞本人的反驳。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复制比中常理和法律法规都会标记，且她对别人的观点不是直接引用，就是间接运用，“这个学术规范是允许的”。
侯怀霞坚称：“我没以任何方式去侵害和套取别人的东西，是否抄袭目前学校已经有结论，这些结论都有依据。”
“我没有那些问题。如果真的构成抄袭，我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侯怀霞说。
信机器，还是信人
姚洪军想不明白：“我也是学法律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这里，难道还不足以认定？”
在他看来，居高不下的“复制比”是推不翻的事实。
但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参与侯怀霞论文鉴定的专家李其眼里，查重报告里的数字并不一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李其承认“侯怀霞的论文存在缺陷”，但他同时强调，“这绝不属于抄袭”。
按照他的说法，知网的查重会标记雷同的语句，但无法作出更加细微的划分。尤其像侯的博士论文为法学类别，涉及援引大量法律法条的情况。
“一些历史性综述，有时候用自己的话概述反而不准，不如直接引用已有的说法。”李其说。“知网查重并不能作为评判学术抄袭的唯一标准。”
从2007年开始，学术不端问题越发被重视，部分高校要求硕士研究生论文和博士论文都需要进行知网查重，只有检测合格才能论文答辩，这个要求随后也延伸到了本科阶段。
相比人工筛查，它的数据库庞大，筛查标准统一，工作周期短，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论文保证了审核速度，它逐渐成了学术问题筛查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
2012年，教育部颁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又颁布《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知网查重的搜索指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升高。
但即使知网查重是我国目前相对可靠的查重工具，机器检测与人为判别毕竟存在一定的差别，一些有关学术问题判别的争议也往往因此产生。
李其说，引入知网后，学术界往往将“复制比”作为判定论文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不少优秀论文是在既有的成果上推进的，有突出的创新点但可能也存在较多雷同之处，很容易被复制比这一个指标“一棒子打死”；另一部分人却因此找到了捷径——可以没有观点，但是要会用新鲜的写法包装。
在李其看来，知网查重一方面的确保证了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却也“圈住了君子，放过了小人”。
这个空子曾被不少人死死地盯住。在市面上，一种所谓的“反知网查重”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论文检测系统应运而生。打开淘宝，一个月销量高达55万多笔的软件还能提供“降重”服务。
拿这个软件来说，它可以根据论文查重情况，自动计算论文“降重”的价格，若需求紧急，24小时处理完还需再加钱。每逢毕业季，该店铺的论文查重及“降重”服务价格噌噌地上涨。
有人总结，企图抄袭者能够用各种方法规避掉知网的查重，而潜心创作者因为引用问题却可能无法通过。
“知网查重系统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为了方便，并非绝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是不是学术不端应交由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作判断。”
“软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范畴——“隐性”抄袭。有国内知名高校在读学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自己与导师合著的毕业论文被导师私自“霸占”：缩写为短篇论文，以个人的名字偷偷发表在期刊上。导师解释只出现一位作者是“期刊要求”；但期刊回应“基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对于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来说，鉴别分析抄袭也是道难题。比如对于界限并不分明的中间地带，什么能成为评判抄袭与否的标准？
李其的方法是判定作者是否提出了新观点。但问题是，“观点机器无法识别，需要依赖人评。但人又很难被信任”。
他们只能再次回归软件，这位教授无奈，“可软件不可能没有误差”。
事实上，在国外，筛查论文也主要依赖这样的反抄袭检测系统。国外大学中应用最为普遍的系统是Turnitin。
但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庞大的数据库：超万种不同的期刊杂志、数以百万计的图书、以百亿计的网页。它还采用了智能语料库技术——哪怕你改写了原文，一样会暴露。
新技术能否检测旧问题
被侯怀霞写入博士论文“致谢”中的刘惠荣，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的党委书记。侯怀霞表示，刘是自己的朋友、曾经的领导和同事，读博期间曾给自己诸多鼓励。
刘惠荣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2008年，那时候，学院里的答辩尚没有查重手段。对侯的论文审查，是答辩小组成员通过几层评议对内容进行的审核。
“这在当时没有任何问题。”她强调。
2009年，教育部颁布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事实上，被指抄袭后，总有高校及当事人回应：“刊发的论文发表早于各项规范出台。”
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从教21年，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间职称从讲师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了另一所大学。这些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
对此，张世友给出的说法是，被举报的论文多发表于2005年之前，“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10年前的标准不一样”。
虽然早已见怪不怪，但在熊文钊看来，“不能以新技术去追溯旧问题”，重点是要区分长期以来，判定抄袭的主要标准是不是未曾改变过——比如，无论什么时期，大面积的重合都不被允许。
“在标准一定的情况下，这只是用新技术去检测曾经没发现的问题。”他说。
抄袭与否到底谁说了算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李其记得，接到举报材料，学校就成立了专家小组，但研究侯怀霞博士论文的“工作量很大”。
“首先，国内外没有对抄袭的规范；其次，具体到每篇论文，硬性的标准也不管用，因情况而异。”他说，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讨论和商榷，没办法用查重系统来生搬硬套。
他表示，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是“独立存在的”，按要求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关于侯论文详细的分析报告，他本人没有留存。
但这样一份让李其费尽周折的评议结果，却并没有得到举报人姚洪军的认可。
长期以来，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袭”行为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后，得出的结论多是“过度引用”或不规范，这也曾被人质疑是“降级处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学术委员会的独立与否对审查结果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在校科研部门中，即使是独立机构，也有可能受行政因素干扰，对举报的审议难以保证足够地公平。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侯怀霞曾发表论文的《苏州大学学报》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多数凭印象，根据平时对稿件的掌握情况”。他说，“顶多是这样。”
同样是核心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济学版块的负责人苏伟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应。
“我们也很困难。作者如果抄一整本书，我们很难知道。”他反复强调，“当时真的挺辛苦的。”
“我国学术评估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不规范，首先是作者不规范，其次是学术期刊在刊发稿件时不规范。”储朝晖说。
对此，储朝晖的建议是，加强校外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建设，让第三方机构来评判事实，之后，再由学校行政部门作出处罚。
举步维艰的维权之路
从2015年5月起，他就手中的材料开始举报。一年多过去了，姚洪军等来了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调查结论的告知函》。
同年12月，姚洪军开始向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举报侯怀霞的学术不端问题。没想到，事情一拖又是一年多。
“即使按照规定，处理期限也最多是90个工作日。”姚洪军说，实际上，《上海政法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第八条也阐明：接到举报后，学校要在30个工作日内正式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组应于60个工作日内完成事实认定的规定。
2017年6月9日，上海政法学院才给出认定结论，这份认定结论表示：“侯怀霞以上海政法学院名义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两篇论文，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2017年7月5日，姚洪军再次对上海政法学院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认定标准并重新作出认定。
这一次，学校很快给出答复。两个星期后，姚洪军收到了结果，“再次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复核，重新鉴定等于重复程序和鉴定，浪费资源，校学术委员会对本次复核申请不予受理”，但并未对公开认定标准的要求作出回应。
研究法律的姚洪军不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他仍然想要一个“绝对的真理”。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国在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但美国论文的引用率更高。据AEIC学术交流中心统计，去年一年，我国高校发生15起被公开讨论的论文抄袭事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的名校。
这也是他执着举报的原因之一。在姚洪军看来，弄清楚侯怀霞论文的模糊地带，不仅关乎个人，也关系到我国学术评价的整体标准。
“在政法学院，特别是法学博士之间，所有的标准和规则，即使是潜规则，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他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其、苏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