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星楼亦称奎星楼或奎楼，也有的地方叫魁星阁，一般是附属于文庙的建筑，是读书人祭拜魁星、祈求在科举中金榜题名的地方。
“魁星楼”三字也有讲究，其中一种说法是：“魁”字少了一笔，意为要去掉鬼气，老老实实、堂堂正正做人；“星”字少一笔，意为人不要强与“天命”争，要顺其自然；而“楼”字多一笔，意即读书学习要专心。而且这里的“魁星”并不是指我国古代天文星相学中北斗七星里组成斗身的前四颗星，而是主管科举、功名的魁星神祇，此神由科举制度与民间信仰结合而生，特别是在明清，读书人对其祭拜兴盛一时。因为“魁星”亦称“奎星”，所以“奎宿”也代表着国家的文运，因而古人立庙祭祀，但“奎”字过于抽象无法造像，故古人用“魁”字替代，将神像塑造为“鬼踢斗”的形象。
此外，在宋词和元曲中有把魁星和“鳌头独步”放在一起用的语句，这说明“魁”与“鳌”有着一定的联系。到了明代，各种记载中的魁星更为细节化，一手执笔，一手握元宝，表示用笔点中考试人的姓名。因“笔”与“必”谐音，“锭”与“定”同音，故为“必定”，这也符合我国民众喜欢“讨口彩”的习俗。于是魁星的形象则呼之欲出，其面部特征为一眼若铜铃、红发青面獠牙的恶鬼形象，故有“赤心昌文运，火眼识俊才”的说法。其左脚翘起，脚上有斗，右脚则立于鳌头之上，左手执笔，右手握一银锭。
至明清，这类建筑遍布全国，从文风蔚然的江南，到大漠孤烟的塞北，都可以看见魁星楼的踪迹，这也反映了科举功名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同时魁星楼也因此成为一个地方标志性文化建筑。
具体到大同地区，位于大十字街与武定街交汇处的魁星楼作为代表当地文运的场所，自明清至今不断修缮复建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
大同县学始于元代（元以前的辽金时期为太学，即国子监），地址在四牌楼的东北角，即现在的代王府府址处。明朝大同设府，原县学相应的升级为府学（即府文庙）。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代王朱桂据府学改造成为代王府，府学迁至城东南的云中驿辟。此时大同县学亦同府学共为一区，县学居前，府学居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府学和县学均毁于兵火。嘉靖十四年（1535年），大同知府王允修复建，其建筑格局有所改变，中为庙庭，供奉孔子，左为府学，右为县学，两学并峙。万历三年（1575年），大同巡道冯子履因县学太逼仄，于是卜地城之西北隅，复建大同县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大同知县孙体元在县学凿泮引水，辟巽门（县学的东南门为八卦巽位），并在巽门旁的大十字街与武定街的相交路口创建大同县学魁星楼，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月，知县陈不伐主政时复建魁星楼，并由陈不伐撰写《建县学魁星楼碑记》。碑记清楚地说明了兴建魁星楼的目的、意义，希冀贤才辈出，广开云路，既要兴学育贤，又要魁楼以“邀灵通气”，方能贤士从登，科甲蝉联，教化日新，多出人才，早出人才。至此，大同县学规模聿备。
之后，清朝定鼎华夏，大同县学同样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马之先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主持复建，其后分别于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二年（1724年）、乾隆六年（1741年）由当时主政大同县和主政县学的官员进行了修缮，并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由大同知县虔礼宾、教谕郎克谦复建魁星楼并记碑存。民国时期又因兵火而遭到毁坏。
2008年古城复建时，依据左云县魁星楼的有关资料在明清大同县学的旧址附近进行复建。2012年启动项目，2013年复建完成，复建后的大同魁星楼（后更名为魁星文化博物馆）位于大同古城区以北武定街街口中心，与城东太平楼、城南鼓楼、城西钟楼相应。该楼为五层三檐、明三暗二的盔顶楼阁式建筑，底层四面通街，平面呈正八边形，总高31.24米。
大同魁星楼，是明清时期大同城内标志性的文化建筑之一，是当时官府祈望开启“文运”的场所，表达了大同先民渴望知识，祈求人才辈出的美好夙愿。
但是，在中国千百年的文化融合中，魁星楼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念性建筑的本身含义，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不仅是学子求取功名、证明自身努力的见证，也是人们对于魁星神的崇拜，因为在他们的内心对魁星有了精神层面上的认知，人们认为魁星代表着金榜题名，是榜首的象征，代表着广大考生对于考试公平、公正的追求与渴望。同时，魁星楼也是中国传统道教思想文化的载体之一，更可以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为了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使大同市民对自己城市的过去有一个相对准确的了解，使之勿失偏颇，因此复建魁星楼仍有其凝重的历史意义，也增强了我市的古典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