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瑶山与反山这两个良渚古城重要遗址的发掘，不仅将良渚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更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的研究。近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参与的《瑶山》《反山》考古报告修订版正式出版，让我们得以“重返圣山”。
《瑶山》《反山》考古报告，作为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之二，分别于2003年、200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反山墓地、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如今在组织翻译两书英文版时，因涉及重新校勘，且原报告近乎绝版，有关方面决定重新修订《瑶山》《反山》报告，各发行1000本。
合二为一，高坛贵冢
瑶山遗址作为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迹，在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其上没有建筑遗迹，却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大墓结合在一起，推测该处为巫觋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并具有观测年的作用；从相对纯净的堆土判断，随后此地便作为一处埋葬高等级贵族的墓地使用。
1987年，瑶山11号墓玉器出土现场
《瑶山》考古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浙江余杭新石器时代瑶山墓葬发掘的全过程，以及在此出土的上千件精美玉器。
《瑶山》修订出版，说明如下：1、各墓出土器物图内的顺序编号改为墓葬随葬品的出土编号。对部分器物线图根据同类器合排在一起的原则进行了拼合或拆分。放大了部分遗迹照片，彩图部分器物名称、编号与正文不一致的，均依正文修改。对原书错误以及确实需要补充的必要内容的修改，详见本书第240页到第244页的《修订与勘误表》。对原书误排或校勘疏漏的字词，有据可依者直接改入正文，未收入《修订与勘误表》。2、本报告第四章十二号墓采集玉琮，依1988年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简报，共计7件。原报告收录的编号2790、2791的两件玉琮为出土地点不明的玉琮，并非十二号墓采集玉琮。应归属十二号墓的2790玉琮现借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次修订，仅补充器物文字描述，未收录线图和照片。3、修订本增加了第247页到第275页两篇发简报，附录于后。为保存发掘简报发表时的风貌，除更替部分特别不清楚的插图外，余原文照录，仅改正了原文误排的字词。版式依修订本正文格式编排。4、承蒙李新伟先生应允，将其《返璞归真--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瑶山>读后》一文收入修订本。代为序。
琮璜璧钺，神秘王陵
反山的发掘是良渚文化发现50余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是浙江境内良渚文化考古第一次发掘这类人工营建的高土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观念。11座墓中出土的遗物由玉器、石器、嵌玉漆器、陶器和象牙器等，其中玉器为大宗，以单件计超过3500件，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
1986年，反山王陵发掘现场
《反山》考古报告中以墓葬为单位，详细介绍了11座墓葬的形制及出土遗物。
《反山》修订出版，说明如下：1、各墓出土器物图内的顺序编号改为墓葬随葬品的出土编号。对部分器物线图根据同类器合排在一起的原则进行了拼合或拆分。放大了部分遗迹照片，彩图部分器物名称、编号与正文不一致的，均依正文修改。对原书错误以及确实需要补充的必要内容的修改，详见本书第398页到第408页的《修订与勘误表》。对原书误排或校勘疏漏的字词，有据可依者直接改入正文，未收入《修订与勘误表》。2、图三六下反山M12:98玉琮由夏勇重新绘制，反山M12:93、96玉琮细部纹饰由张念哲补绘。3、修订本增加了第411页到第442页《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附录于后。为保存发掘简报发表时的风貌，均原图文照录，仅改正了原文误排的字词。版式依修订本正文格式编排。4、承蒙德高望重的严文明先生允许，将其《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一文收入修订本。代为序。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以下请看全文：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展而精彩。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璀璨夺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写就光芒万丈的篇章。
读懂中国共产党，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发现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性，夯实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一历史进程，也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明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族精神之魂，拓文明发展之道，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用文化之火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中华儿女开创未来，具有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引用《礼记·中庸》之语揭示成事之道，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十个明确”贯通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新的征程上，吸吮着五千年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养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指引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世界东方这片热土上，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和治理智慧，为克服艰难险阻、书写辉煌史诗提供了思想营养和精神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0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化源头，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春天，在“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下、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拥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无比强大的奋进力量。
（三）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五千年文脉涵养了巍巍中华。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历史风雨洗礼中，中华民族守常达变、开拓进取，中华文明推陈出新、赓续发展，造就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华文脉。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回答了“传承和发展什么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在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照单全收、简单复古，而应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华文脉之贯通，通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更通在结合时代新发展新语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
新时代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价值取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题中应有之义。赓续中华文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擦亮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底色。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呈现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和日常生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印刻在古籍中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才能不断增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用文化之光开启美好生活之门。
“又踏层峰望眼开”。新时代的中国，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中华文明日益彰显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四）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领导干部提出“三个敬畏”，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
山高水长，不改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赤子之心；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如磐信念。
从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到加强自然遗产的保护；从推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珍视中华文化宝藏，作出科学部署，凝聚各方合力，书写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新篇章。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这样说。据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藏品1.08亿件（套），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6项。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实证依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华夏第一王都”的恢宏气象；三星堆遗址考古又有重要发现，许多珍贵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凝结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瑰宝，永远是中华儿女的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魂。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品”，必须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贯彻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甲骨竹简，写尽风雨沧桑；秦砖汉瓦，镌刻文明密码。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彰显着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担当。从历史走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自觉，践行“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向历史和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
（五）
深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们既感受着思想的伟力，又仿佛打开了中华典籍的宝库。论著对传统文化精华旁征博引、取精用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在治国理政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通与运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吸纳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传承和升华，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不仅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也为破解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复兴。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远，与古为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赓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激扬澎湃血脉的中国力量，我们必将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第十五课攻玉往事
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北面，大遮山的山脚，是良渚人堆筑的山前长堤——塘山。2002年，考古人员对塘山遗址（金村段）进行了发掘，进一步了解了该地段的营建情况，遗址里还出土了大量的石质制玉工具和残玉器，表明良渚人曾在这里从事过玉器的生产和加工。
图一塘山遗址（金村段）具体位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塘山遗址（金村段）出土的用于“攻玉”的石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砂岩，作为砺（磨）石使用，器形较大者为粗砂岩，表面多见经反复磨砺形成的凹弧状磨面；器形较小者形状各异，有棒形、条形、球形等，用于修整玉器的细节。第二类为凝灰岩，推测为切磋用石，器形有片形、条形和不规则形，扁薄细长，其中有较多数量的石器为石镞改制而成，这类器物的磨磋面特别光滑，推测是在切割或抛光玉器时反复磨蹭的结果。第三类属石英岩，以黑石英为主，石质特别坚硬，从石英岩上经过敲击而来的石片，在打击修整后能得到刃部和尖端都极其锋利的小石器，应该是作为雕刻工具使用。
图二磨石
图三镞形切割工具
图四雕刻用石
图五片切割玉料
以上图为例，片切割是利用硬性的、或是稍有弹性的硬性片状工具，配合解玉砂来回运动进行切割，留下的切割面相对平整，后期打磨起来也相对省力。但是，良渚时期，受到片切割材料体量的限制，切割的深度非常有限。这种切割工艺，在玉器的成胚过程中主要使用在管、锥等长条形玉器上。
图六线切割玉料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来，神州大地上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名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中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在浙江省杭州市区西北部，闻名中外的良渚古城遗址以美轮美奂的玉器、气势宏伟的三重城、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证明中国当时就有了伟大的史前稻作文明和城市文明。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探中华文明之源
“以良渚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成果，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启动，集结了近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旨在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过程、背景、动力和机制。工程确定了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作为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遗址。其中，良渚考古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王巍幽默地说：“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良渚了。”1936年底，杭州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管理员施昕更发现了良渚遗址。1959年底，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正式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
1986年11月拍摄的反山遗址考古现场。新华社记者吴元柳摄
2021年9月29日无人机俯瞰拍摄的瑶山祭坛遗址。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从1986年起，反山“王陵”、瑶山祭坛与高等级贵族墓地、汇观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莫角山遗址陆续被发现。2007年，良渚古城正式宣告发现。2016年，在古城西北面，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中国迄今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
2011年3月9日拍摄的良渚古城考古工地发掘现场。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教授说，四代考古人85年的努力，让世人重新看到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曾三次访问良渚，称自己是良渚的仰慕者，“它让人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理解提前了1000多年”。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王巍说，良渚古城成功申遗，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提供了一项东方文明的判断模式：有国家、王权、大都会、宫殿、社会分化、高等级手工业……
玉器之美宫城之盛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这就是良渚古国。
从左上起，顺时针方向依次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玉琮、木屐、漆器、陶片和玉璧。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成组玉礼器系统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琮、璧、钺、璜、锥形器、三叉形器、冠状器……良渚社会的一整套玉礼器系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在环太湖流域以及长江北岸，多个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玉器，不少玉器上都有“神徽”。“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贡献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藏礼于器’的传统，也为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奠定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说。良渚古城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它是在湿地上兴建的，分三重，占地630多公顷，共有9座城门，只有1座陆门，其余均为水门。先民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在台上修建房屋和宫殿。一座座墩台将成片的湿地隔成条条水道，人们临水而居。中国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总规划师陈同滨研究员说，“三重空间、以中为尊”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红色方框中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中的石坞水坝，水坝两侧为自然山体。受访者供图
距今5100年至4700年时，良渚先民建设了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工程利用原有山体和孤丘，兴建11座堤坝，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
探索无止境保护更深入
在良渚博物院，“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正在举行。展览综合了瑶山、北村、官井头等多处遗址的发现。方向明说，这些遗址在当年拉开了良渚文明壮阔的帷幕。北村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以南约2公里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去年起发掘。遗址出土了聚落和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了不少玉器。其中，一枚龙首纹玉镯和一件玉蝉引人注目。
2021年11月18日拍摄的北村遗址出土的龙首纹玉镯。受访者供图（盛淑彦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说，在5000多年前，龙的造型就出现在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的玉器上。而这枚带有6个龙首纹的玉镯，在良渚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见证了文化交流。当前，良渚考古的重点是继续发掘古城内的手工业遗存和外围水利工程，并在古城外围全方位探查。在良渚古城周边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300多处遗址。而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直线距离18千米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初鸣村周边，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最大规模的制玉作坊群。
这是中初鸣遗址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受访者供图
这是从中初鸣遗址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出土的玉料、玉锥形器和玉管。受访者供图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工作也在深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副主任黄莉说，2018年9月，良渚古城遗址遗产监测平台投入使用，2020年底，以平台为基础，深度整合数据资源的良渚古城“遗产大脑”也投入使用。截至目前，“遗产大脑”已经收集到了800多万条数据信息，将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遗产监测、保护、管理的融合。
杭州良渚古城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内的监测预警系统大厅。受访者供图
第十四课嵌玉漆杯
1986年5月31日，这是反山发掘值得纪念的一天——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的显贵大墓反山M12终于显露了真容。下午3点，雷雨欲来，正在清理墓坑的陈越南用手托举着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递给了正在隔梁上商讨如何面对雷雨的王明达、杨楠和费国平。王明达看了一眼，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忙爬下坑，用竹片轻轻翻了一小块泥土，又露出了很多小玉粒和漆皮，这就是这座大墓中第一件被编号提取的珍贵文物——嵌玉漆杯。
图一野外提取的嵌玉漆杯
这件嵌玉漆杯原是一瘦长形的宽把带流杯，器身用红漆和玉粒装饰。口沿外壁装饰有弦纹带，器身以玉粒为中心，绘有重圈、螺旋纹，整器精致华美。经过中国文物研究所胡继高研究员对实物观察后发现，器物表面存在凹凸不平的状况，漆杯的胎骨是先经雕琢呈浅浮雕的图样，然后再上漆、嵌玉，其工艺极为复杂，是良渚文化时期木作、漆作和玉作的集成之品。
图二嵌玉漆杯复原图（方向明绘）
可能也有读者发现了，博物馆里展示的嵌玉漆杯与上文提及的原物是不太一致的。这件编号M12:1的嵌玉漆杯发掘出土后，旋即被反山领队王明达送至上海博物馆。经过修复大师吴福宝先生历时数月的清理、加固和修复，才清理出首图的效果。吴福宝先生还在修复的基础上，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脱水木料作为木胎，用代用品涂“漆”嵌“玉”，制作出了今天在良渚博物院水乡泽国展厅展示的嵌玉漆杯。而也是因为无法在脱水后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头上雕琢浅浮雕和安装宽把，所以展示出来的复制品才会与原件有所区别，但其尺寸、色泽、嵌玉图案等均与原物相符，实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图三吴福宝先生复原的嵌玉漆杯
一张照片帮我们找回良渚考古的原点
央视《中国考古大会》第一期录制现场，节目组将一张80多年前的旧照片重新上色，送给了良渚遗址发现者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他非常激动。这张模糊的照片来自83年前他爷爷施昕更撰写的《良渚》考古报告，它记录了良渚考古的开端，隐含着考古人对祖国远古文化的拳拳之心。
施昕更（左）与董作宾在棋盘坟现场
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
今年恰逢中国考古百年，也是施昕更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时点，我们终于找回了良渚考古的原点，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也会成为新的起点，开启良渚考古下一个百年的征程。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
众所周知，玉琮在良渚文化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良渚国家社会创制与推行的象征图形符号体系当中的核心内涵。良渚文化玉琮主要出自墓葬，直接作为墓主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性象征物。由于其特殊的造型且无一例外装饰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被学者们认为具有良渚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含义或宇宙观意义，是良渚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内容的内质。但是，学者们对于良渚文化玉琮具体功能或者说是象征意义的解读，却有着很多分歧。
一、已有的研究认识与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梳理，不难看出，对于良渚玉琮的形制逻辑发展脉络，学界认识比较一致。杨伯达先生通过解构良渚玉琮，认为良渚玉琮的原型是圆柱体，四角是附加的成分。
对于良渚玉琮功能与象征意义，在通神法器和表现良渚文化宇宙观的大共识下（生殖崇拜象征说基本没有得到认可），学者们则有很多不同的具体认识和解读。到目前为止，诸家解读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良渚玉琮为何从I式琮圆形柱体（射孔小无法佩戴）或镯形（射孔大足以佩戴），“长出”II式琮四个大于90°的角，最后为何又变为III式琮90°的四角（图一）。
坦率讲，牟永抗先生“圆周平面旋转产生出四角从而形成方形”的说法，令人困惑；方向明先生“两圆二绳四维”的宇宙观，如何来解释I式琮圆柱体宇宙观？虽然徐峰等先生提出的“宇宙之轴”的解读，可以解读I式琮为琮之原型“宇宙轴”，而且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轴外在的形式可以是“宇宙山”或“世界树”，玛雅金字塔可以为例，这似乎可以解释II式和III式玉琮“长角”，然而良渚玉琮均为上大下小，世界上没有上大下小的山，金字塔却是覆斗形，可以像山；良渚晚期高体多节琮可以像树（图一：5），但是II式矮体琮如瑶山M2:22和III式矮体琮瑶山M2：:23怎么也难像树（图一：2、3）。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基于已有诸家观点的启发，打开思路，另辟蹊径，寻找更加合理的解读。
二、良渚玉琮造型的重新认识
我们首先承认，良渚玉琮从I式圆筒形、经II式弧线四角发展成为III式正方四角的形制演变轨迹是客观事实，我们首先汲取方向明和徐峰两位先生的观点，解读I式琮圆柱形或圆筒形上、下圆面分别象征宇宙观中的天和地，中孔则为“宇宙之轴”，联通天地。只不过，我们认为，在良渚文化人们的宇宙观里，没有“天圆地方”的观念，瑶山与汇观山回字形灰土沟遗迹有观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出和日落功能，这两处与天文有关的祭天场所是方形或长方形，恰恰可以佐证良渚文化没有“天圆地方”的观念。那么，良渚宇宙观中对于天地形状的认识，都是圆形的。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表明，古苏美尔人有类似埃及的创世观念，他们认为天空与大地的结合体，从原始海洋中产生出了宇宙山。天空父亲安（An）与大地母亲基（Ki）生出了空气之神恩利尔。不久恩利尔将安与基分开，开天辟地。值得一提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称之为“塔庙”，源于阿卡德语Zigguratum，意为“顶峰”或“高地”。
中美洲玛雅宇宙观中，将垂直空间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称为“kan”或“chan”，指日月星辰划过天空所经过的区域，现代天文学称之为“黄道”。下界被称为“西巴尔巴”（Xibalba），是一个孕育着生殖力量的潮湿之地，流淌着两条河流。玛雅宇宙观里平面被视为四方（版块）——东、西、南、北四方加中心，中心即为宇宙轴，被视为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垂直贯通上、中、下三界，被称为“世界树”。三界所释放的超自然能量，沿着世界树上下流动；一般死者的灵魂沿着世界树进入下界，阵亡武士和分娩时死去的妇女灵魂沿着世界树可升入上界；上界的神灵可应中界人们的乞求，沿着世界树下降到中界。玛雅金字塔神庙被视为宇宙山，往往与自然岩洞或人工构建洞室相结合，岩洞和洞室则被视为下界（图五）。玛雅人还将大地比喻为原始海洋中游泳的海龟。玛雅的宇宙观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认为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
楚帛书创世章里还提到，四子确定了二分二至之后，帝俊创造了日月。冯时先生分析认为，帝俊就是蹲踞式的至上神，良渚玉琮上完整版的神人兽面神徽蹲踞式（图一一），就是帝俊的形象。《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帝俊为蹲踞姿势天神，又创造十日，故古人以日中之乌名为踆乌。如此判断不误，良渚玉琮上的创世神话中也有创造日月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后世人命名的“帝俊”，良渚人应该认为是四子之一，因为完整的神人兽面神徽与四隅宇宙山上刻画的简化神人四子（图一〇：4），是同一位英雄。不过，良渚玉琮上展示空间有限，没有刻画日月。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认为良渚玉琮神人兽面神徽就是人形化的太阳神，玉琮上的鸟形徽和鸟形铭刻图像也与“金乌负日”有关，尤其是首都博物馆藏良渚玉琮、上海博物馆藏良渚玉琮、吉拉斯藏良渚玉琮都在宇宙山之间的山谷近天顶（上射口处），加刻了台形立鸟符号，台形符号中央都一个负日阳鸟的形象。足见，这是对良渚玉琮原刻神徽没有明确表明日月创造创世神话情节的一个重要补充，反证良渚II式玉琮所表现的创世神话中，原本包含这四子创造日月的传说，只不过没有图像化表现出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完整版的神人兽面神徽，仅从II式琮开始出现，I式琮绝不见，如果说I式琮的宇宙创世神话主要表现“伏羲-女娲”天父-地母式的神话，那么II式琮的宇宙创世神话可能更多地表现“伏羲-女娲”四子的创世功绩。良渚文化这种创世神话的先后迭代，不仅在楚帛书创世章中留下线索，而且与良渚玉琮形制和神徽的形制发展逻辑暗合符节，确实令人惊异于这条证据链的初步显现！良渚晚期流行III式玉琮，四角宇宙山变为90°，高体多节琮数量增加（图一）。III式玉琮形态上的上述明显变化，仅从视觉美学优化和直角制作工艺简单化的角度解释是不够的。良渚III式琮四角宇宙山变为90°直角后，从立体观察，四角宇宙山更像是四根方形立柱相邻两面的侧露。这样的变化，其实在瑶山M2:23、反山M23:126和163玉琮已经初露端倪，四隅宇宙山已为直角（图一二）。
尽管瑶山墓地出土的小玉琮和琮形柱在出土背景关系中，分不出早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这些主要作为棺顶饰通天柱的小玉琮，应该以II式大玉琮为模板缩小而来，由于本意是表现灵魂通天柱子，所以将四隅大于90°的“宇宙山”，改变为直角的“宇宙支柱”，成为真正的“方柱子”。同时，不论是小琮还是琮形柱，都被认为是通天柱，所以都发展出来高体，成为III式高体琮的先河（图一三）。
值得注意的是，瑶山墓地绝不见III式高体琮，反山M21:4才是III式高体琮（图一三：8），显然是借鉴和瑶山M9:72高体琮形柱发展而来（图一三：7），此时玉琮的上下射面已变为正方形，仅射孔宇宙轴仍保留圆形。III式琮邱承墩M5:10则更瘦高，多达11节简化人面双弦纹介字形冠神徽，与瑶山墓地西区采集2846高体小琮颇为类似，只不过个体加大，且上下射面也变为正方形（图一三：5、6）。足见，良渚文化晚期的宇宙观，将四隅宇宙山发展成为四方宇宙支柱，有些类似玛雅文化宇宙观中宇宙王国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来支撑（图一四：1、2）。方柱四角理当是90°直角，进而将III式琮的整体形态变为方柱状。原本作为棺顶饰灵魂通天柱的小玉琮和琮形柱，成为II式玉琮向III式玉琮转变的中介。不过，III式玉琮四隅的宇宙支柱在本质上与II式玉琮四隅宇宙山并不冲突，四隅天梯的功能也依然可以保留（图一四：1、2）。
图一石镞
图二石斧
除了深谙石料的挑选之道外，良渚发达的石器产业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于精细化和专门化的石器工具体系，其中又以石锛为甚。
石锛，主要作为木作的工具，也是良渚时期出土的除石镞外最常见的石器工具。根据形态不同，功能上分别类似锛、单面斧、刨子、凿或扁铲，主要用于斫削、刨木、平木、刳木、开卯等精细木作行为。而为了适用尺寸、造型不同的木料，形态特征相似的石锛还有大小错落之分。浙江余杭的南湖遗址发现过三件带柄的石锛，不同装柄方式展现了石锛的不同使用场景。第一种，与石斧的装柄方式类似，石锛和木柄呈“L”形，这种装柄方式更适合砍劈，木柄也普遍长一些。柄长意味着臂距长，传递到石器上的作用力也相应的增大，更适合伐木等重体力劳动；相应的，这种木柄的头部往往会显得尤为粗大，一方面是让砍伐更省力，另一方面也让承接石器的卯孔更为牢固而不易破裂。
图三“L”型石锛
第二种，石锛与木柄呈“T”字形，石锛的装柄位置位于柄身的中央。这种装柄方式为目前仅见，从工具的形态上推测这种装柄方式更适合刮刨，将木料修整成更为趁手的形状，再进行下一步加工。
图四“T”型石锛
第三种，石锛与木柄呈“一”字形，石锛装柄在柄身的顶部，这种装柄方式可能更适用于掏凿。与“L”型木柄不同的是，这种装柄方式的木柄一般要更短一些，大部分在20-30厘米之间，适合在木料上进行如开卯等精细加工。
图五“一”字型石锛
这三种带柄石锛的使用，基本涵盖了木作工艺的各个流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渚人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选择利用石器的巅峰，成套成体系的石器工具的背后是实用需求的推动。建立在发达稻作农业基础上的文明，满足了温饱之后，通过石头和木头的配合，制作出了建筑的木构件、日常生活使用的木器、保护双脚的木屐、小朋友的陀螺玩具，建造出了他们的城市和家园。
穿越五千年的曙光
2020年元旦一大早，我收到阿鲁（史鲁航）老师发来的新年祝福——照耀在良渚古城遗址上的新年第一缕阳光。这是他刚刚拍下的照片，凌晨4点多他就已经赶往良渚古城遗址拍摄了。
史鲁航/摄
那之前不久，我和阿鲁老师一同在良渚拍片，专访世界考古学泰斗、年逾八旬的剑桥大学退休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先生。老先生高度评价良渚考古发现，坦言良渚改变了他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我提到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中国文物，其中就有珍贵的良渚玉琮、玉璧，老先生欣然表示如果我们摄制组前去拍摄，他一定作陪向观众介绍那里馆藏的良渚玉器。告别前，伦福儒先生送给我和阿鲁老师每人一本他的著作《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andPractice），并略带歉意地解释“这是第六版，还来不及把良渚文化写进去，一定将其写入第七版”。
采访结束，我们继续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拍摄。仰望苍穹，灰黑色的天幕上已悄然挂着一弯新月。阿鲁老师快乐地说，拍摄《良渚》，让他遇见了五千多年前的月光。他那一脸灿烂的笑容，深深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个人，一天的辛劳顿时烟消云散。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它所演绎的古国文明的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丰厚滋养。当日晚，由集团出品、国际频道承制的三集纪录片《良渚》连续三天在浙江卫视、浙江国际频道、新蓝网和“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多个平台播出，取得了良好收视效果。
前几天，我再次收到阿鲁老师发来的良渚照片，同样的场景，不同的光效，阿鲁老师说这是“复活的良渚”。或许，这是我们电视人的共同心愿：用电视语言让良渚“复活”，努力把“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者：邓冲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考古百年：那些从0到1的跨越》，细数中国考古不断翻越的高山，见证考古人筚路蓝缕的摸索。第十篇《中国考古向何处去》，讲述中国考古人如何用良渚遗址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上下五千年是每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史的普遍认知，但是在国外考古界却存在另外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最多只能追溯到殷商，距今也就30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难道真的只能从商朝算起吗？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又有何依据？2004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考古界启动了一项超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工程的目的就是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核心的就是5000年文明究竟是一种虚言还是有历史的真实。
如今，17年过去了，王巍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国的考古人通过考古资料实证，在距今5300—4300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区域率先进入早期文明的阶段，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良渚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2007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余杭良渚的莫角山遗址四周揭露出一周人工堆筑的石块遗迹，这些遗存便是良渚时期的古城墙基址，在同时代的中国城址中位列首位，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浙江大学教授）：古人设计的时候，肯定对四面三川非常了解。首先，他有个观念就是“以山为裹”；其次，古城离开山有一定的位置，比较安全，它也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良渚古城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不仅如此，王巍表示，中国考古人也提出了从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适合于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适用性。
良渚古城遗址
王巍：生产发展、手工业专业化、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在考古中大的遗址、都城、高等级的建筑、规模大且随葬品种类丰富的墓葬，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表明等级身份的，我们叫礼器。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见的现象，少部分人对绝大部分人进行控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形成了这些就可以判断进入文明。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坚持“以物论史”是中国考古界始终坚持的方法论。科学探索遗存、时空与人的内在联系，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巍认为，“田野考古”传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显著特点。
王巍：国外也有一些沙发考古学，坐在沙发不研究不参加田野，然后想出一个模式，但实际上中国考古的传统就是从田野第一线科学严谨地获取资料出发，我们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田野考古。
从历史中来，向未来而去。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已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如今，站在百年的新起点上，中国考古人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让更多的国家宝藏公诸于世、让更多的公众走近考古，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工作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址，后经证实，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约5300－4000年，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陶器。
施昕更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为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良渚文化发现人，故命名“昕更路”。
用当下很文艺的一句话来说“喜欢你就是想我的生活印记里都有你”。在良渚文化骨器和玉器中，鸟的形象频频出现，有鸟形立体圆雕，也有雕刻在器物上的鸟纹。不仅如此，良渚人的部落标徽神人兽面纹中神人都头戴羽冠，这一切都显示出良渚人对鸟非常得崇拜。根据小良对良渚人的了解，鸟能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而在良渚人的心中，神灵是居住在天上，那么鸟就成为了人类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人们善待鸟，呵护并且尊敬它，就像讨好着神灵身边的“红人”一样，能够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另一方面，每天的朝阳升起时鸟会起飞，日落时鸟会跟着夕阳的沉落慢慢失去踪迹，鸟似乎与太阳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是负载太阳每日东升西落的“飞船”。
小良的推测并不是纯属胡猜~在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的两处良渚文化遗址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这些玉鸟均为扁平器，无凶猛之感，在鸟的腹部均钻有牛鼻状隧孔。其它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器物，其中一件尖喙短尾，呈展翅飞翔状，鸟背中间雕刻有一个鼓状凸起的圆形图案。毫无疑问，这个圆形图案就是太阳的象征。这件玉鸟的出现力证了小良的推测——良渚人认为太阳的运行就是靠鸟的飞翔而实现！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意思是说，大荒之中有个山谷叫汤谷，汤谷上有棵树叫扶木，一个太阳刚刚返回，另一个太阳便立即出去，都是由三足鸟驮着。三足鸟为何物？我们现在见到的鸟类只有两足，古人则认为还有一种三足神鸟，其职责就是背负太阳运行。
乘坐过时光机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在良渚人的心中，“神人兽”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神，因此大部分良渚文化出土的器物中，神人兽面纹是主角，鸟纹一般都作为辅助纹饰出现。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鸟纹玉璧和陈列在良渚博物馆的另一件鸟纹玉璧成为了例外。这两件玉璧的纹饰几乎一样，自上而下是鸟、杆状物和台阶。专家认为，鸟可以被看作是太阳的化身，中间的杆状物可以看作是《山海经》中所说的扶桑树，而下面有台阶的长方体，应该就是祭天的祭台，也可以说成是祭拜太阳的祭台。
在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中，刻有鸟纹的多为祭祀器和陪葬物。看到这句话，相信各位小伙伴也都明白了鸟纹含有的另外一种意义。在前文中也提到了良渚人在日常生活、劳动之余，仰望天空，看到鸟儿在自由地飞翔，就很想借助于鸟与天上的神灵沟通。人生数十载，匆匆走一遭，每个人也希望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后能够进入另一个新的美好世界，于是鸟就便被良渚人想象成神灵驭使的工具，助力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件玉器带有褐色瑕斑，中穿圆孔，整体呈矮柱状，玉器的外壁有着轻微的弧度。在它的转角处有着4个长方形的凸面，其上以转角线作为中轴刻有神兽纹。整个图纹被一横向浅凹槽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图纹下部浅浮雕对称的椭圆形眼眶，其中刻重圈及卷云纹，两眼之间浅浮雕加阴刻，表示兽鼻。玉器的顶端虽不平整，但经过打磨。
198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反山遗址M15出土
这件玉器呈南瓜黄的颜色，并夹杂着褐色块斑。平面整体呈宝盖头的结构，就像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台阶形玉片的结构。在下端扁榫上有三个等距的对钻小孔。玉器的正反两面以透雕和阴线刻划相结合的技法，对称雕琢肢体俱全的神人图像，为填刻光芒线的宝盖头冠帽，倒梯形脸部，单圈眼，一侧刻划眼角，刻划有牙齿的宽嘴。在神人上臂的两侧，各“持”有鸟的形象，这一部位的纹饰或可视为兽面纹的双眼，神人胸、腹部位为一般常见的圆拱形结构。两面的纹饰除个别刻划线条的结构有区别外，其余均一致。
198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M2遗址出土
这件玉器采用青玉为原料，有少量灰褐斑。整体造型呈扁平体，头部前伸，两翼舒展，底中部微凸。玉器的背面平整，钻有3对隧孔，其中两翼上的2对隧孔与侧面对钻。正面在鸟首尖端用浅浮雕和阴刻线琢出神兽纹，主要表现在嘴部和双眼上。比较有趣的是，如果将鸟嘴向下的话，看上去既像是一只俯冲而下的青鸟，又像是一个挺角露齿的牛头。
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遗址M2出土
这件玉器呈扁平圆饼形，中间有着对钻的圆孔。玉器的外缘部分有3个浅浮雕凸面，上面采用阴线及浮雕均等地刻有3个“龙首”纹，朝向一致。图纹之间刻双线弧边菱形，器表有弧线状切割痕。初看这件玉器纹理，或许会让人联想到现在广式月饼的外观，只不过在月饼的外表并不会在中间打上孔。
这件玉器以黄白玉为原料。在外壁以浮雕和阴线刻相结合的方式，雕刻有三节半龙首纹图案，每节上下各雕琢四个近圆形凸块，上面代表眼睛，下面展示鼻端，是龙首纹图案化的一种表现手法。至于第三节只剩下了眼睛的部分，推测是事先被截取的缘故。值得一提的在出土时，这件玉器与下面这件三叉形器紧邻，可能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匹配的联系。
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瑶山M7遗址出土
与玉管紧邻的这件三叉形玉器，带有黄色的瑕斑。其中左右两叉平齐，中叉相对较低，而且有竖向的直孔一个。一面有着刻纹，另一面则光素。细节方面，左右两叉均刻有侧面相向的神人头像，神人头戴羽冠，长着方形脸庞，单圈眼，嘴内刻有上下两排整齐的牙齿。中叉上端有五组直向羽冠状纹，表示羽冠，以此象征正面神人像；下端阴线刻兽面纹，有象征性圆眼、狮鼻和獠牙。这是神人和兽面的另一种组合形式。
天刚有点蒙蒙亮，四处都还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良渚先民开启了新一天的旅程。起床洗漱，把辫子梳好，穿上衣服，去迎接朝阳啦~
▲良渚文化玉背象牙梳
良渚人选用象牙材料做梳子，用它梳理头发时，不会产生静电，易于梳理通顺且不伤头发~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麻布片
良渚先民对衣服的选取可是相当考究呢，苎麻通爽的质性成为了衣服的主要原料，在南方地区暑湿闷热天气里做衣料，那效果可是杠杠的！
吃饱喝足休息完，拿起我们的翻耕工具——石犁，就要开始劳作啦~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分体式石犁
食物是生产的原动力！为了获得更多的稻谷良渚先民只能选择改良工具这条路子来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了，石犁等农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发明使用的。
太湖流域水网密布的沼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恣意生长的水稻自然成了良渚先民的主要食物。所以，良渚先民还有个“食稻之民”的别称~
鼎其实就是“三条腿的锅”，良渚先民们用它煮饭。而豆就是盛菜的器具，“豆”的形状，上面有点类似我们今天使用的盘子，下面则有个高高的托。这里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这个“豆”那么高？是因为良渚先民用餐是席地而坐的，盛菜的豆需要一定的高度，才可以让人有种视觉享受~
精致girl的衣柜里是永远少一件衣服的。下午，心灵手巧的良渚小姐姐们就会开始编织衣服。良渚小姐姐将整好经线的织机套在腰上，用腰背把卷布轴系于腹前，再用双脚蹬起经轴，一手用开口刀逐一穿过经线，穿好之后竖起，使经线分组，形成开口，然后用木质的细棍绕线引纬，放平开口刀，轻轻打纬后抽出，然后开始下一纬的织造。
不得不佩服一下良渚小姐姐的审美意识，在纺织这件事儿上，点线面的几大平面构成基本元素——齐活儿了！
小姐姐们编织衣服，少年们就在为了晚餐而准备啦！吃货的本能使良渚少年们get到了捕鱼的技能，他们研究出了一种名为“陶网坠”的工具，以灰陶烧制。网坠的作用是结在网的下端，使网下沉，让小鱼儿跑进来~
▲出土的网坠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应该惬意地放慢下节奏啦，喝杯小酒，颇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豪放。
▲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葡萄种子
良渚先民除了引用米酒外，还饮用一种包含有稻米、蜂蜜和葡萄的混合型发酵饮料，口感可是相当不错呢。
酒足饭饱，就来好好欣赏下自己的杰作吧~
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是中华玉器发展的一块基石！
终于躺平啦~睡前日常迷信，心想着这个神人兽可能会带来好运吧。
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衣服上上，几乎都装饰一种被叫作神人兽面纹的图像，显得高高在上、唯我独尊。
游客您好时光机之旅已经结束了
杨楠教授
上：反山M14出土完整的玉钺组合；下：发掘M14（右：杨楠、左：陈欢乐）反山墓地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除了宽大的墓穴以及髹漆棺椁痕迹的发现，该墓地出土的玉器超过3500件，种类达20种以上，其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独一无二。大墓中随葬玉琮和玉钺，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拥有神权和军权。就拿反山M12来说，在随葬的大量玉器中，有一件大玉琮重量竟达6.5公斤，而更吸引人的是这件玉琮的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一共8个，它们是用浅浮雕和细线刻的技法雕琢而成的。这样的大玉琮到目前为止也是仅此一件，堪称“琮王”。记得当时清理到该器物时，它刚露出头，我们还以为是一件玉环呢，再接着往下剥剔，没想到这竟是一件前所未见、硕大无比的玉琮，大家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一件玉质精美的“钺王”，其表面也同样刻有浅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以及鸟纹，而目前所知其他良渚大墓中的玉钺皆为素面。由此可见，M12的墓主人显然是反山贵族墓地中地位最高的人，严文明先生说他“很像是最初的国王，而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
上：反山M12琮王；中：“神人兽面纹”线描图；下：反山M12钺王莫角山遗址被确认为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或宫殿建筑，是基于1987年、1992—1993年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调查、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是人工营建的、高约8米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土台，它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以往当地的农民为了盖房常在这里翻土筛沙子，“可为什么这么高的地方会有沙子呢？”考古室主任牟永抗先生向我们提出了疑问，“如果说是河流冲积的结果显然是解释不通的，这些沙子无疑是人工搬运上来。那么这些沙子究竟用来做什么，又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决定在发掘区内利用农民此前挖的排水沟做出新的剖面，结果有了重要的发现，剖面上显示出有规律的沙层和泥层相间隔的现象，如此反复达13层之多，而泥层剖面上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式迹象，我初步判断它与夯筑活动有关。
莫角山宫殿与良渚古城
良渚水坝
何尊铭文拓片：“宅兹中国”
一座公园，保护发挥大遗址价值
三个圈层，看遍良渚文化风貌
一条走廊，穿越古今中外文化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设计这项庞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对当地水文、气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完成这项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在对古城城垣、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坝的发掘中，已经揭示了当时人们营建这类大型土建时对基础处理、基础用土和坝（墙）体用土的不同选择，以及堆筑过程中草包泥块的分段和错缝堆砌等复杂工程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
浙江考古所王宁远先生告诉我，据他的计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坝坝体，再加上古城城内南北400、东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计，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建造110年。如果是这样，发动如此规模的劳工队伍，对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进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
明确的城乡差别
武力、暴力
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和使用武力。但良渚文化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却委实不多，这可能和江南的埋藏条件极不利于人骨保存，丧失掉了大部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有关。以致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是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其乐也融融，公共权力更多地运用在社会管理方面。但在良渚各地的墓葬中，体现孔武能力的斧钺往往是最重要的随葬器物的品类。反山12号墓中那件著名的雕刻有神徽的玉钺，更被学者普遍诠释为军事权力与神权结合的象征。在钟家港河道的发掘中，发现明显带有利刃切割痕迹的人头骨、腿骨。类似贵族平民分区埋葬和殉人的现象也见于早年发掘的新沂花厅墓地中。所以，良渚所谓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也许不过是个假象。
宗教与社会
“中央”与“地方”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至今人类文明的星河上闪耀着500年前的光芒。现在有人说那个无可复制的时代再次来临，当下即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加拿大作家、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员柯睿思（ChrisKutarna）在他和南非学者伊恩·戈尔丁合著的《发现的时代》中表示，“我们所面临的时刻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我们能够从第一次文艺复兴中得到启发，如何面对当下巨大的挑战，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