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决通过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议员在议会中起立鼓掌，民众聚集在圣索菲亚博物馆前挥舞土耳其国旗庆祝。
圣索菲亚博物馆，在土耳其语中名为“阿亚索菲亚”（Ayasofya），始建于公元532年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在16世纪之前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被誉为“改变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大教堂转变为清真寺，此后近六百年间，这一建筑以“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身份存世，并进行多次扩建和修缮，但它仍然是基督教世界，尤其是东正教会的信仰中心之一。
1934年，在凯末尔的领导下，现代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将其改建为博物馆，禁止把此处用作宗教礼拜场所，并于1935年重新对世人开放。1985年，博物馆所在的伊斯坦布尔文化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数十年来，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信仰维护土耳其世俗国家原则的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一世界遗产的地位。2007年，美国商人克里斯·斯皮鲁（ChrisSpirou）发起名为“美国解放圣索菲亚大教堂会议”（theFreeAgiaSophiaCouncilofAmerica）的运动，并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核心小组上作证。该运动致力于恢复圣索菲亚作为东正教大教堂的功能，并呼吁将其恢复到1453年奥斯曼征服之前作为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祈祷圣殿和东正教大教堂的样子。2018年，伊斯兰协会曾要求在圣索菲亚博物馆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但遭到土耳其宪法法院否绝。
本次最高行政法院裁决的直接起因是一个宗教团体提起的诉讼，该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恢复圣索菲亚博物馆的穆斯林遗产性质。它质疑凯末尔1934年决定的合法性，并告诉法院，该建筑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个人财产，管理苏丹资产的基金会最初将其作为清真寺向公众开放。
自2003年出任土耳其政府总理以来，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执政17年间一直倡导伊斯兰价值观，他在去年公开宣布了这项事业，以期增加选民对其政府联盟的支持。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亲政府报纸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发现，73%的土耳其人赞成将博物馆改回清真寺，尽管Metropoll研究公司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发现，44%的受访者认为，该建筑的命运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是为了将选民的注意力从土耳其的经济困境中转移。
根据《卫报》、半岛电视台英文网整理的各方反应，在法院作出裁决前，土耳其的国际盟友都对这一迫在眉睫的行动提出了批评。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尼科斯·赫里斯托杜利德斯（NikosChristodoulides）在推特上写道，塞浦路斯“强烈谴责土耳其对圣索菲亚大教堂采取的、旨在转移国内舆论注意力的行动，并呼吁土耳其尊重其国际义务”。
上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任何改变都会削弱圣索菲亚“为人类服务的能力，因为这是信仰、传统和文化不同的人之间急需的桥梁”。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贾巴罗夫（VladimirDzhabarov）将该行动称为“错误”。他说：“将清真寺变成清真寺对穆斯林世界无济于事。它不会使民族团结在一起，反而会使它们发生冲突。”
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仅受到土耳其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对此决定表示欢迎和支持。
北塞浦路斯总理埃尔辛·塔塔尔（ErsinTatar）表示：“自1453年以来，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是土耳其的一座清真寺和世界遗产。将它用作清真寺，同时作为博物馆来参观，这一决定是合理的，也是令人高兴的。”
宗教组织方面，作为全球3亿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普世大牧首巴塞洛缪（Bartholomew）在裁决前警告说，改变这座建筑的地位将导致东西方世界的分裂。
俄罗斯东正教会对此表示失望，指责土耳其无视数百万基督徒的声音，其发言人弗拉基米尔·勒戈伊达（VladimirLegoida）表示：“今天（7月10日）的法院裁决表明，所有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极度谨慎的呼吁都被忽视了。”此前，俄罗斯东正教会曾敦促谨慎对待改变这座历史悠久的前大教堂地位的呼吁，俄罗斯大牧首基里尔表示，他对这种可能的举动“深感担忧”，并称这是“对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威胁”。
土耳其回击了国际批评，称圣索非亚大教堂的未来是国家主权问题。该建筑内的第一次礼拜预计在7月15日举行，恰好也是反埃尔多安政变失败的四周年纪念日。
非正常国度与新冠疫情
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大流行致使世界多国实施不同程度的闭关政策，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大受限制，也给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不确定性。疫情的蔓延不仅影响着常常占据欧美主流媒体头条的“正常国家”，不少并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政权同样面临病毒的威胁。在前苏联解体之后，民族问题裹挟着主权纷争，引发不同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使得今天的外高加索一带仍然留存着悬而未决的民族自治和分离主义难题；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在本地战事进行到第六年之际，迎来了由于疫情导致的进一步封锁，使得战线两端的乌克兰百姓间的距离愈发遥远。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些地区或是游离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也让疫情带来的影响变得颇为微妙。
尽管阿布哈兹的疫情看上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疫情引发的争议却在近日发酵。7月6日，亲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当局领导人称，在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人聚居的加利地区（Gali），居民大多未能够拿到补助金——过去这些钱是由格鲁吉亚当局发放的，而如今边境封锁，居住在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要么在贫困之中等待边境重开，要么则是试图抄小道或者越过两地的界河入境格鲁吉亚。这一事实被亲格鲁吉亚方面称为一场“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
与阿布哈兹一样，南奥塞梯（SouthOssetia）原本也是格鲁吉亚境内的自治州，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并宣布独立。这个地区如今名为南奥塞梯共和国，其主权地位在2008年的俄国-格鲁吉亚战争之后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承认。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为这个游走在国际体系之外的政权带去诸多资源，但也让这个国家在封关一个月之后迎来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该患者从俄罗斯入境南奥塞梯，5月6日确诊，此时距离南奥塞梯宣布关闭其与俄罗斯的边境正好过去一个月。尽管这个地区在相当大程度上不受国际往来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奥塞梯是完全隔绝于各国之外的。另外，疫情引发的恐慌以及错误资讯的流传，也让南奥塞梯当局对于新冠疫情始终保持着警惕，即便他们的医疗体系根本负担不起任何规模的社区传播。该国的新闻当局负责人曾在疫情初期表示这种病毒无非是另一种流感，只是对老年人更有攻击性；而南奥塞梯领导人此后针对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则让该地区的居民陷入恐慌性抢购之中，这与世界多国的情况并无二致。
纳尔戈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是外高加索地区另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实体，这个原本受阿塞拜疆统辖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同样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领土主权和民族冲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更为此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的结果是纳卡地区事实上拥有了独立地位，如今这个地区自称为“阿尔察赫共和国”（Artsakh）。与南奥塞梯的情况类似，纳卡地区虽然甚少有同世界多国之间的贸易或人员往来，但它与亚美尼亚的往来却非常密切，而该地区的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正是来自亚美尼亚的输入型个案。截至五月，纳卡地区有33宗确诊病例，该地区宣布采取一系列封锁措施，从6月11日一直延续到7月11日。
位于摩尔多瓦东部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Transnistria）是原苏东地区中，各个“非正常”政治实体里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的居民由数量相当的摩尔多瓦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通行俄语，也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势力主导。在三月份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之后，德涅斯特河沿岸就开始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包括暂停公共交通、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等，但疫情依然在当地蔓延开来。到5月19日，该国的确诊病例已经突破800例。学校停课也让德涅斯特河沿岸遇到了另一重麻烦，由于该国与摩尔多瓦关系紧张，致使不少技术设备都被搁置在了两地边境，使得开展在线教育的计划也随之停摆；而由于与乌克兰的边境也在疫情爆发后关闭，该国需要的一批医用物资也卡在了边关无法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