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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07北京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中山博物院，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总占地面积十六万平方米，于1965年开馆。由于展览面积有限，一次只能展出三千多件文物，以三个月一次轮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清代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七十余万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在全球位列第18名。2019年6月，世界主题娱乐协会TEA和AECOM联合推出了《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今天就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些珍品吧！
一、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高9.1厘米，宽5.07厘米，长18.7厘米，它是由一块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玉石雕刻而成，工匠把绿色的部位雕成菜叶，灰白的部位雕成菜帮。在绿色最浓之处还攀爬着两只小憩的螽斯虫，俗名“纺织娘”或“蝈蝈儿”。
此件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是清末光绪帝妃子——瑾妃所居的宫殿。据说翠玉白菜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
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博物院大批珍贵文物开始南迁，翠玉白菜也一起离开了紫禁城，后来一路辗转漂泊，翠玉白菜到了台湾，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这棵白菜与真白菜一样大小，滋润新鲜，许多人到台北“故宫”，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这棵“菜”。
台北故宫总共有三件翠玉白菜，除了镇馆的翠玉白菜外，第二棵是绿黄相间的翠玉白菜，高度约13.4厘米，颜色偏黄，菜叶上也有菜虫，台北故宫人士称他为“翠玉小白菜”。这棵翠玉小白菜注定要被打入冷宫！因为它的质地比不上镇馆之宝。
翠玉小白菜
1950年天津的文物专家乐翻天了！因为他们居然在天津市财政局的一个库房发现一棵翠玉白菜。
翡翠蝈蝈包菜
天津博物馆的翠玉白菜“翡翠蝈蝈白菜”在富贵中还带着亲民的味道。论起质地，天津博物馆的这棵翠玉白菜没有台北故宫的好，但是天津的翠玉白菜拥有白绿黄三个颜色，工匠大胆地取原本应该是缺陷的黄色进行巧雕，反而将白菜天然的感觉给写实地表现出来。有关人士还将这棵翠玉白菜别称为“冻白菜”，真是太传神了！
二、肉形石
肉形石出自内蒙阿拉善左旗，清康熙时供入内府。这块清代的肉形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的。
三、毛公鼎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
铭文有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九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三百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国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一千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五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得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是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四、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纸本墨迹，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帖》共全文四行，二十八字。它是作为一封信札写就的，其内容是作者在大雪初晴时以愉快心情对亲朋友人的问候。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富有独特的节奏韵律。其笔法圆劲古雅，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悠闲逸豫。即使偶尔重心忽左忽右，全局依然匀整安稳，不失平衡的美感。
《快雪时晴帖》被誉为“二十八骊珠”，被古人称为“天下法书第一”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被乾隆合称为“三希”，且此帖列于首位。
五、《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为其师弟郑樗（无用师）于1350年所绘的纸本水墨画。
《富春山居图》画的是浙江富春山两岸初秋景色，笔墨苍简清润，体现了黄公望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其作山水画所倡导的去邪、甜、俗、赖的高标画风在此画中做出了完美诠释。原画画在六张纸上，六张纸接裱而成一副约七百公分的长卷。而黄公望并没有一定按着每一张纸的大小长宽构思结构，而是任凭个人的自由创作悠然于山水之间，可远观可近看。这种浏览、移动、重叠的视点，或广角深远，或推近特写，浏览过程中，视觉观看的方式极其自由无拘，角度也非常千变万化。
《富春山居图》完成后，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全真教同门师弟郑樗（字无用），它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六百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代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手里。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请他题跋时，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狡辩说画是被人偷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他硬是凭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后几经周转到了明朝末年此画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画虽得救了，中间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起首一段已烧去，幸存部分也是火痕斑斑。从此，《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师卷”。后又几经转手，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花了两千两银子，买得《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竟闹出了一段收藏史上的笑话。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如何，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在乾清宫里静静地存放了近两百年。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富春山居图》也跟着辗转迁台。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时期，《剩山图》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吴湖帆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来到浙江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剩山图》
六、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又名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为北宋宫廷御用瓷器，高6.9cm，横23cm，纵16.4cm，口径23cm，重670g。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是一种种植水仙用的器具，也可作装饰品。椭圆形盆，侈口、深壁，平底凸出窄边稜，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布天青釉，极匀润;底边釉积处略呈淡碧色；口缘与稜角釉薄处呈浅粉色。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细支钉痕，略见米黄胎色。全器釉面纯净无纹片。此种汝窑瓷传世稀少，其温润素雅的色泽，正是宋人所欲追求的美感，据考证，此器为传世仅存的一件。
这件无纹水仙盆的底部，刻有一首乾隆咏赞的御制诗。
乾隆帝将汝瓷水仙盆误为猫食盆的故事流传至今，皆源自一首七律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其实，仅乾隆十年的档案中，就出现过两次“猫食盆”的记载。估计在他即位前后，宫中就已经误称水仙盆为猫食盆。而七律诗所署的年款是乾隆廿六年，他用“便是讹传”四字表示。其实他认为诗中的真正错误，只是把小狗错当成小猫而已，因为“猧”是小狗的意思。
乾隆还下令为这件汝窑水仙盆配备了豪华的紫檀座架，架内有可打开的匣屉，里头收纳了一册他临摹宋代四大书法家作品的《御笔书画合璧》。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
汝窑原为民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
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而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所以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七十件，台北故宫收藏有二十一件。
七、散氏盘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散氏盘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
内底铸有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所述是西周后期厉王时期的一篇土地转让契约，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细记录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它是研究西周土地及其管理制度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并称为晚清四大国宝，且均以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着称于世。
散氏盘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文字，在结构上呈现出蜾扁的风格特征。在方整中含有圆意，就其单字而言无一不打破对称、平正的惯例，不仅呈横向的欹侧之势，而且变通常的右高左低为左高右低，字势向右下倾斜。然姿态自然，变化莫测，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字形开张，妙趣横生。在朴茂厚重之中，又添加些雄强的意蕴，故而显得博大、宽厚，让人感到一种生气的存在。同时，字的重心都忽左忽右，使每一行的字产生明显的跳跃感。加之其章法错落有致，使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通过变幻多端的下俯、上仰、左顾、右盼联合起来，使人感到行止裕如，气象飘逸。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至嘉庆十五年一直在民间收藏，先在扬州江翰林家收藏多年，后转手谁家则不详。老古玩界却传说着，阮元收藏过，并复制铸造出两件。民国十三年以前，大古董商都说过，遇上散氏盘要格外小心，仔细签定。
1924年的一天，故宫院长马衡清查故宫物品时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木箱，箱中装的便是散氏盘。
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前，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发现散氏盘藏在库房。溥仪出宫后，散氏盘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国之瑰宝散氏盘，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转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
八、《溪山行旅图》
《溪山行旅图》是范宽山水画的代表作，绢本，墨笔画，纵206.5厘米，宽103.3厘米。该画作描绘的是典型的北国景色，站在画轴前，只觉得大山压顶，咄咄逼人，令人仿佛身临其境。
中国的绘画艺术，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就是范宽。据史书上记载，范宽是北宋时期华原人氏，华原就在今天的陕西耀县境内。中国山水画始于五代时期，真正的崛起却是在北宋。身为北宋画家的范宽，更离不开向前人的继承和学习。唐朝之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新的割据时代。由于战乱，许多文人画家都避居在山里头。范宽先后师从李成、荆浩，这两人都是五代时期具有很大影响的大画家。说起范宽画山，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荆浩。这位大画家常年居住在洪谷山，自称洪谷子，与山的朝夕相处中对于画山水画有许多深入的见解。范宽直接继承了洪谷子的成就。重要的是他不仅仅只学习老师的笔法，更注重领悟大自然给予的启迪。后人总结他的笔法叫“芝麻皴”，就是用很多小点点，一点一点组成一个面。只有这样的笔法，才适合表现北方大山的质感与气势。
范宽
后世学人将范宽与李成、董源二人合称“宋三家”，之后的“元四家”、明朝的唐寅，以至清朝的“金陵画派”和现代的黄宾虹等大师，都受到范宽画风的影响，以范宽的绘画为典范。
作为范宽传世的真迹之一，《溪山行旅图》右下角树叶丛中有“范宽”二字题款，这还有个小故事。明清时期的著录里，没有提到画家的款印，几百年间，人们只能依据史料记载以及明代董其昌在画上的题跋来推测这幅画的作者为范宽。然而在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有定数，1958年8月5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霖灿从画的右下角树丛中发现了画家的签名。
“忽然一道光线射过来，在那一群行旅人物之后，夹在树木之间，范宽二字的名款赫然呈现。”李霖灿在回忆录中将那个激动人心的一刻化为了永恒。李霖灿指出，自己采用的是在考古发掘时最常用的网球法，才发现范宽的签字。
《溪山行旅图》局部
《溪山行旅图》在明代以前的流传情况已无从可考，明初被收入宫中，后又流入民间，被画家董其昌所得。董其昌在观赏后题字：“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清初，又经收藏家梁清标之手，转入乾隆皇帝内府收藏。解放前夕，该画作随故宫其他珍品被带至台湾，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九、《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它是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共二十三行，二百三十四字。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安史之乱”爆发，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三十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归葬时仅存头颅。援笔作文之际，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气呵成此稿。
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通篇波澜起伏，时而沉郁痛楚，声泪俱下；时而低回掩抑，痛彻心肝，堪称动人心魄的悲愤之作。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故《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
此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北宋苏轼的行书《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亦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二”。
王羲之以“中和之美”筑起中国书法的第一座丰碑，颜真卿则是以他的“气格之美”树立起中国书法的又一座高峰。而最能体现颜真卿“光辉灿烂”的艺术成就的，是他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行书作品，其中以《祭侄文稿》为最。
十、黄州寒食贴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一百二十九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四十五岁，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点地位，后世书家将《黄州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