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洗脑左翼和反战人士文摘报

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将对“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展开具体研究。

据了解，日本涉及近现代史的社会学教科书的审定标准设置了要求顾及邻国的“近邻诸国条款”。自民党内有强烈呼声称“这将造成历史教科书的自虐历史观”，自民党众院选举竞选纲领中明确写道，“将改善审定标准，让学生能使用写入以传统文化为傲内容的教科书学习。”

值此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日本修改教科书标准无疑显得十分敏感。因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思潮的变化，早已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镜鉴。

1931年“9·18”事变后，尽管日本军部竭力宣传日本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还是觉得，国家的海外扩张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取得的战果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助益。

然而，不管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要想自由发表言论愈发困难。当时，日本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情走向极端，他们大肆抵制抨击军国主义的言论。对于那些左翼团体和人士，日本政府则采取逮捕等手段镇压。甚至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在日本，政党政府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结果，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正日益贫困”。

在抵制、镇压下，大众杂志纷纷开始美化日本的海外扩张，鼓励国民团结起来随时投入战争。它们经常刊登一些诸如战地英雄事迹，以激起民众的热情。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佐野学，他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位高层领导人，于1929年被捕。政府官员以“思想犯罪”为由起诉他，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

至于河上肇，他在1933年1月被捕入狱，他虽然没有遭受酷刑，但四年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从来都没有背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然而，1937年1月，为了能够出狱，他同意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