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耀州窑陶瓷烧制始于何时？不容置疑是唐代，有1400年历史。但是将眼界放宽，凝神静气，北望源远流长的漆水河，再思索这个疑问，或许会感叹到这片土地的烧制史远不止此。
这个感叹，站在谷底河畔很难得到。只有从远处眺望，才能由衷感慨，就像见到残阳西坠时映照在深沉山脊上的天际线。
正是这条天际线，我们才知道天地之宽大，陶瓷烧制之深远，并吸引着我们的思绪逆流而上，聆听浪花的声音，领略漆水沿岸的陶瓷故事。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两者有先后之别，人们约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唐代黄堡能够立窑制瓷，并不是突兀出现的事，而是有着循序渐进的历史脉络承接的。
一
自古以来，中国人将龙视为自己的始祖，将其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但龙不是一种真实的动物，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和想象中。这样一来，龙的形成史，便成了许多学者笔下的课题。那么，中国最早的龙之造型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极少有人知道：就是王益区王家河街道办事处。
王家河街道办事处位于区境西北部，坐落在川塬交错地带，漆水河的上游支流王家河（古称雷平川）穿境而过。
六七千年前，一群先民迁徙到今王家河河谷一带。他们身体强壮，毛发浓密，脸颊涂着颜料，身上穿着兽皮、围有树叶。在王家河岸边台地的前峁、柳沟、炭窠沟等处，挖掘地穴居住，生育繁衍。青壮男丁使用石矛和削尖的木棒狩猎，捕捉梅花鹿、野猪和山禽。妇孺儿童在河畔捕鱼捞蚌，在林中采集果实。经过世代繁衍，河畔逐渐形成了几个氏族。
若干年后，几个氏族汇聚成部落。在一位大眼睛、高鼻梁的女酋长带领下，先民们用石铲、石耜开垦土地，种植谷子和黍，用石镰、石刀收割农作物。他们还烧制红陶钵、灰陶瓮、浅腹盆来盛放食物、储存粮食，用尖底瓶提取饮水。个别陶器上刻有“又”形等符号，这些简单的划痕后来逐步演化为中华汉字的雏形。他们挖取山麓的煤玉，磨制成质地细腻坚韧黝黑发亮的圭，放置在高高祭坛上，用来召唤苍天神灵，护佑黎民众生。
一天黄昏，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王家河波光粼粼水面上，映出一道道绚丽光彩。一位名叫泷的青年人来到河边，掬水和泥，搓泥盘筑，制做陶器。他心灵手巧，很快制成了一件高约17㎝，口径14.2㎝的束颈鼓腹、双耳灰色陶罐。忽然，茂密芦苇深处发出“哗哗”的响声，警惕的泷拾起一块石头向里面掷去。一只五爪的金眼蜥蜴忽地从芦苇里一跃窜出，吐着红红长舌，扭动细长身躯，飞快地游过河面，窜上对岸密林，转眼消失在天边的暮霭中。
蜥蜴一连串敏捷游走跳跃的姿态，如同一位奇特的神灵，很诡谲，这让泷十分惊讶。他痴呆呆地望着河面，脑海里交替浮现着幻想：一会是祭祀时酋长庄严而神秘的表情，一会是蜥蜴腾云驾雾时矫捷的身躯……猛然间，他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奇思，用泥条捏出一个“人首龙”堆塑浮雕，粘附于器壁上侧。人首采用酋长的形象，有深深的眼睛，高耸的鼻梁。龙身如同蜥蜴，四肢扭曲，尾巴用力摆动，所饰方格纹如鳞甲。泷将陶罐交给酋长，酋长很满意，郑重地放置在祭坛上。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件能够达地通天的灵物。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省考古队来王家河的前峁遗址采集标本，无意间发现了这件陶罐，后来被学术界称为“贴塑壁虎纹夹沙红陶罐”。这件文物出土问世，为史书所描述的众多神话，提供了实物依据。
据先秦古籍记述，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女娲，都是人头蛇身。《山海经》说：“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屈原在《天问》一诗中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代王逸就此作的注释是：“女娲人头蛇身。”《昭明文选》中的《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曹植《女娲画赞》曰：“或云二皇，人首蛇形。”这里的“二皇”，指伏羲、女娲。《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上古传说中的许多神灵，也是人首龙身：《山海经》：“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山海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山海经》：“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
此外，还有古籍认为传说中的龙是蜥蜴的一种。如《淮南子·精神训》：“视龙犹蝘蜓”（蝘蜓就是石龙子科的蜥蜴）。王充《论衡·龙虚》：“龙，马蛇之类也”（马蛇是蜥蜴的别名）。《戎幕杂记》：“茅山龙池中，其龙如蜥蜴，而五色。”过去有些地方，甚至有捉蜥蜴来祈雨的习俗。
由此认为，王家河出土的这一件陶罐上的贴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首龙身”造型。它证明，远在六七千年前就出现了这种形象。贴塑中的人头，应是部落始祖的造像，龙是该部落的图腾。在这一意义上，人首龙身的性质和古代埃及帝王陵墓前的人面狮身像类似。
1971年，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出土了一件大型的碧玉C型龙。它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其形象被屡次刊载在各种媒体之中，已为人们熟知。但这条龙虽然有蛇躯，头却是野猪的。有学者认为，它是北方游牧民族崇祀的一种神灵，而不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也许，中华龙有不止一个源头，“人首龙”和“猪首龙”都是其中之一。但前者对后世影响之巨大，远非后者可以相比。这一点，用上面引用的历代文献就可以证明。所以说“人首龙”才是中国龙文化之主流，王家河出土的陶罐贴塑龙形象，才是真正的中华第一龙。
如今，“人首龙”陶罐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二
华夏大地似乎有“崖”的地方，就隐藏着种种不解之谜，譬如贵州关岭的“红崖天书”，重庆石柱“千座崖棺”，山东章丘“城子崖墓葬”，等等。上世纪70年代，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吕家崖出土了一件仰韶时期的彩陶瓶。它的造型和图案充满了神秘的古朴气息，散发着抽象艺术的魅力，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世界的思考和感受。
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六七千年前，清澈的漆水河流经今吕家崖时，地势豁然开朗，河水趋缓，山谷变宽，树木渐多，形成了一片人间福地。一群先民迁徙到此，挖掘洞穴居住，世代生育繁衍。
先民在林中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果腹。盛夏，山崖下攀缘树干而上的葫芦蔓，生出一串串青嫩色小葫芦。到了深秋时，变成了一溜溜金色的大葫芦。它们中间细，两头粗，线条优美，具有观赏性，令人喜爱。先民掏出里面的种子，做成盛水、盛食物的器具。当他们掌握烧制陶器的技能后，受此启发，便制作出了彩陶葫芦瓶。
有趣的是，先民们还将葫芦当成了一种灵物。葫芦有大量乳白色的种子，在古人眼里象征着“多子”。在原始社会里，食物匮乏，疾病肆虐，生存环境恶劣，使得人口增长率极低。但要保持一个家庭或部落的延续，把血脉和文化传承下去，就得子孙众多。多籽的葫芦，正好符合先民期望多子的心理要求。在《诗经大雅》中的叙事诗《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句，用“瓜瓞”(葫芦)绵绵不绝的繁衍，比作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历程。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又不断赋予葫芦新的寓意，民间传说认为，开天辟地的盘古、补天造人的女娲、推演八卦的伏羲等先祖，都是葫芦的化身，包括贞女孟姜女也是从熟透裂开的葫芦里诞生的。少数民族史诗《梅葛》亦说，汉、傣、彝、僳、藏、白等民族，都是从一个葫芦里走出来的亲兄弟。
初期的仰韶陶器鱼纹写实性很强，一眼就可以辨识，如我们所熟悉的西安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壁所绘人面闭目，鼻梁挺直，嘴巴两侧衔着两条大鱼，耳朵左右对应两尾小鱼，整个画面自然流畅，极富动感，构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人鱼合体图。这个阶段的鱼纹陶器都具有个性，每件绘画都有独特的表现和创意，展现出了自然状态下鱼类畅游于水的万种风情。后来，鱼纹的绘画从头部开始，继而鱼身、鱼鳍和尾部，不断地简化；也就是说写意表现手法逐渐取代了写实风格，越来越抽象化、几何化、拟人化，鱼的形象变得不易分辨。
从吕家崖彩陶葫芦瓶的制作和绘画风格来分析，应为仰韶史家类型，年代要晚于半坡类型。它的瓶面下部两侧所绘的半圆形，表现鱼唇的左右边界及两腮，主体图像两目上端有一眼睛似的造型，这实际是鱼的额头中心位置，头部往后变得窄起来，这显然是表示鱼身。那些奇怪的几何线条，如同人面的图形，其实画的是一条瞪目张腮的大头鱼正视图。
一个藤蔓上随风晃动的葫芦，一条清水中晃动尾鳍的鱼儿，被先民敬为氏族图腾所崇拜。他们将动植物这种强大的生育自然力，转化为对部族将来的期盼，并寄托在烧制和描绘好的葫芦瓶上。今日，当我们轻轻拨开笼罩其上的迷雾，不经意之间，窥到了中国文明史破晓时分的一束绚丽光芒，也触摸到了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千年屹立的根本。
溶溶月光下，远古的埙声，幽幽咽咽，时急时缓，悠长的音调飘荡在历史长河里从未间断，它似乎告诉今人，只有不断繁衍生息才有传承和未来。
三
古老的丝绸之路如缄默长者，深沉而讷言。它仰卧在绵亘万里的山川之中，静谧地遥望着日月更替，物换星移，从不主动叙述自己曾经横跨欧亚、连贯东西的历史；也不回顾络绎不绝的中外商贾、驿站里的胡旋舞曲、久久不息的驼队尘烟。但在这条由西汉张骞开拓的万里通途中，每当暴风揭开黄沙，揭露出的艳丽夺目陶瓷碎片时；抑或在某家博物馆里，展示出新出土的五彩缤纷的丝织品时，人们就会感悟到：丝路虽然无言，但它留存于世的陶瓷、丝绸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却是不朽的。
一个在熊熊的炉火中诞生，一个从银白的蚕茧里抽出，陶瓷、丝绸这两种中华文化的代表，同属一个根脉，分开两个枝叶，它们有共同的交叉、承载物吗？
漆水河畔矗立着一座古陶瓷遗址专题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一件彩绘茧形陶壶，它是陶瓷、丝绸两大文化的复合载体之一。该壶高约25㎝，腹径27㎝，地径9㎝，器皿上部敞口细颈，宽折沿，高圈足外撇，腹部形如横卧的蚕茧，壶外用朱红、褐、黄、白等彩绘勾勒出鲜亮的弦纹、流云或几何纹，犹如一匹华丽的丝绸锦缎在上敷缠，给人以古朴、庄重和鲜丽之感。
彩绘茧形陶壶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为秦国标志性器物。伴随着统一七国的战争而广泛东传，后来盛行于西汉，在东汉之后逐渐消失。茧形陶壶具有两种功能，首先是贮水容器。西北地区少雨干旱，河流稀少，秦人便制作陶壶储水，以备使用。再则有史料认为是侦听器，东周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秦国将士在茧形壶里注满水，置于地面。根据水纹的变化，判断敌军动向，随时准备迎战。随军携带的茧形壶必定是铜制的，陶壶放置在颠簸的战车和奔跑战马上，很容易碰撞破损。
古代先民在制作陶器时，时常将身边所熟悉的动植物描绘在器物表面，或者仿制其造型，茧形陶壶就属于后者。众所周知，地处黄土高原，深居内陆的秦人擅长牧马驾车，其实历史上他们也善于养蚕制丝。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蚕业起源的中心地带之一。在原始社会中，人们采集野蚕茧制丝。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者在甘肃临洮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几件绘有蚕纹的陶罐，它们可能是先民在桑林中采集野蚕茧的容器。相传在五千年前，北方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的妻子嫘祖，把野生蚕移入室内饲养，使其驯化，民众纷纷仿效。这是华夏养蚕业的开端，后人尊嫘祖为蚕神、丝织业始祖。1976年，从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出土了锦、绮、绢等质地的丝织物，印证了关中蚕桑事业发展之早和水平之高。
古代诗歌里流传的养蚕诗句，也证明了黄河流域植桑、养蚕风气的浓厚。如《诗经·大雅·瞻卬》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大意是：“妇女们既不担负劳役，怎能不从事蚕织？”可见当时养蚕缫织是妇女的主要农活。又如《诗经·卫风·氓》中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句大意是：“那个笑眯眯的汉子，抱着麻布来换生丝。哪里是真的来换丝，悄悄儿求我成好事。”这首诗侧面说明，远在西周时期，生丝和丝织品已在市场上开始物物交换了。
随着气候变化，耕种习惯的改变，现在渭北一带鲜有成规模的养蚕业。但是历史痕迹并未磨灭，《陕西民俗志》记载有旧时多条养蚕的谚语，例如：“养得一季蚕，可抵半年粮”“种得一亩桑，可免一家荒”“春蚕宜火，秋蚕宜风”“大麦发了黄，农家养蚕忙”等。
铜川位于关中北部，历史上也是种桑养蚕、织绣锦罗之地。清代康乾时期，在同官县令雷之采的主持下，在今印台区尧科村庙坡建起一座蚕姑庙，祭祀嫘祖，这是当地农业史上一件大事。当时西安府遣派两位通判作为代表，参加了筹建蚕姑庙事宜，以示对同官发展养蚕业的重视。
另外，据同官尧科村庙坡的清代《修蚕神庙碑记》记载：“蚕神庙由来久也，土人於……蚕桑厥复祭典寝”。证实当地曾建有蚕神庙，也证实当年桑蚕户众多，养蚕业有较大规模。同官县的养蚕业虽已成为历史，但时至今日，王益区、耀州区民间仍流传有“秦绣”技艺。妇女们在素纱的底料上，采取纳纱绣和穿罗绣两种针法，刺绣出“凤凰和鸣”“彩云福禄”等吉祥图案。秦绣大气质朴，图案艳丽，从中可以感受到古代关中丝绸生产之遗风。
西域漫道，残阳冷月，大漠孤烟，聆听苍凉的戈壁深处，隐隐约约传来铁蹄嘶鸣，刀戈铮铮声。沿途一座座饱经风雨的烽燧、城池，随着岁月流逝而湮没，如今只遗留荒凉的残垣断壁、茫茫碧草和点点野花。然而，丝绸之路上茧形陶壶所代表的陶瓷、丝绸等中华文明，早已传播世界各地，融入后裔血脉，它圆大腹部所盛储的信息和韵味，从历史的那端入梦而来，从未间断。
在上古神话中，世界上本来没有人。大神女娲嫌冷清孤寂，灵机一动，用泥土仿照自己的形象制做了“人”，进而创造了人类社会。又传说在几千年前，有一场雷电引起的森林火灾，将舜帝用泥土捏成的几个小杯子，烧成了陶器。
人与陶器共同作为来自泥土的奇迹和杰作，由此带来了无限生机与趣味。没有人类，地球就无蓬勃的朝气；如无陶器，人类将减少几许如意生活，也就没有后世似玉如冰的瓷器，更见不到釉色青翠、洁净素雅的耀州青瓷。