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的商品经济最为发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务工的主要集中地。清中后期，江南各地的徽州会馆先后成立义庄和丙舍等慈善设施，设专人管理，单独收支，规章严密。徽州善堂的主要功能是为身故同乡寄放掩埋棺木和扶柩回里。由于杭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新安惟善堂成为连接江南各地徽州善堂与家乡的中转站，为运送回里的棺柩提供暂厝、转运服务。徽州境内的各处登善集负责停放外地运回的棺柩，确保将其送到死者家中安葬。江南各地的徽州善堂、惟善堂、登善集三者在逻辑结构上是分、总、分的关系，构成了一条完善、有序的运棺网络，并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协作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旅外徽州人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发挥徽商的群体优势。
关键词
江南；徽州；善堂；徽商；运棺网络
位于皖南低山丘陵间的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压力巨大，一代又一代的徽州人被迫外出谋生。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设立的会馆为旅居异地的徽州同乡提供了各种便利，岁时团拜祭祀，资助贫无所依者返乡，更重要的是着力解决不幸客死他乡的徽州人的身后之忧，从施衣、施棺、助殓、寄棺、埋葬到扶柩回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救助体系。“吾郡山多田少，不士则贾商于外者什居六七，或不幸病故他乡，殓无赀，殡无所，有赖诸善堂设厝安寄，助赀回籍，如乏领带者则置地掩埋”。在徽州同乡尤其是徽商的大力资助下，各地徽州会馆先后成立义庄和丙舍等慈善设施，义庄是掩埋徽州同乡死后无力返里者的坟地，又称义园、义冢、义所等；丙舍是供身故徽州同乡暂厝棺木的屋舍，一般为会馆的附设建筑，在丙舍浮厝的棺木超过期限，即埋葬于义冢。义冢和丙舍由会馆设专人管理，有办事处所，单独收支预算，并制订一套独立运作的规章制度，对外以“××堂”相称，如惟善堂、广仁堂、同善堂等等。概言之，会馆为生者提供方便，善堂专事死者，在解除旅外徽州人的后顾之忧，团结徽州同乡，增强徽州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徽州人抱团发展、以众帮众的群体特征。
就学理层面而言，对旅外徽州人善堂的探讨属于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范畴，以夫马进、梁其姿为代表的学者已在该领域做出精深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到旅外徽州人善堂的研究，范金民以江南为中心，选择苏州徽郡会馆、杭州惟善堂、上海思恭堂三个有代表性的会馆，考察了清代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建置与分布、创立意图、资金筹措、管理运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以此说明徽商乃至所有商帮直到清末仍然保留了浓厚的地域观念和商帮特色。王日根、徐萍对杭州新安惟善堂作了个案考察，探讨了惟善堂的成立、组织管理、经费收支等基本状况，对惟善堂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作出思考。王振忠单独探讨了休宁县万安停槥处的设置情况。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地方志资料，全面梳理徽州善堂在江南地区的分布情况，考察徽州善堂为实现寄棺、掩埋和扶柩回里功能而做出的周密规定，再以道光《登善集》、光绪《塘栖新安怀仁堂征信录》等各类徽州善堂征信录为中心，分析徽州境内为迎接旅榇回籍而设置登善集的情况，勾勒从江南到徽州形成的运棺网络及其内外联动的协作机制，以期探讨善堂对解决旅外徽州人现实需求，发挥徽商群体优势所起的作用。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
一、徽州善堂在江南的空间分布
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地区，在异乡奔波的徽州人不幸身故者所在多有，如何魂归故里就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各类善堂征信录都不厌其详地描摹了旅外徽州人生活的艰辛以及会馆善堂之于他们的意义：
吾徽六邑地狭人稠，山多田少，出产由来微薄，无倚营生，均田素乏膏腴，有难耕种。纵有须些之仰赖，怎容大众之钻营？叠障山重，潆流水溜，维是士农工者十唯二三，商客旅者足有七八，咸求往路之利，谁计横云之遥？为经营于他邦者无远无近，如怀拱璧，宁离舍于故乡者是老是少，犹弃敝履（屣）。虽丈夫志在于四方，究人情心悬于八口，试叹征车就道之日，伊谁不念父母之难离，含声一咽，昏乱心神；骊歌甫唱之时，何人不恋妻子之难分，忍泪双流，忧愁眉目。此情此状无人无之，迥想别离之日，惨境可悲，尤识同乡之人攸关与共。前人之设会馆，凡一邑一镇之中莫不创建，所谓彼一邑者有彼一邑之回护，此一镇者有此一镇之周全，虽无生馆之饶富，幸有死殡之处地，实乃情深桑梓，同类相感之义。
这段文字以较为感性的语言描写了徽州人离乡背井的无奈与哀愁，因而会馆的设立为徽州同乡提供了落脚团聚的地方，以此聊慰孤寂之心，聊减思乡之情。会馆创办的善堂则专门为客死他乡的徽州同乡处理善后事宜，“通都巨镇成业寥寥，商而傭者十居八九，小失意辄罢归，归又旋出，客死者一岁中常数百十人，故所在有会馆之设，以董理其事”。
江南是徽商最为活跃、势力最为强大的地区，上至苏州、杭州，下至盛泽、同里，从城市到市镇，凡是徽州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便多有善堂之设。明后期，徽商就在江南的虞山北麓常熟西庄建设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延僧看守，迄今弗替”。后因公所狭窄，遇到有病就医之人即难以收留，乾隆六十年（1795）又在原设停棺栈屋的旁边卜建房屋，名为“存仁堂”，以作为“徽人寄栖医病之所”，仍延揽看守梅园的僧人带管住持，并公议规条，捐资共襄善举。为防止不法地棍借端滋扰，嘉庆七年（1802），徽商范焜耀、王斗昭、程羽为等12人呈请昭文县刘知县示禁勒石以便遵守。
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嘉庆十四年，吴江县盛泽镇的徽宁商人在西场圩璇葭浜买地创建积功堂殡舍，旋议增建殿宇，扩充为徽宁会馆。嘉庆十六年，婺源人张履谦在元和县湓渎村创建新安同德堂，“收瘗徽州六邑旅榇”，道光二十三年改建于丽泽门外，咸丰十年（1860）被焚毁，同治四年（1865），徽州人叶正傅组织重建。嘉庆二十五年，徽州人在元和县甪直镇公建敬梓堂，“葬其乡人旅榇无归者”，咸丰十年遭毁，同治三年重建，光绪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元和、昆山、新阳三县购置的田地共有700余亩。歙县商人胡堦带头在浒墅关设立旅亨堂，捐资建殡房，置义冢，并立碑以垂久远。吴江县同里镇也设立了新安会馆旅善堂，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22年，旅善堂司事在《吴江》刊登通告，称旅善堂殡舍因年深月久，棺木过多，既妨碍过路行人，堆在最底层的棺木也已朽坏不堪，徽州同乡决定重选经理人，编写号数，请死者亲属换领新票，如无亲属及棺木朽坏者，截至次年清明，一律迁至义冢代为掩埋。
松江府所属七县地广人稠，在此地经商的徽州人为数甚多，而旅榇不能回籍者亦复不少。嘉庆二十二年，程师义、程良等人不忍坐视同乡棺木暴露野外，捐通足钱140千文绝买府治西东新坊图护龙桥惠静山名下空地2.6亩，建造新安义园崇义堂，收寄散布在松江境内徽州身故同乡的棺木，并资送贫苦无力归葬者回乡，无主者则代葬于义冢，“俾死者有所归”。与此同时，凡是徽州人到松江谋生以及在松江失业无去处者皆可投靠暂住在义园以省旅费，“俾生者有所托”。可见崇义堂实际上承担着会馆的功能。
民国《吴县志》
乾隆十九年，在上海县经营茶业的徽州、宁国两府商人联合集资于大南门外购置土地30余亩，建屋数间，设立思恭堂。嘉庆年间，思恭堂司事筹资设立厅堂、丙舍，并捐置义冢土地。道光二十四年，思恭堂司事向经营茶叶的徽宁商人发起募捐，出洋绿茶每箱提捐12文、红茶每箱提捐20文，以增加常年经费。咸丰三年和咸丰十年，上海先后两次遭受战乱的冲击，思恭堂司事将堂中千余具存棺就地掩埋。战后，思恭堂在徽商的财力支持下得以重建，堂中经费也日渐宽裕，“频年蓄积日稍羡余，故置房产，修堂宇，添厝屋，买田亩，备什物，以及逐年施棺衾、厚掩埋、盘柩回籍、上山葬费皆得一一如愿办理”。司事还发起长生愿捐以图永久。民国年间，徽宁思恭堂继续举办施医药、寄柩、运柩、赊棺、助殓、埋葬等事务，为徽宁同乡提供服务。
嘉庆十八年冬，在南汇经营的徽商募捐筹建思义堂，停棺以五年为期，五年之内，亡者亲属可以随时扶柩回乡。如无子嗣，即代为安葬。光绪十三年（1887）起，思义堂仿照上海思恭堂成例，由歙县、休宁、婺源、绩溪四县绅商轮流管理，每年二月初二为新旧司董交接之日。不数年即增置50余亩田地，添造丙舍，诸废待举。
近代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
同治十三年，嘉定县南翔镇新安公所建成，当时仅有义园丙舍，规模比较简陋。光绪十三年，徽商捐资建成正厅、北侧厅及平屋两进。1921年夏，徽州同乡决议在公所南首添建房屋数楹，次年五月，举行落成典礼，城乡官绅商学各界人士及在南翔的徽州同乡500余人参加了典礼，总董巴润之阐明开会宗旨，副董吴卿高报告了捐募添建情况，嘉定县刘知事致颂词，同乡戈朋云发表演说。众人观看魔术，参加盛宴之后散去。
嘉庆年间，聚居南京的徽商建广仁堂，设厝屋9间，置买义山22亩，“俾客地游魂或暂羁而归于首邱，或不归则妥安泉壤”。如婺源西谷人俞兆灵，“经理金陵广仁堂义冢，恤嫠会公局，精神周至”。清末徽州六县同乡在南京成立了新安会馆嘉会堂，在鼓楼西首设有义冢，埋葬身故徽州同乡棺柩150余具。1924年，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在大学毗连新安义冢处建造住宅，侵入嘉会堂界内。南京新安同乡会就此事致函上海徽宁会馆，请求援助。徽宁会馆以全体董事的名义致电江苏省交涉员，请该管领事据理力争，以维护主权而慰幽魂。
嘉兴府新安义园坐落于土名落纤湾，凡徽州人之客死于嘉兴府城者皆停厝于此。乾隆四十六年，徽商募资购置基地24亩。嘉庆十一年，徽商吴玉其、程均等建造停棺栈屋两进。次年，徽商陈能华、程宸元、孙雨宜等捐资重修。道光三年徽商黄韫玉添造厝屋，姚世钥捐足钱一千千文存典生息，以助有籍可归但无力回榇者。另有新安翳荫堂义冢置义厝地29.8亩，新安广仁堂置厝屋葬地45.1亩。嘉善县设有新安存仁堂义园，在北门外，嘉庆五年，徽州人汪晓堂等四处募捐设立公所，建棺房寄停旅榇，并详明立案。咸丰末年遭毁，光绪年间，在嘉善经商的徽州人出资重建。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
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设有新安义园。南浔镇新安会馆位于南栅寓园前，又被称为遵义堂。新安六邑商人起初在南浔镇青华馆侧附筑殡室，因棺木历年滋多，自道光六年起，金稼田、田星彩等十余人开始筹备建馆事宜，至道光十一年，才于溪南笺字一圩买地两亩建设新安公馆，公馆旁建广厦六楹，栋宇坚固，地势爽垲，名为遵义堂，另在楚芳桥东建女厝一区。馆舍落成之日，遵义堂同人议立规条十余则纂成一编，“先以当事诸批答，凡董司之任，捐施之名，出入之号，启闭之期，工役之资，水火之费，善缘所集，靡不毕载而无归淹”。道光四年，德清县的徽商金瑞等集资创建新安会馆，光绪元年重建，其厅曰“敦仁堂”，并在笼糠山下设义园以葬徽州人之无归者。
得新安江水路之便，聚集在杭州城的徽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并成立了专门针对徽州人的善堂。嘉庆初，在杭州江干开设过塘行的歙县人余锦洲看到“同乡客故者自江南苏松常、浙西嘉湖等郡归榇于故里，必由杭州江干雇船回梓，常有延至几日不得船者，柩停沿途，雨霖日晒”。便出面在杭州钱塘栅外一图购地建立新安权厝所惟善堂，用于停放从江南各地运来在杭州等待转运回乡的棺木。嘉庆二十四年，余锦洲募得江干海月桥里街桃花山麓石井前张立瞻的土地3亩，建房屋数楹。道光十七年，司事胡骏誉、金高德等50余人为扩大善堂事业纷纷捐资，并募得徽州同乡阙信甫与张立瞻捐献之地毗连的基地2亩有余，前建厅堂若干楹，后筑权厝所20余间，分为六县，安厝各县的旅榇，并建起围墙，规模完备。“故历年吾徽旅榇得所凭依，赤贫者装船送回，无嗣者置地安葬，洵可谓谊敦桑梓者欤”。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杭州，狼烟四起，惟善堂屋舍市房被焚毁殆尽，所有租金存款皆化为一空。同治年间，在徽商的财力支持下，惟善堂依旧址兴工，重建文武二帝的大殿及殡房堂宇，构筑新安别墅，将外厝升高翻盖，另建亭施茶。
光绪《嘉兴府志》
《徽宁思恭堂征信录》（1951年）
二、徽州善堂的功能
旅外徽州人所办善堂主要为身故同乡提供寄柩、掩埋服务，但中国南方多是“卑湿之区”，棺柩保存有诸多不便，“有启义冢之柩回籍安葬者而满棺皆水矣，惟有凿孔放水，见者不忍”。在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的支配下，徽州人总是企盼身故之后能够魂归乡土，旅外徽州人善堂便设法筹集资金，定期将暂厝善堂的棺木运回徽州。因而，徽州善堂的功能主要分为寄放掩埋棺木和扶柩回乡两部分。
虽然清代各地官府、士绅成立了掩埋会、施棺局之类的助葬组织，但其主要功能是掩埋地方上倒毙路边的乞丐、流民及各路浮尸。对徽商这类有正当职业及固定居处的人群来说，并不符合当地善堂服务的条件，只能从同乡那里寻求帮助，“此举专为徽人旅榇而设”。诚如南汇新安思义堂在交代建堂缘起时所言：“我新安各属户口蕃滋，冈峦环峙，瘠土迥殊沃土，计乏谋生，离家差胜居家，业多服贾。慨夫天时莫测，世事无常，风餐露宿，征途每多客感之侵，阴伏阳愆，旅馆岂乏沉疴之染？或中年而盍逝，或晚岁而考终，有财者殡殓虽成，灵柩猝难旋里。无力者迁移莫定，遗骸渐至填沟。嗟乎！鹃啼洒血，他乡终成孤魂；鹤梦迷云，故土未归旅榇。此思义堂公所之由建也。”
徽州善堂最基本的功能是为身故同乡一时无法归葬者寄放棺柩。塘栖新安怀仁堂规定，棺木进堂，经手保人先到善堂司事处挂号，领取堂票，支付挂号钱400文。然后持票到管堂司事处验明，再扛抬入厝。抬进善堂的棺木分男左女右安放，未成年人的棺木亦准入内，挂号钱只收100文，但仅限期一年，冬至前后一体埋葬在怀仁堂义冢。倘若从其他码头护送病人回籍，路过塘栖时不幸病故，前来投靠会馆，由司事查明来历，确属徽州同乡，准其抬入厝所成殓，司事代为妥善办理，全部费用由护送病人者自付。棺柩抬进厝所后，当场在堂簿上登记姓名、籍贯，发给堂票作为以后领棺凭据，不是徽州本籍以及不知因何身故者不准入堂。虽然棺柩进堂编有号码，但如果柇头上未写死者的籍贯、姓名，在堂司事用藤黄代写明白，以免出错。寄放棺木以三年为期，如期满仍未领回原籍，即由怀仁堂代为埋葬在义冢。期限将满之棺一时难于成行者，其亲属应提前两个月到怀仁堂说明情况，可准许暂缓一年，并在号簿注明，若一年后仍未领回，怀仁堂予以安葬，防止故意因循拖延。
《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
徽州善堂成立之初，因经费不足，只能提供寄放棺木的服务，随着徽州同乡的捐赠不断扩充，善堂陆续购置市房、田亩以收取租钱，堂中经费逐渐充裕，开始增加服务内容，对身故同乡施衣助棺以及资助旅榇回籍。如松江新安崇义堂“每见同乡客殁贫难收敛者，恻然悯之”，在堂内添备衣衾、棺木，许死者亲族随时到堂报明，经查属实，由崇义堂捐助棺木，发给进堂票据，拨用堂夫抬送至死者家中，承值收敛后，抬回堂内，由死者亲族决定是埋葬义冢还是暂寄殡房等待扶柩归里，堂夫工食由崇义堂给发。崇义堂同时规定，棺木进堂，首先报告司月，待司月将票据交给司局，填写号簿，写清住址、籍贯、姓氏、年龄、现住地址、病故日期以及保人等信息，然后收棺，以备后日查考。如无司月所给票据，司局不能滥收，以免无所稽考。棺木进园之后，司局发给双联执照，以俟日后取棺对照使用。
上海徽宁思恭堂对身故同乡提供施衣助棺的服务，从光绪三十一年起，施助棺衾送到死者住处，由思恭堂发给扛力钱240文，堂夫收敛，扛抬进堂，给钱1200文，不准死者亲属自己扛抬，以避免冒领之弊。自光绪三十二年起，领棺者另加给衣衾、鞋袜、帽子、石灰、皮纸、草纸全套。1913年，思恭堂规定了各项收费标准：胡裕昌木行堂材一具并石灰、皮纸、响团等，计洋20.1元；章聚兴漆号生漆半斤，计洋4角；堂夫抬空棺殓进堂等费，计洋1.7元；福泰衣庄寿衣一套，男衣计洋7.6元，女衣计洋5.8元；堂夫将该棺移入统间，照章补给移棺费，计洋8角。共计男性棺衾缴费30.6元、女性棺衾缴费28.8元。死者亲属至大东门内汪祥泰布号缴纳上述费用，由堂夫向各号收回本堂棺衾等票。
徽宁思恭堂对殓棺进堂寄放也做出详细的规定，凡棺柩到堂，要验明来票，棺上姓名与编号相符，方准进堂，如无来票，即便是注明掩埋之棺也不准进堂。如私自将别县棺木蒙混保人进堂者，查出后除责成保人领出，再公同议罚。棺木抬进堂中，分为男、女及未成丁之棺安放，用白粉笔写明编号数目，嗣后清明、中元、上元三节，上下首司年轮流到堂对簿核查，用漆笔写明原号，以免日久出现差误。大、小木棺进堂后，先是以3年为期，因与徽州、宁国远隔千里，音信难通，后定以六年为期，未成丁之棺限期一年，如有过期不领者，由思恭堂在义冢埋葬。如非病故者，不准入堂亦不准领棺，倘有隐情冒混，发生事端，即与思恭堂无涉，由保人自行处理，然后再议处罚。棺木进出善堂的票据，由位于大东门内大街中市祥泰布号给发，需托熟识的保人签立进堂保票方能领到。
民国时的义庄
宣统三年（1911），思恭堂为寄存徽宁两府体面绅商的棺柩，专门在义园西侧建造男、女殡房，并制定“推广殡房寄棺规条”，规定每间殡房存棺3具，每具缴乐输捐洋100元，以6年为期，期满即葬。寄存殡房的棺柩先将捐洋如数缴给值年司总，再将司总开具的收条及进保堂票交到祥泰布号处，并在进堂簿票上登记。各间殡房停放的棺柩如果已满，将最先放进的棺柩依次合并，腾出空间以备续寄者安放。非徽宁两府的棺柩不得寄存于殡房。思恭堂还在会馆东边的空地上新造女殡所，较馆内丙舍宽敞许多，每棺收租金英洋20元，藉资补助建造费用，如有不愿缴费者，仍寄放于丙舍内，不得随意抬入殡所，且严禁男棺抬进，以示区别。寄放年限仍以6年为期，期满即葬。寄存女殡所的棺柩也要先如数缴纳租金，再将司总收条连同进堂保票交给祥泰布号，注明于进堂簿票。
徽宁思恭堂对掩埋棺柩也作了规定，由司年预备埋棺填灵所需石灰、石签等物品，届期公同细心核计注册，分为男、女、未成丁之棺，各冢依次成列安葬，每具给石灰一担，按号标立亡人石签，按年排定干支年号。有起送回籍者空出的地方挨次补埋注册，以便日后核对，不得就便胡乱掩埋，亦不得迷信风水，紊乱章程。随到随埋之棺，责成守堂人分为男、女与未成丁各坟冢，挨次埋葬，每具给石灰一担。葬毕，至司年处报明领费，埋大棺者给工钱330文，小棺165文，不得任意敷衍。司年按月详查，如发现潦草完事者，罚去葬费。每次掩埋所需人夫，由思恭堂选择雇用，不得恃强霸勒。埋葬之后，如有起棺带回者，须至思恭堂报明死者姓名字号，查对牌号。自嘉庆二十三年以后埋葬者，以棺头朱漆号数为准，不得草率起挖，以免骨殖倒乱。思恭堂一向将男、女之棺分别掩埋，如有夫妇合葬，每穴隔开二尺，挨次埋葬，不准舍前取后，紊乱条规。夫妇亡故有先后，而思恭堂停柩有期限，期满仍照堂规分别安葬，嗣后本家有欲迁合葬者悉听其便，所用工钱自己掏付，思恭堂不再支付堂夫费用。思恭堂还规定，每三年请僧人诵经超度一次，棺木掩埋后专设一坛，诵经三日，并放焰口一台。
各地徽州善堂的做法与松江新安崇义堂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由善堂劝募一笔经费存典生息，每年资助若干棺柩回籍，具体运送过程交由信客处理。
民国苏州园林
三、徽州境内善堂的设立及运作
徽州地处低山丘陵间，许多村落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从杭州、汉口等地运来的棺柩招认领抬，难免迁延时日，很多时候不得不在各处口岸的河滩上停放数天乃至数十天。为避免同乡棺柩再次经受风吹雨淋之苦，徽州士绅纷纷捐资，在徽州水陆交通要道设立登善集之类的厝所，专门停放外地运回的棺柩，以等待其家人前来搬运回乡安葬。如渔亭镇为黟县往来要冲，“一年之中自下江扶柩归者指不胜屈……即寄之沙滩或十日或半月，俟择吉日始迎葬，十日半月中迎风霜雨雪……一入本乡反置之沙滩，不能保其数日”，以盐商为主体的黟县绅商慷慨解囊，道光二十一年在渔亭镇择地构建厂屋一间，为归柩暂停之所，“庶风霜雨雪可保无虞”。这在同治《黟县三志》中也有所记载，如黟县际村人余元社与胡元熙“在渔亭创立登善集，买屋为浙来客柩停所，议有条规，无力带回者，即代买地安葬”。
徽郡六县各口岸现拟定添设数椽，暂蔽风雨，分别发领，须专择就近诚实之人经理，方能妥协。现在司事中捐地者有人，奉行者又有人，将见事成于踊跃也。且分设处所，实与杭郡惟善义园大有裨益，按季载送，杭郡无拥塞之患，一善也。各岸口就近起卸，俟其后人认领，以免跋涉之劳，二善也。各处有诚实司事周知乡里，实在贫窘者助其抬费、葬费，毋滥毋遗，三善也。积有余资，各县再置公地，代为埋葬，得安故土，四善也。互相劝勉，俗厚风敦，循其程式，五善也。谨摘周语，从善如登四字为六县分设，一视同仁，统名登善集。
同治《黟县三志》
王村登善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并不太顺畅，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曾提及，该登善集初办时，还能够“停寄旅榇，限期掩埋，泽及枯骨，惠及游魂，前人好义之诚，可谓无微不至”。数年后，因司事不善经营，每年施棺掩埋寥寥无几，善举已形同虚设，清末新政期间，地方办理新式教育，遂有人建议提取登善集公产以充学堂经费。刘汝骥细核情况，权衡轻重之后，认为学堂固然不可不兴，但善举亦不能中途废止，况且事关六县停寄旅榇大局，非歙县南乡一隅之事。立即批饬歙县知县遴选公正士绅接管登善集，要求歙县立即遵照，速筹办理具报。
就目前接触的资料来看，歙县境内设立的登善集最多，光绪七年，歙县北乡富堨建造登善集厝所两间。民国时期，歙县旅沪同乡会出资在深渡建造首安堂，首安堂丙舍有两处，一在深渡的满坦，一在岑山渡的瑶湾，专门办理自上海运柩回歙及寄厝掩埋等事，并就近置“恶字等号田二亩三分八厘，念字号地四亩五厘八毫，诗字号山三分七厘”，以田产租息作为维持首安堂运转的日常经费，捐资者有程霖生、吴青筠、方晓之、曹味蘅等37人。
道光年间，绩溪县在临溪镇设立了义厝，承接杭州新安惟善堂运送回乡的棺柩，但须由渔梁抬柩过坝，绩溪县士绅与渔梁船行及附近埠夫议定了价格，并订立章程，呈请歙县知县勒碑在案。咸同兵燹后，碑石无存。光绪元年，绩溪士绅程开运、江恒、江学晋等人与渔梁船行及埠夫重新订立价格，从浦口用小船运棺柩到渔梁，每棺给钱200文，自渔梁过坝并运簰至临溪，每棺给钱348文。为防止埠夫、抬夫、簰夫节外生枝，借端勒索，程开运等人禀请歙县知县给示严禁。
刘汝骥楷书楹联
清代休宁境内的阳湖建有登善集，万安设有停槥处，刘汝骥所编的《陶甓公牍》对此有所记载，“阳湖登善集、万安停槥处，以暂安旅榇为目的”。另有黟县桂林人程上进，集资在休宁县的上溪口创办登善集，收旅榇，代为安葬。程上进勉力维持登善集20余年，年过七旬还徒步跋涉，四处募款至数千金，而来往盘费均由个人支付。程上进于1918年过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登善集，命其子将该集所收旅榇及全部财产移交溪口本处事务所接收，嘱咐要议订登善集规条，函请县公署立案。事务所董事汪颂荣与会长汪德光、副会长曹维屏函请休宁县知事，奖给“急公好义”四字匾额以旌其劳。
1918年，黟县旅沪绅商余之芹、余锦镕、何兰石等人看到上海思恭堂义冢“地滨海斥卤，又当中外冲道路，沟渠水泉地风之患必无以免。余亲见其葬事之善而惜其朽之速也，为愀然者久之”。便提议在屯溪置办义冢坟山，但开会讨论具体事项时，没有得到其他各县同乡的同意，余之芹等决定由黟县单独募捐办理。余之芹因年高望重被推为领袖，先后募得数千元，遂联合黟县旅居屯溪同乡买地购山，在屯溪十六都珠塘铺设立善堂，名为思安堂，建丙舍以起停由上海运送屯溪旅榇以及作为在屯溪黟县身故同乡的殡所，并置义山掩埋殡所满期棺柩，旅榇到埠起卸扛抬与殓埋旅屯身故同乡均使用思安堂所雇堂夫、埠头，另在思安堂旁边建立了黟县旅屯同乡会，推选何兰石为思安堂及同乡会会长，主持善堂和同乡会事宜。思安堂还制定了规条，按照汉口笃谊堂、上海徽宁思恭堂章程因地制宜地予以增损，以保证善堂有序运转。
民国《黟县四志》
四、内外联动：江南徽州善堂与徽州境内善堂的协作机制
徽州
黟县渔亭镇的登善集经司事数年努力，捐募而来的经费已颇为可观，除了渔亭镇经营盐业的商人每年照引派捐堆金钱五、六十千文，舒光裕堂祠会每年捐洋钱8元外，共收到元银400两、洋银674元、钱22千900文，去掉买地、建屋两大宗开支，登善集剩余款额全部存入渔亭镇四家典铺生息，定以周年6厘行息，四家典铺轮流值年，分两季交纳，春季二月、秋季八月俱交经理银钱的司事收当，不得愆期挂欠，捐钱则付登善集收账支用。
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像
从上可见，江南各地的徽州善堂、杭州惟善堂与徽州境内的登善集三者形成分、总、分的关系，构成了一张相对完整的运棺网络图景。各地徽州善堂接收身故同乡棺柩，暂时寄放于丙舍或掩埋于义冢，再定期将棺柩运送回乡。惟善堂为在杭徽州同乡提供服务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处理江南各地徽州善堂运来的棺柩，通过新安江将棺柩集中运回徽州。徽州境内的登善集负责把惟善堂运来的棺柩送到死者家中安葬，完成最后一项环节。惟善堂与各处登善集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协作机制，规章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强调棺柩顺利运送回乡，注重对贫困死者家属的抚恤，是一种比较务实而有效的救助方式，解决了徽州同乡的身后之忧。
五、结语
清代以来江南各地徽州善堂的有序运行较好地诠释了旅外徽州同乡组织“事死如事生”的慈善理念，他们所构建的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民间社会救助体系，体现了旅外徽州人互相周恤，互相照应的团结协作精神。
中国人对死亡充满神秘感与敬畏感，高度重视身后之事。处理亡故同乡的后事是各地徽州会馆的主要事务之一，江南各地徽州善堂的普遍设置，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宾兴局等各类社会组织也大多在这个时候出现。各地徽州善堂虽然是会馆的附属慈善设施，其管理人员也多来自会馆，但大多独立收支，其经费由同乡捐输，比较通行的办法的是征收一文愿捐，这是具有强制力的捐输方式，否则很难负担运棺过程中产生的庞大支出。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作者：张小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