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次发掘，我校考古文博学院组织了以十余位教师为核心的多学科团队，先后有近百名师生参与到发掘工作中，现场负责人是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教授。自2020年开始，川大考古团队便持续地坚守在三星堆考古现场，他们放弃了周末和节假日，每天至少在坑内连续作业八小时，晚上还要对各类出土记录、资料进行整理。
在6月14日开始的央视直播活动中，黎海超教授担任现场解说嘉宾。我校负责的5、6、7三坑中，7号坑是面积最大的一座祭祀坑。坑内的器物小而精美，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龟背形网格状器的“月光宝盒”，被网友直呼神似为“烧烤架”。
根据目前发掘和清理情况来看，龟背形网格状器上面为青铜质地的网格，网格四周有一矩形边框，边框外侧的四角又有四条向外伸出的龙头，其中两个龙头已经残毁。外侧的青铜网格是上下对称的，形成了可开合的结构。而青铜网格内部是一整块椭圆形的玉器。通过显微镜观察，在青铜网格黑色和红色区域以及内部玉器发灰色区域上都发现了明显的纺织物痕迹，经纬交错，结构明晰。而为了保证网格器能顺利提取，文保人员与现场考古队员相互配合，先将网格器底部掏空，然后用高分子绷带固定，再利用滑轮装置将网格器缓缓吊起，最终成功提取。
龟背形网格状器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黎海超教授谈到，青铜网格明显有收边情况，推测其可能是模仿竹编或者绳子捆绑的痕迹。在三星堆目前所出土的器物中还并未发现这种收边工艺，可谓独一无二。在青铜网格部分区域还遍布着极薄的青铜薄片，这些锻打成型的薄片与器物之间是否有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此外，网格状器一侧还有两条有韧性的青铜条带，极有可能可以负重或者具有其他的功能。更加令人惊喜的是，网格状器下方提取后发现有一大片金器，被泥土覆盖了很大一部分。这件金器究竟是青铜网格的一部分还是网格叠压了这件器物，还需要继续清理。
7号坑除了龟背形网格这件登上几次热搜的“镇坑之宝”之外，还有许多保存完好、质地精美的玉器。在7号坑东部紧贴坑壁的位置，就有成堆的玉凿，与一件带有纹饰的玉戈。从目前来看，此处玉凿数量极多，近20件。目前，5、6号坑已切割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其中，6号坑发现了多处朱砂和板灰痕迹。被称为“黄金坑”的5号坑，之前已出土了目前为止三星堆发现的最大的黄金面具，还有更多精美的金器和象牙雕等待发掘。
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直播的同时，“名人大讲堂”2022考古季也迎来第二讲，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著名学者霍巍从四川近年来的青铜器发现出发，解读了古代四川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多民族文化互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介绍了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特色鲜明、神秘诡谲的古蜀青铜器群，以及春秋战国至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碰撞与融合后出现的巴蜀青铜器群，为观众系统再现了四川“青铜王国”的风采。
川大考古与三星堆渊源颇深，我校考古学人曾多次参与三星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早在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教授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月亮湾开展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余件。1935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简报》，对月亮湾考古发掘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还对出土的石斧、小玉珠、方玉、玉璧、石璧、小杵棰、石剑、石凿等玉石器进行了描述。葛氏《汉州发掘简报》是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亦是早期研究广汉遗址遗物的集大成者。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多次到三星堆一带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不断有新发现。1960年，张勋燎为历史专业57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期间曾率学生赴广汉三星堆遗址作短期考古调查。1961年6月，结合教学，张勋燎与马继贤等率历史专业58级学生赴广汉中兴（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其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刊于《文物》1961年第11期。1963年在冯汉骥的倡导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
1986年3月，我校教师林向、霍巍、李永宪带领考古专业1984级本科生赴广汉实习，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参与实习指导工作的还有四川省文管会陈德安、陈显丹。此次在距离后来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数十米的区域开展考古发掘，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丰富的文化层和陶器群，极大地拓展了对三星堆文化内涵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校博物馆目前馆藏三星堆文物约有200余件（片），主要分为陶器、玉器、石器三大类。三星堆发现以来的90余年，一代代川大考古学人与四川考古工作者一道，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拨开四川远古重重迷雾、重建四川古代巴蜀历史、建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为打造巴蜀文明金色名片、见证巴蜀文明从盆地走向世界的辉煌贡献川大考古学人的力量。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川大考古人不忘初心、坚守使命，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