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电影史，必须从郑正秋郑小秋父子说起。
1912年，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聘请张石川到他们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电影，张石川本是一家洋行的买办，对电影一窍不通，他便约请写剧评的朋友郑正秋做编导，于是，郑正秋编写了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1913年成为亚细亚电影公司的第一部出品，也是中国第一部有情节的短故事片。
1923年，郑正秋编导《孤儿救祖记》，由他儿子郑小秋等人主演。这是郑家父子两人从事电影创作的滥殇，开始了他们一生的电影生涯，郑正秋编导了64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郑小秋参演了130部左右的故事片，其中由他主演的有50多部之多，与他合作的演员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女演员有胡蝶，阮玲玉，张织云，夏佩珍，杨耐梅，宣景琳，朱秋痕等，男演员有高占非，王献斋，朱飞，孙敏，郑鹧鸪等。他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后来，郑小秋做导演，导演故事片三十几部，解放后从事科教电影创作，导演科教片四十多部，他一生从事电影创作，共演出和导演影片200部左右，成为中国电影百余年来的杰出人物。
郑正秋的电影和故事
一、不懂电影的人，拍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郑正秋
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913拍摄了《难夫难妻》影片，首创有:先写好剧本拍戏，现场有导演指挥，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据导演之一的张石川的回忆，当时没有导演一说，“导演”一词是后来《电影杂志》编者顾肯夫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他和郑正秋在现场指挥拍戏，他指挥摄影师，郑正秋指挥演员演戏，做动作。拍摄时不分镜头，一个全景拍下去，直到二百呎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影片里的女性角色不是由女演员来饰演，而是一律用男演员来扮演，可见当时社会风俗。
今天，电影现场拍摄已形成一个团队，是系统工程，而1913年，两位敢想敢干的青年和一位外国摄影师，在简陋的上海香港路亚细亚影戏公司露天摄影场内，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的故事片，成为中国拍摄故事片的开端，他们也成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奠基人。今天看来，这有点神奇!
《难夫难妻》是取材于郑正秋家乡父母做主“媒妁之言”的旧习俗，反映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的不幸遭遇，具有进步意义。1913年9月在上海新新舞台放映后，很受欢迎。众多电影公司见这是一部伦理片，立即效仿拍出许多家庭伦理片，形成一时的热潮，但是，由于他们没有郑正秋的民主主义思想，反封建买卖婚姻的明确指向，所有这类家庭伦理片都没有超过《难夫难妻》的艺术成就。
《难夫难妻》剧照
不过，由于郑正秋坚持民主主义思想，在创作上与张石川意见不合，同时，1914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胶片来路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关门停业。郑正秋一度离开电影创作，创办大中华新剧社，又回到过去从事新剧创作，直到十年后即1922年他才再次参加电影工作，开创他电影创作的鼎盛期，一直到1935年他病逝，在这十三年里他编导了六十四部故事片，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精力啊!这个数字是我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1905年至1937年的影片目录》上统计的，如果这个目录有遗漏，那么，郑正秋先生一生所创作的影片应有更多。
郑正秋先生英年早逝，在他短暂的四十七年的生命里，创作出这么多的影片，其中有不少影片在电影史上是经典，留下光彩的一页。
二、在混乱的年代拍电影
郑正秋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激烈动荡的时代，清代末年，政府腐败，清廷风雨飘摇，既有进步和革命势力，也存在保守和反动势力，文化思想在各个层次上较量。
郑正秋所处的时代，发生过许多历史大事。他的青年时代，1911年爆发推翻封建王朝清廷的辛亥革命，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1919年发生新民民主义开端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1925年孙中山领导北化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1931年共产党组建左翼电影领导小组。
1922年，张石川经营交易所失败，将亏损剩余的资金做本钱，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人组建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之始，在拍片主张上就有重大分歧，郑正秋以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贯彻他一直坚持的以“教化社会”、“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的主张，拍摄“自以为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然而，张石川作为明星公司的主持人，他则主张应先行“尝试”，只能“处处唯兴趣是尚，以骥博人一粲”。这样，郑正秋只能按张石川的意图去编写剧本，写出《滑稽大王游华记》、《二百五白相城隍庙》等剧本，由张石川导演拍成影片，郑正秋正在一些影片里充当演员。
这些影片并没有能“博人一粲”，上座率低迷，明星公司经济上岌岌可危。这说明张石川“处处唯兴趣是尚”的拍片主张失败，此路不通，只好回到郑正秋拍正剧的主张上来，于是，郑正秋又有机会创作社会教育片，写出《孤儿救祖记》。
《孤儿救祖记》故事
《孤儿救祖记》由张石川导演，历经八个月于1923年拍摄完成。影片叙说一个富翁的儿子在郊外骑马不慎，跌落摔死，而儿媳余蔚如已怀孕，富翁的侄子为了夺得继承权，与其朋友向富翁进谗言，污篾余蔚如不贞。富翁遂把余蔚如逐出家门，她回到娘家，数月后生下一子，取名余璞，蔚如立志要把儿子养大，含辛茹苦扶孤成人。这时，富翁出资创建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并亲力亲为，搬至学校旁居住。十年后，在义校读书的余璞已长大成人，聪敏机智，很受富翁的喜爱。这时，由于富翁发现侄子行为不俭，挥霍钱财，便拒绝再给侄子钱款，侄子便伙同他的狐朋狗党，阴谋害死富翁。他们的阴谋被余璞发现，救了富翁的性命，最后是祖孙翁媳团聚。
影片的结尾，又加上一笔，叙说余蔚如认为她的“沉冤大白，颇得力于学校”，于是，出资办义学，使平民得到学校教育。这个结尾一笔，完全点出郑正秋拍摄社会片的真实用心，就是以义教提高平民文化，改良社会。
《孤儿救祖记》剧照
他在1913年创作的影片《难夫难妻》，表达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十年后创作这部《孤儿救祖记》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进步，思想仍停止在旧民主主义。但是，这部影片当时引起轰动，说明艺术上获得重要成就。一、它摆脱欧化的因袭做法，接近平民生活，剧本取材，演员服装，布景设置，都是“纯中国式”。二、这部影片比起其它的影片，在形象的真实性和生活化方面下了功夫，更多摆脱新剧的夸张和舞台表演的程式。三、加强了故事性，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这部影片在艺术上由于有了这些成就，受到观众的追捧，对明星公司拍片这类影片拓宽了一条道路，1924年，郑正秋又编写了《苦儿弱女》和《哥哥》两部影片，与《孤儿救祖记》一样，都是社会教育片。
三、郑正秋每拍出一部电影，众多公司跟风
《火烧红莲寺》第十七、十八集海报
郑正秋先生的创作不断创新，探索新的领域。他对家庭、婚姻方面探索挖掘尤其深入。从1925年始，他创作不少有关婚姻制度方面的电影，对封建制度、蓄婢制度、娼妓制度进行揭露和鞭挞，对童养媳、招女婿、抱牌位成亲的陈规陋习进行批判。1925年，由郑正秋编剧的《玉梨魂》影片，正式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守节寡妇的悲剧。年轻的寡妇梨娘与儿子鹏郎的教席何梦霞产生爱情，相爱甚笃，但由于她立志守节，放弃自己的幸福，请人把小姑子筠倩介绍与何梦霞结婚，由于他们并没有感情基础，勉强结婚后造成两人的不幸。后来，何梦霞出走他乡，梨娘郁郁而死。这个故事是从徐忱的一部小说改编的，但与小说有很大不同，沈忱是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他在这部小说里一方面颂扬才子佳人的爱情，同时，维护封建礼教。郑正秋在改编的时候摒弃了小说里的封建礼教的内容，改变了小说的主题，在剧本里表达两个主人翁的爱情是真心相爱，不过，梨娘由于受到守节的封建意识的毒害，最后造成悲剧。郑正秋在故事的结尾又画蛇添足，让筠倩与何梦霞的包办婚姻“和好”，这是他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
既反对守节的礼教，又承认封建的包办婚姻，这在郑正秋这一时期的妇女题材影片里都是如此，改良主义在这些影片里都有明显的表现。
郑正秋在二十年代接连编导这类社会片，在《玉梨魂》之后，编出反映童养媳苦难的《最后之良心》，反映娼妓制度罪恶的《上海一妇人》，还有《盲孤女》、《二八佳人》、《挂名夫妻》等等影片，都是妇女问题的题材，在这些影片里，郑正秋都是以他旧民主主义思想来反映妇女的痛苦，揭露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罪恶，用教育或个别人的“良心发现”来解决问题，改良社会。这充份显露出他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尖锐的看到封建制度的罪恶，一方面又宣传在这个基础进行改良，这就是他的时代局限性。
在二十年代这个时期，郑正秋编导了大量的影片，大约有六十部左右，郑正秋由于受到他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在六十部左右的影片里，不少是平庸之作。如在1926年他创作的影片中，《侠凤奇缘》、《山东马永贞》、《北京杨贵妃》等都是迎合小市民喜好的影片，十分平庸。在之后的《火烧红莲寺》、《黑衣女侠》、《侠女救夫人》武侠片的创作中，思想倒退，受到舆论的批评。总之，郑正秋先生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创作大丰收，艺术上有很大提高，但思想仍停留在民主改良主义，没有前进一步。
四、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左翼电影运动
1911发生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是新世纪的最重大的社会革命。这时，郑正秋拍摄了一部《难夫难妻》影片，这部影片可以说奠定了他一生从影事业的主旋律，影片的基调。
到了二十年代，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揭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进步力是和革命势力逐步壮大，社会思想在革新，郑正秋拍摄了以《孤儿救祖记》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影片，是他拍摄影片大丰收时期，在这一时期，他至少拍摄了六十多部影片。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大众抗日激情的高涨，特别是民众对脱离现实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之类的文化电影的厌恶，促使郑正秋有了新的觉悟，他在《明星月报》上著文说:“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是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背时代后退的。”
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党在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电影侵略的斗争，反对他们要建立“中国第一有声片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合电影公司”，党号召电影人识破他们的阴谋，拒绝与他们合作。郑正秋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地回绝了“第一有声片股份有限公司”的所谓“礼聘”，一些公司的主创人员如孙瑜、史东山等也表示决不参加他们的公司，这样，他们的活动失败，一个月内就停止活动，关门大吉，党领导的这次抗击美国电影商人企图独占中国电影市场的侵略，获得了胜利。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郑正秋是实现他“走生路向时代前进的”思想，以他的声誉和影响力，在电影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为了更好的执行党的电影运动方针，建立了上海电影文化协会，郑正秋带头参加，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被选为委员的还有蝴蝶、金焰等明星，孙瑜、张石川、蔡楚生等编导人员。协会是左翼联盟的一支，由夏衍、聂耳、沈西苓领导。这个左翼电影运动，对过去电影的错误进行批判，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郑正秋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积极主张聘请左翼文艺人员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他推动成立明星编剧委员会，把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作为制片方针。
由于思想的变化，他关心现实，1932年和1933年相继拍摄了《自由之花》、《春水情缘》与《姐妹花》三部电影。《自由之花》影片描述了主角痛恨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具有反帝反军阀的意义。《春水情缘》影片通过一个婢女的不幸遭遇和抗争，抨击了农村封建势力和宗族社会的残余，同时，也斥责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少爷们的儿戏爱情。影片还揭露官场上的卖官鬻爵的黑幕，这是难能可贵的。《姐妹花》可以说是郑正秋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根据他自己的三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的。影片主要描写生长在不同社会环境的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不同遭遇，由于父亲赵大私贩洋枪逃离他乡，以致姐妹俩自幼骨肉分离，后来，妹妹二宝做了军阀督办的七姨太，三宝嫁给一个贫苦的农民。由于天灾人祸，三宝流落到城里，又因穷困做了二宝儿子的奶妈，姐妹俩相见并不认识，一个是奶妈，一个是主人。后来的故事更为波澜曲折，三宝因心情紧张碰倒了花瓶，砸死小姑，致使她去坐牢，让主仆矛盾发展到高潮。但是，后来解决矛盾时郑正秋没有新法，又回到他“调和主义”的老路，笔锋一转，让送二宝给军阀督办的赵大做了军法处长，这时赵大起了作用，认出二宝是自己的女儿，最后一家团圆。
《姐妹花》（又名《姊妹花》）
这个“调和主义”的结尾，说明郑正秋在创作上还没有摆脱旧民主主义改良社会的思想，但是，这部影片已与他过去的伦理片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郑正秋在这部影片里不再局限在家庭婚姻里，有了社会内容。其次，影片揭露了贫富之间的阶级矛盾。第三，影片表达了对穷苦人的同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它是”替穷苦人叫屈的。”这个态度很重要，是创作者的立场转变。
郑正秋在《姐妹花》影片的结尾，虽然表达了调和主义的色彩，但是，这部影片在艺术上是成功的，故事曲折动人，人物鲜活，在新光大戏院上映时，受到观众的欢迎，创造了连映六十余天的高票房纪录。
《姐妹花》剧照
郑正秋在完成《姐妹花》之后，身体日渐衰弱，病魔缠身，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1934年勉强完成了《再生花》与《女儿经》的一个拍摄片段，同时对《热血忠魂》影片做了部分工作，于1935年7月16日病逝，年仅47岁。
郑正秋的影响是久远的，在2005年，上海电影家协会和上海福寿园为他和他的儿子郑小秋在他们陵寝地塑像，建了一个电影世家父子纪念广场，供人们凭吊。
郑小秋的电影和故事
一、我所知的郑导
郑小秋
郑小秋，白白胖胖，矮矮墩墩，笑笑嘻嘻，为人和善，低调。
他是位好好先生，敦厚纯朴，遇事不争。后来知道，他是电影世家岀身，全国特邀政协委员，曾是大明星，著名导演。可是，他平时待人极为温和，与人为善，一点架子也没有，像兄长一般。
1960年，我到电影厂当编剧，第一年编了个纪录片剧本《中国武术》，剧中以上海武术家协会主席王子平一家的武术事迹为中心，拍摄上海各派的武术名家。厂里请郑小秋任导演，我到摄制组见习，做导演助理，协助小秋先生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很高兴。那天，在我去摄制组前，编辑室主任章杰对我说：“你到摄制组好好向小秋学习，体验体验拍摄要求，就知道剧本怎么写了。”我明白他要我从头学起的意思，章杰也是一位名人，他创作的话剧《甜姐儿》曾轰动上海滩，对这位前辈的话，我频频点头。
当助理，在当时青年中流行一句话：替师傅拎包。
那时的大导演或什么名人，似乎手里都有一只出众的皮包，小秋先生手里也有一只皮包，不过，那包好像不大岀众，他也不要我提。我只有提着自己的包，把剧本和拍板装在里面，跟在他后面。
我叫他“师傅”，他在人前不说什么，在办公室便对我讲：“不要叫师傅，大家互相学习。”他跟我开玩笑地说：“叫师傅，过去是要行拜师礼的，焚香，跪拜天地君师。那才正式建立师徒关系。那是旧社会，现在不兴了，大家是同志。”旧社会拜师的礼仪，我也曾听到黄宗英说过，看来小秋先生不是开玩笑，确有那么回事。
当然，拜师形式不能举行，但我对小秋先生很崇敬，他的艺术修养和为人品格完全是我辈师。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带小秋先生和摄制组人员与王子平老先生见面。王老先生家住在黄陂路近人民广场。王老先生留着长髯，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他女儿王菊蓉和女婿都是武术高手，以青龙双剑为家传。王老先生曾在青岛表演汽车过身震惊全国，不久前，又跟周恩来总理岀访缅甸，美名传扬。但他一见小秋先生，十分相敬，连说看过他许多电影，特别是小秋先生在影片《火烧红莲寺》里把剑术表演神了。
摄影师严德魁、制片老曾都是老电影，谈话很快进入正题，请王老先生表演。先是在王家小院里作示范性的表演，郑导觉得院子狭窄，请王老到人民广场表演。到了人民广场郑导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刚才人家谈论他过去辉煌时的颔首，微笑，走神，而是神采飞扬，精神焕发，不断走动，到不同角度跟摄影师讲述拍摄要求。
就这样，镜头本由我记录整理，最后由他改定，付印。
他在现场指导拍摄，干脆利索，拍摄速度极快，十多个外景点，众多节目，几十个人的表演，不到一个星期就拍摄完毕。在后期剪接方面，小秋先生也是一把好手，他剪辑岀来的片子简明流畅，使用镜头时会中间开刀，一镜几用，特别是利用特写镜头来调度时空场景，他是拿手好戏，烂熟于心。
《中国武术》影片经过大家投票，荣获“百花奖”荣誉奖，发行到欧洲和亚、非、拉的众多国家，巴西是第一次放映中国电影。
《中国武术》剧照
我跟小秋先生第二次合作是拍摄大型纪录艺术片《向肝脏外科进军》。1965年我参加`编写的《向肝脏外科进军》剧本，以故事、对白的形式反映二军大长海医院吴孟超院士领导的肝脏研究成果。那部影片厂里定为重点片，请小秋先生岀任导演。厂领导令我帯他去深入生活，为分镜头与拍摄做准备。经过多次座谈与病房深入观察，后来小秋先生指导拍摄，成功地把吴孟超院士及其同伴勇攀科学高峰的事迹，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于银幕。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动乱，国家停止评奖活动，那部影片没有获奖。后来，中央电影局李文斌先生告诉我，那部片子可以获大奖，局里也曾考虑给那部片子发给优秀影片奖，但已是时过境迁了。
我与小秋先生约定第三次合作是在他退休之后。
那时，由于我们有着师生之谊，他常与我见面诉说心中苦楚，他多次跟我说想拍戏，老而犹健，壮心不已。后来，厂里准备拍故亊片，我写了个剧本。我对他说：“如果厂里同意，我准备自编自导，请你当艺术顾问，如何？”
他欣然，一口答应。我又一次见到他兴奋，眼里闪着睿智的光。
而然，厂里没有资金投入，我把剧本改成推理小说发表了。他看了小说后说，那是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很可惜，我与他第三次合作没有实现。
二、郑导的趣事轶闻
“四人帮”垮台后，小秋先生平反了。那时他已退休，但是，厂里每星期六观摩电影他必来观看。有一次放无声片，看后他对我说：“你说奇不奇怪，我几岁时被人抱在怀里演戏，七十年后的今天才看到这部戏。”后来知道，这部电影叫《赵氏孤儿》。
说实在的，看默片我只是当电影史来看的，不大在意，这时见他如此兴奋，一副老年遇故知的神情，便问道：“怎么回事啊？”
他说，他很小就演戏，有些他参与表演的影片他也没看过，今天，看到七十年前拍的片子，总感神奇。
这触发我想对他作一次真正的了解，便查了电影史。原来，小秋先生曾出演过很多部影片，以《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姐妺花》、《火烧红莲寺》、《空谷兰》、《春蚕》和《啼笑因缘》等片，名震一时，成为明星。1935年后，他从事导演，他导演戓与人合作导演了30余部故事片，以《碧玉簪》、《风流世家》、《董小婉》、《欢天喜地》、《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与《梨园英烈》等影片，享誉海内外。解放后，他从事科教片和纪录片导演工作，拍摄了40多部科教片，以《水土保持》、《粮仓典范》、《人工繁殖家兔》、《保养耕牛》、《中国武术》与《向肝脏外科进军》为代表作。
这篇回忆录，发表在1944午10月出版的《新影坛》的杂志上，那时，他34岁，所回忆的经历应该是可信的。
三、郑小秋参演的电影
他主演《孤儿救祖记》时，他是才十一岁的少年，由于聪敏好学，又由于七岁时就参加舞台演出和电影演出，充当小演员，耳濡目染，就会以儿童本色演戏，表现害怕表现高兴表现着急以及对勇敢机智的角色的表演都很到位，并且拍摄时大多一次过不需拍摄二次三次。在导演指导下，他和其他演员的表演脱离舞台戏剧夸张的程式，减少新剧化的动作，表演接近生活。这样，他和其他演员的成功演出，以及这部影片内容上投合市民的心理，因此，影片放映时受到观众的欢迎，颇为轰动。
郑小秋因为在《孤儿救祖记》饰演“孤儿”一角，表演成功，受到观众的喜爱，获得好评，从此，他接连在《好哥哥》《小朋友》《盲孤女》《小情人》等多部影片里饰演儿童角色，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沪上童星。
后来，他逐渐长成青年，不能再演少年戏了，便出演小生戏。小秋先生主演的小生影片有很多，主要代表作品有《火烧红莲寺》十多集，《桃花湖》《啼笑姻缘》《春蚕》《姐妹花》与《女儿经》等等。他在《春蚕》《姐妹花》里的表演受到电影史家的好评。他在《春蚕》里饰演的多多头，是蚕农老通宝的二儿子，他不相信迷信的冲克，也不遵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俗，他与村姑六宝来往，也敢于和被村民视为不祥的“白虎星”荷花开玩笑。村民是不敢与荷花说话的，他敢这么做，这就使迷信的老通宝对他反感，父子之间产生矛盾。多多头勤劳，不信迷信，富于反抗精神，有着勇于摆脱旧礼教的性格。小秋饰演这个角色，注意细节，以肢体动作把角色的心里所想与反抗精神，勇于摆脱旧礼教的性格表达出来了，塑造出一个可爱的青年农民形象。
《春蚕》
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观摩这部经典影片，仍然受到感动，印象深刻。
四、郑小秋的导演生涯
郑小秋怎么会从演员改做导演的呢他在回忆录里说:“当了十几年的演员后，我对于演戏的兴趣逐渐减低了，加上身体日益发胖，便走上导演的路。”不过，我曾听说他普通话不好，不能适应有声片的演出了。他回忆说:“我担任导演工作是自民国二十二年开始的，第一部戏是助导《再生花》，”我查了电影史那是在1935年他父亲郑正秋在病中拍摄的影片，他做助理导演，是子承父业的开始。接着，他和张石川联合导演了夏衍编剧的《压岁钱》，于伶编剧的《花溅泪》，和洪深联合导演了《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后来，一直到1951年他共导演了《梨园英烈》《碧玉簪》《风流世家》《董小婉》与《欢天喜地》等30余部故事片，1953年调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了科教片40多部，其中以优秀片《人工繁殖家兔》《保养耕牛》《中国武术》和《向肝脏外科进军》为代表作。《向肝脏外科进军》的电子版现存放在上海电影历史博物馆，供参观者观看。
《二百五小传》海报
小秋先生在拍摄故事片时，虽然认识不是很高，但他一直与左翼文艺家在起，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最好遗产，他一直在电影事业上迈步前行，取得终身电影艺术家的成就。
小秋先生与电影的渊源如此之深，可以说电影是他的生话，电影就是他的生命。小秋先生本身就是一部电影史，而他与其父郑正秋走过的人生轨迹，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结尾
这样一位有卓越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在他的晚年，方方面面对他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说是不够的。1989年的一天，家人发现他猝死在田林新村新分配给他的工房里。在这里纠正《老明星自述》一书中的谬误，其编者在郑小秋《从童星到导演》一文后面《编者感言》里所说，有几点谬误：一、郑小秋调入科影厂不是1949年，是1953年。二、郑小秋辞世不是在1981年9月13日，而是1989年9月13日，三、郑小秋不是病死在静安别墅寓所，是猝死在田林新村新分配给他的工房的门口。
一代明星如此遽然辞世，真是惋惜，令人可叹也夫！
2005年是中国电影发展一百周年，这一年上海电影家协会在福寿园落成郑正秋郑小秋父子的纪念广场，我为我师郑小秋感到欣慰，特写此文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