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罗华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玉洁（半月谈记者）
谈及文物流失的惨痛历史，避不开敦煌。20世纪初，清朝国力衰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物约有4万件流失到英、法、日等10余个国家，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上世纪90年代，藏经洞文物首度尝试以数字化形式回归故土。2020年，敦煌研究院计划发起首个由中方发起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项目。
数字化回归，能否成为文物回家的一条可行之路？
敦煌文物数字化意义重大
荣新江：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文物，是支撑敦煌学发展的最重要部分。敦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敦煌。
敦煌很小很偏僻，但它却是一个圣地。在汉武帝时期，当地的政治、法律等都是依照中央执行。敦煌的很多东西和全国各地一样，但其他地方并没有保存下来如此丰富的石窟艺术和出土文物。因此，可以用敦煌说明长安的事，甚至整个中国的事。
敦煌也有它的独特之处。敦煌在丝绸之路干线的咽喉之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使敦煌自然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多元文化聚合地。比如梵文、粟特文、波斯文、回鹘文、吐蕃文等语言文字都在敦煌出现。用敦煌资料研究丝绸之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
罗华庆：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以文献为主，也有绢画、麻布画、纸画、丝制品、器物等艺术品。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目前没有精确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4国，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国亦有部分收藏。
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IDP）正式成立，秘书处设在英国图书馆。IDP主要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遗址出土文物数字资源能在互联网免费获取。目前，IDP在全世界设立了8个分中心，有7种文字的网站与数据库。
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赠送馆藏全部敦煌文献高清数字资源，实现了法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
张先堂：2006年，敦煌研究院与英国图书馆签订了《关于国际敦煌项目的合作备忘录》。14年来，围绕设立IDP工作室与人才培养、敦煌文献数字化、促进敦煌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工作。其中，敦煌文献数字化分两期进行：一期完成院藏500余件文物的数字化扫描，向IDP网站上传2000余幅图片，二期完成院外10余家机构收藏的6000余件敦煌写本数字化。这项工作有历史贡献和积极作用，但项目进行了20年，依然很缓慢。
观众在展柜前欣赏展出的文物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数字化回归项目应由中方主导
荣新江：IDP推行数字化，通过网络实现资源共享是很好的事情，但后来也有人认为，看了网上资源就不用再看原件了，比如要求对中国学者每天看原件的数量进行限制。我觉得网络资源和敦煌卷子本身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有的卷子，一面写正文、一面写注释，对着看才能知道古书是这样写的，看文物能更好读懂这种关系。
罗华庆：我们希望通过国内外合作，力争实现敦煌藏经洞文献数字化，建设敦煌藏经洞文物数据库和网络发布平台，实现资源的全球共享。这项工作有较多难点。如文物收藏在多国多机构，组织难度大。外国机构是否愿意合作、是否会提出高收费要求、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问题等，都需要考虑协调。我们计划以10年为期实施这一方案。首先是调查海外现存的藏经洞出土文物，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高清数字化采集并建立数据库。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建立适用于研究、共享、传播的藏经洞文物全球网络平台。
张先堂：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说，建成一个我方主导的数据库对增强文化自信来说有重要作用，我们有责任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敦煌文化的全球共享。另一方面，我们有更成熟、高精度的数字化技术。通过对敦煌壁画的高精度扫描实现壁画的高精度复制，3D打印等一些新技术让我们有机会后来居上，高精度复制文物也是可能的。较之IDP，我们还可以建立完整统一的目录、图片、研究文献汇集等，这对学者研究有重要作用。
张玉洁：关于3D打印应用于文物修复，我还了解到洛阳龙门石窟流散佛首“数字复位”项目。这为其他流失流散文物“回家”提供新的可能，实现“身首合一、复位归壁”。“数字复位”也是想借数字技术找到上海博物馆藏品在龙门石窟的准确位置，进一步充实龙门石窟资料的完整性。
郝春文：文献数字化很多家都在做，但是不能实现共享。我们应该建一个全世界共享平台。以敦煌文献为例，不仅要有图版，还要有文字，方便进一步检索。我们不仅要有“数据库”，更要形成一个“知识库”，它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等回答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推动的。
回归马首铜像入藏圆明园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荣新江：目前IDP的数据都在英国，一旦IDP的数据网络、电力等出现问题，我们全部用不了。整体看，数字化是人类要走的路。数字化一方面对文物本体保护有巨大贡献，人们通过数字资源获得、感受文化，减少了对文物的损害。另一方面，数字化资源也拥有更广阔的传播途径，全世界的人都能用，从而实现文化弘扬。（半月谈记者张玉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