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3号，总面积43000平方米，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
甘肃省博物馆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珍贵文化遗存，馆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8万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686件(组)(含国宝16件)、二级文物2606件(组)、三级文物48164件(组)，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为特色。
博物馆目前有《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红色甘肃——走向1949》五个基本陈列。
01
场馆概况
甘肃省博物馆整个展览大楼以“庄重、典雅、美观、人性化”的原则设计和建设，是一座现代化综合性的智能建筑。大楼平面呈“山”字型，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其中藏品库房面积7600平方米，展厅面积约9000平方米，中间五层，两翼三层，后为展览大厅，尾部有圆形讲演厅。
展览大厅两侧有宽4米的回廊，与两翼相连。建筑由苏联专家设计，风格独特。馆内设有历史厅、革命文物厅、自然厅、社会主义建设展览厅，配有文物保管室、汉简室、文物化验复制室及搬迁复原的嘉峪关魏晋墓画。
02
基本陈列
---丝绸之路文明---
“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集中展示了420余件系统反映古丝绸之路的文物，包括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铜奔马及仪仗队、汉唐丝织品、佛教造像、金银器、唐三彩、元青花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甘肃彩陶---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奔腾不息的黄河、雄浑肥沃的黄土高原、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孕育了丰富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文化。这些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们大多含有多彩多姿的彩陶，这是数千年来甘肃延绵不绝的独特文化传统甘肃彩陶历经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岁月，其数量与种类，制作水平与艺术成就，都是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
---古生物化石---
---庄严妙相---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厅以历史沿革为主线，分为佛法东渐、盛世梵音、花落人间、花萼同辉、敦煌遗珍等六个部分，展现了自十六国至明清时期佛教在陇原大地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形象具体地展示了甘肃佛教艺术发展的全貌。
---红色甘肃---
“红色甘肃—走向一九四九”展厅全面展示了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里，甘肃特支的成立、南梁烽火的燃起、陕甘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鏖战河西以及甘肃全境的解放，谱写了甘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一步步走向辉煌的伟大历程。
03
馆藏珍品
---铜奔马---
汉代铜奔马，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
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鹰的刹那瞬间。让飞鹰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鹰的那一足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比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构思巧妙，艺术造型精炼，铸铜工艺较为先进。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被视为中国旅游标志。
---铜车马仪仗俑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宏伟、气势最壮观的汉代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它与铜奔马在1969年一同出土于武威市雷台墓，共由99件车马仪仗铜俑组成，包括39匹铜马、1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輂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兵器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
其中，斧车是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作为仪仗队导行，作用是彰显权势与威严；轺车和斧车类似，也是出行仪仗队中的前导车；輂车是一种大马车，有着高大的车轮；牛车由牛、车和“驾车奴”组成；而武士骑马俑中的各武士手执矛、戟等兵器，显得威武雄壮。
考古学家根据铜马身上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等文字，再结合同时出土的四枚“将军”印章，推断墓主人为一位担任张掖郡守级别官职的张姓将军。
---镂空鞘青铜短剑---
西周镂空鞘青铜短剑，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通长24.3厘米，鞘长18.7厘米，宽10.5厘米。鞘以回环缠绕的镂空蟠蛇纹构成，蛇身上有阴刻浅槽，钝三角形蛇头，双目凸起，鞘口两侧各有小犀牛一只。剑茎平直，剑身若韭叶形，剑身脊铸窃曲纹。
---鼎形铜行灯---
战国鼎形铜行灯，平凉市庙庄战国秦墓出土，开启高30.2厘米，收合高16.7厘米，口径11.3厘米。收合时，为三足圆鼎，内盛燃灯时所用的油料，盖两侧二鸭首，其宽嘴正好衔住双键，鼎盖便被牢牢扣住。用灯时，将双键支起，可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中，此时鼎盖即成为灯盏。构造精巧，设计科学，使用方便，封口严密不溢油，为贵族出行时使用的灯。
----金饰片---
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墓金饰片，大堡子山秦先公墓群曾遭严重偷盗破坏，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些金饰片很多是由海外归还。可能用作士卒铠甲装饰、马胄饰物、棺具装饰、车辆装饰等。
---神人纹鎏金银盘---
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直径31厘米，原是鎏金，现大部分已脱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分三圈置列。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希腊奥林匹司十二神的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为高浮雕的倚豹、手持权杖的酒神，是银盘的主题花纹。是一个极具西方特色的器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鲵鱼纹彩陶瓶---
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5200年前）鲵鱼纹彩陶瓶，甘谷县西坪出土，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小口、长颈、平底、腹上部有双耳，颈部有堆纹一圈。瓶腹绘黑色人首形的鲵鱼图样，一双短臂向外伸出，全身为斜格纹，尾部弯曲。
---“驿使图”壁画砖---
魏晋“驿使图”壁画砖，嘉峪关市魏晋5号墓出土，砖长35厘米，宽17厘米。砖上绘一信使，头戴黑帻，着皂缘领袖中衣，左手持棨传文书，跃马疾驰。棨传为通过关卡、驿站时的信物。驿马四蹄腾空，奔驰在戈壁绿洲的道路上。这块写实砖画，在我国邮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上，此画曾作为中国邮政标志物。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邮电部于1982年8月25日发行《驿使图》纪念邮票（小型张）一枚。
---《仪礼》简---
木简顺置于男棺盖前端，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96枚，为甲、乙、丙三种版本《仪礼》，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且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5500年前）人形器口彩陶瓶，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高32.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6.8厘米。瓶口呈圆雕的人头像，头的左右和后部都是披发，前额也垂着一排整齐的短发。鼻、眼均雕成空洞，口微张。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头顶圆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浅淡红色陶衣，黑彩画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三组。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人头形彩陶瓶。
---涡纹彩陶瓮---
涡纹彩陶瓮，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距今4000年前）永登县蒋家坪出土，高52厘米，口径19.6厘米，底径12.5厘米。瑰丽大方的图案与魁伟丰满的器形相结合，表现出雍容华贵的气度，因而享有“彩陶王”的美誉。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最大的彩陶。
---铜独角兽---
汉代铜独角兽，酒泉市下河清出土，高24.5厘米，长70.2厘米。兽头向前冲，角向前刺，扁尾上翘，四足跨张作角斗状，全身铸有兽毛的纹饰。角和尾可拆卸。独角兽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随葬在墓中，起镇墓辟邪的作用。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唐代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甘肃泾川县大云寺出土。此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银椁和金棺下面的垫座及四周贴以五瓣梅为图案的织锦。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置放一件白色透明的长颈、圆腹、平底玻璃瓶；瓶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最大者直径不足0.5厘米，中间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
---莲花形玻璃托盏---
元代莲花形玻璃托盏，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盏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
玻璃托盏为普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气泡。盏为七瓣莲花形，饼形足；托口为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盏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八思巴留相传是元朝第一代帝师，学者，创建了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文。这块元代的符牌极为珍贵，圆牌两面镶嵌凸起的八思巴文蒙古字，据《元史·兵志》记载，此符牌应为元代王公因军情急务遣使所用的信物。持此牌可以通行于当时的中国与蒙古四大汗国，具有国际通行证的作用，现存世极少。
---鎏金菩萨坐像---
永乐款鎏金菩萨坐像，像高20.3厘米。此像头戴花冠及发髻冠，菩萨面部广额丰颐，双目微垂，面容慈祥。身披帛巾，胸部前饰缨络，衣纹弧线流畅优美，下裙宽大贴体，结跏趺座于深束腰仰覆莲台座上。莲座底上阴刻“大明永乐年施”铭文，当为明代朝廷赏赐给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领袖的贡品。菩萨像整体结构匀称，雕刻细腻精制。虽然还保存着元代以来阿尼哥“梵像”的影响，但造型已趋向于妩媚，标志着内地汉化藏传佛教艺术的成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