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孝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日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感党中央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意见》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了总体要求，感觉非常明确、非常具体和及时，为今后怎样把握我国古籍工作，推进古籍事业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多年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学者，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就如何认真贯彻落实《意见》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山海经》
文化载体的变迁与挑战
古籍，一般定义“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现在看起来，这个定义已经过于狭义了。按照《意见》的精神，不只是书籍，凡是现代印刷技术发明以前的文书、档案、书籍、图像、地图皆属于古籍统类。我国随着书籍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从摩崖石刻、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皆可以称作“古籍”，在中国长达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中，“古籍”向社会传播着文明、传递着知识，所以可作为重要的文明元素。只有对古籍内涵这样的宽广认知，我们的古籍整理、保护、利用才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凡有文字、图像的物品都是文化的载体。有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某种新的文字，但是由于忽视历史上传统文字的沿袭利用，忽视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使得年青一代不但无法识别用古代传统文字书写记录的书籍、文献、档案，也难以将历史档案记载的内容付诸当代社会的应用和国家对外关系的处理，这些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因各种原因，一部分文字、档案、书籍、文献被有意无意地损坏、遗弃或丢失。仅以我国历史为例：
秦朝曾经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统一使用秦小篆文字，烧毁《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私藏的《诗》《书》等，使得大部分不用秦小篆书写的先秦文献被焚毁和散失。因此，“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从而开启了收集、整理古籍的工作。众多学者分类整理校订收集的古籍，由刘向负责对每部古籍写出提要，其子刘歆编成《七略》为全部古籍的总目录。这项工作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典籍，也为此后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谈论的古籍抢救、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事业，正是继承了延续两千多年的这一优良传统。
纸张的发现和改进，雕版印刷和活字版技术的发明，虽然促进了我国印刷事业的发展，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大量书写本文献档案、书籍、绘画、地图因而被冷落、剔除、散佚。这些基于技术的创新招致的写本古籍损失在敦煌文献的发掘整理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今，在国家古籍抢救、整理与出版项目中，对全国各地写本文献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刊印是一项很受重视和欢迎的课题。
再一次导致书写文字、刊印文献、书籍被冷落、忽视，甚至被当作废纸垃圾处理，是最近20年来，互联网应用与电子书籍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特别是学生和年轻学人已经不习惯看纸本书和古籍，而是依赖互联网查找信息，从电子书籍摘取所需要的资料。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通过电子书籍或互联网摘取资料信息，往往由于没有阅读某条信息资料的上下文意，而无法了解此信息资料的语境，更不能深刻理解撰写背景与作者完整的思路。这不仅造成只言片段的学习偏差，导致学术研究的浅薄和结论疏误，而且也造成某些图书馆以为纸本书籍不再被读者青睐并且占据书架空间过多而将其转移至库房堆放或干脆处理掉。此乃又一次人类技术发明与革命导致以纸本书籍、印刷品等文化载体的损失，古籍也会受到波及。近年来我在国内、国外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时均遇到过上述现象，所以深感担忧。
《史记索隐》
摸清存量协同整合
我从回顾人类文字、书籍流传演化的发展历程中深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意见》的通知，非常及时，确实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古籍事业从哪些方面获取新的发展机遇，做了具体的指导。我的学术专业属于历史学中的历史地理学与古地图学领域，工作中比较多的接触历代典籍、方志、古地图和档案等文字和图像史料均系古籍。与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文物、水利、档案、方志等工作主管部门联系较多，深知这些单位保存着众多珍贵的古籍资料，下面结合自己在古籍保护、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专业略述己见。
二、加强国内外古地图图像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古地图作为古代具有即时性、地域性的第一手史料，尤其官方编制的地图是国家记忆的重要代表，在涉及国家边海疆权益、地方行政区划、城市化管理、绘图技术、江河治理、水陆交通、文化遗产保护诸方面，能够发挥文字资料难以描述的独特功效。目前，国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古地图资料已经逐步公开，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览、下载数字化图像，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古地图资源。目前，国内学者已经调查、整理、出版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主要收藏中文古地图机构的藏图目录，并做了初步研究；意大利地理学会所藏中文地图亦正在整理之中。接下来，一方面需要根据已经整理的舆图目录进一步获取古地图图像，在国内刊印海外所藏中文古地图图版集；另一方面需要扩展调查范围，以获取更多国家的中文古地图收藏信息。
当前，国内各收藏古地图的单位尚不允许查阅所藏地图，使作为我国古籍特色部分的古地图的保护、整理与研究遇到瓶颈，其实，国内古地图主管部门保存的明、清时期绘制的地图比海外藏图丰富得多、完整得多。以清朝官方绘制地图为例，地方官员呈送的各类地图，必须一式三份，两份呈送京师朝廷，一份留在当地官署保存。送达中央朝廷的两份地图，一份呈皇帝亲览后送内阁大库收贮，称为“批红本”；另一份送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保存，所谓“录副留中”，即由清廷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仿照原图再摹绘一份地图保存。内阁大库所贮藏的全套“批红本舆图”现藏台北，已经完成数字化图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保存的全套古地图，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舆图收藏。由此可知，连同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的地图，国内保存的古地图是最完整的。可惜，由于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分属不同部门，主管部门之间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故而以国内所藏古地图所代表的古籍资料，目前尚未全部整理编目，更谈不上研究利用了。使这些珍贵的图像史料很难在涉及国家边海权益、经济建设、城市管理、江河治理、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旧地方志古籍调查、整理，统筹重刊出版工作。1985年，国家曾经组织专家通过调研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代表旧志整理工作的初步成果。如今从发展古籍事业的角度，似可以再次组织全国各地方志馆在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同时，开展现存旧地方志的普查。从中宣部出版局（古籍办）中长期规划出版项目和每年度出版资助项目来看，旧地方志的整理出版每次均占有一定比例，也确实出版了一批校勘整理的地方志精品，不过也出现版本重复或校勘不细的现象。我曾经担任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成员，深知旧志的整理与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同等重要，编写地方志是我国历代以来优秀的文化传统，属于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在国家古籍事业中应发挥其地域特色和专业优势。
总之，在深入学习领会《意见》之后，作为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退休老师，我愿意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