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一大批古埃及文物通过冒险家、考古学家、文物贩子和外交官员之手流向埃及以外的国家，甚至在埃及学发展史中扮演着里程碑角色。200余年过去，埃及出土的文物遍布世界各国。如今古埃及文物馆藏数量排名前十的博物馆中，除了大埃及博物馆（GrandEgyptianMuseum）和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umofEgyptianCivilization），其余均在埃及本土以外。其中，大英博物馆馆藏数量超过10万件，仅次于大埃及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的埃及博物馆、英国皮特里考古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紧随其后，藏品数量在8万件左右。美国的埃及考古活动在资本支持下后来居上，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都曾派出过自己的埃及考古队，各自积累了数万件馆藏。
以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为标志，欧洲人开启了对古埃及的重新发现。拿破仑精心挑选了一支由167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特别科学艺术委员会”（CommissiondesSciencesetdesArts）随军出征，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但这批学者回国后整理出的《埃及记述》（Descriptiondel’Egypte）勾起了整个欧洲对古埃及文物的狂热向往。1833年，出身法国的热朗神父（FatherFerdinanddeGéramb）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ehmetAliPasha）说：“从埃及回来，如果你不能一手执木乃伊，一手执鳄鱼，那么你在欧洲将得不到尊重。”
在这位亲西方的穆罕默德·阿里的默许下，19世纪上半期，大量埃及文物外流欧洲，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柏林埃及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的基础馆藏均在这一时期形成。当时对埃及的文物收集活动以外交官员为主导，时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索尔特（HenrySalt）和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德罗韦蒂（BernardinoDrovetti），以及受雇于索尔特的意大利冒险家贝尔佐尼（GiovanniBelzoni）是三位中心人物。他们发掘的文物除了出售给自己的母国和雇主，也流向其他欧洲皇室和私人藏家手中。但欧洲各国政府、博物馆与派驻埃及的外交官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贝尔佐尼认为自己没有得到索尔特的公正对待，将一部分收藏卖给了卢浮宫。索尔特也因为自己的收藏活动并未换来应得的学术地位，将一大批藏品卖给了法国国王。德罗韦蒂则因为原籍意大利，经常受到法国人排斥。这三个埃及文物的主要争夺者都阴差阳错地惠及了自己的对手国家。
卢浮宫的古埃及收藏由埃及学奠基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主导。1827年12月，刚刚通过罗塞塔石碑拓片破译了象形文字的商博良，被查理十世任命为卢浮宫内新建成的埃及博物馆馆长。在他的建议下，卢浮宫购买了法国外交官杜兰（Edmé-AntoineDurand）以及索尔特、德罗韦蒂的部分收藏，一共近7000件藏品。1858年，法国人奥古斯都·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成为埃及文物部部长，他雇佣当地劳工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将230箱文物送回了卢浮宫，包括著名的“书吏凯伊”。与此同时，埃及也与法国制定了出土文物五五分成的条约，因此有相当数量的文物留在了埃及本土。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中期，埃及文物部一直在法国人掌管之下，从马里埃特到马斯佩罗（GastonMaspero）、格雷宝（EugèneGrébaut），不断扩张法国在埃及的利益。而英国人在这段时期内决定后退一步，不再把文物收集放在外交事务的中心位置，卢浮宫的馆藏因此得到了极大丰富。如今卢浮宫的古埃及藏品除了大量的斯芬克斯像、棺木、石像，还有一些精美小巧的工艺品，比如戈贝尔匕首。不过卢浮宫的木乃伊数量很少，目前只有一具公开展出。
意大利都灵的埃及博物馆（MuseoEgizio）是世界上第一座专门的古埃及主题博物馆。19世纪上半期，意大利人在英法两国争夺下的埃及扮演着重要的配角，当时活跃在埃及的许多探险家都是意大利人，但由于自己国家处于分裂局面，他们只能选择为其他国家效劳。原籍意大利的德罗韦蒂加入法国籍，贝尔佐尼则被英国人雇佣。德罗韦蒂在试图将藏品卖给卢浮宫时，受到法国一批基于原教旨主义的教权主义者的反对（他们担心会证明埃及文明比基督教文明更古老），转而将一大批文物卖给撒丁国王，构成了都灵埃及博物馆的馆藏基础。如今位于都灵的埃及博物馆拥有3万余件馆藏，最知名的藏品包括“都灵王表”和“都灵莎草纸地图”，二者在同类文物中都具有独特价值。
在德国，隶属于柏林新博物馆的埃及博物馆（gyptischesMuseum，NeuesMuseum）创始于1828年，在博物学家、制图家和艺术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的建议下设立，最初的藏品来自普鲁士王室的收藏。1842年，普鲁士国王派出洪堡和年轻学者卡尔·莱普修斯（KarlLepsius）领导一支皇家考察队前往埃及，为期3年的考察带回了柏林埃及博物馆的核心展品。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相比，普鲁士人在埃及的发掘活动开始得较晚，但为后来的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系统性范本，他们对上埃及的主要遗址都进行了调查，为记录纪念碑和铭文的方法制定了新的标准。莱普修斯回国后整理出版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纪念碑》，是当时最大部头的埃及学著作。受限于动荡的国内局势，德国人在埃及的考古活动规模不及英法两国，但收获了不少精品，其中1912年发现的“纳芙蒂蒂胸像”更被视为女性美的象征。
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PetrieMuseumofEgyptianArchaeology）是考古学家个人收藏的典范。随着时代变迁，贝尔佐尼式的野蛮考古时代一去不复返，考古学学术范式逐渐完善，19世纪末的英国人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Petrie）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主张专业考古发掘者应该研究、记录每件古代文物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使用相对精确的断代和定级体系，后来发现图坦卡蒙墓的霍华德·卡特（HowardCarter）就曾在他的营地工作过。在皮特里漫长的考古生涯中，对埃尔－卡宏附近的工匠村的发掘可谓独创，改变了过去人们只注重大型纪念碑和坟墓，忽视城镇和村庄考古的局面，成功勾勒出了十二王朝时期普通工人的生活画面。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拥有8万余件藏品，其中包括一件5000年前的亚麻连衣裙。想要了解古埃及平民生活，这家博物馆不容错过。
埃及本土的博物馆收藏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随着欧洲考古学家们逐渐苏醒的文物保护意识艰难成长。商博良曾写信给穆罕默德·阿里，对考古遗址的大规模破坏和文物交易表示反对，促使阿里在1835年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物保护法令。马里埃特则在担任埃及文物部长期间强调文物保护概念，尽可能将文物移交给官方，禁止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挖掘活动和文物出口，减缓了欧洲对尼罗河的掠夺。20世纪50年代，在被法国人掌管文物部94年以后，埃及终于拿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文物管辖权。
罗塞塔石碑（TheRosettaStone,公元前196年）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花岗岩石碑，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用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32行埃及草书（又称世俗体，当时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和54行古希腊文对照书写，为商博良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成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里程碑。罗塞塔石碑于1799年由法军上尉皮埃尔－弗朗索瓦·札维耶·布夏贺（Pierre-FranoisXavierBouchard）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在拿破仑带领的法国军队战败之后移交给英国人，自1802年起在大英博物馆中公开展示。由于罗塞塔石碑的重要意义，埃及古物最高委员会（SupremeCouncilofAntiquities）秘书长札希·哈瓦斯（ZahiHawass）博士曾公开呼吁英国应该将罗塞塔石碑归还给它真正的归属地埃及。
拉美西斯二世胸像（StatueofRamesses，the“YoungMemnon”，约公元前1270年）
拉美西斯二世是公元前1279年至前1213年的埃及统治者，他统治的年代是埃及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这尊雕像来自于埃及底比斯的拉美西斯神庙，仅上半身就高2.5米，重7吨，运达伦敦时，是英国公众当时所见过的最大的雕像。雕像面貌俊美，头戴眼镜蛇造型的皇冠。躯干右侧的圆孔据说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人所凿，但他们未能成功将它运走。1816年，身强力壮的意大利人贝尔佐尼只用了4根棕绳、4个滑轮，就将巨像运上了船，以至于当地人都以为他施展了魔法。
歌女木乃伊（MummyofKatebet,公元前1320年至前1280年）
这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属于一位名叫Katebet的老妇人，她生前是卡纳特神庙中侍奉阿蒙神（Amun）的女祭司，因为职责是吟唱歌曲向神灵祈祷而被称为“歌女”。覆盖在她面部的彩绘镀金面具非常精致，刻画出了她的假发和白色耳环。她手上戴着戒指，腹部有圣甲虫装饰。从木乃伊假发的形状和双手在棺木上的位置判断，这具棺木最初是为男性设计的，经过改造才归这位老妇人使用。歌女木乃伊是古埃及平民阶级木乃伊的代表，因此在大英博物馆丰富的木乃伊馆藏中独树一帜。
丹德拉星盘（ZodiacofDendera,约公元前50年）
丹德拉星盘来自丹德拉哈托尔女神庙的天花板，上面刻有金牛座和天秤座的图案，36个环绕一圈的人像代表36个星群以及埃及年的36周，最外圈的四位女神托举着象征天穹的黄道带，它充分展现了古埃及人对天文学的认识。1820年，法国文物爱好者索尼耶（SébastienLouisSaulnier）雇佣代理人莱洛伦（Jean-BaptisteLelorrain）把它从神庙的屋顶上拆下来运到法国。这块星盘雕刻在两个0.9米厚的石块上，莱洛伦用炸药在屋顶上炸出一个洞，花了22天才凿下来，最后以15万法郎的价格卖给了路易十八。星盘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被约翰·罗杰斯（JohnH.Rogers）描述为“我们拥有的唯一一幅古代天空的完整地图”。丹德拉星盘的年代和用途众说纷纭，商博良、傅里叶和居维叶都曾加入讨论，商博良认为它来自埃及的希腊－罗马时期，更多同时代人认为它属于新王国时期。
格贝尔匕首（Gebelel-ArakKnife,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
格贝尔匕首的历史可追溯到埃及史前时期。卢浮宫的格贝尔匕首是法国古埃及学家乔治·班内迪特（GeorgesBénédite）1914年从一名古董商那里购得。据说购入时刀柄和刀刃分离，1933年才被修复。它的象牙刀柄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一面是神话中的狩猎场景，另一面是战争场景，雕刻深度不超过2毫米，刀柄上的图案体现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刀刃由燧石制作，厚度仅有6毫米，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
书吏凯伊（TheSeatedScribe,约公元前2600年）
“书吏凯伊”是一尊石灰石彩绘雕像，高52厘米，创造于古埃及第五王朝。书吏是古埃及一个比较低微的职业，当时埃及的雕塑艺术几乎全部被法老和贵族垄断，而刻画书吏这类平民的雕像则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出土的古埃及书吏雕像数量众多，“书吏凯伊”的特点是结构完整、表情真切，工匠刻画出了书吏聚精会神的神情、肥胖的胸部和松弛的腹部，他的眼睛镶嵌着水晶珠，炯炯有神。这尊陶塑是埃及古王国时期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代表之一。
都灵王表（TurinKingList,公元前1292年至前1190年）
都灵王表（亦称都灵纸草）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的文物，它本是一份税单，但背面用象形文字列举了从前王朝时期至拉美西斯二世之间埃及法老的名字和在位年数，并将古埃及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期。该名单还包括第十五王朝时期统治下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希克索斯人，他们的名字没有漩涡花饰，并且添加了象形文字符号，以表明他们是外国人，这在王表中非常少见。都灵王表是德罗韦蒂在1820年发现的，属于他1824年卖给撒丁国王的一批文物。打开包裹时，纸张已经碎成了小片，商博良对它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和辨认。
都灵莎草纸地图（TurinPapyrusMap,约公元前1150年）
都灵莎草纸地图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地形地貌图，长约2.8米，宽0.41米，地图上的地点信息已经被证实是准确的。它在底比斯被发现，属于德罗韦蒂的收藏。地图为拉美西斯四世的哈马马特河谷（WadiHammamat）探险绘制，此行目的是开采用于建造国王雕像的石材。地图上绘制了15公里长的哈马马特河谷地貌，包括干枯的河床、周围的山地、采石场、金矿和村庄。除了显示地形之外，地图上还用黑色、粉色、棕色、绿色和白点标明不同的岩石类型，说明古埃及的绘图员已经能够使用图例和对比色来描述地理信息。
埃勒西亚神庙（TempleofEllesyia,公元前1550年至前1291年）
埃勒西亚神庙由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西斯三世修建，最初位于QasrIbrim遗址附近。供奉着阿蒙神、荷鲁斯神和萨提斯神。20世纪60年代埃及政府计划修建阿斯旺大坝，为了抢救即将被淹没的纳赛尔湖地区的文物古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一次国际行动。这座神庙被埃及政府当作谢礼，切割后送到都灵重组。
纳芙蒂蒂胸像（NefertitiBust,公元前1345年）
纳芙蒂蒂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皇后，以美貌著称，和阿肯那顿共同治理过埃及，在丈夫死后还可能成为女法老。这尊胸像是以石灰岩和灰泥制成的彩绘像，一般认为是公元前1345年由雕刻家图特摩斯（Thutmose）所雕。1912年由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哈特（LudwigBorchardt）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位于埃及阿玛纳（Amarna）的图特摩斯工作室发现。人们怀疑波尔哈特在与埃及政府分割考古收获时刻意隐瞒了这座雕像的价值。1924年，纳芙蒂蒂像在柏林的埃及博物馆第一次展出，后来因为战乱辗转多次，2009年才回到旧址。头戴蓝色冠冕、面露迷人微笑的纳芙蒂蒂被视为女性美的象征。纳芙蒂蒂胸像复制品是最广为流传的古埃及艺术品之一。
泰伊王后头像（PortraitofTiy,公元前1387年至前1350年）
泰伊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后，也是古埃及最著名的“平民王后”，她的父亲是宫廷大臣尤亚，母亲是贵妇图雅。这尊头像用紫杉木雕刻，脸部有重新加工的痕迹，装饰着蓝色玻璃珠的假发下藏着金银发饰，头上戴着一顶装饰着牛角、太阳圆盘和鹰羽的王冠。
柏林“绿头”（BerlinGreenHead,公元前100年至前50年）
柏林“绿头”是一尊绿片岩雕刻的头像，是古埃及晚期到托勒密时期最著名的艺术品之一，来自易卜拉欣·希尔米王子（PrinceIbrahimHilmy）和亨利·沃利斯（HenryWallis）的收藏。不同寻常的是，这尊雕像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且完美对称，脸部有许多精心雕刻的皱纹，剃光的头骨形状非常逼真，尽管鼻子处有破损，但仍然刻画出一个睿智的中年男性形象。整件作品没有铭文，因此他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团，考古学家只能根据作品风格确定年份。
丹铎神庙（TempleofDendur,约公元前15年）
这座建于公元前15年左右的小神庙主要为供奉女神伊西斯修建，女神身边还有佩德西和皮霍尔，当地一位努比亚统治者被神化的儿子。神庙底部刻有纸莎草和莲花团，大门上方刻有太阳团，两侧是天空之神荷鲁斯张开的翅膀，外墙上雕刻着国王向手持权杖和象征生命的安卡的神灵供奉的场景。在神庙的第一间，刻有表现法老向众神祈祷献祭的浮雕。此处的国王是罗马皇帝恺撒·奥古斯都——当时埃及的统治者，奥古斯都建造了许多埃及风格的神庙用来供奉埃及神灵。1963年，埃及政府为了感谢博物馆在抢救纳赛尔湖文物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将整座神庙送给了大都会博物馆。
朋内布墓室（MastabaTombofPerneb，公元前2381年至前2323年）
朋内布是一位负责给国王披袍加冕的宫廷高级官员，生活在埃及古王国时期第五王朝。他的墓室于1907年被发掘，由大都会博物馆的赞助人爱德华·哈克尼斯（EdwardHarkness）从埃及政府手中购得。墓穴上部结构包括一间彩绘的祭室，由一道玄关与墓园相连。祭室内一道风格化的壁龛式门廊（即所谓的“假门”）提供了一条与死者进行象征性接触的渠道。大都会博物馆不仅藏有这间装饰精美的祭室，还有与之相连的墓园以及一间用于安置朋内布雕像的副墓室，共同形成了一座墓群，其完整程度在博物馆收藏界独一无二。
河马威廉（WilliamtheHippo，公元前1961年至前1878年）
“河马威廉”雕像是一尊彩陶小像，青色釉面上绘有莲花图案，象征着河马生活的沼泽地，每天早晨重新开放的莲花则象征着重生。对于常常需要在河流中航行的古埃及人来说，看似温和的河马其实是一种凶狠的猛兽，代表着需要在今生和来世都得到安抚和控制的自然力量。这尊河马雕像是在艾斯尤特（Asyut）以南30公里一位管家的墓葬竖井中发现的。发现时它的三条腿已经被折断，可能寓意防止它伤害死者。1931年，英国幽默杂志Punch发表了一则关于这只河马的故事，给它取名“威廉”。同年，大都会博物馆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了这则故事，“威廉”由此得名，它后来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吉祥物。
答次罕古衣（TarkhanDress,公元前3482年至前3201年）
答次罕古衣是一件有5000多年历史的亚麻连衣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女装。它于1913年由皮特里在埃及南部的答次罕墓地发现。牛津大学的放射性碳测试显示它的年代在公元前3482年至公元前3201年。
阿马尔纳瓷砖碎片（FragmentsofFaienceTilesandInlaysfromAmarna，约公元前1350年）
阿马尔纳（Amarna）是最著名的古埃及遗址之一，这座城市由法老阿肯那顿和妻子纳芙蒂蒂创建，图坦卡蒙幼年也曾在此居住。遗迹以繁复的装饰艺术品闻名，皮特里是第一个在此发掘的考古学家，其间得到过霍华德·卡特的协助。这些彩陶瓷砖碎片的烧制方式类似玻璃，拥有丰富明艳的色彩，在阿肯那顿统治时期尤其流行。
陶罐墓葬（PotBurial,约公元前4400年至前4000年）
这具放在陶罐里的尸体是1923年在巴达里（Badari）遗址发现的。巴达里村因为一个独特的埃及前王朝时代闻名，它存在于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4000年，是中埃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英国考古学家布伦顿（Brunton）和卡顿－汤普森（Caton-Thompson）发表的关于巴达里文明的论文中，特别描述了这具独特的棺椁。和法老厚重的棺椁不同，陶罐墓葬展现了古埃及文明起源之初的墓葬习俗。
（参考文献：[美]布莱恩·费根，《掠夺尼罗河》；[意]亚历山德罗·邦焦安尼，《埃及的文物珍藏》；[美]马娅·亚桑诺夫，《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部分文物信息来自大英博物馆、卢浮宫、都灵埃及博物馆、柏林埃及博物馆、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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