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日下午和24日全天，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在陕西宾馆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考古文博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传媒出版机构近五十位学者、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图片专委会合影
本次大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成员围绕：1）公共考古：理念与思考；2）考古学与中华文明；3）公共考古：实践与探索；4）考古与传播；5）考古与博物馆等五个专题提交了21篇报告；大家还就“如何做好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工作”展开专题研讨。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副主任高大伦和曹兵武、专委会副秘书长王涛、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分别主持了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评议。会议期间，郑媛还代表本专委会到西安文理学院为学生做了题为《花之印记——从陕晋豫彩陶的考古发现说起》的公共考古讲座。以下按专题介绍研讨情况。
会议现场
一、公共考古：理念与思考
“公共考古：理论与思考”专题研讨
研讨会一开始，专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首先致辞，接着结合他即将出版的公共考古专题论文集《月西日东》一书指出，几十年来，中国的公共考古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仁湘谈到，自己所经历的公共考古活动，已经由起初的悄悄进行，到如今的大张旗鼓展开，这气势感觉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曾经说一切考古都可以看作是公共考古，不仅只是学科普及。过去普及活动做得较多，今后也还会有这样的需求。现在考古已经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原本只限于象牙塔里的学问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也有了更多更现实的意义，这当然也都是公共考古了。王仁湘指出，现在做考古，责任更重，底气更足。而公共考古，有了学科更大力度的支撑，相信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文科在《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学科社会化的自我审视》中讲到，中国考古学产生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它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带来了认识世界与阐释过去的全新视角，也全程陪伴并深度参与了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艰辛历程。随后，他围绕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理论和张岂之先生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论述，指出：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实践表明，考古学现阶段的发展正在向社会化、大众化的方向持续深入，并以公共考古学这一以新的学科理论为指导、以更丰富的材料为研究对象、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为活动参与者的崭新面貌，积极投入从学术自觉到民族自觉、从学术自信到民族自信的社会实践。而在这场实践活动中，考古学工作者必须肩负起来考古学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重任，同时考古学社会化的核心在于考古学学科内部的自我审视，只有将考古资源放置于公共文化资源的角度，才是迈出考古学社会化与公共化的关键一步。
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王思渝同样立足社区，在《乡村语境下遗产教育理念对公共考古的启示》中指出，国内现有的、发生在乡村语境内的、以“公共考古”/“公众考古”为旗号的实践常面临着偶发性、“就考古论考古”、与村落社会之间存在不适应等困境。他以安吉古城遗址公园、城头山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博物院等考古类遗址和村落遗产两类遗产类型分别入手，从遗产教育的角度，对既往经验加以回顾，在分类总结后认为，上述遗产教育已经形成了以实物为中心（强调实物教育、强调在地教育）、以在地组织为抓手（强调博物馆类组织或在地工作团队发挥长期可持续性作用）、以村落整体社会为核心（强调以遗产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是否契合村落的整体性基础、以及是否具备着眼于致力村落整体发展企图心）的基本特征。这样的遗产实践在传统意义上的遗产话语与更广范围内的整体发展之间，有着更强的张力；对此类实践问题的回顾将有助于乡村语境下的公共考古实践能够超越狭义的遗产或考古话语，而在整体发展的目标性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意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小东《徐旭生与中国早期公共考古》一文，通过回顾学术史指出，徐旭生1933年所作的《中国史学的演变》讲演，是其调和科学发掘与公众情感的公共考古思路基本成型的标志。徐旭生调和科学与人情的哲学思想，以及李石曾、鲁迅、马衡等法日派学人的公共活动，在徐旭生公共考古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主持斗鸡台发掘期间，徐旭生通过策略性地发布发掘信息，消除了公众对墓葬发掘的疑虑，并介绍了考古学知识。在指导张骞墓发掘期间，借由发掘前的仪式，发掘中照顾张氏后人的感情，以及发掘后树立纪念碑，徐旭生得以引导公众参与考古工作，提振公众的民族自豪感。通过上述回顾，能够更好地认识徐旭生在近代考古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结合傅斯年的公共考古工作，可以发现徐旭生和傅斯年基本代表了两种公共考古路径，即立足公众的主观能动性设计公共考古活动，和立足考古学术开展科学考古知识的普及。
二、考古学与中华文明
“考古学与中华文明”专题研讨
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玉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的标志》一文中谈到，中国史前玉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客观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脉络和特征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辽河流域、江淮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用玉高峰的突出代表，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玉器，系统梳理已有玉器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着重阐释三支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玉器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和使用功能，对于探讨文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及共同作为见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的标志性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分析对比，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中发现了部分器形相近的玉器，表明三支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与互动。随着各地区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玉器成为标志社会等级、身份、地位与礼制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在史前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国祥强调，利用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对史前玉器开展综合性研究，重点阐释玉器蕴含的社会功能、价值观念和象征意义，对于深入推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形成机制、典型特征、发展动力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和发展方向之一。
呼伦贝尔博物院研究员白劲松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做好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一文中指出，内蒙古各民族以辛勤的劳动开发了边疆，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通过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与中原民族共同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贡献很大的几个古代北方民族，大多起源于内蒙古地区。上述古代北方民族，都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中，在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辽上京、金界壕到元上都、元大都，都是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产物，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北疆文化日益深入人心，内蒙古文化传统中的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正在引领着内蒙古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断胜利前进。
文物出版社编审、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郑彤以《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的编辑出版为例，阐释如何讲好民族文物的故事。《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图录，这套书在如何讲好民族文物故事方面做了很多尝试。郑彤以其中的《新巴尔虎右旗卷》为例介绍，编辑团队从当地摄影师提供的上千张照片中选出大约一百张图片，做成风光照、文字背景板、日常生活照片，另请专家绘制了当地牧民的生活场景和民族服饰，把民族文物还原到它的使用背景中。同时，作者团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文物背景资料，将文物的来历、用途、制作过程娓娓道来；责编把上面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采用多种方式介绍文物。郑彤强调，针对出版物，编辑要做的就是赋予文物灵魂，让它变得立体丰满，让读者体会到文物的奇妙之处，进而了解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并全面展示文物考古成果、风土人情、各民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三、公共考古：实践与探索
“公共考古：实践与探索”专题研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翟扶文在《试论如何开展考古研学》一文中指出，研学作为公共考古的一个渠道，如今越来越多的研学机构开始尝试与考古机构、有条件的考古工地开展研学活动。这种研学不仅是针对低年龄段的学生，同时也有高校的学生。如何让考古以公众熟悉和喜爱的方式传递出去，如何将严肃枯燥的考古生活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演绎出来表达出来，如何改变大部分群众对于考古的误解和曲解，这些既是研学重点也是难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正式独立运行，拥有国家文物局设的唯一一家内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建成开放了全国第二家大型考古博物馆——湖北考古博物馆，是“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组的牵头单位，“中华文明起源”石家河遗址等项目的承担单位，这些资源无疑是考古宣传的最佳材料，而针对省内比较成熟的考古发掘现场，规划季度或者半年一次的公众开放体验，开展研学活动，在现场布置展览，边发掘边展示，并提供讲解等服务，将可以让公众近距离了解考古，了解真实的考古。
四、考古与传播
“考古与传播”专题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副主任郭鹏在对考古普及读物进行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一方面，考古通俗读物的出版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比如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王仁湘先生的《饮食史话》《半窗意象》等著作，脍炙人口，声誉非常高。另一方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考古通俗读物类图书出版的数量非常少。中国现在年出版图书约50万种，其中考古类图书仅有2000-3000种，而考古通俗读物的数量则更少，不足百余本。当前我国图书出版的要求开始转型，供给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考古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广大读者，乃至党和国家迫切需要的内容，缺口比较大；但是粗制滥造，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所谓考古普及性读物充斥市场，给真正的考古通俗读物乃至考古学科都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郭鹏希望中国考古学会特别是公共考古专委会，能够在考古通俗读物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和有关机构合作，推出考古通俗读物的认证和推荐机制，对于市场上的考古通俗读物进行指导甚至是干预。
五、考古与博物馆
“考古与博物馆”专题研讨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在《从考古博物馆看公众考古的进化——以晋陕考古博物馆为中心》一文中谈到，考古人想有自己的博物馆，从梦想到个别先行者的试验，到今天以陕、晋、荆、蓉和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高调开馆，考古博物馆成为中国博物馆的一个新类别；考古博物馆以其专业视角、独特主题和别具一格的陈列方式，深受领导和社会欢迎。高大伦以亲自参观体验过的陕西、山西、四川、北京、湖北、浙江、广东等多个地区的考古博物馆为切入点，探讨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方式和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努力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的报告题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博物馆展示与传播》。基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各区域文明普遍“以玉为贵”的习俗，以及铸铜技术等一些全新生产力要素在不同阶段所扮演的突出而重要的作用，陕西历史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彩陶、玉器、青铜器与“早期中国”的系列展览，通过“彩陶·中华”“玉韫·九州”“吉金·中国”三个相互关联的专题展览，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还通过“1+N”的项目管理方式，创新性地通过展览主项目带动线上展览、系列讲座、教育活动、学术图录、通俗读物、文创产品等配套子项目的实施，使中华文明探源的丰硕成果通过博物馆特有的多样化方式得以广泛传播，实现考古研究成果的大众化，获得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