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花儿保护；CiteSpace；热点；趋势
在一门学科的建立与成熟过程中，“学科学”（学科之学）的贡献必不可少。之前，人文学者们对于学科学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方式，综述其问题与方法。新世纪之后，数字人文的方法逐步进入人文学的研究领域，其中也包括了知识图谱工具的应用。这一工具能够将文献信息，利用图形学、数字化、可视化的技术，以更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便利，本文在此也尝试运用知识图谱的技术，将2000年以来在中国学术期刊库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发表的有关花儿保护论文收集完全，对花儿保护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提炼出若干重要问题，为日后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二、数据和知识图谱分析
（一）“花儿保护”为主题的发文量趋势
年度发文量可以直观反映某研究的发展趋势，图1为2000—2022年CNKI收录文献中研究花儿保护的发文量趋势图，由图可见自2004年开始，研究花儿保护的文献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图1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发文量趋势图（杨柳制图）
这里的原因在于，“花儿保护”作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实践活动，与文化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有密切的关系。2002年8月，原文化部经过反复实地调研论证，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第一份国家级传统文化保护法律初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建议稿），在这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社会的热点话题。在花儿保护方面，重要的政策不断出台。这其中的重大事件包括：2006年5月20日，花儿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花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问世。当然，学术研究相对政策发布有时存在一定滞后，正如从图中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的两年数据比较平稳，但自2004年开始，学者们的发文量开始持续上升，到2011年，发文数量达到了22篇，其后围绕20篇左右波动，在后来的10年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数量。
（二）花儿保护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1.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出现的高频的文献，用可视化的方式，采用分组的形式把高频率的词聚合在一个类别里，进行数据挖掘的一种活跃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的方法，依据词与词之间的共现强度，把一些共现强度较大的词聚集在一起，形成不同聚类。
▲图2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杨柳制图）
从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分析，研究者们所涉及的花儿保护的主题分布较为分散，出现频次在３次以上的关键词有30个（表1），其中出现1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仅有“花儿”“保护”“传承”“‘花儿’”“宁夏花儿”5个，分别出现55次、32次、32次、13次、11次。从词频密度上看，“花儿”（将表1中的第1与第4个词合并，达68次）以及“保护”“传承”是花儿保护的核心关键词，它们的中心性分别为0.64、0.3、0.21，明显高于其他词汇，因此以这三个关键词为中心构成了关键词共现的核心网络图，在CiteSpace中叫做“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⑤。
2.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图3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杨柳制图）
在图3中，关键词愈趋向于上端、右端，它们出现得越晚，同时，我们也看到，连接线的右上极值到达的关键词是“活态传承”。“活态传承”（livingtransmission）属于非遗保护伦理原则的一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第八条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关键词的出现与2003年之后，我国研究者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规定的保护精神的理解逐步加深有密切关系。它在图中单独占据一个区域，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明显有区分度的问题，自然也是极重要的问题。
三、由关键词所回溯的重要文献解析
由于“花儿保护研究”和“花儿研究”不同，我们在对待这些关键词上需要采取不同的态度。2014年，刘文江发表的《西北民间祭祀歌中的神话范型、典型场景与主题》首次提出：与史诗的叙事主题大多为名词性词语明显不同，仪式歌手们往往通过动词或动宾结构的语词来命名仪式歌中的不同主题⑦，因为祭祀仪式中歌、乐、舞三者往往统一在一起，因此实践者对自己仪式主题的命名在词性上需要表现这种动作特征，以此和仪式表演的动作性相匹配。那么反过来，我们也能从动词和动宾结构词组的构成上观察到仪式具有动作性特征。
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如果我们对以上抓取的“花儿保护”关键词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词性上它们同样有名词和动词（动宾词组）的区别，比如名词性词语有“宁夏花儿”“花儿会”“山花儿”“民间音乐”等。但花儿保护是重要的社会行动，且重点应在“保护”上，因此与它关联的关键词，在词性上应该与它相同，也就是动词或动宾词组。基于此，接下来本文将挑选出这些功能性的动词和动宾词组，对学者们关于花儿保护的关键文献进行分析。
（一）花儿经济与学术、艺术价值的“开发”
“开发”一词既指经济价值的利用和发掘，也指学术和艺术价值的利用与发掘。在有关“花儿保护”的研究中，“开发”一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陈菊在《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文中提倡我们要注重花儿艺术的开发⑧。而后众多学者就花儿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在花儿文化旅游、花儿音乐教学等层面进行了探讨。
以“开发”为中心词而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为2012年兰州大学欧阳正宇的博士学位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被引165次），该文提出将莲花山“花儿”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而以市场营销方式来开发的主张，通过旅游开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⑨，这是花儿保护在文化旅游开发方面的探索。关于其艺术价值的开发，有花儿音乐教学方面的学者分别从教材、课程等方面进行了阐述：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张爱琴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花儿乡土教材为例，指出花儿乡土教材在大中小学之间的开发使得民族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⑩；2013年宁夏大学赵文硕、卢小兵提出将宁夏花儿课程开发创新，通过花儿艺术与小提琴演奏结合，创作出带有本土特色的音乐作品，为花儿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借鉴意义。
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过度开发导致花儿原有的音乐特点丧失，认为应注重对花儿原生态的保护，文化旅游开发应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但更要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考虑；音乐教材开发、文献资料开发要注重保护民间艺术的本真性和完整性，无论是何种开发手段都要建立在花儿艺术本身的基础上，使它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二）花儿“进”校园
20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场域”这一概念，认为“场域”是有力量、有生气、有潜力的存在。我们认为，这一观念可以对应非遗研究中的“活态”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场域。随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间艺术的传承也产生了场域的变迁。原来在乡野中表演传承的花儿也开始进入教育场域。通过数据抓取，本研究发现，花儿“进”校园逐渐成为花儿艺术传承的一种常态化发展形式。不少学者就此进行了阐述：2010年兰州大学周亮发表了《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研究》（被引41次），文中提出把高校教育作为花儿传承的新平台，需要将高校教育与民间传承结合来化解花儿生存危机的见解，并阐述了高校教育传承的优势和长远意义。2021年西安音乐学院陈丽春以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为例，对馆藏的“花儿”音乐文献进行概述，阐述问题，提出建议，为推动音乐院校民间音乐文献的建设提供了参考。西北师范大学申妍也就甘肃高校音乐教育对花儿传承的意义和推进“花儿”资源融入高校音乐教育的措施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此可见，高校传承是学者们为花儿保护找到的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
（三）花儿的“数字化”
制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已列入名录的项目）的音像和数字资料，是《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中鼓励的社会行动之一。花儿数字化保护迫在眉睫，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样是应对非遗保护的国际承诺，同时也为该项遗产的传播提供更便捷的渠道。
（四）政府“主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构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内在精神的重要元素。花儿保护离不开政府，各地政府为传承花儿艺术给予了很大支持，例如举办的花儿艺术节、花儿比赛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花儿艺术的发展，为花儿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非遗保护中政府主导的行为本身是指导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十三、十四条，《业务指南》的第六章也详细规定了缔约国政府在保护中所起的作用。但具体到各级政府，如何推出更有效的保护机制，同时充分利用公众、社会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传承空间，还有许多路要走。例如，地方政府能否意识到非遗保护是一项与其他行政行为有区别性的工作，以及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利（如知识产权）产生矛盾等问题。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较少，还应该有研究行政管理领域的学者介入。
（五）保护中“创新”
花儿学家柯杨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中提出，花儿真正得到活态存续、传承和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那种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主张，是肤浅的、过时的，认为充分体现花儿浓郁韵味的、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就是其中之一。在社会高速运转、文化不断更迭的今天，民间艺术想要活态传承，就必须要创新，在这20年中有许多学者就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14年，西北民族大学齐敏敏提出想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现“花儿”文化的产业化，“创新”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出路，并从继承与变革结合、词曲旋律的创新两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2021年，中央民族大学陈怡如以花儿为研究对象，对短视频平台上音乐类“非遗”的传播特点进行探索，认为非遗的传播方式应该与时俱进，更多人的参与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和传承。
（六）传承人的“保护”
四、花儿保护的热点演化及未来新趋势
另外，2021年，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的兴趣，因此能够反映这一事件的关键词“前沿热点”与“传承结构”同样成为了2021年花儿保护的热点词。
（一）通过数字媒体平台的展示性保护
在数字媒体高速发展的同时，“短视频”“平台”“虚拟”等词也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民众迅速掌握了网络传播的方法，各类表演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开始网络化传播。当下，花儿艺术想要传承下去就必须紧跟这一时代潮流。据了解，很多花儿传承人和花儿爱好者已经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掀起了一阵线上“漫花儿”的热潮。当然，这一现象进入到学术研究中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见解。在目前已检索到的文献中，有一些学者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疑虑，认为数字媒体的介入使非遗文化逐渐变异、解体与丧失，造成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深度层次的缺失。但我们认为，非遗或者花儿的数字化保护目前仅在发端阶段，因此，与其对一个新现象产生疑虑，不如将发展的权利交回民众，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个态度也是非遗保护伦理原则的一部分。
（二）通过文化治理手段的更新来加强保护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正式实施《非遗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越来越多新的非遗政策的颁布，体现了国家、政府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视，同时也对非遗传承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将助力花儿保护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语境中传说学的新探索”（项目编号：21BZW1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文江，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杨柳，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与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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