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蒲江县一楼盘工地发现战国船棺墓群
来自古埃及的玻璃饰品“蜻蜓眼”
墓地出土的兵器
考古人员将对墓地继续发掘
“巴蜀图语”印章
原来2000年前，成都和古埃及就有联系了！
今年春节，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的“古埃及：法老与神的世界”主题展览上，155件(套)古埃及文物与四川公众见面。古埃及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交汇，让人遐想联翩。而成都最新的一处考古发现更让人惊讶——也许早在2000多年前，古蜀文明就曾与古埃及文明有过亲密接触。
去年9月，成都市蒲江县，一处山麓与河流间平坝地带，60座墓葬的勘探发现，让在此的楼盘项目停止了。
经过5个月的考古发掘，今年1月中旬，47座船棺墓葬被清理而出，它们多是船棺墓葬，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当地管理人员。墓葬中，11枚印有“巴蜀图语”的印章让考古人员兴奋起来，这个神秘的古代语言，一度成为考古谜题。
更令人惊喜的是，两颗玻璃饰品“蜻蜓眼”的出现，更是赋予了墓葬神秘的异域色彩。据了解，蜻蜓眼是源于古埃及的装饰品。考古人员认为，墓葬中发现的，既有可能是从埃及驮来的“原厂进口货”，也有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仿制“山寨品”。
船棺年代战国时期墓葬4排整齐排列
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西北距蒲江河约400米，东南距长秋山约1000米处，有块环境优越的平地。近来，沉睡的土地中，一艘艘并不完好的独木舟接连出土。整木凿成，内部刳空，它承载着逝者的躯体，仿佛慰藉生者，即将带着亡灵远航，到一处无人打扰的地方。
这是流行于四川的船棺土葬习俗。
船棺在蒲江出现，实际上并不意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蒲江就不断出现战国船棺。直至2006年12月，发掘出土的战国船棺已达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现在飞龙村盐井沟。当地居民也对来来往往的考古人员并不陌生。
然而，这一次的发现，还是惊动了考古界，诸多资深专家听闻，纷纷赶去，一睹为快。
“如此密集地排列，在当地从未有过。”2月8日，发掘工地现场领队龚扬民有些激动。
去年9月，为了配合商建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管部门到此进行文物勘探。随着墓葬特征及船棺棺木的发现，龚扬民诧异起来，“60座船棺墓葬！”接着，在盗墓贼凿出的盗洞中，出现了铜器，根据形制，他们判断，应为战国时期墓葬。
持续挖掘，一幅壮观的立体历史场景，终于在春节前展现出来。
1万平方米的土地上，47座墓葬一一现身。墓葬分成4排排列，东西向分布，稀疏的每排有7座，密集的则有17座。
墓葬平面多呈狭长形，按照大中小三种规格一一排列。5座大型墓葬墓圹长7-9米、宽1.5-2米；50座中型墓葬墓圹长4-6米、宽1-1.5米；5座小型墓葬墓圹长2-4米、宽0.7-1.2米。
墓葬中，部分已经找不到葬具，而可辨者多是船棺，最长可达7米，最宽至2米，最高及1米，材质则是珍贵的楠木。
在以前，船棺葬的附近地面上，多记有标识。但时隔多年，考古人员已难以找到。
墓主身份可能是掌管盐业的盐吏
考证后，墓葬大致可以判定在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乃至战国后期。
考古人员发现，座座墓葬间有一点规律。多数墓葬分布规整，“少见打破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一次修建的痕迹。只有少量没有分布规律的墓葬，有着后期再次修建的样子。
此外，有一些南北向墓葬，两三座成一组，时代相对略晚，相对较早墓葬，有了合葬踪影。
有着严格规划，是这批墓葬的独有特征。考古人员据此判断，应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
成都考古所研究员刘雨茂说，墓葬位所处位置是交通要道，富有战略资源，再结合出土情况来看，部分应属于当地最高机关管理人员的墓葬群。
“蒲江地区前后发现船棺葬墓7次，而各次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皆存盐井，说明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龚扬民说。
墓葬中已经难以看见逝者遗骸，少许牙齿是墓主留下的印迹。
部分墓葬有破坏痕迹，考古人员猜想或许是部分被盗，或许是施工破坏。多数墓葬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盗墓贼光顾。
墓里有啥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等300余件
目前，墓葬群已经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玻璃器及铜钱。
出土陶器160余件，以大口釜、圜底罐、豆组合为主，另存少量釜甑、盆、壶和罍。出土铜器共120余件，主要有兵器、容器、工具、印章、装饰品几类，兵器包括铜剑、矛、钺、弩机、箭镞等；容器以铜鍪为主，还有少量铜釜；工具主要有削刀和斤；装饰品有铜铃、铜璜。铁器共10余件，主要有斧和削。
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墓葬中难得地出现了漆木器和竹编器。因为湿度原因，这在以往的墓地中，较少看到。
在49号墓中，各类漆木质器具用途各异，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铜矛柲杆应有尽有。此外，竹质器、草编器保存十分完整，可谓考古新发现。
52号墓中，除出土铜削、竹棺床等重要器物，在墓葬南端尚存10竹篓粮食和种子，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
现在，文保人员正在试图修复还原竹编器当年的模样。
未解之谜巴蜀图语再现11枚印章留下神秘文字
墓地中出土的器具以巴蜀土著文化为主。
墓葬中的刀剑保存情况较好，剑鞘、剑柄清晰可见，其中柳叶形青铜剑，体现了当时的典型巴蜀特征。
其中，出土的11枚印章成为考古重要实物资料。它们或圆或方，形状不一，直径1至3厘米。当时，人将这些印章挂在腰部或者颈部位置。
难得的是印章上印文，正是一个个神秘的巴蜀图语。
至今，巴蜀图语仍是中国考古界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其是古巴蜀地区的神秘文字，有人认为是军事、通讯标志。
至于图案形状，龚扬民则谨慎地说，这是考古难题，确切的图案还不敢下定论，大致看来，呈现“山”字、“王”字、花瓣等形状。
这种刻有神秘符号的印章此前在四川宣汉、荥经等地都有发现。
“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巴蜀地区的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已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我们至今却没有发现可以解读的文字。如果将来能够破译‘巴蜀图语’的含义，就相当于找到了打开诸多巴蜀文化之谜的钥匙，这对我们了解巴蜀文化的起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发现为进一步破解巴蜀图语，提供了珍贵资料。”刘雨茂说，巴蜀图语上的图案或许是单独，也可能是组合使用，他猜想，不同组合会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舶来之物蜻蜓眼亮了墓主竟然佩戴着古埃及饰品
秦楚文化，是这批墓葬的又一吸引点。
说到最令考古人员注目的，蜻蜓眼算是一个。这是一种玻璃珠串饰。串饰中部，圆形玻璃珠上，饰有蜻蜓眼睛造型，色泽饱满，异常精美。
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古人将它佩戴在脖颈上，用以装饰。
“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足以见得墓主的尊贵地位。”刘雨茂说，此次发现了两枚蜻蜓眼玻璃珠及数根配套的玻璃管。
记者看到，其中一枚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绿色“眼睛”效果，生动有趣。
蜻蜓眼是源于古埃及的装饰品，古埃及人相信眼睛有避邪功能。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一方面可以避邪，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用来交换所需之物。
这种玻璃珠，最开始是单色，后来出现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中国。中国中原地区与西亚虽然相隔数万里，但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的铜器时代，东西文明之间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往来于漫漫中西亚沙漠地带。玻璃色彩美丽，便于随身携带，也随游牧民族传入了中国。
刘雨茂认为，在这批墓葬中发现的两枚，既有可能是从埃及驮来的“原厂进口货”，也有可能是国内的仿制“山寨品”。下一步，经过化学鉴定后，答案将浮出水面。
此前，在中原地区，尤其在楚地，曾有蜻蜓眼的实物发现。它们与国外的蜻蜓眼有少许结构区别，可见，当时国内已有仿制生产工艺。
蒲江为南北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蜻蜓眼的出现进一步说明，当时本地人已经与国外区域存在着文化交流。古人沿着山道，在蒲江与中东之间来回走动，带来了商贸兴隆，也带来了文化交流。
下一步，考古人员将继续发掘，刘雨茂相信，“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
目前，开发商已经决定，暂停商品项目，与专家一起，形成保护强势。据悉，下一步，当地还有可能建博物馆。
涨知识：蜻蜓眼
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由玻璃制成。
玻璃又称琉璃，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西亚及埃及，最早的用途是制造珠饰，先是出现单色玻璃，1000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
公元前15世纪玻璃珠上开始有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公元前10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眼睛”文化据说发源于西亚或印度，相信眼睛有避邪功能的这种说法，多盛行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毛玉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