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国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政治传播
赵月枝吴畅畅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关键词】媒体知识分子工人文化领导权宪法
2010年5月，广东省佛山市本田企业工人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引发党报、市场化媒体、知识分子甚至广东省政府的介入，劳资双方通过协商最终和解。主流知识界和媒体将焦点主要放在劳资之间的平衡、国家经济发展路线以及罢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上，鲜有提及工人罢工时高唱国歌和《团结就是力量》这一现象及其意义。将罢工中的工人高唱国歌与中国宪法联系在一起并讨论其“宪政意义”，是三年后法学家冯象一次演讲的主题。冯象认为，工人唱国歌“实际是坚持罢工或劳动者的团结的非法地位，从而将雇佣劳动和劳动者一样，重新政治化了”。在他看来，工人以集体发声的形式召唤出“《义勇军进行曲》承载的历史记忆”，以此将现行法律中“不敢正视、拒绝处理的劳资冲突”，转变成其“本义”，即“党群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然超越了当前主导的“新法治意识形态”，并融入“后者反复贬抑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而有可能推动“政府干预与工会重组”，最终导致中国宪法“自由的复生”。冯象最后指出，罢工所蕴含的“劳动者团结的民主实践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两项价值，便是共产党的“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对宪政的期盼①。
这一主题不但切中了2013年5月以来在媒体和网络上爆发的宪政争论的实质——即中国政体与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的制宪者地位，而且看来也不是孤立的：2014年9月，王伟光在《红旗文稿》撰文，重申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性质；一个月后，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强调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有机联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强调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更突出共产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这使我们引出中国政治传播如下的核心议题：在一个社会阶级分化和知识界意识形态分化已十分明显的后改革中国社会里，在一个高度市场化和网络化的传播生态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中国劳工运动经历相对碎片化、地方化、彼此不协调，及其与执政党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联系呈现“短路”②的情势下，是否存在续接，或者重建工人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间的有机联系的可能，从而保证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方向？
一、市场化媒体报道中的工人与工人行动：分化和重组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的“短路”
不仅如此，在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集体行动，尤其是国企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时，市场化媒体对这些工人要求掌握生产资料、进而成为改革的主人的愿望置若罔闻。2004年至2005年间，虽然几乎所有的都市类报刊参与了“郎咸平风暴”及其引发的围绕国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但是，这些报刊鲜少刊登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报道，更遑论国企工人反对资产流失而举行的抗议行动的新闻31。与这场“中国改革何处去”媒体争论同步，相继爆发的地方国企工人保护国有资产的集体行动，不但暴露出国企改革中的非民主弊端，而且显示出工人自救、治理国有企业的视野与潜在能力。然而，市场化媒体与知识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支持者，更热衷于制造“郎咸平风暴”而非“工运风潮”，并通过对《物权法》的支持，显示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和巩固私有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然，工人要求掌握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左翼知识分子坚持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这样的机关报上。
二、日益分化与媒体化的知识分子、“沉默的大多数”与宪法争论
2011年年中，李承鹏、梁树新、刘萍、五岳散人等几位独立候选人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参选地方人大代表，并引发一场以“护宪”为目的的线上**行动；同时，《财经》杂志出版纪念1982年宪法实施20周年的特辑。2012年，“重庆模式”被置于舆论台前，加之新的领导层对有关宪法和宪政的讨论仍保持观望态度，宪政争论便在几家强势的市场化或学术刊物的推动下迅速展开，并在网络上不断发酵，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逐渐占据主导。需要指明，这一“宪政”呼声要求在政治层面上重启关于1982年宪法的讨论，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及通过宪定权（constitutedpower）限制党的权力等两种方式，从而推进具有普世色彩的“宪政改革”。
2013年5月22日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冯象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可以说是一举抓住当前宪政争论的实质，并从智识的角度间接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即在社会主义宪法中，谁是制宪主体，如何在制宪权框架下讨论罢工的宪法意义。在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中国，冯象的论点为讨论制宪权与劳动者的宪法，更为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角度解读工人阶级的政治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出发点，从而让2012年以来在网络与部分学术或市场化报刊上展开的宪政讨论及其提倡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念相形见绌。
三、数字革命条件下工人阶级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有机结合”？
中国数量庞大的新工人群体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所产生的明显的政治断裂和意识形态脱节，一定程度上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市场化媒体和律师成为这些新工人的发声者、代言人，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当然，这也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媒体与维权律师“强势且迅速的”行动力密不可分。后者从维权和法律正义的角度，积极地介入或干预新工人罢工或其他集体行动，并通过创办培训班或成立“为农民工讨工资律师免费服务团”等形式，影响新工人中的自组织成员。受到他们的影响，自2003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不断涌现新工人维权非政府组织（NGO）73，不少组织倡导“工人自治”、“劳动者联合起来”74等行动口号。
不可否认，上述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所倡导的“维权行动”、工人自组织传播等理念，一定程度上帮助外企或私企的新生代工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法治框架下协调劳资矛盾。然而，核心问题在于，除了将新工人抗议或罢工行动“去政治化”，大部分新工人在不了解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消极）“自由”之于他们的真正意义的前提下，被裹挟进了“宪政”话语主导的“维权”行动中75。这些工人主体在抗议自身被官方维稳框架塑造成“**件”的肇事者角色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被客体化为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以他们的“宪政”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社会现实”，或被构建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一般所假定的契约主体、法律主体或抽象劳动主体。”76另外，由于大多数新工人NGO缺乏有效地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组织资源，将自身定位于“法律和行政救济途径”77，以争取政府的默许，自然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如何体现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有机性”，又如何锻造这种有机性？首先必须明确，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必然是阶级的和政治（左翼）的。它应当协调和促进国企老工人与外企、私企新工人之间的代际联结、政治理解与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在新的民主参与的条件下被重新激发。”83其次，在共产党由倡导“阶级政治的革命机器”转型为“以发展和管理经济为中心”的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和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名存实亡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不仅应当体现在他们探索改变新工人寻求法律正义的维权行动模式的有效路径上，而且更应当体现在他们重申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权利，进而连接“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努力中84。再次，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还要求他们的“学说”不能仅从外部“注入”工人运动中。相反，这种“有机性”应当内在于工人行动的实践，并在“工人运动内部付出的巨大努力”85中，共同重返阶级政治，促进劳动者团结，形成新的社会平等和民主政治。
四、结论：工人、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护宪行动
其次，如冯象所言，工人高唱国歌，以此坚持罢工，造就劳动者的团结，重新政治化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自身，从而将劳资冲突在象征的层面转化为“党群关系”101。当外企工人以最直观的形式高喊“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时，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下问题：宪法究竟保护谁的利益？什么因素导致工人与共产党、地方政府以及工会之间对接关系的崩溃，使新工人深受资本剥削、共产党则由于腐败和维护资本的利益而面临丧失其工人阶级代表性的严峻局面？如果说国企老工人罢工往往围绕既有宪法而展开，旨在保护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并重申工人阶级的宪法地位，那么近年来新工人举行的罢工，以及在罢工过程中高唱国歌等传播行动，更应当被视为无论在阶级意识还是在文化身份认同层面上都有别于他们父辈与国企老工人的新工人群体，对其所具有的制宪权的具体、持续且延伸了的实践：他们不仅有可能克服因自身普遍采取“炒老板鱿鱼”等消极抵抗的方式102而无形成“有机团结”的弊端，更有可能在阶级意识的再造过程中，与国企老工人结成紧密的政治关联，进而填补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与新工人之间的代表性鸿沟。
无论如何，在工人受制于官僚主义与资本的双重压制，并被置于公民个体权利逻辑之中的情形下，工人罢工有可能打破与重构这一逻辑循环。要实现这一点，离不开三个因素的相互配合：日益分化和重组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能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及其与工人阶级共同形成的政治决断和持久而动态的传播行动和文化运动、执政党对工人这一自己“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认同及其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政治意志。当外企工人在罢工过程中通过高唱国歌感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政治立场，并得到有机知识分子的智识支持时，两者一同强有力地回应了左翼知识分子对护（社会主义）宪（法）行动的召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表达了自己作为共和国主人的政治身份；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才主动体现了自己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一改革赋予他们的政治身份。
*本文在修订过程中，得到吕新雨、王洪喆等学者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②YuezhiZhao，RobertDuffy，“Short-Circuited？TheCommunicationandLaborinChina，”inCatherineMcKercherandVincentMosco（eds.），KnowledgeWorkersintheInformationSociety，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2007.
③参见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JackLinchuanQiu，MobileCommunicationandSociety：AGlobalPerspective，Cambridge，MA：MITPress，2006。
④具体可参见邢国欣博士学位论文，GuoxinXing，LivingwiththeRevolutionaryLegacy：Communication，CultureandWorkers’RadicalisminPost-MaoChina，Dissertationsubmitted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degreeofDoctorofPhilosophy，intheSchoolofCommunication，FacultyofCommunication，ArtandTechnology，SimonFraserUniversity，2011。感谢邢国欣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文本资料帮助。
⑤例如邱林川、王洪喆等学者2009年以来在深圳189工业区开展工友新闻兴趣组活动，邱林川与卜卫等学者承担福特基金会的“流动劳工、传播与赋权”课题，载《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1年5月。
⑥CaraWallis，TechnomolibityinChina：YoungMigrantWomenandMobilePhones，NewYork：NYUPress，2013.
⑦WanningSun，“Subalternit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RuralMigrants，CulturalActivism，andDigitalVideoFilmmaking，”Javnost，Vol.19，No.2（2012），pp.83-99.
⑧有关传播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的批评，见Y.Zhao，“RethinkingChineseMediaStudies：History，PoliticalEconomyandCulture，”inDayaThussu（ed.），InternationalizingMediaStudies，London：Routledge，2009，p.187。
⑨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⑩可参见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11参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载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12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2—107页。
13参见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BetweenthePartyLineandtheBottomLine，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8，Chapter3，pp.52-71。
14谢观宇：《维权是立身之本改革是必由之路——2000年中国工人报刊协会年会综述》，载《新闻三味》2000年第12期，第38页。
16苏林森：《被再现的他者：中国工人群体的媒介形象》，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37—45页。
17可参见吴畅畅、贾佳：《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的文本研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以及MichaelSchudson，“TheSociologyofNewsProduction，”Media，CultureandSociety，Vol.11，No.3（1989），pp.263-282；MichaelSchudson，ThePowerofNew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
18具体请参见YuezhiZhao，CommunicationinChina，PoliticalEconomy，PowerandConflict，Plymouth，UK：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8，Chapter5。本书的中文版《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即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
20关于国内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分析，请参见ChingKwanLee，AgainsttheLaw：LaborProtestinChina’sRustbeltandSunbelt，Oakland，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7；PunNgai，MadeinChina：WomenFactoryWorkersinaGlobalWorkplace，Durham，NorthCarolina：DukeUniversityPressBooks，2005；GuoxinXing，LivingwiththeRevolutionaryLegacy：Communication，CultureandWorkers’Radicalisminpost-MaoChina。
21关于“素质”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对个人身体政治的治理术的论述，可参见AnnAnagnost，“FromClasstoSocialStrata：GraspingtheSocialTotalityinReform-EraChina，”ThirdWorldQuarterly，Vol.29，No.3（2008）。
22赵月枝、吴畅畅：《大众娱乐中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3YuezhiZhao，“ChineseMedia，ContentiousSociety，”in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London：HodderEductaion，2010.
24YuezhiZhao，CommunicationinChina，PoliticalEconomy，PowerandConflict，p.290.
26基于赵月枝有关跨国霸权联盟的分析，吴畅畅进一步提出“跨国话语联盟”的概念，可参见YuezhiZhao，“TransnationalCapital，theChineseStateandChina’sCommunicationIndustryinaFracturedSociety，”Javnost，Vol.10，No.4（2003），pp.53-74；以及ChangchangWu，“Inside-outorOutside-in？TheMakingofaTransnationalDiscursiveAllianceintheStrugglefortheFutureofChina，”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No.8，2014。
28请参见注21。
29夏俊峰是否受到城管粗暴对待，杀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一直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33胡舒立：《怎样与工人对话》，载《财经》2009年第17期。
34有意思的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却将《财经》的大型调查报道中被遮蔽的信息披露出来，例如对通钢国有资产价值的低估、建龙两次入股的因由以及对通钢集团多数高管和职工的隐瞒、建龙第一次入主通钢对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及其导致的后果、国资委制订的职工持股最终未能实施等细节。文中特别引述通钢工人的话，“再困难工人也不叫苦，我们通钢人的工作动力不都是物质刺激的”。具体可参见周政华等：《通钢悲剧》，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9期。
35根据慧科讯业数据库搜集到的材料显示，7月27日起国内媒体对通钢工人事件的报道中，甚少称呼工人“罢工”、“集会”，或“工人运动”（这些词出现在境外媒体的新闻中），而使用“聚集”、“抗议”等相对中性的词语取而代之。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硕士研究生贾佳对材料搜集所作出的贡献。
36参见AnitaChan，China’sWorkersUnderAssault：TheExploitationofLaborinaGlobalizingEconomy，Armonk：M.E.Sharpe，2001。
37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李友梅等（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6—70页。
40代表性的新闻报道有：《东方早报》的《从本**事件看收入分配改革》（2010年5月28日）、《新文化报》的《**考验政府部门善治能力》（2010年5月28日）、《北京青年报》的《本田工人能够开启维权新局面》（2010年5月28日）、《新闻晚报》的《本田员工罢工挑战廉价劳动力制度》（2010年5月28日）。
41只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政华等人在《南海本田复工，工人取得“局部性”胜利》（2010年6月2日）中提及工人高唱国歌、宪法与罢工权的关系等议题，不过此文没有发表在杂志上，刊登在“中国新闻周刊网”上。
42YuezhiZhao，“YourShow’sBeenCut：ThePoliticsofIntellectualPublicityinChina’sBraveNewMediaWorld，”Javnost，Vol.19，No.2（2012）.
43［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21页、第237—244页。
44例如洪兵具体论述《南方周末》这份市民周报如何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论坛，具体可参见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60—163页。
45李陀：《序言》，载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页。
46例如《炎黄春秋》于1991年创立并在数次被取缔的审查危机中幸存下来。
47具体可参见YuezhiZhao，CommunicationinChina，PoliticalEconomy，PowerandConflict，Chapter6。
48可参见张友渔：《宪政论丛》上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49《新宪法为什么没有规定罢工自由》，载《工人日报》1982年6月1日。
51具体可参见YuezhiZhao，CommunicationinChina，PoliticalEconomy，PowerandConflict，Chapter6。
54YuezhiZhao，RobertDuffy，“Short-Circuited？TheCommunicationandLaborinChina，”inCatherineMcKercherandVincentMosco（eds.），KnowledgeWorkersintheInformationSociety.
55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载《书写与遮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56MiriamHansen，“Forward，”inOskarNegtandAlexanderKluge（eds.），PublicSphereandExperience:TowardandAnalysisoftheBourgeoisandProletarianPublicSphere，translatedbyPeterLabanyi，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apolis，1993，pp.91-92.
57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2、106页。
58可参见NancyFraser，“RethinkingthePublicSphere: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ActuallyExistingDemocracy，”SocialText，No.25/26，1990。
59赵月枝：《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载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258页。
61可参见达拉斯·斯迈思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参见注57）和赵月枝在《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参见注59）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与中国“数字革命”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性的论述。
62郑松泰：《“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63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652009年6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村第二工业区台资企业展明五金制品厂员工刘汉黄因工伤事故赔偿纠纷多次协商未果，与该厂台湾籍总经理林裕腾、副总经理邵正吉、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争执中，刘汉黄用一把弹簧刀将三人捅伤，造成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送医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受重伤。
66GuoxinXing，“Internet，Workers’AutonomousCommunicationandReconstructionofProletarianPublicSphere，”载《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1年，第110—111页。
67关于新工人罢工过程中对新媒体的使用，可参见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以及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汪建华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新工人实现资源和社会动员，如同邱林川在广东省开展的工人实践和研究，他们的调查直接（或没有涉及）以新媒体隐含的本质性的资本与市场逻辑，以及新工人所生活的消费主义文化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讨论技术与新工人抗争道路相结合的可能性。
68ChunLin，“TheLanguageofClassinChina，”SocialistRegister，Vol.51，2015，pp.40-41.
69周建明：《青年农民工对人生、劳资、政府、中国梦的看法——东莞青年农民工调查》，未刊稿。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在身份认同和集体抗争上的代际差异，可参见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0同注11。
71同注37，第69页。
72同注69。
73此处需要指出，国内存在的劳工NGO组织，除了使用西方的劳资框架帮助解决工人的经济诉求外，还有不少组织使用工运主义、工团主义以及西方新左派的思想脉络作为行动的理论资源。但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以法律规定的底线劳动权利为基础，超越法律权利的利益诉求仍然难以实现，以及缺乏能与资方抗衡的集体力量和真正的代表机制。具体可参见IvanFranceschini，“LabourNGOsinChina:ARealForceforPoliticalChange？”TheChinaQuarterly，Vol.218（June），2014，pp.1-19；以及许怡：《跨境行动主义：劳工权益倡议运动的传导与策略重塑》，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此处，感谢王洪喆提醒笔者注意这一点。
74和经纬、黄培茹、黄慧：《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载《社会》2009年第6期。
75同注69。此处，需要提及吴晓波2015年进入院线进行市场化推广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该片记录了6位新工人的生存境遇，通过诗歌表达对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看法。更富有深意的是，在该片的首映现场，出现了一批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商业精英集体念工人诗歌的“奇观”；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一位律师甚至质疑这些工人的生活“还不够苦”。
76S.K.Lee，“MadeinChina:LaborasaPoliticalForce？”ConferencePanelStatement，MansfieldConference，UniversityofMontana，Missoula，April，2004，转引自［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77同注74。
78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章，第228—304页。
79不同的分析可参见王洪喆、吴靖：《“春天里”的故事——从草根呐喊到媒体狂欢》，载《新闻春秋》2013年第3期，第33—41页。
82关于赵志勇的文化实践，可参见赵志勇：《排练室札记——地丁花家政女工戏剧工作坊随笔》，载《艺术手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
83汪晖：《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去政治化的政治”》，载汪辉：《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也可参见ChunLin，“TheLanguageofClassinChina，”p.45。
84同注11。
86关于工人抗争行动的暴力性转向，可参见汪建华：《黑白之间：世界工厂周围的帮派与劳工政治》，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也可参见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88李云雷：《“新工人美学”的萌芽与可能性》，载《天涯》2014年第21期。
89例如，吴晓波在拍摄《我的诗篇》过程中，得到许多、孙恒等人的支持，例如许多为《我的诗篇》贡献了全片的音乐。
90参见陈越：《领导权与“高级文化”——再读葛兰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以及［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4、388—389页的具体论述。
91此处必须提及贾樟柯2015年在上海电影节放映的《山河故人》，以及他与沪上影评人毛尖围绕此片展开的争论。针对商业题材的剧情片中浮现的阶级政治，戴锦华和吴晓波围绕《钢的琴》以及该片涉及的中国工人阶级去政治化的现状，各自撰文，客观上形成一种对“工人文化政治何处去”这一重大议题的“争夺”。这些都必须视为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开展的“阵地战”形式。
92本文是在阿尔都塞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具体请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4页。
94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章。
95同注90。
96具体可参见［美］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7［意］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编），《陶里亚蒂论葛兰西》，袁华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98具体可参见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99YuezhiZhao，CommunicationinChina，PoliticalEconomy，PowerandConflict，pp.276-277.
100RaymondWilliams，“TheWorkingClassCulture，”Universities&LeftReview，Vol.1，No.2（Summer，1957），pp.30-31.
101同注①。
102参见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第221—245页。
103当然，这一阶层的阶级意识并非基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分析框架所能简单处理的。
赵月枝：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ZhaoYuezhi，Institutefor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WuChangchang，SchoolofCommuni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DepartmentofHistory，Fudan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