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末三星堆遗址被发现至今，已出土完整器及文物残片万余件，其中通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造型奇特的青铜神坛与青铜神树、刻有精美纹饰的金杖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作为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三星堆出土文物蕴含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认知与思考。
三星堆文物考古的初曙
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富于传奇色彩。1929年春天，中国考古学刚刚萌芽不久，四川广汉的农民燕氏父子便在无意之间挖出一坑的玉石器。他们并未想到，自己的无心之举成就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首次亮相，便以大量精美的玉石器震惊世人。
随后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先生与林名均先生等开启了三星堆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的发掘面积不大，仅有百余平方米，发现的器物以玉石器和陶器为主，共计600余件，类型包括玉琮、玉璧、玉圭、石斧、石刀等，丰富多样。
彼时中国考古刚刚萌芽，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更是无从认知。葛维汉和林名均分别撰写《汉州发掘简报》《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介绍了发掘收获和基本认识。葛维汉提到：“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器，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尽管受限于时代，当时无论是对三星堆遗址还是对遗址出土文物，认识都是较为有限的，但对于三星堆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前沿。例如，我们当今推崇的多学科合作进行考古研究的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三星堆考古已经初具雏形。当时有华西协合大学化学家科利尔（H．B．Collier）对三星堆陶片进行了初步的化学分析，另外时任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的黄思礼（L．C．Walmsley）采用标准色素图测定了三星堆出土的玉石等器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星堆考古发掘持续开展。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在三星堆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工作，遗址的面貌和内涵逐渐开始显现。
1986年，一次意外发现让三星堆闻名世界——一号、二号祭祀坑现世。1986年7月18日，砖厂职工在三星堆第二发掘区取土时挖开一号坑东侧一角，从坑中取出玉石器10余件，随即对一号祭祀坑开始发掘，至8月14日结束。一号坑发掘结束当天，砖厂工人又在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米处取土中挖开二号祭祀坑南角，于9月17日结束。
21世纪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并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这6座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与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并有三家高校参与到发掘工作中。其中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三号坑的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四号坑的发掘，四川大学负责五号、六号、七号坑的发掘，北京大学负责八号坑的发掘。
自启动发掘工作至今，考古人员约完成近半工作，收获颇丰。三号、四号坑已经完成发掘工作；五号、六号坑完成现场工作，将重要部分整体提取至实验室，目前正开展精细的实验室考古；七号、八号坑的发掘则处于紧张的器物提取阶段。目前各坑均发现有重要器物，如三号坑的顶尊跪坐人像、方尊、大面具，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五号坑的金面具、斧形金器，六号坑的玉刀、木箱，七号坑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暂名），八号坑的神兽、神坛，等等。这些全新的发现为三星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目前三星堆已发现的8座祭祀坑中，五号坑和六号坑堪称最为特别的两座。五号坑是所有祭祀坑中尺寸最小的，但“含金量”颇高。揭露出器物层后，密密麻麻的金器、象牙器残片、玉器等铺陈在坑内。这些器物普遍较小，但极为精致。已经发现的重要文物包括目前所见体量最大的金面具、首次发现的鸟形金饰件、仅局部露出的奇特的斧形金器，以及直径仅1毫米左右的金珠。这些重要发现对于讨论三星堆金器艺术、研究金器制作工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坑内文物数量庞大，组合关系尚不明确，经专家讨论，决定将器物层整体切割。目前切割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将开展更为精细的实验室考古，相信会有更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六号坑和七号坑是三星堆唯一一组有“打破关系”的祭祀坑。六号坑“打破”七号坑，表明其相对年代更晚。六号坑的形式更为特别，考古人员在坑的西侧首次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木箱。木箱已经完全炭化，但整体形态仍保存较好，表面还可见到涂朱痕迹。坑的东侧则未发现重要遗物。六号坑中，一半埋藏木箱，另一半则是“空坑”，这种奇特的形态令人难以理解。为了揭开木箱之谜，目前考古人员已经对箱内大部分填土进行了清理，令人惊奇的是，在木箱底部出土一件极为精致的玉刀，接下来的工作仍值得期待。除了传统的发掘方式，考古人员还运用科技手段尝试寻找有机物的残余，目前已经在箱内检测到丝蛋白信号。为了更好地保存木箱，并对箱内填土做更精细的发掘，考古人员已将木箱及其下部的灰烬堆积整体切割，接下来即将启动实验室考古工作。
七号坑与其他尺寸较大的祭祀坑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之处。共性是器物层之上都是象牙层，且七号坑象牙数量多，保存也较好。不同点在于七号坑的器物层主要以小型青铜器和大量玉石器为主，包括铜铃、挂架、铜瑗、神树残枝、挂饰、眼形器、眼泡、小型跪坐人像等，玉器则以常见的璋、戈、斧、凿等器形为主。在二号、三号、八号坑内常见的尊、罍、人头像等器形稍大的器物，在七号坑则非常少见。可见坑内器物应是有选择地被埋入的。七号坑目前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当属龟背形网格状器，该器由青铜网格和一块硕大的精致玉器构成，造型前所未见，制作工艺更是精巧至极。
对三星堆青铜器的文化探寻
三星堆文化给世人的印象是神秘而特别，这种印象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青铜器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三星堆的青铜器是至关重要的。依笔者所见，若要获取客观、全面的认识，就需要从多个层次开展研究，具体来说，至少应包含“形”“工”“料”三个层次。
首先，从“形”的角度来讲，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青铜器相比，最大的特点应是对于“人”的表达。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固定的组合，表达的是特定的礼制系统。在这种礼制系统中，我们能看到其表现的核心是“兽”。各类青铜容器最为流行的装饰是饕餮纹（称兽面纹更为客观），还有鸟、龙（蛇）、龟、牛、羊等各种动物形象，唯独罕见人的形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尚难确定，或许是营造礼制系统威严的气氛。无论如何，这确是中原青铜文明的一大特征。三星堆则完全突破这一表达方式，大量的青铜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各种形态的跪坐人像，均彰显着对“人”的表达，因而形成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对比强烈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中原地区更加流行“抽象风格”，即便对于动物的表达也进行了抽象的艺术加工。三星堆则在抽象夸张的风格之外，同样注重写实。人物的发丝、指甲都刻画入微，冠饰、服饰、鞋靴也表现得十分生动。毫无疑问，三星堆青铜器的艺术造诣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三星堆青铜器与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关联。从器型来看，三星堆出土的尊、罍大多属于长江流域风格的青铜器，在长江流域各地均有出土。明确为殷墟风格的容器虽不多，但也存在。三星堆在艺术表达上虽然独树一帜，但其很多纹饰的构成母题依然是脱胎于中原地区青铜器，如云雷纹等。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艺术也是融合的结果。
其次，“工”即铸造工艺是认识青铜器不可或缺的角度。目前对于三星堆青铜器铸造技术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从工艺水平来讲，三星堆青铜器表现出工匠对于各类技术的掌握都非常成熟，浑铸、分铸、铸接等技术运用自如。而且各类技术还能相互组合运用到同一件器物中，例如神树的铸造，就是将底座、树干、树枝分别制作再连接到一起，甚至树干、树枝也是多段连接起来的。从技术根源来讲，三星堆青铜器所运用的这些技术，尽管有一定的特点，但整体依然是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发展起来的范铸技术体系，本质上并无差异。
当我们从上述不同层次深刻理解三星堆的青铜器时，会发现三星堆既有自身发展特点，也与其他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性和特性共同架构起三星堆文明。
一直以来，笔者都坚信想要真正地理解三星堆，首先需要跳出三星堆，从全局的视角来观察三星堆与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间的关联。目前笔者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构建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地区文明的互动网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实证资料。
构建这一互动网络，仍然需要不同层次的实证支持，并分区域开展研究。首先，关于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目前从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方面，均可见到中原地区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直接的，有些则可能是间接通过其他区域实现的。这是器物形态上能够见到的直观联系。其次，正如前文所言，三星堆青铜器在艺术表达、铸造工艺乃至原材料方面，均与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可以明确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某种互动网络。但我们对这一网络的理解仍然是有限的，目前能够看到网络中的影响多是中原地区对三星堆的影响。交流往往是双向的，三星堆向中原地区输出的会有什么？是已腐朽的丝织物、象牙、食盐？或是三星堆与殷墟之间形成某种政治关系？这些均是我们接下来研究的重点。
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更是存在天然的联系。自中商末期盘龙城被废弃后，商文化向北收缩，长江流域各地先后兴起一系列的地方文化，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青铜器，例如汉水流域的城洋铜器群、长江中游的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等等。尽管各有特点，但这些区域的联系也十分突出。高圈足的尊、罍，作为典型的长江流域风格铜器在长江流域各地广泛分布。另外包括三星堆、宁乡、新干、城洋在内的铜器群，均使用了在殷墟广泛流行的独特原料——高放射性成因铅。显然长江流域各地已与殷墟之间形成一个互动网络。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首次形成的广域交流网络，三星堆也是这一网络中的重要连接点。
伴随着海量的考古新发现，一些疑问初步得到解释，但更多的谜团随之而来。对三星堆文化自身进行深入解读，梳理清楚其与周边区域的内在关联，复原其“世界网络”当是开展三星堆研究的基本途径。接下来，笔者团队将循此思路，系统论证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
作者介绍
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征稿启事
·稿件要求
1.稿件必须为原创，内容信息准确无误，禁止一稿多投。
·投稿办法
3.暂不接受信函投稿，深度报道的稿件除外。
·审稿与发表
1.本刊在收到稿件后会尽快审阅，投稿之后30天内未收到回复的作者可将稿件自行处理。
2.作者需要配合本刊编辑核实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必要时对稿件进行修改。
3.本刊会根据稿件质量和稿费标准发放稿费。
END
【杂志订阅方式】
户名：瑰宝传承（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帐号：353701880000839883.邮局汇款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正黄旗18号《中华瑰宝》杂志编辑部（100093）
4.微店订阅
杂志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正黄旗18号《中华瑰宝》杂志编辑部（10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