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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5北京
故宫博物院既是明清故宫（紫禁城）建筑群与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体系完备、涵盖古今、品质精良、品类丰富。现有藏品总量已达一百八十余万件（套），以明清宫廷文物类藏品、古建类藏品、图书类藏品为主。藏品总分二十五种大类别，其中一级藏品八千余件（套），堪称艺术的宝库。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故宫博物院中的十大镇馆之宝吧！
一、宫廷之宝——乾隆款金瓯永固杯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
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用八成金制成。杯为圆形口，口边刻有回纹。杯口边铸有“金瓯永固”、“乾隆年制”篆书，通体錾刻缠枝花卉。
金瓯永固杯有大小珍珠十一颗，其中两颗主珍珠色泽乳白光润、直径都在10mm以上，堪称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称珍珠中的极品，其余九颗也都是直径5mm以上的上等圆珠，金瓯永固杯共镶嵌红、蓝宝石二十一颗，均选用上等缅甸红、蓝宝石，其中部分是带有神奇星光的，星光红宝石、星光蓝宝石，实为宝石中的极品！
在杯身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向上奔腾的夔龙，代表着生机与威严。它们的头顶上也都带有一朵宝相花。杯子下边有三个足，都被做成了大象鼻子的形状。象与吉祥的祥谐音，金瓯永固杯采用大象托起杯身。
“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正月初一）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每当元旦凌晨子时，清帝在养心殿明窗，把“金瓯永固杯”放在紫檀长案上，把屠苏酒（屠苏是一种中药）注入杯内，亲燃蜡烛，提起毛笔，书写祈求江山社稷平安永固的吉语。金瓯永固杯”寓意大清的疆土、政权永固，被清代皇帝视为珍贵的祖传器物。
然而皇帝举行开笔仪式的明窗在同治年间被慈禧太后拆除，她将养心殿东暖阁作为垂帘听政的处所，因此现在我们参观故宫博物院养心殿东暖阁看到的，只是垂帘听政的格局。
据现已找到的档案、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制作了四件“金瓯永固”杯，分别是乾隆四年的一件、乾隆五年的两件、乾隆六十二年（即嘉庆二年）的一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高12.5厘米，口径8厘米，足高5厘米，用八成金制成；杯为圆形口，口边刻有回纹。杯口边铸有“金瓯永固”、“乾隆年制”篆书；通体錾刻缠枝花卉，其上镶嵌数十颗硕大珍珠，红、蓝宝石和粉色碧玺；杯两侧为双立夔耳，夔龙头各嵌珍珠一颗；底部是三象首为足，外形呈鼎式。
伦敦华莱士典藏博物馆藏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
伦敦华莱士典藏博物馆藏清乾隆金嵌宝金瓯永固杯（馆藏编号W112），高12.6厘米、口径7.71厘米、最宽8.18厘米；沿两侧的夔龙顶部有小花托，镶嵌物（应是珍珠）遗失；镶嵌宝石有蓝宝石、弧面切割红色尖晶石、弧面切割碧玺、淡水珍珠；伦敦华莱士典藏博物馆保存的两件的完好程度远胜于前两者。
此外，华莱士收藏馆两件杯子陈列于两个镶螺细、染色象牙以及红玛瑙的木座上。这与清代宫廷行乐图中所绘的有木座的金杯相同。据此推断，北京故宫的金杯原应也有木座，只可惜早已遗失无踪了。从外形看，北京故宫的金杯通体大多呈金色，而华莱士的两件杯子则是有较完整的点翠。
台北的一只可能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被南京国民政府运至台湾，而另外两只又是怎么流落海外呢？专家学者通过史料和档案，发现这四只金杯很有可能是两两分组，一组放在紫禁城，一组放在圆明园。到了1860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大肆掠夺，其中收藏于圆明园的这两只金杯，被一名叫杜潘的法军上校掠走，而后由英国的华莱士爵士在1872年的伦敦拍卖会上购得，它们也就成为了今天华莱士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二、漆器之宝——张成造款雕漆云纹盘
张成造款雕漆云纹盘盘木胎黑漆，内外均雕云纹，堆漆甚厚，晶莹照人，刻工圆润，在黝黑峻深的刀口断面露出朱漆四道，是《髹饰录》中所谓“乌间朱线”的作法。盘底黑漆浮躁，显然曾经重髹饰，正中署楷书填金“乾隆年制”四字款，为后髹底漆时所加刻。
近足边缘处有针划“张成造”三字细款，此为张成惯用的署款方法。此盘漆色和刀工均与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张成造”剔犀云纹盒如出一辙，系张成作品无疑，原款应为后髹底漆时所覆盖。
张成：元代末年嘉兴西塘杨汇的名漆工，以剔红博名。他的作品通常髹漆较厚，故叶厚花肥，极富质感，有独特的魅力。存世作品稀少，又多有流失海外者，故极其珍贵。国内代表作还有：剔犀云纹盘、剔犀云纹盒等。其传世作品被一致认为是雕漆作品里的珍品，但署张成款的一些雕漆器物，被疑作伪作。这件剔红盘，是公认的张成的作品，是具有历史性的作品。
元代是中国漆器工艺史上的辉煌阶段，雕漆工艺能人大量出现，他们均以刀法精细，风格瑰丽著称于世。尤其是张成和杨茂的漆器传到日本后，对该国木漆品工艺产生巨大影响，他俩创作的漆器精品，被日本美术史专家称赞是“诚无上之作品”。
剔犀：雕漆品种之一。其工艺是用二色或三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髹涂，至一定厚度，再雕刻花纹，刀刻花纹的侧面露出不同色漆的纹理。此种工艺的纹饰多为如意云纹或蔓草纹。剔犀是雕漆中最早出现的品种之一。
刻工：雕漆主要工艺之一，又称雕工。即先在器物上髹漆若干层后，再凭漆之厚度来雕刻花纹。
《髹饰录》：我国现存唯一的一部古代漆工专著，明代隆庆年间安徽新安平沙黄成所著。全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
乌间朱线：漆器工艺用语。指髹漆时由于黑色漆层较厚，红色漆层较薄，在刀口断面处可见黑色漆层中夹杂的红色漆层似一条红线。
剔红：雕漆品种之一，又名“雕红漆”或“红雕漆”。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发展于明清两代。
明黄成《髹饰录·坤集·雕镂第十·剔红》中写道：“剔红，即雕红漆也。……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其法常以木灰、金属为胎，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至相当的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再雕刻花纹。一般以锦纹为地，花纹隐起，华美富丽。根据漆色的不同，有剔红、剔黄、剔绿、剔黑、剔彩、剔犀之分，其中以剔红器最多见。
三、玉器之宝——青玉云龙纹炉
宋代玉云龙纹炉是宋代的一件仿古玉器，出土于清宫旧藏，被乾隆定名为“旧玉飞龙彝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件宋代云龙纹兽耳玉炉，高7.9厘米，口径12.8厘米。青灰色，有火烧痕。体圆，壁较厚。敛口，腹下部外鼓，圈足，两侧饰兽首衔云耳。腹部两面均在满饰工字形墙壁纹锦地上，隐起一条升龙，下为水波，侧有朵云纹。龙长嘴，长发，细颈，长身，四足粗壮，三爪，蛇形尾，身足阴刻网状细鳞纹。内底阴刻清乾隆帝七言诗一首。
此炉内底阴刻清乾隆御题七言诗：
“何年庙器赞天经，刻作飞龙殿四灵。
毛伯邢侯异周制，祖丁父癸似商形。
依然韫椟阅桑海，所惜从薪遇丙叮。
土气羊脂胥变幻，只余云水淡拖青。”
末署“乾隆戊戌孟秋御题”。
宋代玉云龙纹炉的出土反映出宋代文玩鉴赏成为时尚，宋代社会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物文玩收藏成为时尚，对三代青铜器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于是宋代玉器的形制中便多出一个类别，即仿古青铜器玉器，简称“仿古玉器”。
这件宋代玉云龙纹炉就是一件仿古玉器的代表，玉料也不是黄色，仿制古玉的技术难度很大。经长期埋藏的古玉会出现沁斑等特殊的现象，玉匠在选材时就必须把握住这个特点，往往要选用那些苍黄、杂色、葱色或有边皮的类似出土玉器的玉材。若没有合适的材料，必须用染色等特殊的技法制出古玉上特有的沁色。宋代玉云龙纹炉以青铜簋作为制作蓝本，但在器型和纹饰上略加变化，在器型和纹饰上多有增损变化，以阴刻双勾线工字形纹饰炉体，构成锦地纹饰效果，装饰采用高浮雕手法，玉龙飞舞，喷云吐雾，周围尽施浅雕如意祥云和工形几何底纹，精雕细琢。
宋代是中国历史巨大的转折时期，和唐代开朗积极张扬的社会思想相比，宋代社会趋于保守和内敛。更由于北方辽金西夏的武装侵扰，使得宋代人缺乏积极和自信。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宋代受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深远，宋代玉云龙纹炉体现出追慕前朝的荣光变成了最好的心灵慰藉。同时玉龙飞舞，喷云吐雾，周围尽施浅雕如意祥云寓意吉祥。
宋代玉云龙纹炉是故宫玉器的代表作品，为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宋代仿古玉器的典范。
四、珐琅之宝——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
元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出土于清宫旧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铜胎镀金，圆形圈足，双象首耳，鼻上卷。
颈部有一道铜镀金弦纹，其上施浅蓝色珐琅釉作地，饰以红、蓝、黄、白四色缠枝菊花十二朵，花心为镀金乳钉。腹部为深蓝色釉地，饰绿叶缠枝红、黄、白三色勾莲花六朵。
腹下沿饰莲瓣纹一周，足壁饰卷草纹，底部铜镀金阴刻缠枝勾莲花纹。图案装饰，以盛开缠枝莲为主题。缠枝莲，又名“万寿藤”，以莲花和藤蔓缠绕，连绵不断，寓意富贵吉祥。纹饰特点特点是缠枝莲花朵舒展饱满，枝叶肥厚，并衬以小花苞。图案布局疏朗，掐丝线条奔放有力。
此炉最可贵的是釉质莹润，有些地方甚至犹如玻璃般的明澈。炉的整体造型也端庄敦厚，堪称经典。
传说，元朝皇宫曾遭遇一场大火，烧了不少宫殿和宝物，人们清理废墟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色彩斑斓的瓶子，皇帝拿到后爱不释手，命京城的工匠们仿制。巧手的工匠们根本想不通这个宝瓶的制造工艺。一位姓李的工匠日思夜想，不得其解，而一天晚上，他梦见女娲娘娘，并告诉他：“这宝瓶，是宝石和金银融在一起烧成的。”从此，李工匠开始烧制这种瓶子，它也成为一门宫廷专有的特种工艺。
这当然只是传说。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这种工艺。工匠们把扁铜丝烧热，掐成花纹焊在铜胎上，再把珐琅质地的釉彩填进花纹内，用火烧制。成品图案精美，色彩斑斓，贵气十足，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珐琅釉多为蓝色，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最为流行，因此民间称之为“景泰蓝”。反而它的专业名称“掐丝珐琅”，渐渐不为人们所知。
掐丝珐琅(景泰蓝)的应用十分广泛，小到女子的耳环、头饰、镯子，大到巨大的花瓶，都可以运用这种工艺。同时，它也十分昂贵，古代有“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的说法。
这件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以前曾被认为是明景泰年间制品。但据专家考察，景泰朝的许多掐丝珐琅器并非当时烧造，而是前代器物的改造。这件精彩的掐丝珐琅炉就是景泰年间改造的元代珐琅器，炉的錾花内胆、底足与两只卷鼻象耳才是景泰朝工匠的后配。像这样的改造过的元代珐琅器珍品还有相当一些，景泰朝的工匠借元代珐琅的高品质为自己在中国工艺史上赚得了“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的美誉，以至金属胎掐丝珐琅也被冠以“景泰蓝”之名。所以，此件景泰朝御制炉其实是元代珐琅工艺的杰作。
五、书画之宝——《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睐，仿摹者众多。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三十多本，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所以被称为《清明上河图》故宫藏本。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厘米，绢本淡设色。它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全画可分为三段：
首段写市郊景色，茅檐低伏，阡陌纵横，其间人物往来。
中段以“上土桥”为中心，另画汴河及两岸风光。中间那座规模宏敞、状如飞虹的木结构桥梁，桥上车马来往如梭，商贩密集，行人熙攘。桥下一艘漕船正放倒桅杆欲穿过桥孔，艄工们的紧张工作吸引了许多群众围观。
后段描写的是市区街道，城内商店鳞次栉比，大店门首还扎结着彩楼欢门，小店铺只是一个敞棚。此外还有公廨寺观等。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车马轿驼络绎不绝。行人中有绅士、官吏、仆役、贩夫、走卒、车轿夫、作坊工人、说书艺人、理发匠、医生、看相算命者、贵家妇女、行脚僧人、顽皮儿童，甚至还有乞丐。他们的身份不同，衣冠各异，同在街上，而忙闲不一，苦乐不均。城中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驼队、牛、马、驴车、人力车等。车辆有串车、太平车、平头车等诸种，再现了汴京城街市的繁荣景象。高大的城门楼名东角子门，位于汴京内城东南。
画中两处出现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
卷尾，画家描绘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还出现临时性的侵街现象，即在城门口有富人占道举行杀黄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足见城市管理之混乱，随意性泛滥。
《清明上河图》并非只是简单的描绘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同时又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
《清明上河图》上懒散的兵卒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98年拍摄的水浒传的开篇取景就是根据此图设计的。
第三个版本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画的事物繁多，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这个版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称为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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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摹本清明上河图完整全画卷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曾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从宫中盗走。辗转流传，历尽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但至今仍然完好。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把徽宗、钦宗、后妃、公主、宗室、大臣3三千余人，以及各种文物、图书、档案、天文仪器和技艺工匠等掳掠而去。但《清明上河图》却没有归入金朝皇宫，而是流落民间。当时金兵入城，一片混乱，有人趁机将该图盗出，也是极有可能的。画卷后有不少北宋遗民观图缅怀故国、感慨繁华兴衰的题咏，也验证了此图第一次被盗出宫的经历。
后来，蒙古人灭金吞宋，建立元朝，统治者到处搜刮珍宝，《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入宫廷。据图后尾纸上的记载，到元代后期至正年间，宫内有一个装裱匠，趁装裱这件作品的机会，用一个临摹本把真本偷换出宫，悄悄卖给了某贵官，《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被盗出宫。
这位贵官后来被派到真定驻守，负责保管这幅画的人又偷偷把它卖给了杭州人陈某。这一偷盗情节被得宝者详细记录在图后尾纸上。元末至明嘉靖年间，这幅名画至少倒过八九次手，后博雅好古之士杨准在京搜访古名家笔迹时，尽囊中所有，将其买下。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手里。陆完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据说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此图缝入枕中，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善于讨她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陆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陆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让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的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四十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使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实际上，陆完死后，他的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此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
隆庆时，严嵩父子官场失势，严府被抄，财产登记中确实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卷，被没收进了宫廷，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进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入宫以后不久，又第三次被盗出宫去。偷窃者是万历时期飞扬跋扈的太监冯保。冯保是隆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万历皇帝十岁即位，冯保假传遗诏说由大臣与太监共同辅佐皇帝，后来皇帝长大亲政，冯保才失势被逐出宫廷。据传，《清明上河图》入宫后，隆庆帝不喜欢字画，成国公朱希忠趁机奏请皇帝赐与他，皇帝却让估成高价，抵其俸禄。画将要给朱希忠时，一个小太监得知此画价值连城，便将画盗走。正要出宫，管事人来了，小太监急忙将画藏到阴沟里，恰逢下雨，一连三天，画已腐烂，不堪收拾。这个故事，实为盗画人冯保所杜撰。冯保得到《清明上河图》后，忍不住在画上加了题跋，如系皇帝赏赐，他在题跋中一定大书特书，但却只字末提。为了掩人耳目，他编造了以上离奇的故事。
真本《清明上河图》在清代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安徽桐乡人陆费墀，接着是毕沅，均有收藏印记可证。毕沅官至湖广总督，是一个学问家，对金石书画非常喜好，家藏丰富。毕沅死后的第四年，即嘉庆四年（1799年），湖广一带发生百姓反抗朝廷的斗争，清政府追究地方官责任，认为毕沅在总督任上对于“教匪”滋事办理不善，剿除不力。可是人死了无从处罚，便将他的家产没收入宫。于是，《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入皇宫，收藏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均未受损。
到了1911年，清王朝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所推翻，但溥仪仍然留住宫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宫中的重要文物偷运出宫，《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这是它第四次出宫。
《清明上河图》由溥仪盗运出宫后先存放在天津，伪满政权成立后被带到了长春的伪满皇宫。1945年8月8日，随着伪满洲国覆灭，溥仪逃出长春，前往通化县大栗子沟。溥仪带走了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诸多文物字画，但在火车站时无暇顾及，使得《清明上河图》流传到了民间。幸运的是，《清明上河图》在流传时被解放军截获下来，保存在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前身）。
再后来，《清明上河图》被调进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直至今天。由于《清明上河图》过于珍贵，因此没有列为长期展览。
六、法帖之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平复帖》共九行、八十四字，是陆机写给一个身体多病、难以痊愈的友人的一个信札。
古时人们写信，习惯把日期放在开头，收信人的名字放在末尾，但这封手札，没有日期，也没有收信人，只是根据“恐难平复”四个字起名为《平复帖》。
陆机
陆机字士衡，吴郡吴县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出身吴郡陆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又与顾荣、陆云并称“洛阳三俊”。陆机在孙吴时曾任牙门将，吴亡后出仕西晋，太康十年，陆机兄弟来到洛阳，文才倾动一时，受太常张华赏识，此后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历任太傅祭酒、吴国郎中令、著作郎等职，与贾谧等结为“鲁公二十四友”。赵王司马伦掌权时，引为相国参军，封关中侯，于其篡位时受伪职。司马伦被诛后，险遭处死，赖成都王司马颖救免，此后便委身依之，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却大败于七里涧，最终遭谗遇害，被夷三族。
《平复帖》的内容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古代法书典籍《墨缘汇观录》、《平生壮观》、《大观录》等虽有记录，均无释文。当代书家启功先生在其《启功论稿》中对此帖注有释文，故宫博物院也是用的这个版本。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平复帖
大体意思就是，彦先啊身体多病，难以痊愈，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很庆幸了。幸好还有儿子侍奉他，基本无忧了。这个吴子杨，以前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又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因为寇乱阻隔，这个人已经没有消息了。
据考证，《平复帖》原本是《晋贤十四帖》中的一件。在北宋年间，《晋贤十四帖》被人分割后，归属于不同的藏家。其中，陆机的《平复帖》辗转成为宋徽宗的珍玩。痴迷书画的宋徽宗得到此帖后，爱不释手，亲自在帖上加盖双龙玺印，并将其命名为《平复帖》。
在这张手帕大小的字帖上，留有历代收藏者印记或题跋，卷上所钤七十一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平复帖》上最早的一方印记，钤自唐末鉴赏家殷浩。其后，它历经各朝各代藏家的精心收藏，一直得以流传。
在清代时，它又被送入宫廷。首先，为乾隆皇帝母亲所有，而后，嘉庆帝将其当作珍玩稀品赏给成亲王，遂流出内府。同治年间，又转入恭亲王奕手中。
恭亲王奕
民国时期，作为恭亲王奕的孙子，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诗人，与张大千有“南张北傅”之称的溥心畲(1896-1963年)继承了陆机的《平复帖》。但是，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溥心畲家道中落。1936年夏天，其母突然病故，由于办丧事急需用钱，傅心畲只好出卖《平复帖》以安葬母亲。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请原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溥增湘做中间人，提出购买，结果双方以4万现洋成交。张伯驹得到《平复帖》后，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平复堂”。
张伯驹
1941年，张伯驹前往上海，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去外滩码头接朋友，却遭人绑架，绑匪索要300万，否则撕票。这时的张家，钱财基本都变成了古玩字画，并无这么多现金。由于绑匪的后台是汪伪76号总部，所以对于张家，警察和银行并不帮忙。
万般无奈下，张伯驹的夫人潘素设法与绑匪沟通，得到看望丈夫的机会。张伯驹悄悄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就这样，双方僵持近8个月，期间，张伯驹朋友孙曜东从中积极斡旋。终于，绑匪将勒索价格降至20根金条，张家设法凑足赎金，张伯驹才得以脱身。
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将《平复帖》缝入衣服夹层中，携往西安避难，一路上担惊受怕，寝食不安。《平复帖》在张伯驹的保护下，躲过了战争的劫难。
1956年初，张伯驹及夫人潘素，将一生珍藏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就包含了这件《平复帖》。到此，中国西晋书法家陆机的真迹《平复帖》，在传世一千七百多年以后，终于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陆机《平复帖》（手机请横屏观看）
《平复帖》书写于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
《平复帖》对研究文字和书法演变等方面都有极高参考价值。从当年的“章草”到“今草”过渡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字与字之间的连带，而连带的关键就是要把章草书的横展笔势变为“纵引”，“纵引”的笔势符合右手握笔写字的习惯，适合流便简率的书写，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是草书发展的方向。《平复帖》上承汉简，下启今草，属于“章草”向“今草”过渡时期的产物，填补了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历史空白，起到了改变章草的取势而向今草迈进的历史价值。
《平复帖》用词极为简练，有些专家在研读《平复帖》释文后，竟得出——增一字多余，少一字不可的结论。可见《平复帖》也是一件文学和书法珠联璧合的佳作。《平复帖》释文的千古之谜，至今仍未完全打开，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平复帖》的准确诠释，揭开《平复帖》掩盖千年的神秘面纱。
七、钟表之宝——彩漆描金楼阁式自开门群仙祝寿御制钟
1601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以进献西洋奇器的名义，叩开了紫禁城森严的大门。他献上的两架自鸣钟赢得了明朝万历皇帝的欢心，他也如愿获得了在京居留权。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也曾向清朝顺治皇帝奉献了一架天体自鸣钟，除了报时外，它还能演示日月运行的状况。康熙皇帝对自鸣钟表更是情有独钟，认为它们比中国传统的计时器“刻漏”更好，不管白天黑夜、阴晴雨雪，它们都能准确报时：“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雍正时入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沙如玉还根据宫中夜间打更需要，融合中西方计时方式，发明了报更自鸣钟（更钟），而且宫里使用自鸣钟表的人更多了。《胤禛美人图》（也叫《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有一幅图里的仕女轻靠桌边，一边捻着念珠，一边悠闲地看着小猫嬉戏，轻松、惬意又有点小无聊。她身后几案上的时钟，仿佛在提醒时光的悄然流逝。
清宫造办处主要是为宫廷服务，于康熙时期设立，辖下设有数十个御用生产作坊，其中做钟处负责依照皇帝的旨意制作、修复和改造钟表等。做钟处在乾隆时期最为鼎盛，出品种类繁多，用途各有不同，如更钟、大型自鸣钟、迎手钟、冠架钟及风扇钟等。
据乾隆初年在做钟处工作的巴特尔·芬丁·夏里尔记述：18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他领导下的作坊,包括库房,有一百多名工人在工作。”
一批欧洲著名的钟匠师进入清宫,将欧洲各光进的剖钟技术带进宫廷,并投中国工匠,直接推动了清宫钟表技术的发展。他们结合皇室的具体要求,创造出造型独持的钟表。据记载从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做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清宫者达一百一十六件。直至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式微,制钟较少,其中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
清宫做钟处以制作用料貴重、富丽堂皇的御制钟闻名于世,对于西洋钟表师的工作,乾隆帝从各个方面进行参与和指导,从钟表式样的设计到制作所用的材料,都要经过他的修改和批准,甚至于某些细节都不放过。西洋钟表匠为了迎合乾隆帝的心意,为钟表增添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中国文化，其中彩漆描金楼阁式自开门群仁祝寿钟即为乾隆时期清宫做钟处設计制造的精品。
此钟宽102cm、厚72cm、高185cm,共有七套机械系统，分别控制走时、报时、景箱内的活动装置等。
造型分上下两层楼阁式，通体饰黑漆，底饰彩漆锚金花纹。双层均为金漆围栏、门楣及立柱描金双龙戏珠等装饰图案，钟体四周及底是绘彩漆描金的山水景物等纹饰。
下层楼阁正中为双针时钟，写有“乾隆年制”的钟盘上饰以造办处特有的黄色珐琅。左右分别是表演“海屋添筹”和“群仙祝寿”主题的布景箱。
上层楼阁有三个能关闭的门，每逢三、六、九、十二四个时辰，乐声奏起，三个门自动打开，随即有三个着装鲜艳的小人缓步而出，报完时刻，三人退入，三门又自动关闭。
随后下层钟盘两边开始表演“海屋添筹”和“八仙祝寿”。左边为峰峦叠幛，楼阁矗立，天际飞临一只仙鹤，口衔一筹；
右边幽静的山村里，手持宝物的八仙依次向一老者祝寿。此时钟乐齐呜，热闹非凡，天上人间，浑然一体，直到乐毕，一切活动终止。
清乾隆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为亭式钟，是西洋自鸣钟中的一个门类，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其钟壳仿照建筑中的亭阁，故称“亭式钟”。
八、织绣之宝——沈子蕃缂丝《梅鹊图》
由于北宋科举制度鼎盛，民间艺人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关于沈子蕃生平的记载很少。
沈子蕃，名孳，出生于1086年的定州孟庄，历经北宋哲宗、徽宗。1128年北宋灭亡后，转移到南方吴郡，当时四十二岁，在南方吴郡为了谋生，利用当地发达的丝线产业，开始了缂丝事业，收徒弟、传技艺，使南方的缂丝业蓬勃发展起来，沈子蕃在南宋历经高宗、孝宗，去世于1165年，享年七十九岁，至今定州还有他家祠堂和缂丝坊。
沈子蕃一生完成了几十件缂丝艺术品，有的未标作者，有的标有作者。标有名字的作品有五件，而且现有珍藏，分别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沈子蕃缂丝《梅鹊图》轴为故宫织绣的代表作品。图轴纵104cm，宽36cm.
图上老干梅花一株，枝头梅花初开，树干上栖两只羽毛丰满的寒鹊，一鹊回首张望，一鹊略有寒意地将头埋进翅膀下面。梅树苍劲、梅花怒放、竹叶随风摇曳、双鹊栖于树干，初春的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全幅色调以米黄色为地，青灰、普蓝主色花纹加石青构边。整体构图清晰简洁，色泽高雅古朴，除了运用结、掼、构等缂丝技法外，还发展了戗色技巧，开创了缂丝新工艺。
图下方缂有“子蕃制”、“沈氏”方印，玉池有“蕉林梁氏书画之印”、“果亲王府图书记”、乾隆帝御笔“乐意生香”，并钤有“乾隆宸翰”、“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石渠宝笈”、“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宜子孙”、“重华宫鉴藏宝”等印记，可见这幅作品在清皇室藏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图原藏清宫养心殿，现藏故宫博物院。
古人形容缂丝“承空观之如雕镂之像”。旧时刻丝著录所说的“通经断纬”，即指此意。其成品的花纹，正反两面如一。
苏州缂丝画也与杭州丝织画、永春纸织画、四川竹帘画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家织”。
2006年5月，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缂丝又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九、陶瓷之宝——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
明朝初期，朱元璋打败了各路将领，开辟了明朝。朱元璋是靠红巾军起义的，所以就大力推行红色王朝，所以当时釉里红瓷器是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但是这个颜色当时并不容易烧制出来，颜色总是不是很尽人意，不能做到真正的红色，总是有点灰白，而且失败率高。直到有次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鲜红土，才让景德镇烧制出来鲜艳的红色，使得这种颜色的陶瓷一度名声大噪，号称”以西红宝石为釉“。而且本来这种土就很少，要从海外带，那时候的交通运输也不是特别的发达，所以产量就特别少而且价格很高。
后来明朝实行海禁，鲜红土稀缺，所以几乎快要消失了。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这种号称“以西红宝石为釉”的瓷器就有多珍贵更不要说流传至今的了。
古代有句话叫“想要穷，烧郎红！”是说郎窑红特别珍贵，极少有人能烧出来，十窑九不，百窑难出一件。有些人终其一生也烧不出来，所以也就把家里搞得倾家荡产了。
清代康熙皇帝酷爱古代瓷器，尤其喜欢红釉瓷器。于是江西巡抚郎廷极奉康熙之命到景德镇主持御窑烧制，郎廷极试图烧制出失传数百年的祭红，当时烧窑工艺并不成熟，因此百窑难出一件。在当时景德镇御窑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复烧红釉瓷器，虽然没有成功，却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更为鲜亮的红釉瓷器，因此人们把这种瓷器以他的姓氏命名——郎窑红。虽然是仿制明朝时期的，但做工和品色也是非常精致的。但即使成功了，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民间其实倾家荡产也无法做到，所以造就了郎窑红的珍贵，以及它的收藏价值之高。因此间流传的还有一句叫“家有郎红，吃穿不愁”。
郎窑红瓷器可分为单层釉与双层釉。双层釉郎窑红瓷器无“脱口”的情况，单层釉郎窑红瓷器口沿露胎，于是出现“脱口”情况；又因为釉慢慢下流，器身出现“垂釉”现象，上半部分釉色浅，下半部釉色深；只要做工精细以及火候恰好，器身出现“郎不流”现象，垂釉通常不会过足。
清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高20.8厘米，口径6.1厘米，足径9.1厘米。瓶直口，长颈，垂腹，圈足外撇。足外墙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可穿系绳带。在容器上系带是对无梁、无系、无扳手的器物进行提拿的传统方法，拆卸容易而又非常实用，也可以使器物在摆放位置上固定，不致被损坏。该器通体施红釉，因釉质在高温烧造时垂流而使口部显露出白色胎体，底部红釉凝聚，釉色浓重。
外底施白釉并镌刻乾隆御制诗：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
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
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是空。
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祜德尤崇。
乾隆乙未仲春月御题。
郎窑是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江西省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的瓷器。其釉色以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最佳，宝石红又有“郎窑红”之称，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是中国名贵的传统红釉之一。郎窑红备受推崇，是清代皇室专用。
十、青铜之宝——酗亚方樽
商酗亚方樽，高45.5厘米，宽38厘米，口径33.6厘米×33.4厘米，重21.5千克。樽方形，侈口，肩上四角各饰一象首，象首间夹饰兽头，颈、腹、足均饰八条棱脊。兽面纹和夔纹是其主体纹饰，以雷纹作地。口内侧铸铭文两行九字：酗亚者巳以大子尊彞。
酗亚是当时一个氏族的名称，铭文大意是酗亚族祭祀诸位王后和太子的宝器。
酗亚方樽是采用分铸法浇铸而成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是商代晚期的物品，上面的铭文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甲骨文。原有完全相同的一对，另一件足部残损较重，现存台北市故宫博物院。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酗亚方樽，它是国内现存最完好的。原藏颐和园，1951年由国家文物局交给故宮博物院收藏。
樽是盛酒器，流行于商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方樽传世较少。传世的亚器有五十件上下，器型不一，有方簋、方樽、方罍、方爵和兕觥等，仅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十五件。七十年代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了几件带有亚铭文的青铜器，从挖掘的墓穴来看，规模都不小，其中一座还是有四个墓道的大墓。加上众多的带有亚铭记的器物，说明它们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大族。再从本器铭文看，能祭祀诸王后和太子的，也不会是一般的部族。此外，早年间苏埠屯还曾出土过一些“亚器”，也有学者就此推测苏埠屯是亚族的墓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